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萨特
————读《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今天你断绝了它……”这是一封公开的绝交信。在阿尔贝·加缪就《反抗者》一书的点评与让松引发的激烈论战相持不下的时候，作为加缪的好友让-保尔·萨特从一开始极力规避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这篇《答加缪书》，给予昔日好友以暴风骤雨的批驳和羞辱并彻底终结了二人的友谊，时间是1952年8月。作者罗纳德·阿隆森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对萨特和加缪作品的解读和对二战后欧洲政治环境的描述，深刻再现了这段友谊从开始到崩解的全部过程。加缪与萨特的决裂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二位友人的反目，而如雷蒙·阿隆所称这是一场国家级别的争论。它标志着在冷战的压力下，法国知识分子左右两大阵营已经形成，而此前加缪和萨特二位好友曾竭力摆脱这种重压谋求中间立场的努力也告失败。阿瑟·库斯勒“如果你们政见不同，就不可能成为朋友。”一语成谶，那些曾在纳粹铁蹄下共同战斗过的友人在战后因选择了不同的立场而最终分道扬镳以至反目成仇。如今加缪和萨特选择了彼此对立的立场，加缪强烈敌视苏联革命，视马克思主义与谋杀等量齐观，而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萨特则改宗马克思主义，宣布与共产主义站在一起。决裂已使他们维持了十年的友谊在一场理想的冲突中灰飞烟灭。尽管此前他们在战后曾满怀憧憬如何计划着携手共创未来。
他们的友谊有一个真挚的开始，1943年6月在萨特的戏剧《苍蝇》的首演式上，在休息室里年轻的加缪主动上前萨特和波伏瓦做自我介绍，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他们彼此都读过对方的书，1938年加缪读评《恶心》时发现了萨特，给予犀利而中肯的评价，并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而萨特的第二本书《墙》里面对荒谬形象的再现更使他对书的作者五体投地。而萨特在1942年阅读加缪《局外人》一书后，也豪爽的写下6000字的随笔评论。他们在对方的作品中都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正是哲学—文学的亲缘关系使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从此开始了他们的蜜月之旅。
萨特与加缪二人相互的吸引力有多强？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尽管加缪与萨特的友谊起源于他们彼此的相互激赏，但他们二人之间有着太多的差异。使他们的友谊从一开始就带有分裂的阴影。在性格方面，二人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性格都相当的自负、傲鹜。加缪比萨特年轻八岁，相貌堂堂，相比萨特“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加缪对现实的看法更加积极一些。在哲学方面，萨特曾于1938年前往柏林师从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并在其后数年间研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以此构建自己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体系，而加缪断言没有什么能战胜生活的荒谬，随手就打发了存在主义。另外，萨特以荒谬为起点，努力从人类野蛮而无意义的活动里架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加缪则认为荒谬是人类经验的无法超越的既定事实。可见他们在对待荒谬的问题上也并不完全一致。
加缪很早就投身与法国抵抗运动，并甘冒风险。早年曾当过两年共产党员，创建过一家阿尔及利亚剧团，经常上演先锋剧和政治剧，因此闻名。1943年加缪来到巴黎，与皮亚创建了地下报纸《战斗报》，这是一份政治文化刊物。3月，加缪任主编并写下大量社论，《战斗报》发行量由此攀升到15万份。相比于加缪的活跃和老到，萨特显得迟缓。他曾组建了一支抵抗小组：“社会主义与自由”，他们冒着风险印刷，散发反德宣传册，但却因政治经验缺乏而举步维艰，不过此时萨特却令人惊异的多产，三年内写出《存在与虚无》和剧本《苍蝇》、《禁闭》以及一些电视剧本和重要的评论。 解放后，法国原先通敌卖国的新闻界一朝被废除，原先英勇的抵抗报纸《战斗报》成了解放后法国的主流媒体，与此同时，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也于 1945年10月15日创刊。加缪和萨特很快成为解放后法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现在经历过战火的法国弥漫着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加缪和萨特他们确实没有理由不乐观，他们共享着一种核心观点和文学观，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创建一个独立于社会党人和其他现存左翼团体的组织。纳粹的阴霾已经散尽，这对经历了患难的战友尽管彼此间许多差异使他们的友谊潜藏着一些危险的因素，但面对着法兰西的未来，他们还是意气奋发共同规划着宏伟蓝图。“他们达成了这么多共识，他们确信他们的想法足够新颖独到，他们是如此意气相投，以至于他们可以共同梦想成为战后知识界的领袖。然而法国能够呼吸，更重要的，能够自由的阅读，他们就会成为一切的中心。正如波伏瓦指出的，‘我们要为战后时期带来意识形态’”（-P51）
法国解放后，法国共产党成为拥有40万成员的法国第一大党，尽管到了1946年时，党员数量又翻了一倍，然而主宰其意识形态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却是苏联。捍卫苏联的利益，现在也就意味着为法国而战。加缪和萨特战后与法共的联系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发生的。此时加缪的思想也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荒谬主义思想已经成熟，对比马克思主义对意见和一致性的强调，加缪断定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致性。“在共产主义有关人类进步的观点下生活工作过后，他认为世界的真实图象体现在西绪福斯无成果也无终点的劳作中。在体会过共产党关于社会连带性的认识后，他认为个体是思想和行动的所在地。在阶级斗争的氛围中生活过后，他得出结论说人道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是否自杀。”（-P98）另一方面是抵抗运动的瓦解。作为前共产主义者，加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对法共持批判态度，因为他希望各种政治派别能够坦诚地表达各自的差异，而法共过于教条，拒绝对话。加缪与萨特投身左翼而不加入法共的立场引起法共知识分子的不满并招致了加洛蒂、埃尔韦等人对他们的攻击。此时的萨特也在完成他思想的转折。耐人寻味的是当加缪在阿瑟·库斯勒的灌输下接受了反共思想时，萨特正以梅洛-庞蒂为师，把他的存在主义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冗长的脚注。如宾克莱所称的：“……他已从人分析人的困境开始，转向进行改善世界政治性质的积极活动。”（《理想的冲突》P208 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不可避免地使他日后最终肯定暴力的必要性。
1947年，随着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两大政治集团已经形成，随之带来新的战争威胁。1950年南北朝鲜冲突爆发，冷战已迫在眉睫了。法国国内政治气候也在持续恶化，尽管加缪和萨特曾努力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去寻找一条介于东方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组建了“革命民主联盟”，但两人此时已经渐行渐远，分手已成定局。他们友谊的小舟扯着理想的风帆，在经过了太多的浅滩暗礁之后，最终还是在冷战的旋涡中彻底覆没。
革命和暴力从来就有着不解之缘，如何看待苏联的暴力革命是摆在法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区分左派与右派的标准之一。暴力是什么？是不可宽恕的恶行还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必要手段？加缪一直就表现出对暴力的警惕，他和萨特对暴力的理解上的分歧也很早就已显露。萨特把暴力当作成为实在的表现，而加缪则担忧暴力造成的恶果。战后政治环境的演化促使他们的观点进一步走向对立。逐步转变成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萨特构建着他的伦理框架，即，激进政治变革是创建一个令道德的人际关系成为可能的社会的唯一途径，而作为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者的加缪却一直努力在共产主义与谋杀之间画上等号。最终加缪和萨特，一个坚决反对暴力，一个则开始热烈的拥抱暴力。分手的时刻终于到来，《反抗者》无疑是加缪给萨特下的战书，书中那个“反抗中人”带着加缪的自负、偏激和目空一切，向着左派阵营和《现代》杂志傲然公布他的宣判：所有革命者都是从事暴力之徒……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此文开头的一幕，《现代》杂志编辑弗郎西斯·让松与加缪爆发激烈论战，一直犹豫、忍让的萨特最终走上前台，发表了《答加缪书》，篇幅长达20多页，对加缪进行刻毒而无情的攻击。他们一路磕磕绊绊的友谊存在着太多细密的裂痕，终于在1952年这个夏天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它被摧毁的如此彻底以至在他们后来的岁月中都一直竭力将它在记忆中抹去。也许有人会问，他们的分手是否是命中注定？显然仅仅将这场决裂归结为积怨的爆发是肤浅的，作者阿隆森中肯地指出，是历史决定了他们的主题。“我们必须看到分裂的本质——一种扭曲的选择的产物。冷战搅乱了政治思维，破坏了友谊和个体，令左派力量和整个政治领域歪曲变形。”（-P162）之前加缪和萨特一直努力抵抗这逐渐逼近的分裂，并在冷战的重压下一度打算共同创建一个坚持对东方西方都保持批判的独立左翼组织。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屈从于压力选择了这扭曲的选择，背叛了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最高价值。阿隆森认为是政治使加缪和萨特走到一起，又促其分离，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理想，加缪和萨特都是极其自负的学者，正缘于一种共同的理想，才使他们结为知己并一直维持着这段多艰的友谊，然而却在理想的冲突中各奔东西。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美]罗纳德·阿隆森 著 章乐天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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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7-11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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