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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死刑犯的故事 题记：一定的数量决定一定的质量。事物的发展超过了规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事物就会走向反面。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全国正处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中。一天上午，我从城中心走过，只见大批判专栏的旁边贴着一张布告，很多人围观。我也不由驻足浏览。 原来是一张省高院的死刑告示，上面赫然划了十几个红叉。在那一长串红叉的前头，一个熟悉的名字印入我的眼帘。我惊诧！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叫C君。布告上宣布他的罪行大致如下：“出身反动阶级，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服刑期间拒不认罪伏法，疯狂进行翻案活动。四人帮垮台以后，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大肆污蔑攻击以华某某为首的党中央，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实属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看完C君的判决，我愕然！我的脑际浮现出一个瘦小文弱的书呆子，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灰色破旧的制服上缀满补丁。这位常以许云峰自诩，宣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牢底坐穿的文弱书生，怎么就倒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C君会“反革命”吗？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我不禁记起他的许多往事来。 四十年前，我也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在被黑关了漫长的二十个月以后，终于被判了五年刑，押送到H煤矿。在这里接受劳改队的入监教育。 那时的H煤矿入监队里，正好从各地押来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抓了政治辫子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这些人多为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是拥护现政权的人，实为派性斗争的受害者，并不认为自己犯有什么罪。有的甚至标榜自己光荣的历史，宣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保持自己的情操和气节，和迫害者抗争到底。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C君了。 记得从看守所转入劳改队，第一件大事就是换装。每人领取一套劳改服劳改鞋和被盖。从此必须着劳改服装，连戴帽子也必须扯掉帽沿，以区别于普通人，以证明犯人的身份。 第二天开大会学习监规，临了，中队指导员很严肃地向大家宣布一项处分决定：从Y市送来的罪犯C君抗拒改造，拒绝承认犯人身份，拒不领取劳改着装。中队部决定将其禁闭隔离反省！ 啊！吃了豹子胆，敢跟劳改当局较劲！何况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衣服鞋子被子还有蚊帐，不要白不要，这人竟视财物为粪土！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在我们这些文革政治犯的心里，虽然觉得此举缺乏策略，其气慨却也算一个值得尊重的汉子。从此，C君成了入监中队的名人。 三个月的入监集训，C君一直被关押在小监室里。
集训期满后，我被分到一个采掘中队，后来得知，清一色的“反革命”（政治犯）。今生今世，开始学习一个新的行当，到地层的深处，飞蛾展翅，趴在塘子里把装着煤炭的船子拖到煤台，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到队后的第二天晚上学习点名，竟然听管教念到了C君的名字，而且和我同分在一个大组里。真是久闻其名，不见其人。当晚我们得以相识。他，瘦小的身材，夹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与众不同的是，我们，清一色的劳改服；他，却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色工作服，解放初期供给制由单位发给干部的那种服装。禁闭三个月，一点不改初衷… 从此我们一起下井，一起拖煤，晚上一起学习，还刚好上下舖。我们逐渐相熟起来。依据他的介绍，知道了他的一些往事。 说起来，C君应该算是我的主管领导呢。他，Y市人，解放初刚高中毕业。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他报名参加了西南军区干训团，结业后分配到了我的家乡J县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在那里他受到器重，入了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还被提拔为县文教科代理科长。后来，我也成为这个县的一名教师，只是他已经调离了。 一九五六年，C君弃官求学，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后来，因为神经衰弱辍学，安置于Y市某某局工作。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C君还被任命为一个乡工作团的团长呢！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在所谓“反修防修，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辩论中，很多人激情洋溢的卷进了派性斗争。Y市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都声称自己最革命，都视对方为反动派。在“革命就是暴力”“文攻武卫”的号召蛊惑下，两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C君也热昏了头脑，卷入了派性斗争。最不应该的，是在一次批判本单位当权派的大会上，脱下自己的鞋子，打了上司一记耳光。为了这一记耳光，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入狱，随后被判了七年刑…… C君一向把自己过去光荣的历史看得很重。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追随共产党革命十几年，为人正直，工作勤奋，是一个曾经受到组织器重的人，从心里拥护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响应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在运动中有过过激的行动，犯过错误，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成了罪犯？他坚信自己是受了报复和迫害。他表示要像《红岩》中的许云峰一样，和那条迫害他的错误路线抗争，直到回到党的怀抱… 为了向劳改当局表明他‘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立场，为了把自己和“犯人”区别开来，所以就有了拒绝领取和穿着劳改服装，同时也拒绝领取每月2.50元零花钱的豪举。可惜我啊，虽然挨整比他还冤，却没有他那样入党为官的光荣历史。我可没有和监狱当局对抗的资本！我也犯不着把自己和别的犯人对立起来，自古衙门何处无冤狱？说不定他们中有的人比我还冤呢！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又不是劳改当局制造出来的冤情，我又何必与他们为难！何况，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劳改队发给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呢… H煤矿出产一种优质的烟煤，燃烧起来火焰腾得老高，还冒着浓烟，像烧干柴，又像烧柴油。这煤肯定是发电的好原料。靠山吃山吧。天冷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煤炭在监房里燃烧取暖。我们的被子蚊帐甚至衣帽很快就被熏黑，再加每天下井和煤炭打交道，我们整个人很快也成了黑人。 H煤矿当时已经有十年以上的历史。煤矿的规模很大，井下四通八达。下井的感觉，就像黑夜里在一个大城市的街区穿行。我们每天上下班均靠步行。从井口到我们工作的煤台，大概要半个小时以上，其中要下两个龙坡（下到地层深处的陡坡）。走在铺着双轨的干道上，煤车隆隆的开过，上下班的人流在人行道上穿行，很热闹。主干道旁边延伸出许多分道，就像城市里主街道旁边有许多小街一样。不熟悉的话会常常迷路。我们就每天匆匆的在地下迷宫里穿行，直到达到我们大组工作的煤台（一个储运煤炭的大厅一样的洞穴）。从这里往前再分出一些小洞，每个洞都矮小得人只能爬着进出。从小洞进去一两百米，就是我们采运煤炭的工作面了，我们叫“尖子”。这个煤矿的煤层很薄，最薄的地方只有四十厘米。我们的工作面有多低矮可以想见！那时候，在采煤的第一线，除了掘进用火药爆破，其他程序都得手工操作。挖煤的要躺在地上双手挥舞铁镐。我们拖煤也要趴着使用铲子把煤炭装入船子，然后爬着把铁皮船子费劲的拖到煤台。其艰苦可以想见。犯友把这形象的叫做“飞蛾展翅”！对于像我和C君这样过去不事农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苦状更是难以言喻！这里安全状况也很差，听说每个季度都有事故发生。五一前夕，我们奉命加班，本中队一个姓万的犯友在挖煤中，一个很大的帽盔掉了下来把人砸成了肉饼！听说他还盼着第二天吃五一的大餐呢！不久，我也被顶棚掉下的石块砸了，幸好只有拳头大，砸在大腿上，伤处不大，但是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在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的时候，C君却多次鼓励我说：“别泄气，把在这里的劳动看做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吧。”其实他也不堪重负，但是从不埋怨。他总是每天完成劳动定额，虽然很吃力，很费劲… 劳改煤矿的伙食却让人留恋。我此前长期关押J县看守所。你知道那时候的J县看守所犯人的生活有多差吗？每天只供两顿饭。每顿四两，有时候饭的上面用十来个炒辣椒，加上一勺子米汤就是菜。没有别的补充了。我人年轻，正在长身体啊。饥饿经常困扰着我，梦里常常看见肥美的蒸鸡，我淌着长长的口水！转到H煤矿，下井了，每月有了五十三斤大米的供应，粮食可以敞开了。还有了猪肉，有了包子，有了油条，蔬菜也丰富了。我们好像从地狱升到了天堂。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感觉比家里的生活还要好！ 可是我还是盼着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的体力吃不消这里的劳动，我怕哪一天事故再降临我的头上。要是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我重见天日的希望就没有了。我每天担惊受怕。可是C君，却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转机终于出现。大概在下井三四个月之后，一天早上，我们突然接到指令，立即收拾自己的东西，再次被押上汽车。汽车沿着金沙江逆江而上，我们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后来知道，省劳改局从H煤矿抽调了三百多老弱病残补充地处小凉山的LMP劳改农场。金沙江在这里遇到大山转了一个大弯，把很大一片山区三面包围起来。这里三面环金沙江，一面背靠原始森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大监狱。农场方圆两百多里，规模和建制都很可观。全场有四个分场，总场有直属大队，农科所，医院，中小学等等。听说第一任场长是老红军，正规军的师长。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达三四万。无独有偶，我和C君又分到了一起。我们被押送到一个叫M分场S中队的地方。 S中队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在中队部的周围的山野里，到处是碧绿的茶林，还有成片的稻田和旱地。那时候还不通汽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靠的是一条驮马路通往十几里以外湖边的分场部。中队部建在半山的坪子里。越过广大的农田和茶园，大山的深处是茫茫的原始森林，像一道屏障把犯人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中队以茶叶生产为主业，同时产粮食和蔬菜，还养猪养牛，使粮食和蔬菜自给自足。一百多号犯人（也是清一色的政治犯）管理着方圆十多里的土地。 我最感幸运的，是免除了担惊受怕。我从此能在太阳的照耀下，享受大自然给予的风餐雨露的恩赐。 记得到达S中队的时候，正值夏初农事大忙的时节。夏茶开始采收，水稻开始栽插，旱地里玉米也等着匀苗和除草。劳改队就像参加一次战役。每个人都被分到一个作业组，每个人都下达了劳动定额。超额完成定额的的受到表扬，完不成定额就要加班，还要受到训斥。我们开始学习各种农活。采茶，每天定额三十斤。我的小组长姓王，川东人，一个彪形大汉。劳动能力极强。听说采茶竞赛在全中队老拿第一名。曾经创造日采茶叶一百八十斤的记录。他见我文弱，带着我，像照顾小兄弟一样相助。开始的时候，我的定额有一半靠他代我完成。给茶林锄草松土，每人每天半亩地，他常常代我完成一小半。这是一个很热情耿直的汉子。听他介绍，他本是一个车队的司机，工人阶级吧。在所谓自然灾害的年代，他的家乡大饥荒，饿死了好多人。他自己大概也饿昏了头，受别人蛊惑，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后来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刑。他看重我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能友善对待周围的犯友。他知道我有冤情，却从不在人前摆谱。还叫他一声王大哥。所以，什么都愿意帮我。记得给农田运送大粪，他曾经挑过四只粪桶爬山，其中有两只是我的任务…每个犯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劳动工具，比如锄头，要好使，要省力，能提高功效，就需要选择钢火好的，然后有好的锄把，楔子也有讲究，用起来才不会经常松动。所有我的这些事都有王大哥帮办。我和同组的犯人处得很好，我有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愿意帮我。我有过失的时候，也会有人帮我化解。所以，我在S中队的两年多，也算没有吃过多少亏。对这里的一切，慢慢也有所适应。 C君却一如既往，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坚持扮演许云峰，他又拒绝领取S中队所有的配给——衣裤，鞋，被盖，蚊帐，还有每月2.50元的零花钱。当晚即被中队管教干事点名批判，斥责为“反改造分子”。为了防止“反改造分子”兴风作浪，中队随即以他为靶子，安排了认罪伏法的大讨论，要求人人发言。轮到我必须说话的时候，我表示：这里是劳改队，我会遵守监规，和大家一起努力完成各项任务，有问题我会按法定逐级反映。被点名发言的S君却借题发挥。他要向犯人宣讲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他的光荣历史…他的发言随即遭到管教严厉训斥。随即的几个晚上，全中队犯人展开口诛笔伐，他成为众矢之的。队部从此视他为顽固的“反改造分子”。他那众人皆浊唯我独清的发言犯了众怒。他视犯友为敌人。大家当然也不把他当同类。从此，他在犯人中很孤立。也只有我，还和他保持着既往的友谊。 S中队的劳动也很艰苦。到了初冬，小凉山阴雨绵绵。我们常常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到茶林里干活，给茶树打药，修剪，翻耕土地，重施底肥。在风雨里，我们穿插于茶林间，两年一发的蓝布棉衣棉裤很快被茶枝挂破，露出许多白色的洞点来。下雪的时候，在瑟瑟寒风中很多人就穿着这样破破烂烂的衣裤继续劳作，象叫花子一样寒酸！C君的灰色制服也刮破了许多洞，两年下来，他的衣裤缀满了补丁，有的地方，已经疤上重疤了…在S中队，没有人会帮助他干任何事情。这个文弱却倔强的呆子！好像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他努力学习干各种农活，劳动力也慢慢好起来，渐渐地脱颖而出，很多劳动定额他都能完成甚至超额了。有时候还能帮助我呢。一次我的锄头脱落了。他便主动为我找锄把，砍锄头楔子。他逗好的锄头还真好使，跟王大哥弄的差不多呢… S中队的生活也特别清苦。靠山吃山吧，平时我们的主食是玉米粉做的窝窝头，每顿四两。到挖红苕的时节，每天三顿饭就有两顿吃红苕。到收马铃薯的时候，一天三顿饭全是马铃薯了。冬天里，我们的主菜，常常是水煮的红白萝卜干。吃起来像吃药一样难受。开春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的主菜换成了莲花青。在我的家乡是喂猪的，甚至连猪都不喜欢的东西。每半个月打一次牙祭，名曰每人半斤肉，实际包含猪的肚腑还不足数量。在农忙的时节，我们的体力消耗特别大，人很累，也特别馋，常常感受饥饿的煎熬。歇息的时候，我们便常去野地里挖野生的马铃薯，到山林里去找蘑菇，然后煮了充饥。还打每月2.50元零花钱的主意。除了购买牙膏肥皂和手纸，尽量省下钱，托赶驮马的犯友在集镇上买点吃的。或者集体偷偷的买当地农民私自拿到茶林地里卖的死猪肉（队部是禁止的），然后在林地里偷偷生火煮熟了解馋。玉米挂红帽子了，犯人会在田间偷摘生棒子烧着吃，黑话叫做“吹箫”。马铃薯长块头的时候，犯人也会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里，每窝偷刨出一两个，在隐蔽的山林里放在柴灰里烧着吃。黑话就叫做“看虱子”。做这些事，我不会，也不敢，但我很体谅大家的苦衷。偶尔，王大哥和犯友也会送我些违规的食物。总之，大家就这样想方设法填自己的肚子。吃的永远是犯友最热门的主题。 可是S君的主题却和大家不一样。他被捕前，离了婚，又没有子女，好像有一些积蓄。他就靠这点积蓄继续坚持，不领零花钱，不要劳改队的配给。我从来没有见他花钱买吃的，也从来没有听他和别人谈论吃的，他更不会去地里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可是，他却舍得花钱给自己定了一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休息的时候他就埋头阅读，好像他唯一的嗜好就是阅读这两件东西，就像教徒阅读圣经，他沉迷在这两份报纸杂志的字里行间，好像这成了他精神的支撑和生活的希望… 漫长的两年过去了。一九七四年的春夏之交，中国大地掀起了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劳改队借力批起了翻案狂。C君势当其冲了。我也一直不认罪，在坚持申诉。他和我都被中队抓了典型。虽然我并不在犯人中制造影响，虽然也没有人揭发过我。我还是成了拒不认罪的“翻案狂”…在经过了大会小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调来了几名武警战士，由分场来的领导宣布我们的“反改造罪行”，决定抓进从严队禁闭反省。 于是我们都被武警绳捆索绑。行李也被捆到了我们的背上。动武的时候，好像对两个“翻案狂”也有点区别。武警对C君下手特别狠。他被发力踢倒在地，嘴和鼻都啃地了，淌着鲜血。再用一只脚踏在背上使劲拉绳子，捆了一个严严实实。而C君却没有呻吟。只听他对武警战士说：“请将我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起带走。”于是，一路上，一队武警压着两个犯人招摇过市，其中的一个背上绑缚着一大捆共产党中央的刊物和报纸，这成了人们围观的独特的风景… 我们忍着痛楚和重负，走过十几里山路到了分场部，随即被押上了卡车。汽车绕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爬行，半小时以后，我们终于被押进了监中之监——M分场从严队。从严队就建在TJ山的山坳里。高墙，铁门，岗楼，哨所，和我曾经蹬过的看守所一样的森严。里面又分为大监和小监。进了从严队，我和C君就分别了。我进了大监房。这大监房里关押着十多个犯人。后来得知，大多为刑事犯，盗窃强奸之类的，很多是越狱逃跑被抓回来的，有的已经有过三四次逃跑的记录。从严队紧挨TJ山中队，生产劳动从属这个中队管理。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会被武警和中队的管教押解着来到田间，从事各种劳动。晚上也有干部来监房组织认罪伏法的学习。生活的标准和普通的劳改犯人也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我们的劳作是在刺刀的监视下进行。所有被押在大监房里的犯人，大概都被当局认为是问题比较轻一些的。只要不继续犯过，关押一段之后，还会放回一般劳改中队继续服刑。 C君则被关进了小监。这里的小监房是怎样的情形呢？听一位关过小监最终平反的知青讲起，据说监房全用石料砌成。小监之小，除了一个铺位，仅够一个人打转身。而小监之矮，高一些的个子伸起来头可能会撞着屋顶。更糟糕的是，下雨的时候，会浸水。所以衣服被子常常湿漉漉的，屋里散发着霉气。只有一个可以送进饭来的小窗洞，阳光很少透得进去。人一旦关进了小监，连在刺刀下劳作的机会也被剥夺。除了送饭时能从窗洞里看见人影，除了管教提审时能说说话，便基本与外界隔绝，黑暗和孤独与之绵绵伴随…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C君。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信息。
我在从严队关押了两个多月。随后就地安置在TJ山中队继续服刑。半年以后，我刑期届满，被转到了百里之外总场的出监队。在那里，我还是我行我素，继续坚持上诉。由于“翻案”，一九七五年十月满刑后，我被迫滞留就业队继续改造。次年三月，经Y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推翻原判决并宣判无罪释放。我终于重返故里，回到原单位，重操旧业。 教师的工作辛苦忙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想起这个人来。 C君后来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只能想象…… 也许，在那个黑暗潮湿与世隔绝的小监里，这个人身体更加羸弱，脸色更加苍白，那缀满补丁的灰色制服已经破烂不堪，肮脏不堪… 也许，在那个黑暗潮湿与世隔绝的小监里，这个人已经不能够继续阅读他的圣经——“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可是他的头脑里却装满了此前那个时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鼓吹的极左的理念和思潮。也许他因此坚信，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那么英明伟大，他所亲信的人肯定也个个是忠臣… 也许，在那个黑暗潮湿与世隔绝的小监里，这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深信他进行的是一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要像许云峰一样战斗到底，把这里的牢底坐穿，直到他想象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他被平反昭雪，成为光荣的战士… 然而，当C君顽强的继续坚持他的信念和气节的时候，人世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动。四人帮被推翻，一个极左的时代宣告结束。C君所接受和坚持的信念成为了历史的反动。也许这个被关押在黑暗潮湿与世隔绝的小监里的人，这个迷信和崇拜毛主席就像崇拜上帝一样的人，怎么也不相信，毛主席最亲信的人也走向了反动！… 于是他以他顽固的坚持和反对，使自己也一步步走向了反动，走进了深渊。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员，一个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己任的人，却最终却倒在了自己坚持的信念里。 物极必反。C君成为了一个逆流时代的殉葬品。他死得好糊涂！ 这是C君的悲哀。 从今天民主与法治的角度来看C君的死罪，是不是也值得人们反思？ 以思想和言论定死罪。这，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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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2-1-29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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