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我的根 [复制链接]

云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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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4 22:1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锦瑟于 2014-5-24 22:32 编辑

　　 我的故乡我的根
　　
　　
　　我的故乡是禹州，因大禹受封于此而得名。禹州城的标志就是矗立南关的大禹塑像，虽然大禹塑像是随着城市建设和根文化的兴盛而树立，但大禹的形象早已深深地钤印在每一个禹州人的心中，成为禹州人遗传的密码和印记。
　　我从小就生活在庄严的典籍记载、世俗化的神话传说和随处可见的历史遗存浸漫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真实而又虚幻，抬眼就看得到而又难以置信。
　　前三皇的黄帝、后五帝的大禹，禹州域名的缘由，县城的标志性建筑古钧台，古钧台砖雕的对联——“得名始于夏～怀古几登台”，距离古钧台不远的另一标志性遗存禹王锁蛟井，禹王锁蛟井神奇的传说，县城西部因少康中兴而得名的康城，不断发掘的上古、远古的考古成果，伴随着我成长的年轮，增添着我对故乡的关注，也促使我不断地思考着追寻着我的根脉。
　　长大后我从长辈的口中，慢慢地理清了家族迁徙的大概。我的家族是从山西老槐树下迁徙而来的，屈指算来，也不过二十多代300多年。一个巨大的问号一直在我脑海里晃动着：我是中原的客家人吗？先祖为什么选择了这一片贫瘠的山区，让我们这样世代饱受困苦的煎熬？我经磨历劫的人生难道是上天的安排？人生真的要“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那么，天将降何大任于斯人呢？
　　几年前回禹州公干，任文化局长的朋友邀我去看博物馆。一列列的碑刻、石刻堆放在露天里，任凭风雨的斑驳，每一件都在印证禹州的历史和传说，但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瓦店遗址的发掘。言及此，博物馆馆长的眼睛一下子闪亮了——这是北中国年代最为久远、遗址面积最大的考古发现啊！他介绍说，专家学者一直对禹州是大禹开创的中华第一都城存疑，历史的记载是“禹都阳城”，而阳城不在禹州在登封，在登封却一直没有发掘可称为都城的遗址，就凭瓦店遗址的年代和面积，禹州就无愧于华夏第一都之称。
　　馆长的介绍同样也闪亮了我的眼睛，但我还不能公开地引用这一惊人的考古发现，因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对家乡的关爱之情无论怎么强烈，也不能代替专家学者缜密的鉴别与认同，而只能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关爱才会更踏实。
　　接着，又一惊人的发现在网上流传。禹州一位青年摄影家用二十年的时间用自己的镜头，在具茨山上发见和记录了中原地区罕有的岩画和石刻，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兴趣和关注。
　　瓦店遗址随着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而重新进入国家的研究范围，印证着夏禹的传说和记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处不有、遍布禹州全境的30多处与黄帝和大禹有关的遗址，也佐证着禹州华夏第一都的历史记载。夏代从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的迷茫中中挣脱出来，清晰地站立在人们面前。夏禹封国于禹州，夏朝立国于禹州，禹之子夏启继位于禹州，启之子太康失国于禹州，太康之子少康中兴于禹州，夏桀囚汤于禹州，夏代的历史就镌刻在禹州大地上，密藏于各处的遗址中。作为国家对夏商断代工程的肯定，禹州获得了“大禹文化之乡”的称号。
　　具茨山的岩画和石刻具有了国家级专家权威的解读，这些神秘符号在专家的眼中是那么的活泛、生动，它们代表的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和最早的星象记录，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三皇历代天文观测证据，它们所代表的石刻地图、河道图谱、石雕水利模型，表现了史前某一特定时期，先民对于生存环境里水流的基本态势。河流格局的描述，是在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自然环境变迁之后，通过人类努力处置和顺应了河流水系之后，对于自然环境和水利科技所做的时代概括和描述，也是中州先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成果的历史里程碑。大禹之前数百年数千年的灾害、洪荒时期及抗争自然环境的“史迹”就在这星星点点的岩画和石刻中。
　　瓦店遗址的发掘，唤醒和激活了我小时候清晰而又模糊的记忆，那些地名，那些神话，那些传说，把现实和历史有机地连结起来，穿越了历史的时空隧道，活跃在我的心中，让我重新打量我的故乡的一切一切，关注学界对禹州历史的解读。
　　新的考古发现，对传统的历史结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学者们犀利的历史眼光，透过历史的斑驳，从人们熟悉的历史记载和掌故中，以人们熟悉的历史记载和掌故，发见了那个怒折不周山的共工，就是被歪曲被涂抹的大禹的父亲鲧。
　　共工和鲧的历史地位和人生经历几乎完全一致，其罪名和命运也那么一致，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都是与颛顼、祝融部落有过矛盾——祝融本是颛顼之后，乃至被杀的悲剧英雄；其结局也相同，化为黄熊入于羽渊——鲧的部落乃夏部落，是黄帝有熊氏的后代；两人都有一个平治九州的儿子，在当时能有几个九州呢？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在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的分记而已，因对其治水的不同立场而形成判然迥异的记载。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
　　其实，鲧乃共工的联音或者急读而已。在我的家乡，类似的联音和急读至今还司空见惯，一个不叫一个而叫哟“yuo”；这个不叫这个而叫“zhuo”；那个不叫那个而叫“nuo”；就是被历史学家所熟知的具茨山，恐怕也不为当地人所知，当地人叫作“jue”山。联音和急读好像就是古代的传统和习惯，就像突厥被叫作土耳其一样。我家乡的这些联音或者急读还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全都是入声，全都是和广东客家话一样的喉音，带着黄淮河的流韵，带着历史的遗风。语音其实也是历史的活化石，破解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俗称的念转的语音，也许就是一个字一个词原来的本音，只不过被普通话的格式化忽略了。
　　当历史被重新解读时，覆盖于历史人物身上的冤枉服饰就被一层层地揭去，历史的真相给了历史人物新的结论。所谓鲧这样的悲剧英雄，不是死于失败，而是死于政治谋杀，他巨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功绩妨碍了尧要传位于女婿舜所有意制造的政治童话和历史进程，其人生悲剧其实就是华夏历史令人扼腕的悲剧，可谓华夏民族历史第一起政治冤案。
　　后世把对鲧治水失败归结为一个堵字，把禹治水胜利归结为一个疏字，实在是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化了，把复杂的政治因素给简化了。鲧创造了一种创举意义的治水之法，加高河道的堤防，加高人民居住地即建筑避水台，这一办法至今仍为治理大江大河的基本方法。别说人定胜天，即使现代科学昌明、时代进步，人定胜天水亦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黄河是由北向南移动的，一座逶迤而下的邙山阻挡了黄河南下的脚步，而定格于历史的视野。明清以降，为保京城不受黄河的侵扰，在黄河北筑起了一道巨龙般的防洪堤坝，堤坝区域一座座的避水台，连结着滞洪区内座座村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庇护着华夏世世代代的子孙们。一座避水台，凝聚着具有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巨大智慧，昭示着华夏民族远古文明的光辉。
　　这一智慧还在延续和扩展。
　　在历史记载中，鲧是中华民族的城市之祖。且不说城市为人类考察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且不说城市对繁荣经济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在远古生产力低下、“滔滔洪水，无所止极”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在防水、抗水作为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时，筑城就意味着筑起了一道一地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长城，大大增加了免受洪水侵害的保险系数。那道用黄土夯成的城墙，是一方百姓时代之福，是中华民族世代之幸，这是民族智慧的再次彰显，这是远古抗水英雄的杰作。
　　这些避水台和城墙，应该首先出现在夏鲧部落所在的颍河之畔即淮河流域，继而推广之黄河流域的洛河、卫河之畔，淮河上游、黄河中游地区的百姓享受着夏鲧智慧的福祉和安康。汛期已到，这些中上游地域的洪水绕过华夏部落的智慧城磊，一泻千里直至豫鲁接壤的广大中原，滔滔洪水，滚滚浊浪，冲击着中原祝融部落拒绝文明智慧之光的失误，也冲击着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祝融部落奋起抗争了，其抗争不是接收文明智慧之光的照耀，而是发动战争，迫使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帝尧采取使他们满意的措施。尧在当今禹州城南的羽山画地为牢，囚禁了鲧，杀死了鲧。
　　如此的以身殉职对于一位深受信任和爱戴的治水英雄至于吗？公平吗？中华民族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就愤愤不平向上苍发出了质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鲧治水九载，治理川谷也颇见功劳，帝尧为何要对他施以殛刑呢？
　　帝尧在召集部落长推荐他的接班人时，部落长们首先推荐了帝尧的儿子丹朱，推荐的理由是丹朱“开明”，但立即被帝尧态度鲜明地否定了——“不用”，否定的理由是丹朱太喜欢辨明是非了。第二个人选就是鲧，因为鲧善于团结号召民众干成大事，也被帝尧坚决否定了——“不可”，其理由是鲧太善于宣传，做事出人意料，“似恭漫天”，看起来很恭敬但实际却欺骗上天。“似恭漫天”之说颇具丰富的潜台词：对上天尚且不敬，能尊重我这个天子吗？
　　当其时，“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抗水、治水依然是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啊，派人治水呢？“皆曰鲧可”，但帝尧仍然不同意，很怪的理由—他这个人不听话，在族里的名声很不好。不是适合不适合，而是看其听话不听话，即是不是服从、顺从，是不是政治上保持一致！被儒家美化了几千年的帝尧，和后世那些昏君用人的标准竟如此一致？！可治水需要的是才干啊，当时实在没有比鲧更有才能更合适的人选了，《夏本纪》说“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帝尧不得以而答应，鲧闪亮登场了。
　　古之“贤”字，既有品德优秀、顾全大局、远见卓识之意，亦有能力强、德望高而人不能及之意，“皆曰鲧可”即最有力的证明。
　　于是，有了保一方平安的避水台；
　　于是，避水台逐渐完善于城市；
　　于是，有了祝融部落的武力抗争。
　　为什么不学习上游成功的经验，也为民众筑起防水的避水台和城市呢？建筑避水台和城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祝融部落难道充耳不闻、无动于衷？难道避水台和城市建造之初，祝融部落就没有任何反映？难道以帝尧之“英明”，部落的反映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难道抗争非要动用武力吗？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不可高估当时的生产力，但绝对不能低估当时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其实是，祝融部落的武力表达，给帝尧扫除帝位接班人障碍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以鲧的能力、资历和威信，应当是帝位的最合适的人选。但按照辈分，鲧却是帝尧的叔叔，加之鲧不和帝尧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鲧所有的优势都变成了接任帝位的劣势，成为帝位接班人的巨大障碍。虽然帝尧已经否定了他，但他那样善于宣传群众，做事又出人意料，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三皇时代，父传子已是惯例。五帝时代的禅让，亦有一代约定俗成的程序，接任者亦须礼让客气一番。帝尧当初否定丹朱，也许就是一种替儿子客气而已，太喜欢辨明是非，并非什么毛病啊？但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就那么轻松地被彻底否定了。无可否认的是，帝位的推举与否定理所当然地关系着牵涉到部族的利益。儿子接班不成，退而求其次，帝尧选择了可以作女婿的舜。
　　经过一番政治运作，黄帝的第八代传人、黄帝次子昌意的七世子孙、连续5代皆为平民百姓但具有高贵血统的舜出现在人们面前，帝尧用联姻的方法，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一股脑儿赐予舜为妻，还说什么这是为了考验舜。鲧依然坚持着自己不和帝尧保持思想上政治上一致的立场，试图说服帝尧取消这一决定，结果可想而知，惹得帝尧大光其火，也顾不得维护自己温和宽容的道德形象，断然下手，“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于是，舜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家的最高殿堂，“用事”二十年，代天子摄政8年，尧亡舜继，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出被儒家称之为理想社会的政治秀完成了。那个为治水奔波9年的英雄，那个被祝融部落误称为共工者，那个极力推荐鲧的欢兜，同时进入了罪人的另册，被历史咒骂着，一直骂了4000多年。一切历史都是统治者胜利的记录，成王败寇是历史铁的规律。
　　屈原在《离骚》中说：“鲧直以亡身兮，终夭乎羽之野。”性情耿直是他的错吗？难道可因言获罪而致死吗？
　　一位普洛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
　　一也有鲧被舜杀死的记载。《尚书》让我们看到了帝舜政治的恐怖和血腥：“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上演了受禅的大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持不同政见者。
　　中国历史的地名并非全是当今地名，据史学大师和历史地理大师的考证，成为成语崇山峻岭的崇山，即如今之中岳嵩山，三危就是伊河洛河源头的白云山，羽山至今仍然被我的故乡人叫做羽山，幽州大致也应该在不远的地方。对4个历史“罪人”的处理也是耐人寻味的。夏鲧对帝位的威胁最大，一杀了之，永绝后患；欢兜是鲧忠实的推荐者，放逐于大山凉快去吧；数次叛乱的三苗其实最该杀，但杀之无益，还有可能激起苗人更激烈的反抗，必须挖断他们反抗的土壤，迁徙至穷山恶水为良——白云山的开发，仅仅是近几年的事，山水旅游的热潮看重了这片古色古香的山水。这些个充满恐怖的地方，理应距离帝舜的都城都不会太远，太远就会失去有效的控制，有鞭长莫及之危。一系列的铁腕处理，显示了帝舜绝对是个“狠角色”，我家乡话说绝不是个“瓤茬儿”。
　　史载尧晚年失德，舜接过了尧的帝位，也接过了帝国的烂摊子。在帝国体制尚未有后世可完全掌控全国的情势下，最高帝位也往往会受控于政绩的大小优劣。洪水泛滥经年，一片汪洋泽国，人民几为鱼鳖，洪水的治理既是稳定天下的筹码，也是祸乱天下的渊源。大禹在帝尧时曾被“举”而未用，很坐了几年冷板凳，现在倒是可作为“可美帝功”的政治棋子起用了，四方部落的推荐也同时给帝舜和大禹提供了机遇，大禹坐在了总理国事的位置上，开始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艰苦历程。
　　治国必先安澜，“平水土”成为大禹终生的历史责任。怀抱血海深仇，牢记父亲因治水不成而被诛杀的教训，司马迁《史记》中记录着大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勤俭勤勉的历史形象——“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攆；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九”者极数也，概言大禹之足迹遍布九州四方，居然不能回家温叙天伦亲情，好辛苦的十三年啊！
　　背着丈量用的准绳，带着计算用的规矩，成年累月地奔波于山川原野，辗转于河流丘壑，这是一种何等高尚而又空前绝后的领袖形象啊！
　　十三年辛劳不寻常，终于换来了“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四方朝贡，诸侯臣服，“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天下于是太平治”。天下者众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大禹以功以德而服天下，接任帝位，已是顺理成章。
　　《史记》的记载中没有疏导的字样，但“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不就是导流归海吗？可以想象，大禹决不会摈弃鲧加固堤防、建筑避水台和建设城市的成功经验，洪水按照华夏民族的意志流入了大海，又有了稳固的堤防，有了避水台，有了城市，民众怎么会不定，各部落怎么会不治呢，天下怎么会不太平呢？大禹在开通水道，疏导洪水时，一定会在祝融部落群居之地引导民众加固堤防、建筑避水台、建设城市，现如今遍布黄河滩区、滞洪区的避水台和一座座城市，不就是大禹推广之功吗？不就是夏部落文明的传承和体现吗？加固堤防和疏导河流，再加上避水台和城市，形成了完整的治水思路，治水和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双翼。如果说建筑避水台构筑堤坝是生存之法，建设城市就是发展之道了。夏鲧和夏禹合两代之功，留给了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智慧。
　　颍河水患早已退去，避水台在我的家乡已不复存在，但城市仍在，避水台的有力佐证仍在，这些有力的佐证，就是寨子和墓冢。禹州城东有个大村子就叫寨子。黄帝大臣大鸿的山寨巍然屹立于我的老家西方，这个山寨就叫大鸿寨，远远望去，苍苍茫茫，依稀可见。每当天旱无雨，人们眺望最多的就是大鸿寨，希望云朵给大鸿寨戴上帽子，有一妇孺皆知的俗语叫“大鸿寨戴帽，长工歇觉”。是夏鲧从大鸿建寨受到启发而建避水台和城市，还是后世的大鸿寨部落受到见城的影响而建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黄帝族群智慧的结晶和象征。
　　瓦店遗址位于颍河之南，其所处联接着逶迤而下的山岗和平原，瓦店以东便是沃野千里的黄淮海平原了。我小时候随大人进城，一路东下山岗，进入平原地带，常常为路旁那一座座不规则排列的高大土堆感到不解和迷惑：这些大土堆种地不碍事么？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汉墓。墓葬干嘛要起个大土堆呢？后来看史书，知道了“起土为陵”。“起土为陵”，难道不是避水台的借鉴和继承？平原地带防水为要啊。整个汉代皇陵，不都是“起土为陵”吗？这难道对先祖的生存智慧和创新理念不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避水台，华夏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华夏民族的智慧根基。
　　也许是夏鲧死的太冤枉了，受益于避水台和城市的上游部落民众难以忘怀夏鲧；也许是大禹的历史功绩太显赫了，受益于大禹治水九州四海民众感怀大禹；华夏历史在大禹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始社会的民主和礼让程序虽然依旧执行着，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舜曾避尧之子丹朱、禹曾避舜之子益，尧舜之子都没能得到帝位，大禹的儿子启却继承了帝位。启继承帝位的理由颇耐人寻味，《史记》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对启的评价和当初对鲧的评价竟如此一致，启早已成为继承帝位的合适人选，但启之贤并不见于史载，治史严谨的的司马迁并没有为启单独立传，用对鲧的评价来评价启，不是对鲧的肯定和怀念吗？各地诸侯拥戴启的态度和立场竟是那么鲜明，“吾君帝禹之子也”——我们拥戴的是帝禹之子！这是否也隐喻着各地部落对尧舜一定程度的否定呢？
　　《史记》中还有耐人寻味的记载，即禹继天子位后前所未有地产生了自己的国号，“国号曰夏后”，显然，这是“家天下”的预告。启继承大统，也绝对是对大禹进一步的肯定。
　　如果说夏鲧和大禹的治水创举具有巨大的社会和人文意义，国号的产生、夏朝的建立则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和历史价值——原始社会所谓的禅让制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被世袭制所替代，且历九世而不变，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呱呱坠地，华夏民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开始了。
　　当今的禹州人都说自己是从山西老槐树底下迁移而来的，历史的记载中也确有黄帝部落迁徙的记录，来来往往的迁徙是远古氏族生存、延续的一种重要方式。浩浩荡荡的人群跟着部落酋长漂泊在历史的时空之中，寻找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土壤，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智慧开拓着自己的未来，也开拓着建造着民族的精神家园，起于禹州最终又回到了禹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谱写了民族华丽的新篇章。
　　这不就是中华民族也是每个华夏子孙的根脉和遗传吗？
　　每个华夏子孙不都应该继承和光大这种精神和智慧吗？
　　这难道不是华夏子孙们应该承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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