【热点新闻】（热播视频）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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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实验191次才成功 以身试毒弄坏肝脏

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揭晓,共有三位得奖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屠呦呦、爱尔兰的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屠呦呦昨晚通过看望者向外界发表获奖感言。她称，“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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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等媒体报道 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对于获奖，屠呦呦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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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新闻知道自己获诺奖　　10月6日16时，回忆一天前发生的事，屠呦呦表示，当时家里没人，没有接到诺奖委员会的电话，后来还是同事告诉她获奖的消息。因为是英文播报，同事略有迟疑，随后屠呦呦在电视新闻中最终确认了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
　　到了19点多，屠呦呦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诺奖委员会官方的电话才姗姗来迟。
　　85岁的屠呦呦告诉记者，自己当晚一夜未眠。
　　“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屠呦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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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荣誉”　　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屠呦呦还通过央视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她为此感到高兴，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屠呦呦还说，“这次获奖，说明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也不是捡来就可以用。”
　　在谈及青蒿素药物开发的过程时，屠呦呦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作用。
　　获奖的奖金会怎么使用？面对记者的问题，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开玩笑地说，“这点奖金还不够买北京的半个客厅吧？！太少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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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试验致肝中毒 每天一身酒精味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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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组长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试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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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安全，大家都愿意试毒”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试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试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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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有新激励机制让中医药有更多成果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试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卜鹏滨2002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药化学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据他回忆，那时候，尽管屠老师已经退休，身体也不太好，但在实验室经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

　　“屠老师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勉励我：小卜，科研的事业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要有一种执着坚持的精神。”
　　当年，同样年轻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正是凭着执着和坚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疟药物研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路。现在，掌声和鲜花都在向着这批代号“523”的人群聚拢。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时间，她却依然痴迷于此，未曾停歇。她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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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真的需要这个诺贝尔奖吗？




10月5日，中国人还在黄金周休假、朋友圈里开摄影展的时候，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却没有休假。在他们最新的获奖名单中，赫然有来自中国的85岁的屠呦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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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

　　屠呦呦获奖的消息，本身就是非常具有话题性的话题。这是因为，在她的身上，有太多吸引人眼球、又极易引发争议甚至是论战的标签。
　　比如，她长期研究“中药”，且又从传统典籍中发现了青蒿素的线索，而中西医之争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几乎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立场、关怀，甚至涉及到能不能愉快地做朋友；她的工作起源于1970年代，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又在40年后获得了世界的高度认可；她获的是诺贝尔奖，而这个又恰恰是中国人极度看重又极度焦虑的奖项，甚至莫言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依然不能平息这种焦虑；她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的同时，自己在国内也并非外界所想象的荣誉等身，甚至也不是院士；她的工作是集体的成果和功劳，但西方的授奖却只能授予一人……
　　看上去，每一个点都那么让人拿不准。事实上，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国际上仅次于诺贝尔奖、同时被视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围绕这些话题，国内的媒体就有过一轮报道和争论。在诺奖的桂冠终于被置于屠氏头顶之时，这些问题不会被自动掩埋，只会有更多被探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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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说起来讽刺，一项日后被应用于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研究，最初却是起源于战争。
　　1971年5月2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项被称为“523”的保密任务启动。这个项目当然是为了研究应对疟疾，而它的现实动力却是在越战的背景之下。陷于东南亚沼泽和雨林中的越军与美军，都深受疟疾的困扰。而当时的特效药奎宁，疟原虫却已有了抗药性。
　　同时，由于处于文革之中，当时的资深科学家都纷纷靠边站。当时年轻的屠呦呦，加入这个项目组时，身份不过是“助理研究员”。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项目组实验条件困难重重。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多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其中，屠呦呦所在的课题组，筛搜集了800多个可能抗疟的中药方；而同时进行的云南小组，则搜集、验方达到4300多个。
　　集体的协作过程、任务的结果导向，都和今天明确的项目分工、组织划配的科研方式不同。因此，在今天会看那段历史，要想从中区别出谁是首功、谁有专利，也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情。但国际上的共识是，屠呦呦首先提出了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方式，因此可以说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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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诺奖都是中国人热衷谈论的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用一本著作的名字而言，叫做“影响的焦虑”——和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力相比，在诺奖的领域，中国始终缺乏有说服力的重磅创造。即使是莫言的文学奖，也会被认为“文无第一”，所以争论依然，被认为不具可比性。
　　同样让人焦虑的，是类似鲁迅所言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式的疑问：中国人失掉创造力了吗？失掉想象力了吗？失掉贡献力了吗？
　　甚至，在屠呦呦获奖时，也会有类似的疑问产生：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科学家，居然连院士都不是？这样的人不是院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受到质疑的人可以是院士？我们的体制机制还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吗？
　　传统的科研、教育体制和今天已经非常不一样。就连诺贝尔奖的设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截然分野的医学和生理学，在诺贝尔奖设置之初也合在一起，被称为“生理学或医学奖”。西方的评奖机制也和中国的有很大不同。在强调个人优先发现的西方评奖和强调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面前，价值分野也是明显的。
　　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一个诺奖同样不能证明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无可挑剔——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成果。在新近的技术研发、基础理论方面，中国还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更值得人们焦虑的是现实问题：当下的中国，还有没有那么多学者像当年青蒿素的研究组一样，无论功名、不计报酬，只是为了纯粹的科研目的、而非项目或考核、经济或回报地进行工作？
　　这才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持续地产生出诺奖级别成果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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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

　　屠呦呦获奖，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国的科学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多年的石头落了地，中国的科研成果也终于获得了国际姗姗来迟的认可。这是对中国的认可，也是对人类事业的认可。
　　但其实，在岛叔私自的揣测里，对屠呦呦、和当年参加这项研究的众多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试想，如果你是扫地神僧般的功力，你还会在乎自己是否有东邪西毒中神通的名号么？
　　毕竟，和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比起来，无论是荣誉还是奖金，相形之下都可以被忽略不计。在中国，每年因为疟疾死去的人数已经降到了两位数，而在以往这个数字可能是数十万；在非洲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青蒿素同样被视为“神药”，甚至有新生儿的父母就把孩子以青蒿素的商品名命名。
和屠呦呦同时获奖的，还有两位外籍科学家，他们同样因为对蛔虫寄生虫的卓越研究而被表彰。正如2011年拉斯克奖颁奖礼上的评价一样，“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著名生物学家、北大教授饶毅也在评价屠呦呦时说，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谈论屠呦呦，不是为了争论谁的贡献更大，中药是否还有科学意义，中国人是不是配诺奖，而是感怀屠呦呦这一批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我们的事业，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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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朦胧~

~月朦胧~

向伟大滴令人敬仰滴屠呦呦致敬

追梦人玛丽

追梦人玛丽

国人的骄傲，呦呦

追梦人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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