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料】侵华日军的军用地图的来历

失败的匈奴

早在明治七年，即1874年，日本陆军就出版了《清国渤海地方图》。明治初年，测绘任务是由日本兵部省参谋局间谍队负责。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设置地图科、测量科。1894年日本成立陆地测量部，1896年开始，日本将军用地图分为“军事机密”、“机密”、“极密”、“秘”四个等级……

“盗作”的地形图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笔者一直想找到一张侵华日军的五万分之一的华中中部一带的地形图。因为这些地形图与侵华日军头目“**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有关。2003年秋我在朋友军品收藏家余戈帮助下终于欣喜的得到三张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印制的湖北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其中一张阳新、靳春、大冶三县交界的炭山湾地图，是抗战中武汉会战中日两军殊死争夺的战场。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搜集军事要地的兵要资料等情报工作，但得到军用地图却很不容易。侵华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他秘密搞到的。那还是冈村宁次为军阀孙传芳当顾问的时候，一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孙传芳部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他，委托他制定阻挡北伐军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但这套地图却未归还，偷偷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冈村宁次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舰队的旗舰“安宅号”上去。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回国后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曾获得巨额秘密赏金。时任日军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中将说，由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无独有偶，与冈村宁次经历颇为相似的佐佐木到一，1923年他在孙中山身边任顾问时，曾参与制订攻打陈炯明的作战计划，借机偷走200余张十万分之一广东、广西地形图。因此，受到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武藤信义中将的嘉奖。

笔者手中的三张五万分之一湖北的地图有两张图廓上注明：“昭和十三年制版（中华民国六年测图）”民国六年即1917年。可以肯定，此图是1926年冈村宁次偷走的那套华中中部地图中的两张。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据此制版发行是在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正当抗日战争之时。图廓注明，当前**事变，限军内使用，对外秘密。

笔者手中另一幅湖北随县洛阳店五万分之一地图是日军参谋本部据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地图翻印。此图较民国六年（1917年）绘制的地图地形要素要详细精确得多。曾有人撰文《从军用地图看日本侵华野心》说：“日本侵华不是准备了八年，而是几十年还不止”。并举例说，1950年秋作者在湖南宜章曾见到昭和三年（1928年）绘制的五万分之一日本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明只有从前打猎采药人才知道的崎岖小路。慨叹日军地图“甚至于比我们自己人还明白。”殊不知，日军的地形图大多是战前窃取我国测绘的大、中比例尺地图复制的。如日军“统集团参谋部”复制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测量局”绘制的十万分一陕西地图。再如日军“杉山部队参谋部”（即北支派遣军）将我民国初年测绘的陕西关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缩制成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也有将原中国十万分之一地图放大成五万分之一地图。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特别是北**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还将部分复制的中国五万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添加4×4mm红色经纬“方眼”（而有些中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则加4.7×3.7mm红色长方形坐标网）以便准确为陆、空部队，特别是炮兵提供平面直角坐标。还有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将原图上未标地名的高地用绿色片假名字母在图上注出汉语的读音足见其侦察工作之细。日军将这种复制的地图叫作“盗作”或“海盗版”。

侵华日军的地图大部分是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抢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仅次于沈阳市大红袍胡同的东三省陆地测量局，将库存的我国东三省及辽宁测绘部门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426幅、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82幅、地图底版2万多张全部掠走。日军随即将抢来的各种比例尺地图送交日军参谋本部。同年11月，日军陆地测量部派出两名大尉，到中国东北现地对照这些地图的精度，经修正后编绘出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

“九•一八”事变的诱因，所谓“中村事件”，即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在我国兴安岭一带进行兵要地志调查时所携带的就是日文和中文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军用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属大比例尺地图显示地形详细，通常图上量读距离误差为30～50米，高程误差为5米，是军队在各种战斗行动中使用的主要地图，炮兵确定射击诸元，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和轰炸时也使用。而十万分之一属中比例尺地形图，图上量读误差为70～100米，高程误差20米，通常供装甲兵、骑兵作战和高级司令部组织战役行动使用。五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属小比例尺地图，图上量读距离误差为700米，通常供高级司令部研究广大战区地形概况，拟定战略、战役计划时使用。日军复制的中国地图由于当时测量精度以及纸张伸缩等因素，精度达不到上述要求。日军测绘及复制的各种比例尺的地图如同其“三八”式步枪、“四一”式山炮一样，曾为日军侵华的作战工具，但被我军大量缴获之后，为我所用。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部队机关的墙上还能看到日军当年印制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作为“堪用品”在使用。

自测的地图与兵要地志图

日军除了在我国偷、抢地图之外，也有自己测绘的地图，但不多。侵华日军在战争期间，派驻我国的测绘部队有：满洲关东军第四三九部队，德第二六一七部队，北支派遣军第五三○一部队，北支方面军甲第一八○○部队，南支方面军派第八一一一部队，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一五号（北支）等等。

日本对中国地图和海图的实测早在1904年就开始。日俄战争爆发，日军野战测量队进入我国东北，完成《满洲略测图》。主要方向是旅顺和辽河入海口、大长山群岛，以及吉林、内蒙古等地。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曾创造一天印制63400份地图的纪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攻占青岛，日本陆地测量部向独立第18师团司令部派遣写真测量班测量地图。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军用飞机航测基本完成整个东北的二十万分之一地图的测绘。日本陆地测量部还绘制了东北、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中苏、中朝边境五十万分之一地图。1940年前后**派遣军测量班还根据航测调绘了华中一带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图上对道路交通比较重视，分别标出路宽1米以下，1～4米、以及4米以上三种道路。但未注出山地的高程。

日本对于我国内地和沿海要地的地图，主要是战前派遣特务秘密测绘的。1873年桦山资纪海军少校偕同儿玉海军上尉潜入我国华南、台湾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同时“汉学家”福岛九成陆军少校被派到台湾秘密测绘台湾省地图。此后，台湾被日本占领达50年之久。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测绘发行了六套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

日本人先从大地测量做起，在台湾全省建立了完备的三角点测量网。因而日本测绘的六套台湾地形图较为精确。这六套地形图依年代为：1895～1896年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1904年测绘完成的二万分之一台湾堡图（共计466幅），1905年以台湾堡图为底图编绘完成的十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36幅），1907～1916年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台湾蕃地地形图（共68幅），1921～1928年测绘完成二万五千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177幅），1924～1938年完成五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117幅）。在笔者手中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年出版的《创新日本地图》册上，台湾归入日本版图。1878年5月，“汉学家”岛弘毅第三次到中国，具体校正日本军用地图中的谬误之处。甲午之战前的1893年以药商为掩护的日本非军职的间谍石川伍一到北京、内蒙古、张家口、大同、烟台、金州、大孤山和晋、豫、陕、鄂各省的主要城镇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他测绘的军用地图和兵要地志以及《辽东半岛沿海水深潮汐的资料》得到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嘉奖。

1926年日本海军派遣的胜间田善根据海南岛各县政府绘制的地图绘制出海口市地图和海南岛地图，他绘制的地图详细得连国民党军在海南修成而尚未使用的地下工事和仓库都标示清楚。1939年日本海军攻取海南岛，就是依据这些地图。1935年，日军“台湾军参谋部”派遣华籍特务王振谦、筍积玉到广东汕头开设医院，秘密测绘潮汕地区地图，这份地图在日军攻占汕头时起了重要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侵华日军还有一种兵要地志图。生江有二《ガダルカナルの地图》一书中有对日本兵要地志图的说明，大意为：对作战地域的山地的位置及凹凸形状，以及道路对一列纵队的步兵及战车通行能力的描述，河川的深浅对桥梁架设的难易，以及村落对部队饮食饮水的补给能力等项，以作战的观点在地形图上加简要的文字注记。在我收集到的侵华日军北**方面军参谋部1944年3月调制的河南省兵要地志图是对十万分之一地形图，进行兵要调查，然后用红、蓝文字注记在图上如山的形状是锯齿状的，还是大波状的，道路被破坏的程度，河流的汜滥区域，对军事行动的障碍程度、桥梁的长、宽、载重等用分子分母注记。据我知见还有山西兵要地志图。

周恩来同志曾将一幅平型关大捷我军缴获日本关东军测量队根据我国地图调绘的山西怀安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签名送给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李华英（号小川）。此图即加红色简明的兵要注记。其中，注记中强调“胡家堡－太平庄道砾石多，大雨时交通断绝。夏家屯以南沙地、湿地解冰期（三月中旬－四月上旬）道路特别泥泞。”侵华日军编制的我国兵要地志图与我见到的二战中太平洋战场日军绘制的所罗门群岛兵要地志图瓜达尔卡纳尔岛部分相同，而后者更为详细，特别是气象要素。

日军的测图教程
日军注重测图，其《测图教程》，如同我军的《军事地形学》，为士官、军官必修之课。我收集到的日军《测图教程》最早的是明治三十六年（1911年），日军教育总监部下发的下士官的教科书。主要内容为：地图原理、地图应用、测图（包括平面测量及水准测量、测板测图），以简易测图为重。简易测量以讲授五千或二万分之一比例尺的阵地侦察、宿营地略图和道路、河川侦察略图为主。在道路测图的示例中，除道路两侧的地形略图之外，还要对有方位物意义之类的重要目标绘制写景图，以及纵断面和横断面图。这使我想起明治四十一年（1916年），日本所谓“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北京志》中所附的北京城图中，即有对北京城垣的纵断面的写景描绘。

笔者手中另一本日军《测图教程》是陆军教导学校昭和十二年，即侵华战争开始的1937年改订本。此书与明治时期的测图教程相较，书中明显增加了第六章《空中写真的判读和利用》。空中写真即航空摄影，用我军的军语讲，即航空照片判读。在我收集的侵华日军资料中，有一册当年日军出版的《辉煌陆军写真帖》其中有日军军官判读我锦州地区航空照片的图片。

日军注重测图，许多作战文书都辅以略图和要图作说明。关于测图侵华日军昭和七年（1932年）版《阵中要务令》中第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条对测图、要图调制、军队标号等有明确规定。就连日本陆军省1933年出版、1937年修订再版的用于学校军事教育的《学校教育必携》中也有《测图》专章。足见对测图的重视。因而日军每个军官和士官都有一牛皮制的图囊作为战斗装具，战时右肩左胁，与军刀、手枪一齐披挂于身。我收藏的昭和十四年（1939年）日军教育总监部根据日军侵华作战教训编印的《小战例集》中有侵华日军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绘制的要图50余幅，如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中，日军某野战重炮联队绘制的射击要图（图7)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收藏的侵华日军军官的小刀和铜制的香烟盒上有些镌有中国和朝鲜地图。昔日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场意识”在其军人的日常用品上都有强烈的体现。

飞梅弄晚

地图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仅次于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