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陋巷生涯 [复制链接]

无花

主楼

发表于 2013-10-7 08: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我的陋巷生涯

一、我的栖居地

这世界哪儿都有黑色幽默。

比如我住的地方，明明是这座小城偏远的贫民窟，却偏偏叫做“永富路”。翻开我家的户口薄，家庭住址一栏用规整的宋体五号字打印着：永富路66—37号。这是我家的物理地址，意思是这世上有一条号称“永富”的路，那条路的66号院37号房住着一个我。

如果是雨季，如果你来我家，并且像我一样总在骑一辆自行车，我会这样指点你我相见——汽车站东行三十米右转，你会看见一条又杂乱、又肮脏的路，那就是永富路。出现在你前面的先是两条铁轨。铁轨两侧，路边各斜竖起一根铁管焊接的路障，底部用铁丝各绑着一块大石。如果运气不错，你便有机会遇到一位头发蓬乱粘着眼屎的男人将路障放下，他的腋下总夹着一面信号旗，那旗本应是鲜红的，但现在已经油腻腻，黑黢黢。他一来，火车就要来了，冒着黑烟，打着响鼻儿。火车过去，再往前走，说不定一个二十米长的水坑会土匪一样拦住你的去路；你必须小心地紧贴路边水浅处而过，当然你也可以不加理会勇往直前，只要不怕雨水一路把鞋子灌满。旱季里，那土匪不见身影，代之而起的将是滚滚浪漫红尘。一路向前，你会看见一些半枯的矮松、杂草和藤蔓，或者一条被碾压出肝肠的猫儿狗儿，一堆废砖头，随处都有的方便面袋、冰棍棍儿、香蕉皮，一些店铺，一家鸡鸭脱毛机加工厂。有时一大群骑车的孩子呼啸着迎面扑来，像一大群无头的马蜂，那是附近学校放学的初中生。还往前走，路旁有一个平摊的垃圾堆，倒垃圾的人都是爱干净的人，都不愿意往前多走一步，只想把垃圾倒在最外围，所以那是一个空心圆环形的垃圾堆，本应放垃圾的地方干干净净。这垃圾堆从高处俯视，像一张适合懒人套在脖子上吃的空心大饼——这是一个标志，走到这里，就几乎到了我的家门口。

我家在垃圾堆前行一百米路西，那是一个大胡同。胡同口有些低洼，如果上次涉水算是遇见了土匪，那么在这里你会遇见土匪头子。你必须猛蹬两脚，迅速双腿抬高且平行于地面，靠自行车的惯性向前滑行。拐进去，向前，左侧是茂盛的荒草，右侧仅供一辆面包通行，两侧都是风化掉渣的红砖墙。大胡同尽头有一个巨大的“福”字，写在一户人家的山墙外，福字上面有一面镜子反着光，还有一块砖刻着“泰山石敢当”的辟邪咒语。“福”字斜对面，靠着南墙，几块废弃的水泥预制板围着另一个垃圾堆，这是我们胡同专用的垃圾堆，不像其它别的胡同，要把垃圾运至马路上那个大垃圾堆倾倒。我们的胡同宽得可以走面包车，别的胡同窄得只能走三轮车，我们胡同有一个专用的垃圾堆，别的胡同却没有，为此大家经常感到自豪，觉得这条胡同是贫民窟里的高尚住宅区。

趁着垃圾堆上的苍蝇还未腾飞而起将你包围向你索要签名，左转。你会看见一排排的房，那是些瓦屋，鱼鳞样的瓦片，高高耸起的屋脊。脚下的道路已是纯粹的泥土，一些勤劳的人家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另一些人家却疏于打理，散落着纸屑、土块或几粒石子。过两排房，往右看，一个小胡同，尽处一座低矮的建筑，围墙砖壑牙露齿，左右模糊分辨有“男、女”二字，那是公共厕所。视线抬高至四十五度，视野里出现一座水塔，鹤立鸡群，俯视众屋，那是这里的至高点。看一眼再往前走，过两排房，右转，一家，二家，三家，迎面两扇马口铁大门，门里的院与屋大而破落，里面住着一对老夫妻。左转，过一户人家的山墙。右转，过一个门，斜对门口靠墙有一辆三轮车，车斗里放着一把铁锹、一把扫帚，车筐里有一顶清洁工头上戴的黄帽子。三轮车后面还藏着两扇门，走进去，你就会看见我。

任何第一次来我家的人，都有些头晕，并且不会记得到底拐了多少个弯。这有一个坏处：容易迷路；但附加一个好处：城市的喧嚣被远远隔开，恍如另一世界。我家的格局是这样的：一个小院，三间北屋，东西厢房，还有三口人和一只猫。西墙外一墙之隔就到了田野，种着树，种着庄稼，那是小麦的家，玉米的家，蚂蚱和鸟的家。在这里，我和老婆活了十五年；我的儿子呱呱坠地，从一个大肉蛋变成了小学生；那些树、庄稼、蚂蚱、鸟，枯了，荣了，来了，去了。

据说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而对于我，一个中国平民，生存在陋巷安静的风里，也生存在大大小小的垃圾堆里，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诗意的尺度；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栖居地。

二、那些植物

有时我会想，人是一株植物。

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都曾经是一粒奔跑的种子。我们跑得最快，所以我们存在了。先是在温暖的子宫里生根，过了十个月，一株幼苗被栽种在大地上。埋裹根须的土地，有的是陕北高原干呛的黄土，有的是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幸运的饮着江南的水，运气差的吹着沙漠的风。蒲公英的种子随着风飞，飞到哪里，哪里就是它的家；苍耳的种子随着兽跑，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过了铁轨，路边，一株银杏长在高高的围墙内。那是一座荒凉的宅院，门上朱红的油漆斑驳脱落，看门的是一把锈死的铁锁。我是在一个秋天遇见它的，娇俏的身子，无数古朴雅致的叶片，在飒飒的风里轻颤，年轻美丽的囚徒。每次路过，我都看它一眼。它也是在一个秋天消失的，锁死的门开了，堆满了建筑模板。牢狱门开，等在门口的可以是自由，也可以是屠杀。

圆环形的大垃圾堆一角，不知是谁抛撒了一把种子，夏天就有茎有叶，簇拥着开出黄的、白的、粉的花来。傍晚，氤氲的暗香，隐忍在垃圾的腐臭里，荡散。面对无法挣脱的命运，一些娇贵烈性的花会奋然壮烈的死去，而它们选择了隐忍地苟活。

胡同里公厕颓败的墙头，几茎野草蓬勃傲立。我曾经以低到茅坑的姿态看着这草由绿转黄直至干枯，无论是风起还是雨落，或者整个无雪的冬天，它们始终以自己的姿态站在那里，生长得很热烈，也很随意。从公厕里抬头看那高高的水塔，爬山虎的触角攀进水塔的砖缝里，浓密的绿叶将水塔围满，泛着蜡质的油光。它们是一些攀岩健将，一群朝圣者，水塔高到天上，它们就能爬进云里。往高处去，往高处去，没有任何计算，只听凭生命的感召。雪落下，爬山虎的叶子落光，裸露浅褐色嶙峋的筋骨，等待下一个轮回。

胡同里住着的都是些平常人家，植物也像那些人家的孩子，不起眼，但皮实，耐得住旱涝。墙头上，倭瓜的蔓从墙里悄悄爬出墙外，开一朵五角形的黄绒花，结一个绿皮白纹的瓜。被人摘取了，就再也不见；没人摘取，就长到老。黑丑白丑白色的小喇叭，紫色的小喇叭，环绕在天线杆上，野着性子吹。没人听它们吹奏，它们的调子还是那么嘹亮。拐一个弯，墙根儿下一溜溜小小的菜圃，种了些丝瓜和豆角，有的调皮地爬上了房顶，有的安闲地垂吊在电线上，只要有一握土、几场雨，再加些不要钱的阳光，它们就果实累累。青菜谷有着青菜样的叶子、谷子样的穗子，一个夏天，它们长得已经高过了我头。我大把大把地采撷它们，用开水烫过储存在冰箱里，留到冬天吃。而第二年春，它们不用谁种就又在地上长出密密的一层；它们的谷穗里有数不清的种子，每一株青菜谷都像旧时农村那些布衣粗服、能生贯养的妇人。

我的院子里，经常见到一些植物的移民，它们来自院墙外无边的田野。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到我家的。也许是被一阵梦幻的风吹来的吧？也许是随一场徜徉的雨流进来的吧？或者是被一只暴躁的鸟掳进来了吧？那些植物，有的我认识：碧绿的刺儿菜，叶的边缘长满细小的刺，当年庄稼地里干活，割伤了手脚，就把它揉碎了按在伤口上止血；红梗的马齿苋，长起来总是一篷篷，每片叶都像个小小的芭蕉扇，在风里微微摇动漫话家常；一簇簇的紫花地丁，在春天里开出几朵紫白的小花，我爱它，像爱一株娇贵的兰。有些植物我是叫不出名字的，它们和我一样，都是漂泊的异乡人，名字，一个符号而已，这世界失落的又何止一个名字？

今年夏天，院子影壁后一株植物生长着，淡绿几近透明的茎干，水嫩的枝叶。这是闭塞的一隅，难见阳光，风也不来游荡，只有我的猫常在角落里拉屎。我在记忆里寻索它的名字，终是无果。于是，每天我都去看它一眼，不问因由。

三、那些动物

这是个人兽杂居的世界，我们各自走在无涯的漫漫之路上。

回家的那条路边，我会遇见两条大狗。一条狗，永远趴在灰铁皮做成的大门内，只从门下的窄缝挤出棕黄的鼻头和一双眼，眼神里有不灭的凌厉，杂些悲凉。每次经过，它从不出声，但我明明感觉到目光的逼视与追逐。另一条狗，黑灰，永远立在一家菜栈的屋角，两块石棉瓦、一辆三轮车将它包围；一根粗沉的铁链，一头拴着三轮车的轱辘，一头拴着它的脖子。那是一只性情狂暴的狗，每次经过，它常会突然吠叫着跃起扑出，对无论什么都像不共戴天，恨不得一口撕碎。然而，它的一张狗脸是如此年轻，甚至透些稚气，让我无来由地忆起我的姨弟。那条路上还常看见许多条小狗，因了弱小与乖顺，人们放任它们到处嬉戏玩耍，排便，交配。

拐进胡同，这里的狗我都认识。那只黄色的小狗叫妞妞，臃肿得快要走不动路了，每天都在皱着眉，苦着脸，唉声叹气。直到你说：妞妞，给你糖吃！它才会高兴起来，摇摇摆摆跑到你脚前，“哈、哈”喘着气。那只白色的小狗叫旺旺，生的又英俊又阳光。自从主人买了楼房搬走了，新的主人变成一个老头儿，它变得又安静又忧郁，整天一动不动，趴在台阶上冥想。还有一条叫花花的小花狗，一见我就乱叫个不停，一边叫一边惊惶地往家跑，一边跑一边掉头冲我叫，跑到门内觉得安全了，伸出脑袋叫得更凶，直到我已走远还能听见它的叫声。一开始，我很讨厌它；到后来，我开始可怜它——它的乱叫，也许不是因为嚣张，而是因为恐惧。

所有的狗中，我时常怀念一条唤作狗熊的狗。那是一条刚断奶的小狗，被邻居抱来养下。它浑身黝黑，毛闪着油光，四条粗腿，一个大头，又健壮，又活泼，又憨厚。还是个小不点，就知道帮邻居看家，还帮我们看家。上小学的儿子爱它，用歪歪扭扭的字把它写进作文。可惜日子不长，它就死了，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我曾暗自揣想它长大后的样子，而我的揣想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除了狗，还有猫。我曾养过一只叫作曹操的白色公猫。一天，它像个流浪的孩子流浪到我家，一番沫浴，它风流倜傥。谁知越大越凶，后来再也放不进澡盆中，只能任它不修边幅，放浪形骸。另外一天，它消失了，再没有回来。听人说，猫是能预知自己的死期的。到了那一天，它就会离开家，到远方去，选择孤独地死去。不知这是不是真的，只愿它活也好，死也罢，都安然。其实，正如三毛说的：这世上，我的朋友，有谁不是孤独地生，孤独地死呢？

我现在的黄猫淘淘是个丫头，都到少女怀春的年纪了，还上窜下跳淘气个没够。自己爬到院中影壁上，却不敢往下跳，于是喵呜地娇声求救。儿子会抱它下来，儿子是它的死党，瞅眼不见就会把它抱在怀里，放到床上。我们没有专用的猫粮喂它，但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它的一口。它像个被娇惯着的小户人家的女孩子，有些事，它永远不懂。

淘淘的妈妈就住在我们房后的人家，那是一只长着黑黄花纹的母猫。去年，猫妈妈生下了六只小猫，两只黄色的，两只黑色的，还有两只小花花，挤挤挨挨的抱做一堆，其中一只黄猫猫长了一个虎头。我这个大人物来了，它们眼也不肯睁一下，只顾叨着乳头吃奶。原先我很看不上那只母猫，瘦了巴几，还常常潜进我家偷吃食，搞破坏。就在那一天，我知道了一只母猫的柔情，它用舌头舔，它用身子偎，自己瘦得皮包骨，也要把最后一滴奶喂到孩子嘴里。二十天后，虎头小猫被我抱来，成了淘淘；其它五只小猫也被人抱走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母猫，在胡同里孤独地徘徊；后来，它把这事忘了，高高兴兴地又怀上了一窝小猫。

我还常看见一只野猫，踽踽独行，在高耸的屋脊缓缓走过。那是一只白色的老猫，目光幽深，皮毛凌乱，让我想起音乐剧《猫》里的格里泽贝拉。它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它的心里藏着多少故事？无人的旷野，它是否会唱起那首叫《回忆》的歌？

陋巷里的动物还有很多。比如那群鸽子，每天在高高的水塔上咕咕叫着，快乐地飞进飞出，水塔是它们的遮风挡雨的家。水塔底部有一扇小木门，从那里进去可以上到塔顶。有人趁夜爬上塔内的铁梯，将鸽子捕获，养在笼中，或做成碗里的肉。还有那窝黄蜂，它们执着地在我的檐下窗前做巢。一个夏天，我们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前些天装修，一瓶“枪手”喷雾剂让那些蜂纷纷坠落，静静在地上死去，如这个秋天一朵朵凋零的黄色小花。还有一只体形硕大的蜘蛛，像一名隐士，沉默着在胡同公厕的东南角织补一张巨大的蛛网，每次去厕所，我都顺路去拜访它。还有那在我的菜叶上凝神静思的螳螂武士，那一身绿衣背着孩子旅行的蚱蜢母亲，那雨天低飞做着旋转的梦的蜻蜓舞者，那拖动小山般一小块馒头的蚂蚁劳工。

那些动物和人一样，每天哭着，笑着，苦着，乐着，生着，死着。说残忍也好，说无常也罢，这就是活生生的日子。

四、那些人

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

永富路两侧，大大小小的胡同、挨挨挤挤的房子里，住的都是些身份低微的平民。有的人升了官，发了财，于是欢欢喜喜地搬离这里，住到城中的花园小区里。然而，这里仍是拥挤的，因为又有人欢欢喜喜地搬来，如今没房住的人多的是。

在胡同里，回家或离家时，我常看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那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眼睛和顺而善良，狭长的脸上长着些褐色的斑，两只腋窝下架着一副拐杖，身背后背着一个小马扎。他走的很慢，或者说是在一点点蹭或挪。每天早晨，他从胡同的“福”字下出发，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更瘦更长；百十米的一条胡同，对于他就像一条漫漫的朝圣路。走到胡同口，靠墙缓缓地把马扎放下，坐着把气歇匀，然后再从胡同口走回去。就这么一来一回，一个上午就过去了。他的日子，就是在上午和下午，把一条胡同走两遍。从没见他跟谁说过话，大概他的全部心力都消耗在了走路上吧。心情糟糕的时候，我会想：像他这么活着可有个什么劲儿啊！然而，连续几天不见他，就觉得胡同里缺了点什么。等他再出现，心里头便是一喜。

我家的屋后，五间破瓦房，住着一对老夫妇，那是牛爷爷和米奶奶。牛爷爷是个老退休工人，长得高大威武，一说话带着膛音儿。我问他干的是什么工种，他说是锻工，专门打铁的，然而他是个能工巧匠，什么都会干。他会安水暖、电气焊、烧锅炉、修家电，他家的三轮车被他改造成了电三轮，我送他一对破音箱，第二天就从他家院子里传出高亢的河北梆子声。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笑呵呵鼓捣一堆电线和零件，原来是在自治一台电动机，看那投入的神情，真像个搭积木的孩子。米奶奶是个喜欢哈哈大笑的胖老太太，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去广场扭秧歌。去年冬天她胆囊摘除了，可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出院没几天，就又精神抖擞地跑出去了。隐约听人说，他们的儿子在监狱里，但看他们那乐和样，这话不像是真的。

我家的东院，无论晴天还是阴天，常传来悠扬的口哨声。吹口哨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大哥，大眼睛，高鼻梁，年轻时准是个帅小伙儿。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总是给人打零工，铜厂、采砂场、混凝土搅拌站，什么都干。这些日子他的腰坏了，歇在家里，口哨吹得还是那么起劲儿。他的老婆是位扫马路的清洁工，每天早晨天不亮，听见院外三轮车推动的声音，那就是她。每天晚上回家，她的三轮车上总装着些废纸箱、空塑料瓶什么的，那是她扫马路时顺道拣的战利品。前两天，她美滋滋地告诉我，她有了个兼差，去伺候一位退休老太太，那老太太以前还是个领导干部呢。

我家前院有两家人，是两对年轻夫妻。一家男的是外地人，长年在外打工，虽然没和他说过几回话，但一看就是老实本分人。女的在家踩缝纫机，做衣服、被面的来料加工，说话瓮声瓮气的像个男人，身子骨结实的也像个男人。她家院里种了一棵枸杞，枝条从墙头一直垂到墙外的胡同里。枸杞红了，你摘一颗尝尝，她就给你送到家来一大捧。另外一家，两口子都是学校的老师。春节时，门上贴着隶书写成的春联；夏天里，长着一院子圆圆鼓鼓的大肚子葫芦。每到周末，男老师就骑上车，到几十里外的山里去挖树根，回来打磨雕琢，做成一件件根雕。静谧的夜晚，从墙外可听见悠扬的电子琴声和稚嫩的歌声，那是他们在教孩子唱歌。

胡同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最不能缺的就是那些孩子，那是一帮顽皮的土蛋儿。胡同的灰墙上，画着古怪的小人儿，写着让人笑掉牙的话，那是他们干的。谁家的水口被砖头堵住了，路中间忽然多了一个坑，上面还伪装上些杂草，那也是他们干的。夏天里，一群光着膀子的家伙围坐在谁家门前下飞行棋、玩卡片，那就是他们。冬天里，嘴里吐着白气，赛跑、捉迷藏、打雪伏，那还是他们。他们没有山地车，没有耐克鞋，没见过大海，但只要作业不多，学习不累，他们就会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啸聚在七拐八折的陋巷里。他们长大了，有的人会走出陋巷，走得很远，有的人会留下来，在这里呆一辈子。

有时我们和儿子开玩笑，说是要离开这儿，去城里买楼，儿子就会急等蹦跳，他舍不得那些小伙伴，还有他的猫。其实我也舍不得，舍不得这里的那些植物、动物，还有人。老康的保险丝断了，我还得帮着接呢；李奶奶的钥匙忘在家里，我还得跳墙帮着拿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隔着院墙聊天，挨家挨户串门儿，一家有事，四邻相帮。常有邻居来我家，送几个新烙好的烧饼，一碟刚腌成的咸菜。我，喜欢这种味道。

这就是我的陋巷生涯，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五年。这些年里，一些人死去了，奏一段哀乐，吹几声唢呐，然后送去火葬场烧掉；剩下的人还活着，痛并快乐的，过没过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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