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叶怜花 于 2015-1-10 20:33 编辑
少时大人们的一句戏言，铸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还是我8岁时，无意中听到了父亲得意洋洋地对母亲炫耀，他的同事王二兴开玩笑说咱们俩做亲家吧，大女儿大了，已定了婆家，小女王暖，和你们家的李颢年龄相仿，就许给李颢吧。不过，你两个儿子，就让李颢就给我做儿子吧。父亲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成了亲家儿子也就是你的了。父亲炫耀时，我脸红了，但很想听下去，以后就傻傻地想那个叫王暖的女孩长得怎么样。父亲曾预测，那女孩肯定长得不会错，听说在她那里方圆左近都数得着。我听了心里就更想能见到她，和她一块玩。又想想，极不可能，不过是父亲满足虚荣心的随便一说罢了。但还总是抱着希望，心里不知反复判断了多少遍之后，就慢慢淡化、消失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被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在村口等了个正着。直觉告诉我，她就是那个叫王暖的姑娘。我的脸又莫名其妙地红了，心里直骂自己窝囊：你脸红什么？还是个学生干部呢，又不是没见过人，班里女孩子多的是，不照样和她们自自然然相处？骂归骂，可脸照样红，直觉得胳膊腿伸蜷都不是。农村孩子没有问“你好”的习惯，当时，也就是一句“你来了”。那姑娘好奇地直瞧我，好像瞧什么稀奇动物似的。我虽没有看她，可感觉得到。妈妈给我介绍说：“这是你暖姐。”我觉得，妈妈特别强调她是姐，比我大，心里觉得有几分失望。我的感觉没有错，她年龄比我大三岁，这三岁，事后成了决定我们俩命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暖姐就在我家住下了，她是父亲探家时带来的。我陆陆续续地明白了双方家长们的意思。我那二兴伯伯，把和我父亲说的话此事当了真，让我暖姐来，就是让我们相互认识、了解，增进感情，也让我全家人相一相。他十分自信，他的闺女保准相不掉。往更深处说，二兴伯伯是想让我当上门女婿。
暖姐的到来，在我们家搅起了一场复杂的思想观念的冲突，现实与传统，我们家对我的期望和她们家对我的期望，构成了一对对尖锐的矛盾。第一个反对这门亲事的是我爷爷。我是我们家族的长房长孙，从小我爷爷就给我灌输这一观念。爷爷说，过去的大家族，都是长房长子或长房长孙当家，叔叔们无论多少，都不能当家，不兴这。从这一要求出发，爷爷从不让我干那些灶房的活，如刷碗之类，说男子汉大老爷儿们，干烧火捣灶的事，丢人！我从小的待遇，就是桌上请饭。每逢奶奶让我刷碗，总要挨爷爷的骂。在我们那里，在爷爷的意识里，当上门女婿矮人远不止三分，总是那些饭不饱食、衣不暖身的人才干的。离我家三里远的李家村一上门女婿，成了全家、全村发泄不满的地方，谁都可以责骂他，连小孩也可以说他几句。而他，从来都不敢还一句嘴。其实，那人很实在，很本分，很肯干的。如果像爷爷说的长房长子去给人当上门女婿，那样全家都很丢份的。
爷爷的这一观念，很直接地批发给了父亲。父亲一辈子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说什么都不会让大儿子去给人当上门女婿的。不过，当不当上门女婿，父亲说还有回旋的余地，那就是不一定非要上门，将来等我有了孩子，把大孩子给丈人家也就是了。父亲说那叫长子归宗。也不一定非要让我的大孩子到他们家去，只要姓他们的姓也就是了。在当不当上门女婿这一问题上，父亲倒有他的主意。父亲所不能接受的，是暖姐比我大。父亲说，大一岁两岁倒还可以，大三岁，也太大了些。在这一点上，父亲那里简直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为什么大一岁两岁还可以，大三岁就不行呢？不是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吗？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父亲的心思。后来，我才知道燕妮比马克思还大四岁时，早已时过境迁了。
暖姐的到来，在全村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请想想，一个如花似玉仙女般的姑娘降临人间，在我们那个殊无新闻的小山村，是多么具有新闻价值，给人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多少话题。但有一点大家是具有高度共识的，那就是十里八村都找不来像“暖姐”模样的闺女。父亲成了人们恭维的对象，妈妈成了妇女们羡慕的对象，而我则成了同伴们妒忌的对象，成了同学们攻击的对象。
妒忌也好，攻击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暖姐我们则成了好朋友。暖姐闲着没事，又没人玩，我就成了她唯一的伙伴。我去割草，她也去割草；我去挑水，她就在后边跟着，成了我的影子。惹得一些婶子、嫂子们直开我们的玩笑，称我们是“小俩口儿”。这么一叫，我已经不红的脸就又红了。暖姐似乎是觉得好奇，不仅不脸红，反倒问我该叫人家什么称呼。我一告诉她，她再见面就亲亲热热地婶子、嫂子叫上了，叫得那些婶子、嫂子们一个个脸上开成了一朵花，反过来恭喜我，得了这么一个礼貌懂事乖巧的好媳妇。
她还常常问我一些学校的事。她所在的学校，没有我的学校正规，我说起学校的事，无论什么她都觉得新鲜。每天我放学回来，暖姐差不多都在我们村的路口等我。我也习惯了她每天在路口等我，回来看不到她等，倒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们都小，都贪玩，凡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我们俩都统统饶有兴趣地玩了个遍，玩遍了就再从头玩起。小孩子一玩起来，就什么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幸福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暖姐在我上学不在家时，回去了。我放学后来时，她常接我的路口空荡荡的廖无一人，我心里咯噔一下，也空荡荡的了。回到家，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没有见到她。奶奶还几次问我：你傻愣愣地找啥哩找？
我问奶奶：暖姐呢？奶奶随口答道：回去了。我问道：她家有啥事？咋就回去了？奶奶说：这儿又不是她家，她还能住着不走啊？奶奶平平淡淡地回答，没有了当初见到暖姐的那份惊喜和高兴，我感到很不妙。
晚上妈妈下工回来，我故意用很平淡的口吻问：暖姐走了？妈妈说，走了。又过了几天，我私下问妈妈：我和暖姐的事中不中？妈妈以家里人“都说不中”的回答代替了自己的态度。我说，原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人也来家里相过了，全村的人都是中，咋就又说不中了？妈妈说，她比你大，大三岁。我说，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大三岁咋就不中了？妈妈说，女的大一两岁还没啥，大三岁就有点大了，年轻时看不出来，等人老了就显得很不般配了。我说，看了一辈子都熟得不能再熟了，还有啥不般配的？我们娘俩搅缠了好一会儿，妈妈不耐烦了，说，您伯（就是我父亲）说不中，您爷也说不中，你要不服，你找您伯说去。本来我还指望说服妈妈，让妈妈再去说服父亲，妈妈这么一说，我就没话可说了。在父亲面前，他的话就是发给我的圣旨，我从来就没有忤逆的份儿，一犟嘴就会招来毫不客气的打骂。
看到我难过，妈妈劝解我说，你们现在都还小，你还在上学，等你长大了，等你上学上出来了，自己能当家了，你想娶谁都没人能管住你了，你现在就好好上学吧！
后来想想，妈妈的话也对，等我长大了，等我上学上出来了，我就自己能当自己的家了。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我期望自己长大。
后来，暖姐又来我们家一次，来去匆匆，家里人没有第一次来时的那种喜悦，暖姐也没有了第一次来时的那种轻松，见了我也没有上次那样的亲近，上午来下午走，好像走程序似的公事公办，我感觉就像一场毫无悬念的告别。没想到居然真的成了告别，一告别就是50多年，半个多世纪，告别就没有再见。
三年灾害后的1963年，我考上了离家20多里的县立四中方山中学。开始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行，还允许农家搞点小自由，父亲用退职金给爷爷买的驴子还能跑短途运输，往出钧瓷的神垕镇驮卖煤，爷爷和家里都还有点活便钱。后来抓阶级斗争，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短途运输这样的小自由就被停止了，我家的毛驴也卖掉了。毛驴的价钱自然不高，卖毛驴的钱很快爷爷就花光了。当时我们家算是大户了，父亲兄弟三人虽都已成家，但一直都在一口锅里吃饭。这是爷爷的荣耀，也是父亲的荣耀和希望，在乡亲们面前特有面子。但没有钱滋润的家庭矛盾很快就出来了，结局就是分家。父亲一封家书告诉了我这一结局，说我们家分得了几十斤粮食、一口锅一口水缸几个碗，真可谓一穷二白了。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鼓励我努力学习，一定要争口气。
看着信，我的心就巴凉巴凉的。父亲已经在生病，天天都要吃药，药钱都已在欠着，我上学的学费着落何方啊？我还能上学吗？
周末回家去背下周的干粮时，妈妈告诉我，父亲生病后，不能为家里当牛做马了，还到处背下药钱，是分家的主要理由。我上学费用大，不能为家里挣工分，也是分家的一个理由。我上学的费用会有多大啊？平常不过就是作业本钱、墨水钱，一天二分钱的菜钱啊？这也能成为一个理由？家里空荡荡的，异姓的张家五伯说一口锅怎么做饭呢？就给送来了一口菜锅。父亲说，不管家里有多难，也一定会供应我们弟兄俩上学。我好像猛地懂事了，深切地理解了俗话说的“一分家三年不自己”的道理，开始明白所谓的亲情在金钱面前是多么的一文不值。
周日下午上学去时，我身上没带一分钱。下一周，连一分钱的菜都没钱吃了，只能吃盐水泡馍了。
我们年级有两个班，囊括了全县三分之一面积的学生。我所在的班是一班，到校后同学们告诉我说，二班有几个同学都在打听我，让我去问问是咋回事。原来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我都没在意。有几个人都在打听，感觉真有什么事了。二班好多同学都不熟悉，知道二班的班长叫杨发臣，我就去问发臣了。发臣说，好像是有人在打听你，我给你问问。
发臣很有威信，接着就有水池、洪涛等几个后来成为好友的同学陆续找到了我，告诉我一个内容相同、他们感到惊奇、而令我震惊、震撼的消息。
他们说，每次周六回去背干粮，都会在冯湾村村口遇到一个自称姓王的中年妇女，截住他们询问：你们是方山中学的学生吧，你们认识一个南乡陈庄的学生李颢吗？他家离你们学校远，你们能不能给我打听打听，给他捎个信，就说他二兴伯让他星期天别回家背干粮了，就来二兴伯家里带下星期的干粮吧，二兴伯家啥都有，想带干粮了就让他二兴母给他准备，想带面了家里也有面，想带多些，就让他二兴伯给他送到学校去。水池、洪涛他们那一路的同学，几乎都被截住过，都被委托过。
等到他们星期天下午来学校时，还是那个中年妇女，还会在路口等着他们，询问他们同样的内容，再次委托他们打听我，捎信给我。
几个月了，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遇到这个中年妇女。
水池、洪涛他们问我：你们亲戚吧，啥亲戚啊？说是亲戚吧又不像，是亲戚咋不来学校找你呢？她家离学校也不远啊，也就五七里路远嘛。我们还说带她来学校呢，但她却只是光让我们捎信也不来学校。你说说这是咋回事啊？
伯和母，是我们那里对比父母年长的男女长辈的通行称呼。不是本家不是近门，伯和母前面总还带上男性长辈的名字。
随后，我们家的一些情况，二兴母还陆续在问询和委托时告诉了水池、洪涛他们。比如我父亲一直有病，我们家分家了，分家时只分了几十斤粮食一口锅一个缸什么的。二兴母说，一家几口人，几十斤粮食咋吃啊？你们就让李颢来俺家吧！还一个劲儿地问水池、洪涛他们，给我捎信没有。
水池、洪涛他们告诉她，绝对是捎信了，也捎到信了。二兴母就不解地自言自语地说，信捎到了，人咋还不来呢？
水池、洪涛他们非常诚恳地劝说我：我们跟你说几次了，你咋不去呢？你就跟着我们去吧！现在我们都怕了她了，怕见到她。远远地一看到她站在路口，我们就绕个弯绕过她才上路走。
我对水池、洪涛他们说，我父亲病了，干不成活，连水都挑不动，母亲小脚挑不成水，弟弟年纪小也挑不动，星期天我必须把家里的水缸给挑满了，差不多够用一星期了才行。
我说的是实情。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星期天在家，我有时还得去请医生。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把全家一周吃的水用的水，都要挑到家。我们那里是伏牛山余脉，干旱少雨，全村人吃水用水都要从一口深井中搅动辘轳提上来，用木桶挑回家。木桶井水浸湿后沉甸甸的，加上桶里的水，一挑水有百来斤重，我挑着都非常吃力，母亲根本就挑不动。我们家的缸不大，只能着三桶水，而我们家还养着一头猪，全家一周至少要用三挑水。我挑满水缸后，还要再继续挑，把锅里。盆里都装的满满的。如果还不够，就得妈妈去挑了。她把一桶水分开，颤颤巍巍地把两个半桶水挑回去。有几次我周六回到家看到妈妈颤颤巍巍的身影，心尖就痛。
水池、洪涛他们认同了也肯定了我的说法，安慰我说，再见到你二兴母了就把这些情况都告诉她。他们安慰我时，我心里却像夏天的山洪突然遇堵似的激荡着，那原因就是无法说出口的深层的原因，我心里上那道越不过的坎儿。
我家太穷了，我对家庭的责任太重了。
二兴伯家那里临着方山河，河边有水浇地，还有丰茂的菜园。暖姐上边还有一个姐姐，二兴伯在煤矿时是个电工，国民经济调整，煤矿大下放回家后是大队的电工，全家四口人都能干活挣工分，全家生活在当时的农村还是比较富足的。而我家呢？父亲生病陆陆续续欠下了3000多元的药债，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我常常就想，这3000多块钱，恐怕要等到我工作后能挣钱了才能还清。我们两家的经济状况悬殊太大了。
如果我去暖姐家了，她们家肯定会对我非常好，肯定会供应我上学的，人家对我有这样的恩情，我就只能做人家的女婿了，将来她的父母肯定也要由我们来赡养了。做上门女婿倒不怕，我只要上学上出来参加工作了，就不会住在她们家了。赡养她的父母更没问题，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一个女婿半个儿？问题是我家庭怎么办？当时，我对父亲的身体非常悲观，认为就是治好了也不能再干重活了，全家就只靠妈妈一个人吗？妈妈一个人又怎能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当我成年后我开始认识到，依我当时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我对社会对家庭的未来对生活的未来的担心和忧虑，很不全面，太过悲观。但我当时不知把这些很不全面的思考，在心里翻转了多少遍，越翻转心理上的那道坎儿就越迈不过去。
我也一次次地想象着二兴母在路口等待我同学的情景，愈发感动、感激。二兴母把我的父母也感动了，父亲难得地让妈妈对我说：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吧。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是下决心让我去当上门女婿了，他对自己的病也决不乐观。我问妈妈：我星期天要是不回来，谁给家里挑水啊？妈妈迟疑地说：我挑不动多还挑不动少？我说：那怎么行，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还是每星期都回来挑水吧。
那两年，是我们家非常灰暗的时期，也是我学生生涯中最灰暗的时期。父亲有病，挣工分就少，我们家成了生产队里第一缺粮户，全家人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维持。到了春上，我还要乘夜色背个口袋到父亲的朋友家去借红薯干。我在学校的干粮，也由杂面变成了红薯面。平常心里总是惦念着家里的情况，精神恍恍惚惚，坚决地辞去了班干部。辞去班干部，引起独眼班主任的极大不满，几乎每天的晚自习结束时，他都要开班会，以我为主要对象，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连带着敲打班上不能让他满意的人和事，都会在黑板上用他那难看的板书写下“同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当初，因为他常常一锅煮，听着是我，又好像不是我，我还没有太当回事。但班会时不少同学把眼光集中到我，看我时异样的眼光，让我感到大为不妙。我询问每周都一路回家一路上学的小学同学章宽，怎么老师说的好像是我啊？章宽很不屑地说：都知道是你，你还觉得不是你啊？这层纸一旦被捅破，我的心就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双腿一下子变得异常沉重。我在极端的痛苦地思索中开始明白，是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老师的批判啊！
我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最严重时走几步路就得扶着校园里的小槐树定省一会儿，最后一个人挨进教室。学习成绩和在班上在年级的排名，也在逐渐下降。
冯湾的二兴母还在接连不断地捎口信来，还是那个让我到她家的唯一主题。水池他们说，二兴母虽然不像原来那样在路口堵他们了，但只要看到有学生路过，还是会快步赶过来，不厌其烦地央求他们给我捎信。水池他们一个个都感动得一塌糊涂的，一次次地劝我还是去一趟，了结人家的一番心意。
我对水池他们说：我现在这个病歪歪的鬼样子，连自己都烦的不得了，怎么好意思上门呢？
后来听妈妈说，二兴伯以看望我父亲的病为名，几次来过我们家，自然又说起让我去他们背干粮的事，父亲以不好勉强我为理由拒绝了。二兴伯叹息一声说：孩子可能想得远吧，想将来到城里去上学，找个顺眼的女学生。父亲说，孩子还小着呢。二兴伯感叹着说，现在让暖再上学吧，可年龄大别家孩子一大截，也不好意思再上了。女孩子早晚都要嫁人，不上学就得早点给说个婆家，方圆周围也说过不少，不是大人不中意，就是闺女不中意。父亲说，孩子年龄都还不大，等几年也不迟。二兴伯意兴阑珊地流着泪地说，暖这闺女恐怕是没那好命啊！妈妈说，二兴伯走时还流着泪。
我很不解二兴伯为什么会流泪。当我成为人父后，才开始明白。当我的孩子成年后，更加深了理解。
当时我问妈妈，是不是俺伯同意这门亲事了？妈妈说，你爷你伯还是都不愿意。
我默然了，知道这件事彻底黄了。那五七里路的距离，我一生都难以逾越难以拉近。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治好自己的神经衰弱，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一定要考上高中，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反抗父亲的安排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一定要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当命运的侏儒。
初三时，我趁省巡回医疗队下乡，天亮时赶完十多里山路到医疗队所在的驻地排队看病，取药后立即赶回家里挑水，终于治好了我的神经衰弱症。我奋起追赶，最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毕业考试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运动结束后，我的身份从老三届变成了回乡知青。幸运的是被推荐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大学毕业后，“哪来哪去”回到县里工作。父亲说，暖姐后来嫁给城关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孩子都有了，问我去不去看看暖姐。我回答说，当初二兴母那样等待都没有去，现在去看人家还有什么意思？父亲不说话了。城关的条件好，想来暖姐应该过得还不错，倒是很想去看望二兴伯和二兴母。但工作、调动、调动、工作，终究也没能如愿成行。
父亲去世前，曾对我说，二兴伯和二兴母都已经去世了。二兴母终其一生也没有见过我，我也只能一生想象一位慈母站在路边等待的焦灼。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也算其中之一吧。
那五七里路的距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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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5-1-10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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