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一词贯穿了半部民国史,所以,民国儿童的成长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抗日色彩,且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组织与方式——国民政府致力于“童子军”;敌后根据地则广泛建立“抗日儿童团”。
国民政府所属“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在册人数约1.5万余人
“童子军”运动于20世纪初起源于英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内部分中、小学校已有采用。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对“童子军”运动实施中央统一领导,至1934年,教育部将“童子军”训练列为了初中必修科,每周三小时。自此,“童子军”教育进入全国所有中、小学校。① 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国童子军总章》的说法,是为了“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 抗日准备时期,“童子军”除常规的政治、侦查、服务、工艺训练外,所承担的最重要职责,是配合促成“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施。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本质,乃是一场“全民军训”,是抗战前夕相当重要的一次民众组织训练——对此,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② 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民众的,并不是直接的军事训练,而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规训,如禁止吸烟、禁止烫发等。如此,就不免招来民众的抵制与舆论的非议。由“童子军”出面来监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则成了一种缓冲的办法。正如曾担任“新运总干事”的黄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蒋先生在干预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来实施这项新的运动。当我接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军和学生们来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童子军们上街纠正行人的着装、掐掉行人的烟头、要求行人按交通规则走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装异服,是此一时期,相当常见的现象。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多数学校难以继续维持常规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据统计,至1941年10月,登记在册的“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共有127个,在前后方服务的童子军总数,达1.5万余人。淞沪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了2500余人,在后防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另有部分年纪较大之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其中17人为国捐躯。女童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国旗,则被当时的媒体誉为“童子军”的代表人物。④ 1941年全国在册“童子军”近14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的1.5万余人,多系其中较年长者,这些童军,“或奔驰运输,或忙于救护,或护送难民,或劝募捐输,或慰劳救济……负伤罹难,亦无所畏惧”。余者,则多参加如寒衣募捐、宣传劳军、收集铜铁等活动,亦为抗战尽其绵力。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