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思考
我有几个朋友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我的朋友,是因为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我这个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游方郎中,常常会给他们一种“民间偏方”虽不敢说包治疑难杂症,起码也能有些益处。
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得没错。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直木为梁,糅木为轮。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究竟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所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曾经我的一些朋友这样问我,你如果搞学问如何?我哈哈大笑,我这种人如果搞学问,要么被学问搞死,要么搞死学问,这就是唯一的选择。大学期间,学习欧美文学的时候,从渊源,到流派,到沿革,到作品,我都能条理清晰地说出来。以至于大学毕业的前夕,我们欧美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专门找到我,希望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用他的话说,能专心学东西,安心做学问的人不多了,他认定我会成为这方面的“专才”。
最终我没成为这样的“专才”,而是乐不可支的回到了曾经推荐和培养我的工厂。于是,同学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谴责我“官迷心窍”,其实他们那里知道,我虽然在企业当了一个官,可是那种专门为别人染红顶戴花翎的日子我早就麻木了,而我本人早就对这种官场的是是非非,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看得厌倦不已。
一日和一群朋友喝酒,席间一个朋友的朋友据说是什么大学的中文系讲师,极其善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上古神话,到老庄,从孔孟到战国,从史记到通鉴,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端起一杯酒,二两半“道光二十五”,我对他说:“老弟果然好文采,但不知酒量如何,俗话说文人大都斗酒诗百篇,不知老弟如何?”他一脸愕然,我说:“这样吧,我们两人行个酒令,这酒令简单,那就是谁能完整的朗诵出来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琵琶行》,或者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谁就有权让对方喝下这杯酒如何?”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于是在朋友们的起哄声中,我一口气背出了《蜀道难》《岳阳楼记》《滕王阁序》。而那位老兄只能哭丧着脸,喝下了那杯酒。散了酒席,他特地把我拉到一边追问我,怎么会背这样的大块头古文,我哈哈一笑,告诉他:我曾经也是学中文的。我还告诉他,就是现在,我也依然能背出三百首唐诗中的绝大多数,于是我看到了他的愕然和困惑。
我有一群和讯的朋友,日前他们自发的做了一次有关思想出轨和婚外情的讨论,虽然看起来非常有些恶搞,但是,你一定会在笑过之后有一些思索。不想思索,或者是不会思索的人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因为你不思索,你就永远不会有你自己的主见,而一旦放弃了思索的权利,人更像是行尸走肉。
演员孙海英在一次作节目的时候,面对电视镜头大骂同性恋。其实老孙这就有点过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是人家的自己的事情,你不认同也就罢了,何必用道学家的面孔拍案而起呢?
我一直认为性伦理学者李银河算是一个挺有胆量的人,她的有关婚外性,换妻等很出格的观点和“学说”时至今日,还在被人们用一种宽容的方式讨论,至少证明了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们思索的环境已经宽松了许多,这是一个进步。
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都是被动的,都是被特定的环境制约的,都是被人家牵着鼻子的,而缺乏独立思考的人们,严格的意义上说必然缺乏独立的人格。近代中国,缺乏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所有的思想者都跳不出去那种思想的羁绊和枷锁。而现当代的中国,所谓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御用的工具或者是道具,在他们的干涩的思想之中,你看不到真实,甚至看不出他真实的思想,所以这种思考,会象便秘一样让人难受。
我无意宣扬自由的思考,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我当然愿意选择自由的思考。我所以喜欢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真实的思考,一种无拘无束的思考,一种豪放不羁的思考,所以,当你品位梭罗的每一行文字你都会感受睿智,感受深邃。还有蒙田的《雷蒙.塞邦赞》这样充满着智慧灵动的大作,如果不是一个独立的,放纵的思想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句名言:如果我是一支芦苇,那么我宁愿做一支有思想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