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华北军政两年,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听命中央,有效维护主权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宋哲元确表现出一些日方判断的“军阀特性”,截留税收,私自扩军,与中央颇有矛盾。但与身处边陲的军阀李宗仁、龙云、刘湘等不同,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还必须谨慎对待日本,毕竟日军就合法地在其辖区内活动。因此,为了自身生存,宋哲元的言行,给人一种“亲日反蒋”的错觉。 事实上,宋哲元一直坚守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政权”的原则,在用人行政上请示中央,对中央政令大体奉行。相反对日本,更多的只是敷衍。宋哲元主持的对日交涉,如其自谓,“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他处处虚与委蛇,没让日本占到什么实际便宜,让日本极为不满。1936年夏,长期代表宋哲元与日本交涉的萧振瀛辞职出国,原因就是他向日本开了太多“空头支票”,宋“觉得叫萧离开出国,可以缓冲一下”。④ 为对宋哲元施压,华北日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如强行借用南苑机场土地建立仓库,出动宪兵在北平街头任意捕人;同时制造舆论,一面发表《警告宋哲元》的报道,一面散布“二十九军即将南调”的谣言。⑤显然,之前日本对宋哲元的估计太过乐观,还是后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的对,“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 然而,宋的这种苦衷,被日本人压逼的同时,也很难得到国人的理解,舆论一致怀疑他要勾结日本,充当汉奸。国民党元老张继即向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投敌卖国,请中央惩办。之后张继还找到于右任,愤慨地说,宋哲元“甘心要做石敬瑭、张邦昌,而蒋先生硬说宋哲元不会真心和日本合作。” 在日本和舆论的各种压迫下,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负,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在1937年5月借探亲为由,暂避山东。行前,他又交代秦德纯:“ 一、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由此可知在华北对日交涉实属左右为难,稍不小心就会给日军开启战端的借口,或自己沦为汉奸。⑥ 今天来看,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年半时间里,宋哲元无疑是有功的。首先他将委员会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亲日人士王克敏、王揖唐等,皆有职无权。其次,镇压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自治运动”,解散“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等非法团体。第三,服从中央政令,顶住压力,拒签卖国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与《华北经济提携协定》,维护了华北主权。⑦ 宋哲元主持华北政局期间,最让人诟病的,是“七七事变”后,曾一度阻止中央军北上;稍后平津又迅速沦陷。但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蒋介石当时长期和、战不定,一度幻想用强硬宣言迫使日军让步,而批评宋哲元与日军和谈;但当得知日军大规模增援华北后,又回过头来表示愿意承认宋与日军达成的妥协条件,希望以此让平津局势缓和。宋哲元主持平津,理当为备战不周,导致平津迅速沦陷负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蒋的立场摇摆、战和不定,对宋的抗战立场和备战部署,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⑧总体而言,宋哲元有他军阀的一面,但其主持平津政局,就抗日而言,仍是功大于过。 1935年11月,土肥原贤二拉拢宋哲元不成,扶植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