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扩兵,带来了枪支短缺、部队素质、经费困顿等三大困难 部队迅速壮大,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首当其冲者,是武器匮乏。据任弼时披露,此番虽扩军至9万余人,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枪支太少了”,全军“共枪约两万余支,短枪二千零七十支,手枪四百支,手花机五百十四支,轻机枪五百二十挺,重机枪七十四挺。”这“约两万支”枪当中,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占去了“七千余支”,聂部的枪“是收集溃军的,比刘(伯承)、贺(龙)师较好”。据此,任弼时在报告中提出:要解决武器匮乏,须借鉴聂部的经验,“只有向外发展,主要向河北发展,河北民间有很多枪。”⑥ 事实上,此一时期,不独八路军枪支匮乏,国军同样如此。据军政部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先后经历淞沪、武汉等百万兵力级别的大会战后,国军部队减员近半,装备损耗亦巨,其中仅步枪一项,就损失了31.1万支。而同期国内兵工企业所生产的步枪,仅12.333 万支,加上同期向国外(比利时、捷克)所购买的6.1万支,远不足以弥补损耗。⑦ 迅速扩兵所带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部队素质的降低。按任弼时的说法,“(1937年)十二月前有许多不好的现象”,原因是“部队极大的分散”,“将军队政治干部及副职干部完全调出去做扩兵工作”, “只着重扩兵工作,忽视了部队本身工作”;军事干部则因1937年8-9月间的“运动战”伤亡很大,“现在连级多是长征后扩大来的战士”,“政治工作经验很差”。按舒同的说法,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极端薄弱”,以致“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的逃跑,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⑧ 第三大问题,是经费的紧张。据任弼时计算,部队扩张后,除去国民政府拨款、自身收入及可预计的外部援助,经费“大约尚差一半”。如何填补这个窟窿,是比扩军更致命的难题,任弼时特别强调:“如若筹粮,将引起摩擦”——“筹粮”,实际上是1937年10月总政治部布置扩军任务时,所指示的经费筹措手段。指示要求: “目前我军经济异常困难,……必须立即开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筹粮、筹款,方能解决这一困难。筹集办法如下:(甲)抓住我军胜利的消息及坚持华北抗战的宣传,到处组织募捐队募款、粮。(乙)已失地区则应直接向富有者筹粮筹款,但仍尽可能以劝募方式进行。(丙)没收汉奸财产粮食……(丁)在估计可能失掉的接近战争的区域,实行向富有者借款,各部队筹集的粮食,特别是没收的财物,可能时发一部给难民。”⑨ 上述指示,虽然富有策略性,但付诸实践后即发现,不但不足以解决经费的短缺,还造成了不必要的政治困扰。1938年4月,黄敬(冀中区党委书记)在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作报告称:“过去我们对于筹粮款方法非常紊乱,没有正规的办法,钱收得并不多,而引起许多不满。……过去合理负担等,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办法不统一,致使地主说我们是实行‘和平共产’,甚至春耕也不愿耕了,甚至少数有钱的人不是把钱埋起来,就是逃跑,这在政治上实在是一个损失。”彭真(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书记)也承认,“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规定正常的税收制度;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而说服工作又十分不够’,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⑩ 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抗击敌寇的实际力量,中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至于上述难题具体如何解决,解决得如何,且待《短史记》后续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