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出来,余秋雨写的东西都有现场抵达的亲身感受,其笔下的浩然之气就是取之于现场感受,这是别人做不来的。但是那种大开大合、大取大舍的气概又是来自何方?
余秋雨说过,泛泛地谈论历史很枯燥,也叫人犯困。既然这样,那就去选择。问题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选择的原则是什么?选择在我心中是那么重要且那么难于把握,所以,这个问题曾经长久困扰过我,直到今天才可以试谈一下。
看一看余秋雨《霜冷长河》中“人类两大动作”可以了解一些他选择的标准。那是他读布尔斯廷《发现者》和《创造者》的感言,他说,布尔斯廷专注于人类的光明面和人类的文明事业而不理会人类所干的坏事和丑事,“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布尔斯廷的选择“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
余秋雨的选择原则应当包括布尔斯廷的这些原则,但是我不认为,余秋雨的选择原则就完全等同于布尔斯廷,余秋雨的目标要比布尔斯廷高的多。
如果看的多了就会发现余秋雨是多么羡慕几近终极状态的欧洲文明。他尤其羡慕欧洲文化所达到的高度:高度民主背景下的个人自由和高度传统背景下的不断创新,民主和自由、传统和创新都是一种互为里表的结构,它们相互影响、涡旋共生、生生不息,有点近似道家的阴阳图结构。这一切的出发点却是欧洲文艺复兴,其原动力主要来自古希腊文化的现代阐释。
余秋雨说:“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为古代文化提供现代阐释。”
学一学欧洲,对中国古代做现代阐释,才是余秋雨《寻觅中华》和《问学余秋雨》的最终目标,为此,余秋雨正在做着多方面的努力,来完成这一目标,换句话说,他是在为破解中国集体人格的DNA做努力。表述上,用最普通、谁都能看的懂的语言,同时又包含着国际的视野、独到的观点、震撼的立论和明晰的逻辑。
现在,再来回答为什么这两本书对中国历史论述的非均质问题。中国文化,诸子百家、开山立派的人物都集中在春秋战国时代,;到了明清时代,没有新鲜血液补充,没有新人和新的思想的融入,则尽显疲态、恶瘤滋生,国家迅速衰败,所以,前重后轻的选择就不奇怪了。回想我们个人的情况,不也是不进则退吗?
推进中国文化,需要以史说话的缘由还没有说完,但是篇幅已经不短了,就此打住吧。
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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