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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馆深沉 红围巾
拜读上官正义先生《一条围巾》有感
原创 漠漠孤烟笼翠微
红红似血飐飘扬，堪配俏颜庞。 战士亦柔情，料想爱人，应在轩窗？
劝小妹、不须襟湿、舍你为家邦。 别嫌少，一条围脖，我们相爱深长。
附上官正义先生《一条围巾》
一条围巾
1978年初夏，我们部队由济南调防去聊城。对于我们这些大兵们来说，真有点儿恋恋不舍。 告别济南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战友纷纷请假上街购物。 连队为控制人数，严格时间：每组2人、轮流外出；班长限1小时，战士70分钟。 我和三班长张建祥结伴而行，一出门就登上公交车，直奔泉城路的大百货商场。 在车上，他强调：“我的事儿优先，帮我给女友选件衣服，作为年底回家的见面礼，只要给她买好了，任你怎么转悠，都行。” 随即，我戏说：“面前有个坏儿郎，想着媳妇忘了娘”。 话音刚落，他就捅了我一拳，斥责：“瞎说，那是你。”接着，趴我耳旁解释：“这是俺爹信中嘱咐的，说俺娘生病大半年，一个没登记、没过门的媳妇，守在床边端屎、端尿，就是亲闺女，也难做到。年底退伍，一定给她买件衣服”。 在商场三楼女装柜台前，他看好的，我说太土；我参谋的，他又相不中。僵持好一阵子，就是难统一。于是，就往前转悠。 在围巾柜台，他停下脚步，问我：“这红围巾，如何？” “好呀！红红火火，漂亮极了。”我说。 店员见我们要买，便介绍：“尽管颜色一样，但质量、价格有别，下面一层，都是5元；最上层，比较昂贵，10元一条”。 “对。就要10元的，请拿一条。”他说着，就从口袋掏出一打钱，放到柜台：“给，全是新票，都一块的，正好10张。” “吆——真有钱！围巾比衣服还贵。”我与他开玩笑。 “哎——发的津贴（兵龄4年，月津贴10元），都花上。”他说。 店员用粉红纸包好围巾，双手递着，羡慕地问：“给未婚妻的吧？她真有福。” “对，明年这时候，就是俺媳妇了。”他沾沾自喜，边对店员说着，边把围巾捧在胸前，用膀子噌噌我的肩头，“走，转移阵地。” “哎——好事成双吗，再买一样。”我说。 他看了店员一眼，小声告诉我：“只剩两毛了，返程的路费。” 我急忙看表，“呀——时间已过半，撤！”我提示。 我俩立即下楼。因为星期天，又是省城最大的商场，等公交车的人特别多：第一辆车，因乘客多，没好意思挤；第二辆，当把最后一位乘客让上去，我俩刚要上车，见一位妇女带着小孩跑过来，只好让她母子上，我俩又没上去。 转眼，十分钟过去。再等，人照样多。干脆，往前走一站。 撒开大步赶到前一站，见车内仍满满当当，下车不如上车多。 离归队时间不到一刻钟，距离却有4站路。他边擦汗，边与我商量：“兄弟，咱跑吧？否则，过点了。” “跑？繁华大马路，俩大兵疯跑，岂不影响军容？”我说。 “傻瓜，摘下军帽、脱掉外衣，谁知咱当兵”。他解释。 “是啊，那就跑。”我二话没说，立马摘帽、脱外衣。 他用上衣包好围巾和军帽，我俩一前一后，在人行道上狂奔。 一鼓作气跑进营房，一看表，提前了两分钟，高兴得一屁股坐到地上，竟忘了销假，结果，还是挨了一顿批。 夏去秋过，转眼寒冬来。那是一个飘雪的深夜，我站岗不到1小时，就见他来接岗，我不得其解，便问：“看错表了吧？” “没有，就想和你多说半小时的知心话。”他说，“未婚妻来信了，要求一定退伍，理由是：老娘常年卧床，父亲体弱，家中急需劳力。我把信给连长看了，他同意。另外，信上还说，婚期定在明年‘五一’。” 至此，他不说了。我就催他：“说，往下说呀！” “说就说。”他爽快起来，“明年‘五一’，你请探亲假，先去为我捧场，顺便让她认识一下在泉城路上陪我长跑的好兄弟。” “没问题，一定前往。”我握着他的手，向他保证。 眨眼功夫，接近腊月底。一天早晨出操回来，连长在队前严肃地说：“饭后八点，党员到团部听文件，群众原地待命，不得随意走动。” 午饭，他匆匆吃了几口就回房间，我尾随其后趴在窗外想看个究竟，只见他从床下小柜里捧出红围巾，展在面前看来看去。 见我进门，他点点头，不说话。我问：“怎么？上面不同意你退伍？那就请探亲假，回家陪陪老人，总可以吧？” “不。边境吃紧，回不成了。”他说：“要调骨干去打仗。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兵龄两年以上，班长，党员。咱连去7人，后天早晨走。”说着，就从口袋掏出草稿，“看，我在会场写的请战书。” 我接过来，其中两句让我动情：国家有难、老兵有责，我从沂蒙山来，誓为沂蒙人民争光。 随即，我与他商量：“我替你去，行吗？” “开玩笑。”他很严肃：“爱国，怎能替代？你不是党员，报名资格都没有。符合条件的，全连17人。” 第二天下午，他作为第一批谈话，被批准上前线。从连部回来，先去告诉我：“兄弟，被批准的暂有5人，还有2人待定。” “待定？为什么没我？找连长去。”我转身就走。 “不行，没你的份。”他一把拽住我，劝道：“留下，替我保管围巾，如果我牺牲，请你转给她，一定告诉：我深深爱着她。” 在待定的最后半小时，我的请求被批准。 1979年大年初一，我们乘坐的军列行至贵州凯里，在去兵站吃饭的路上，他指着秀丽的山川，说：“瞅瞅美景吧，恐怕不出正月，就拜拜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活着，替我把围巾送给她。” “恐怕，我先死。打完仗，你当面给吧。”我说。 在昆明，经短暂休息，开始分兵赴前线，首批100人到XX军王牌师，我是其中的前10名。分兵的特别强调：“你们对手，也是王牌，做好准备吧！” 见我分到王牌师，建祥兄跑来为我打背包，打完背包后，紧紧抱住我，眼泪刷刷冒出来，问：“兄弟，真得永别？” “对，你我之间，一人死，是我！”我说。 “不。不一定。”他又补充：“来到这里，都是送命。” 在鲜血染边关、尸体遍山野的疆场上，我万万没想到能活下来。战后，经多方查询，得知我连7人被分在4个军，只联系到2 人，其他4人番号不详、生死不知。 2012年1月，我到边境扫墓，途径马关县（与越南接壤），因前方出事故，长时间堵车。向左边山上一看，是一座陵园，就前往拜谒。 在陵园门前，我深深三鞠躬，便轻轻往里走。这里安睡的都是对越大还击时牺牲的烈士，许多碑文只有中间的“XXX烈士之墓”一排大字能看清，其烈士简介均被泥尘覆盖。 在第三排中段，我边鞠躬、边重复着墓碑上的名字：“张建祥、张建祥。” 正抬步前行，眼前突然闪出1条围巾：“啊！？三班长？建祥兄？能是？” 我立马转身、席地而跪，急忙掏出手绢擦碑文，只见写有：XXXXX部队六十四分队班长，山东省沂水县人，二十三岁，一九七九年二月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光荣牺牲，中共党员，三等功臣。 “真的是你？好兄长！”我的泪，顿如泉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只见一位中等个、圆脸膛、双眼皮、身穿白衬衣的英俊小伙儿抱着大红围巾，在泉城路上奔跑、奔跑…… 随行的战友到车上拿来矿泉水和山东大花生，我双手捧着，亲切地说：“老兄，辛苦了！喝口水，尝尝老家特产。” 下山途中，尽管泪眼模糊，但清晰可见的，是一条围巾，这围巾宛如红红的朝霞，映得边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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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4-2-10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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