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那些文人（二） 文/林健

荷衣

五、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逸事

第25节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

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第26节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妙语

沈从文时也风趣。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从文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

，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稿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

论文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大骂汪：“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的汪曾祺。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节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继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弃文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第27节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成去北大看热闹，回到家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1949年1月以后沈从文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再次自杀，他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看见沈从文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病愈后，沈从文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沈从文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他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从此，沈从文只写旧体诗。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从文的学生辈的林斤澜有次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1972年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的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研物

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沈从文日以继夜地写他的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文章。沈从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脑袋里知道的东西留给后人，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沈从文觉得自己可能活的时间不长了，因为他是由于心脏病太厉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灯老亮着，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时要去张望张望。

早上听见没动静就去敲他的窗户玻璃，一听里面有声音才放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从文和黄苗子两家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沈从文看见黄的儿子就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沈从文经常去逛琉璃厂、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见文物便经常买回来，无偿地捐给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黄能馥吃了苦头，不干文物了。沈从文知道了跟陈娟娟说“把黄能馥给我叫来”，黄能馥去了，沈从文对黄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说完落下泪来。

纠葛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他们是密友，是患难之交。

沈从文《记丁玲》中，沈从文写道，他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沈从文就向他解释，他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她是一个女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过的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他的贫贱之交。为了友谊，沈从文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嫌疑的他们拒绝。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其中，有一次他从南京拿着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去找当时的市长张群，然而杳如黄鹤。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

第28节

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来：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经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据陪同的二儿子虎雏回忆，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让他怀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忆。张兆和带上的丁玲儿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时淡淡地敷衍了几句他们的求助。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出来政治上的害怕，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此时不便太近，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细腻感受着。沈从文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详情无法得知，但肯定在关心着丁的近况。丁玲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

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

纯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评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巴金、常风、邓云乡、张允和等人，都描绘了沈从文不通世故，不善自处的特点，由此推论他的文字之美，恰来自于精神的静观。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经过“一个曲折的历史性的艰难过程”后，中国文学史在沈从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

第29节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荷衣

六、赵元任

今天我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生平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天才自然从小就展露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学习和任教的经历：

1907年赵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一年。

1915年赵元任人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

1919年赵元任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赵元任的学术头衔：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赵元任的研究博杂，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较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逸事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来果然博学多才，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

赵元任与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赵元任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第30节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因为赵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1911年，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粗话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后，周作人也来了，劈头盖脸地用绍兴土话把刘半农又大骂了一顿。几天后，当刘半农去教师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数学论文，都大量地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

赵元任和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元任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赵元任回国，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

赵元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81年当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

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第31节

性情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他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爱侣

说到赵元任，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妻子杨步伟，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杨步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弟。喊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任性，野气得很。她与家族的兄弟们到******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权，婚姻自由。16岁时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为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第32节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orChinese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荷衣

七、刘文典

刘文典（1889年－1958年），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关键词：

犯颜、傲睨、气节、奇貌、教学、治学、妙论、

逸事、知遇、坚守、微瑕、真诚、归去、评价

犯颜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蒋介石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相互拍桌大骂，蒋骂刘“你是学阀”，刘则骂蒋“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有说法称，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不甘示弱，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

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记载：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版本来自于高伯雨的《刘文典与蒋介石》：“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

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扣留查办，消息传出后，教育界哗然。”

但是，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蒋介石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保障人权”，要求释放刘文典。听说刘文典被蒋关押后，刘夫人张秋华赶到安庆，痛斥政府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第332节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蒋介石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31年12月11日，鲁迅以佩韦为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文中还不忘讽刺胡适：“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在营救好友刘文典时不遗余力，事后亦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说：“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智能安徽大学。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傲睨(一）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适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但他对刘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

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文典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见状，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叫，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的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第333节


傲睨（二）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一日，刘文典与人闲谈，当有人问及刘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时，刘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当时刘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说刘文典每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有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发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第334节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刘文典上课，讲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也说刘文典有吸纸烟的习惯：“（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

刘文典上课旁征博引，故有时一堂课只能讲一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当年考入清华的学生，“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刘文典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次，他刚上了半小时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谁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史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这日，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许多年后，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第335节

刘文典对《红楼梦》颇有研究，经常被邀请作《红楼梦》的演讲。张世英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让考生对对子，并出上联“孙行者”，刘不以为意，照做，结果考糊了很多学生，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刘文典博闻强记，他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章时，把明未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说给学生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让学生“十二分”佩服。

一次，助教在一位学生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这位学生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亲手批改了。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也如是，一堂课他顶多讲三十多分钟与课程有关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回忆刘文典上课时的情形：“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回忆刘文典讲《海赋》时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傅来苏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对于“锦瑟”是乐器还是“小妾”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锦瑟”不可能是令狐楚（或其子）的“小妾”，因为李商隐不可能不顾及师生情谊或师兄弟的情谊。后他又说诗的“先”韵是“沉重的长叹而非意切的嚎啕”，一时来了兴致，边吟边感慨，下课铃响了，亦沉醉其中。而讲下节课的教授早在教室门外等候了。大概过了20分钟，刘文典的感情才平息下来，掏出怀表一看，“哦、哦”了两声，收拾书本，慢慢走出教室。

傅来苏等学生想弥补听课的不足，便大着胆子向刘提出，想看看他的教案。刘文典闻言，笑着说：“教案在脑中。”

刘文典开课“《文选》选读”课程，一年只能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每年开课又必讲《文赋》。这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说：“《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吴晓玲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中回忆，一次，刘文典在基督教文林堂演讲，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论，是诏‘天均’”的“天均”为“naturebalance”，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学生王彦铭回忆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时，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王彦铭等同学将老师送回住处，刘很是感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彦铭清晰地记得，“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第336节


治学

1917年，刘文典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文选》”“古籍校勘学”等课程。当时，刘文典革命的余热尚存，在“五四”运动中，他为学生充当“守夜犬”，并积极参与驱逐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运动，但随后而来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章士钊的下台，却让刘文典感到疲惫和失望。从此刘文典“告别革命”，开始沉入校勘古籍，潜心治学。

刘文典平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他在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共二十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应刘文典之请，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序，在序中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此书出版后，刘文典一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胡适和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的在书目中自然推荐了好友刘文典的这本《淮南鸿烈集解》。而当时对胡适所开书目嗤之以鼻的梁启超，在自己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梁说：“《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同门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刘文典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该书在学界引起轰动，十年间曾重印三次。二十五年后，刘文典重新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刊行，此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新思考。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闻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常常鸡鸣时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多在夜间完成。夜间读书时，常茶、烟相伴。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其终生憾事。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回忆也曾回忆他夜间写作的习惯。他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刘平章说：“有时他还朦朦胧胧的，我母亲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也就吃下去了，他不是那么重视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以外的事情。”

据刘平章介绍，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上富有建树外，刘文典还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平时博览外文书籍，因此对国际情况形势也十分熟悉。他曾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当时的环境形势，从今天看来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远见。刘文典还对医学颇有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傅来苏一次为刘文典收拾书本时，无意中看过的刘所读的自己著的一本《庄子补正》，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密密工整地作了许多眉批注释，其中还有外文。傅来苏与同学都为刘的治学严谨赞叹不已，看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字异同，必求碻（同‘确’）诂”。

刘文典收藏有许多古籍，其中不乏孤本、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独自南下，他写信给夫人张秋华，让她到云南与自己会合，并嘱咐张一定要将自己的藏书带来。张秋华带着孩子和四大箱书，一路颠簸，最后由于书籍实在不便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刘的学生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这批书被掠。抗战结束后，他得知日本将归还掠夺的中国书籍时，异常高兴，但结果却让他失望。直到去世，他依旧在找自己的藏书。

刘文典去世后的1961年，刘平章曾向周恩来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半个世纪后，刘氏后人终于得知，刘文典的藏书日本早已归还，但是，当时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藏书到底现在在何处，却始终不得而知。

于丹的《〈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而位列第一则是《庄子》。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他曾自称“狸豆鸟”，因“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所以“刘叔雅”便是“狸豆鸟”。因刘喜自谑，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学生不解其意，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马逢华曾回忆刘文典演讲《红楼梦》的情形，有一次，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地点原定在西南联大的一间小教室中，后因前来的听众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到教室前的广场上去演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而另一位学生则记下了刘文典对此四字的解释：“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发现学生用参考书后，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逸事（一）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第337节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溪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

张中行回忆，一次上课，不知说起什么，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奇怪地说，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下课以后，有些学生看见他走出校门，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坐上去后，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逸事（二）

刘文典长子病逝后，对幼子极为钟爱，上课时便把他带到教室，讲课时，孩子就坐在他身边，但因孩子小，总是吵闹，此时，学生们便凑钱给他买糖吃。一次，孩子坐不住，到教室外面抓蝴蝶，刘文典见了，忙叫“快回来”，当时学生们正听的入神，刘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突然穿插这三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出现的太突兀了。

刘文典生活上素来糊涂，他独自到蒙自后，请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一年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来到云南。一天，张秋华去市集随意买了点云南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尝过后，惊讶地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张回答说：“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刘文典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男佣为了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他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

在昆明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们都过的非常艰苦，刘文典亦如此。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他和刘文典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二人性情也相投，所以市场接济刘。刘文典“难以为炊”时，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给李。李便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解放初期，李广平被逮捕。后虽经排查排除怀疑，但要求有人担保才能释放。刘文典知道后，借了云大校长的小汽车去监狱接李，他对监狱的负责人说，李广平是我看着长大的，无任何问题，若保释后出任何问题由我负责。办完手续后，他将李接到云大。

到蒙自没多久，一天傍晚，刘文典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走到来到一个村庄时，正巧碰见一个农夫打老婆，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并不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上去劝阻，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刘极为恼火，抬手给了农夫一记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看了看刘，以为刘颇有来头，越想越怕，拔腿就跑。谁知，先前被打的妇人却不依不饶，冲过来一把揪住刘的衣领，拉着刘质问为什么要打他男人，并恶语相向。弄得刘很是尴尬，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说：“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机空袭，刘文典常常要跑“警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
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平章回忆，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炸弹不长眼，所以跑警报是日常的功课。吴宓于194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

刘文典称自己“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警报响起，刘文典赶紧四下躲避，跑到半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目力不佳，赶紧带着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路上，学生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逸事（三）

刘文典极为崇拜陈寅恪，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备课久未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刘一见陶，就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回忆说：“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当我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扶老师坐下，并向刘说明原因，倒茶赔罪。刘亦转怒为喜，留陶一起吃晚饭。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吴宓对刘文典的学问十分佩服，他常去听刘文典讲课、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

一次，刘文典与学生谈到《红楼梦》中妙玉论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刘文典调侃说：“吾辈饮茶，解渴的蠢物耳。”

王彦铭上学时，同学中流传着种种关于教授刘文典的奇闻逸事：……说他批阅学生试卷极马虎，全凭印象打分；说他博闻强记，忆《富兰克林组自传》不用查字典……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第338节


逸事（四）

刘文典烟瘾极大。一天上课时，刘文典的烟抽完了，就问前排的男学生示意要烟抽，学生们怕烟太差，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刘一再示意，一位姓张的学生便要掏出烟来，这时正好教室门开了，家人给刘送烟来了。

刘文典与著名白族诗人马曜曾在云南大学共事，二人都好烟，常一起品烟。后马离开云大后，刘每觅得好烟，便邀马一起品尝。而马亦投桃报李，1951年，程砚秋到昆明演出，一票难求。马知刘为戏迷，便想办法弄到票，亲自送到刘家。

刘文典喜鸦片。钱穆说刘文典留教云南大学后，“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云南时，刘文典迷上了滇戏。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的学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想请刘文典为之做媒，便常拉着刘去看滇戏。陶光已人到中年，刘自然乐意成人之美。结果，刘从此对滇戏着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去看滇戏，“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解放后，刘文典常晚饭后漫步去茶馆听滇戏。一天傍晚，刘携夫人沿翠湖漫步去听戏，忽然有辆小吉普车在他旁边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省级干部，问刘先生要到何处，可以用车送。刘却婉言谢绝曰：“安步当车。”说完与夫人信步离去。

刘平章回忆，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期间，在一家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漫画，画着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当时正在成都读书的刘平章给父亲写信“讨要”生活费，刘文典恰好读到“擦皮鞋者”漫画，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于是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刘文典纪念馆中。

刘文典对故乡有几位浓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旧版著作上都会署名“合肥刘文典”的字样。1949年，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几个字。抗战胜利后，曾有人建议刘文典回家乡执教，刘文典很是欣喜。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心愿没能达成，这也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第339节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子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信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好吸鸦片，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因他喜云南火腿，故博得了“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解放后，刘文典竟彻底戒掉鸦片，逢人便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第340节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


真诚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写信给胡适的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虽然自己吸鸦片，但他却知道吸鸦片的危害，因此，上课时他常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他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已高，云南大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不为他安排课程，好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但他坚持要讲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适。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1941年，陈寅恪被困香港。其时，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故去，刘文典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刘文典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黄清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傅来苏和范克庄毕业时，去向刘文典辞行，刘十分高兴，以清茶、香烟招待，并鼓励他们以后仍要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临别之际，傅等提出请刘题字相赠，刘文典欣然同意，各赠七律一首。傅、范二人看到刘在提款中称二人为“XXX贤友两赠”，很是惶恐，刘却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二人极为感动。

第341节


归去

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

评价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他在序中手：“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胡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时，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高伯雨评价刘文典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傅来苏在《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中称赞刘文典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的学生评价老师：“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晚年，周作人回忆刘文典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理群评价刘文典：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刘文典：“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有人评价刘文典说：是真名士自狂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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