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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国诗答疑录》中老干体有关论述（轉貼 [复制链接]

穿越梅岭

主楼

发表于 2014-3-13 18:2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问：当个人情感与集体性情感相一致时，诗写众情，亦言己情，是否诗中必要有字句言“己”？另外，谁来用什么为集体性情感作表达？

答：拙著《缀石轩诗话》第二十九则云：“世间一切第一等诗词，情感必具个人化、超越性之色彩，初与社会集体无涉，故奉命文学鲜有足称。诗人自当悲悯人群，要须是悲悯人群之个人，当谨守自我，固藏元胎，慎不可走泄。”文学艺术，归根到底都是个人化的。诗人在写作时，决不会想到与集体化的情感相配合，他只是偶然相合。为集体化的情感作表达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商业写手，如宋代的周邦彦、柳永，或者当代的罗大佑、林夕、方文山；一种是天生的奴才胚子，比如各种奉命文学、主旋律文学的作者，又比如老干体诗词的庞大作者群。

问：你在《当代诗坛：究竟谁该向谁学》一文中说，中华诗词学会提倡的是通俗易懂的诗风，反对用典，主张声韵改革，这种指导思想完全顺应了当代大多数旧体诗词创作者的文化水平。我认为这种风格不能说是迎合谁，而是诗人自己的一种创作选择。君不见，《唐诗三百首》中的大多数诗篇，一千多年以后的我们基本上都能读懂的。为什么非要搞得当代人写得东西连当代人都不懂呢？

答：在一次题为《当代国诗创作鸟瞰》的讲座中，我提出一个观点：老干体盛行的当代国诗生态，是现代性下的蛋。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自由民主意识、现代启蒙精神和大众品格。我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所归纳的一句话：“大众的反叛”。现代社会就是大众反过来做精英的主人的社会，它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奥尔特加说，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大众的反叛》，10页，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古典社会，人们崇尚精英，反对平庸，故元白以通俗易懂的诗风为号召，只在文学史上落下个“元轻白俗”的坏名声，而今天不学无术者，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凌驾于读书破万卷者之上，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诗味，鄙俚无文，却美其名曰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文学风格”，其实那些东西又有何文学价值可言呢？至于你所举《唐诗三百首》的例子，对你的观点而言，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唐诗三百首》只是“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的童蒙读本，且孙洙选诗，“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要者”，是依通俗为原则而选就的，它们既不是唐诗精华的荟萃，更不是唐诗的全部。

问：军持师曾说过，现代人写的“诗”大多都是伪诗。此类诗歌根本不是出于作者的真心而发之咏叹的，只是为了迎合当代某种风气，为了得到某些人的认同或为了向某些人“袒露”自己的心迹而写就的。其实也就是老干体。请问古代的应制体诗篇可否称之为伪诗？（当然，其中一些则是发自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患与颂扬。）或者这么问，古代那些庞杂的应制诗能否担上诗这个概念与意义？

答：中国文化中的真，既没有真理之意，也没有反映客观现实之意。中国文化中的真，指的是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葆有其赤子之心，不虚伪，不矫饰。诗的本质是吟咏情性，如果不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便是伪诗。至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不是中国文化中真的一面，而恰恰是中国文化中善的一面。即，诗人敢于直面现实，敢于发出勇锐不平之音。当今的伪诗，既不真，也不善，更加谈不到美。可以非常明确地答覆你，古人那些应制诗都是伪诗。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老干体也绝非这个时代的特征。

问：你曾说某些人是“伪诗人”，请问这一概念到底该如何理解？

答：文学有是非，诗歌有真伪。但“伪诗人”一词我只是随口一说，真正辨析起来，这个词是不耐推敲的。因为，诗人仅仅指这样一类人：他们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坚贞不磨之志节，他们又有对语言的深刻把握，可以忠实地恰到好处地表现他们的内心。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悲剧，或者毋宁说他们用自己的惨淡人生，为全人类的罪行作了救赎。要么是诗人，要么非诗人，泾渭分明。那些被我称作“伪诗人”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可入“诗人”的品格，所以不该拿他们来玷辱诗人这个称号。业师陈沚斋先生提出两个概念：诗人与写诗的人。写诗的人，人格上没有诗人那样之死矢靡他，没有诗人那样担荷世界罪恶的勇气，但他们性情真摰，语言圆熟，写出来的作品，虽非天才的杰构，但也自有独特的艺术个性。而我曾戏称为“伪诗人”的那些人，离写诗的人的标准也差得很远。

问：因为我偶尔写诗，于是有些人爱问我：最近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不写写？要向老杜学习嘛！可我此时却想起你提到过的“老干体”的文体属性之一，便是紧随时代脚步：神几上天了为诗赞之，四川地震了写诗悼之，奥运开始了又作诗呐喊。我想请你系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在当代国诗界，有一种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理论，是名“时代气息论”，谓诗人之作，必须反映当前国家建设成就，否则，便是违背时代。广东老诗人陈雪轩驳之曰：“此高论似是而非，闻之久矣，不自今日始。时代者，为空间之特定时间。人一出生及至终世，不论贵贱贫富，一言一行，无不与时代同步，即为时代之人，谁能将其排于时代之外。人之性情、命运、修养，各不相同。诗者言志，感受各不相同，表达各异，愁者言愁，欢者言欢，此自然之理，平头百姓与高官大款，岂能同一语言。虫鸣鸟语，海啸雷鸣，皆为时代之音，谓必须反映当前建设成就之论，是乃拾取‘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论’之唾沫耳，何足取焉？”问你“为什么不写写”的人，也是一种时代气息论者，他们未必赞同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教条，但他们一定赞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雪轩老人所驳者，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耳。文学的本质，是要表现人的内心，决不是要表现客观世界。文学中的客观，一定是浸透了作者生命体验之后的客观，或者说只是客观在人心中的映像。也可以作这样的比喻：百花皆有粉，而如非有蜂酿之，则不能成蜜。真正的好文章、好诗词，都是从作者的生命中喷薄出来的，为时著文、为事作诗，都是直接拿花粉当蜂蜜卖，干的是偷懒的活计。这种偷懒，是以放弃自我，放弃通向独立自由的努力为前提的。把这种偷懒活计说成是向老杜学习，是对老杜的侮辱。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不会有真正的文学。文学的底蕴，一定是个人主义。而上述时代气息论也好，白氏时事论也好，背后的哲学都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扼杀个性，决不容忍独立自由之意志，是文学的最大敌人之一。花木鸟兽、天地风云、人事代谢，无物不可入诗，然而首先是因为诗人选择了它们。

问：记得三年前有位师兄言及，三应（应景应事应酬）之作不可多为，免伤文心；而今老干一派多喜习之，其“诗词集”常见，实令人呕吐。这应酬指的是酬唱的吗？

答：友朋盍簪，道义相契，彼此酬唱应答，颇能见出作者真性情。此种酬唱，绝非应酬。今天老干一派喜为之酬唱，其根源则在于酬唱双方之间，没有基于道义的深摰友情。其实，应酬之作泛滥，网络诗坛的情形更严重。老干一派更喜欢应景应事，是当代的应制体。无论是应景还是应事，或是应酬，其病均不在“应”，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本是人情常态。“三应”之作，其病厥在情伪。我友矫庵有云：“要让诗来找你，不能你去找诗。”但大多数人天生是没有诗心的，他们只能用“三应”之作去掩饰他们的无知、无聊和无情。

问：如何看待老干体？

答：“老干体的要害在于歪曲现实。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缺乏对于时代本质的真实体认，缺乏独立自由之精神，只能写出假大空的老干体”。

中华诗词, 唐诗三百首, 罗大佑, 方文山, 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