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1-10-31 21:19 编辑
这是“沂河泥鳅”发表在天涯论坛上的文章，有独到见解，特转来与大家分享。由于篇幅有限，只选择下列问题：
我的中国史及问题
作者：沂河泥鳅
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史的专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史纳人全球史的框架内观察，这样一来，中国历史独特的一面即突现了出来，例如：它古老及无与伦比的连续性，它广阔的疆城与庞大的人口规模，它的统一与内聚，它那发着异样光芒的文化等。对这些独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中外史学界感兴趣的事，而且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总体看，并非所有答案都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相符。 《我的中国史》尝试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以两个史学原则为基础：其一，人类不管怎样努力，永远不会发展出一个无痛苦、无罪恶、无悲剧发生的天堂式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类虽然能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但并不表明未来的社会一定比现在或过去的社会完美；其二，从秦汉至满清这两千余年，中国是成熟的、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今日的欧美西方社会是趋向成熟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不同种类的文明有不同种类的价值体系及自我评判标准，因此，既不能机械地用农耕文明的价值准则去评判今日的西方社会；也不适合用今日工业文明的价值准则——诸如进步、民主、科学——去指责古代的中国社会。 限于本文的篇幅，不可能做大量背景或逻辑的铺垫，因此有些论点可能显得过于唐突；不过这也没有问题，读者倘若有兴趣，可参阅《我的中国史》。 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东周时期光辉灿烂的思想学术，持续到汉初即黯淡下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欧洲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但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伊斯兰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志、张洪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梵蒂冈。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 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中国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环的怪圈？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有生命的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惟一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帝国保持长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高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强盛。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及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在欧洲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最有资格制止他们的野心或与他们竞赛，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世所公认，中国在公元1500年前是全球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拥有的技术水平最高；如果愿意，明朝的海军完全有能力制止葡萄牙人与西班人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冒险，甚至可以在印度洋上驱逐或制服他们。事实上在1511年前后，马六甲的土著酋长就曾跑到北京向武宗皇帝状告胡作非为的葡萄牙人，但明朝廷显然没有兴趣与决心去经略海洋，它只能让马六甲人失望。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下列原因：（1）中国社会的自我满意程度较高，不屑到海洋上与伊比利亚人争蝇头利；（2）中国的决策者缺乏信心与勇气；（3）中国社会已经僵化、腐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创新表示怀疑；（4）奉行该死的孤立主义政策。 这样解释一方面是把明代中国想像成了一个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隐含着这样的假设：明代中国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如果统治阶层目光远大、英明，理应有能力迈过这道门槛。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明代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理论上讲，在中国的视野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应当向北京纳贡称臣，它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与臣，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明朝人首先关注的是内部秩序的和谐，而非对外竞争。 再者，明代中国与伊比利亚时代的欧洲不是处于同一轨道上。假如从拥有的经济、智力优势及技术水平上看，中国可以说在宋代，甚至在唐代即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且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学习西方时，仍迟疑不决?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现代化或说工业化代表着光明，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代表着黑暗。当然，现代人有这种观念并非离奇，因为工业化确实意味着力量、财富、舒适与享受。但向长远处观察，工业文明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文明，它的运作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为了不使这些关系严重失衡，酿成灾难，它必须不断求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平衡；但这样的扩张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近乎完美，它自身有一种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持和谐平衡的机制。因此，公元1500年前后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向现代化的轨道上转，那等于放弃一种健康和谐的秩序，去追求一种危险的、疯狂的、不可预知的事业。
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 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 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 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 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古代中国为何倡孝道?
在农耕社会中，由于体力劳动是其成员获取生活要素的主要手段，因此青壮年是最光辉的年龄段，他们为社会主角，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而老年人与幼年人属被照顾的年龄段，他们缺乏自己得到食物的能力。且老年人与幼年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忽视。人的天性中有喜爱幼儿而讨厌老年人的天然心理倾向，如果听任这一人性的趋势自由发展，社会上可能没有人愿意拿出1% 照顾孩子的细心与耐心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有着现实的原因，在生命传递的链条上，幼儿属朝气蓬勃的年龄段，他们活泼、率真、灿烂，代表着希望；而老年人像秋天的树叶，暮气浓重，每过一天都明显靠近坟墓一天，再加上疾病、行动不便等因素，往往越老越依靠他人照顾，越老越容易被人讨厌。 为了平衡青壮年与老年人、幼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壮年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圣人不得不提倡尊老爱幼，并重点强调孝道，努力用理性的力量去纠正人性的偏差及社会的天然不平等。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健康与和谐。在那样的社会里，假如人为地强调老年人与青壮年平等的社会理念，必然会加剧老年人与青壮年天然的不平等。例如婆媳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是人际间最复杂与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当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时，儿媳由于年龄上的优势与对丈夫及孙辈的直接影响力，因此往往保持着主动权；如果强调她们平等，欺压虐待公婆就可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公婆越老越趋向软弱，亦即只能越听任后辈摆布。朝廷由于直接面对的是广大乡村的亿万个自给自足的农户，其税收财政能力无法保障老年人的福利；如果对各家庭加收社会养老保险金，再返还它们用于赡养自家的老人，不仅成本极大，也毫无意义。圣人制订尊长辈卑后辈的制度，就是为了在政府力量没法直接参入的条件下，让每家每户自觉地 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以保证社会权利最弱的老年群体能颐养天年。它的合理性在于：儿子、儿媳妇在公婆面前诚然唯唯诺诺，牺牲掉了自己的一部分享受生活的权利；但当他们也熬成了公婆之后，同样能享受到后辈孝顺，这属良性循环，有利于生命链条的健康。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为什么日本人成功，而中国屡遭挫折？ 人们在看待西方入侵前的中国与日本时，往往认为这两个东亚近邻是相似的——不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国情也差别不大，其实这完全是受了她们外壳的迷惑，这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有极大差别。 首先，日本过去的一切主要是从中国学习过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既能善于向中国学习，肯定也能善于向西欧学习，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存在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与公元1868年的明治维新，实质上没有区别。中国正相反，它善于原创，不喜欢向外人学习，也从没有这种习惯。 其次，日本是个狭小的海洋国家，它历来视大海为天然樊篱，他们不怕蒙古的铁甲骑兵，但非常怕西方的铁甲军舰。日本人对西方的恐惧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中国有辽阔的腹地可供回旋，但他们没有；因此，当美国人的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上，并扬言要动武时，这一消息很快即传遍了日本国；而中英鸦片冲突的隆隆炮声，却没有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震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这回事，即便知道了，大概也只是摇摇头叹口气，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海边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因此，日本对西方人侵的反应既一致又迅速，而中国的反应既缓慢又复杂。当广州、上海地区的人们已经会说半生不熟的洋话的时候，生活在古老传统中的河南、陕西人可能连洋人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中国近代的俊杰人物多出于东南沿海各省，就是这个原因。 再者，日本社会结构的性质与中国社会根本不同。日本人在大化改新时期从中国引进的王朝郡县制，到十二世纪时就被破坏瓦解，退回到了封建状态。天皇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与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有真正的实权。西方人侵前夕，日本社会由德川幕府控制，它挟天皇以令各地方的封建主，勉强维持国内的秩序。各封建主有点类似于中国东周时期的各封国，它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及私人武装力量——武士。它们之间明争暗斗，千方百计壮大自己，削弱他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竞争与对抗，所以日本人很容易认同西方的商业社会，也能主动接受西方的挑战；再则，它使日本的武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社会匀称、和谐，没有激烈的竞争与对抗，而且军人不处于社会的上层，人们普遍尊崇学识，对武事不很关心。当日本的青年武士们为得到西方的军事技术而狂热地开始行动时，中国的职业军人寂然无声，他们虽明知箭与火绳枪不如军舰与开花炮，但他们只能等到文官集团作出决策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人口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唐朝之前，帝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大约在四至五千万左右，达到六千万甚至七千万以上，就会成为帝国政府的噩梦，需要通过饥荒、战乱等天灾人祸的方式减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万左右，又会出现“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场景.西汉、东汉时，长江流域尚未被有效开发，帝国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当时没有化肥、农药和专门培育的优良种籽，水利设施比较简陋，粮食的亩产量很低。根据战国时期李悝留下的资料推算，那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大约为一石半，当时一 亩合今0.32亩，一石半约合今45斤左右，换算成当今亩产量约为140斤，即便汉朝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粟的亩产量大概也很难超过200斤。而现在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仅以小麦、玉米计算，一年两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斤以上。据班固记载，公元2年西汉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767.14万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比较松懈，疏漏难以避免,估计实际人数当在6千万──7千万之间。 当时那些土地养活六千万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同样土地养活五、六亿人所承受的压力，现今这一地区的实有人口也不过六、七亿左右，那时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压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经过五胡变乱，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尤其是太湖地区，渐成为有名的“粮仓”。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由于气侯变化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关中地区衰落了，虽然唐帝国的首都仍在长安，可这一地区的供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国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万，它的困难比两汉政府小不到哪里。 宋朝时，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鱼米之乡的声誉响遍全国，帝国承载人口的能力大为增强。到南宋时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国的人口总计突破了一亿。明朝的人口更有强有力地增长，晚期高达2亿，这得益于一批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清朝开国到乾隆年间，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扩大，通过移民的辛勤努力，各边远地区得到了充分垦植,人口逾过三亿。这个数字大概接近纯农耕文明条件下，中华世界所能承载人口的极限，有个叫汪士铎的人为此惊呼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不久，太平天国叛乱发生，人口损失了近一亿二千万，人与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缓和。据研究专家推算，“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分千之一，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三十二亿。”(3)。实际上各朝开国初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都会超过5‰，假如不是改朝换代与饥荒的调节，发展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恐怕早过百亿。
乾隆为何不是彼得大帝?
我们的学者经常后悔1793年乾隆皇帝初次接见英国使团时采取的无知而傲慢的态度，叹息乾隆皇帝不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但仔细分析就会明白，乾隆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俄国人在15世纪才摆脱成吉思汗子孙的控制，社会相当落后，没有思想学术，没有文学艺术，只有东正教无知的僧侣和邪恶的农奴制。它虽然对远东地区的征服进行的比较顺利，但国家没有安全感，西面有强大的瑞典，立陶宛人与波兰人也虎视眈眈；南面是更强大、蛮横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它迫切需要自卫的力量，这与中国社会的满足与自信有着天壤之别.况且，俄国本质上是个欧洲国家，它对西欧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东方的兴趣，而且它与西欧有着近乎相同的文化宗教背景。彼得大帝能化名米海伊洛夫下士率领250人的庞大旅行团去西欧长期旅行，他能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当修船的木工，到普鲁士研究枪械，到英国议会旁听……这一切中国的乾隆皇帝做不到。抛开年龄的因素不论，乾隆皇帝即便有彼得大帝般对西欧的兴趣与热情，恐怕也只能向基督教传教士请教关于西方的信息；他即便有到西欧去看看的勇气，按中国的政治规则，他也去不成；即使他能去成，他的文化背景，也会使他学不到彼得大帝所能学到的东西；即便他学到了彼得大帝所学到的一切，他回国后也不可能一口气颁布3000条法令，全面推行工业化；即使他颁布下3000条工业化法令，也不能短时期内改革官僚机构和军队，这些法令将多数得不到认真执行；如果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强行贯彻，他将失去龙椅宝座。 在当时，中国是成熟、完善的农耕文明的代表，西欧是尚在完善中的工业文明的代表,两种文明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何不具备进步的基础?
西方的启蒙大师们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要想不断进步，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机制：(1) 必须不阻碍人们用理性去窥视潜藏于自然万物中的奥秘，不断提高人类奴役自然万物的能力，《圣经》上说,上帝把世间所有呼吸或不呼吸的动、植物及自然资源都交给了人类。(2) 允许社会内部存在公平、合理的竞争.可是，一个社会的内部竞争如何才能保证公正,合理呢？首先需要承认人生而平等，平等的人才有机会平等竞争，任何形式的特权存在,都有悖于公平原则。其次，必须有个民选的政府，只有民选的政府才肯对社会的公正与秩序负责，任何独裁政府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独裁者在行使权力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其次才是公众利益；如果独裁者变成了强盗，人民往往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法子让他和平下台，采取暴力手段社会成本又太高，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只能容忍强盗政府的存在。 中国传统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自我克制、安份守纪，要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鼓励人与人相互竞争，人与自然相互竞争。它有自己一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国农耕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盛与衰,他们从不追求社会进步。如果有人一定要比较中国古代一盛一衰、静止不变的社会与西方式的每天都不断进步的社会，孰优孰劣？那真不好回答。就当前的局势而言，当然是日进无疆、永远昌盛不衰的社会好，因为所有国家都在追求不断进步，如果哪个国家胆敢静止不变，那必会被淘汰掉。但从长远而言，还是中国式的静止不变更好。中国文明存在了四千多年，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到清朝仍青春焕发；而西方的工业文明只发展了三百年，就与大自然的关系恶化。按照自然的必然规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成长壮大阶段，社会的进步总会有尽头的。一个社会要想永不衰老，它最好不追求永远进步。中国的传统社会如果不是欧洲人的打扰，它再存在一万年也许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不断进步中的社会，可能连一千年的寿命都达不到。按照一般的标准，长寿者总比短命者好。
建都南京是国民党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吗?
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朝代不少，可没有一个大有作为，所以有“金陵王气黯然收”之说。南京地处中国最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上，那里素有粮仓之称，又靠近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市，所以在那里建都，会使全国失衡，使政权的辐射力能力衰弱。在南京的政权，很容易忽略或冷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广大的国土；但在西安或北平的政权，无论如何不敢冷落南京；因此，凡建都南京的政权，都有点偏安的性质，绝少有统一全国的气魄，大明王朝似乎是个例外，但如果不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它恐怕很难保证蒙古人不再侵入华北。 假如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定都北京，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一则能使日本人染指华北时不能不慎重；二则中共的势力将很难在河北、山东地区发展，而中共若想在长江下游的富裕地区动员群众，那比较困难，况且，长江下游地区易攻难守，当根据地不如太行山区、沂蒙山区和陕北。
中国人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在1899年，当时英国的传教士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二年后，梁启超著文介绍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鼻祖，但他笔下马克思的中文译名为“麦喀士”。他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不大，认定那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对中国没有意义。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错了，中国社会非常欢迎马克思主义，尤其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简直有点像久旱盼甘霖。那时的国内形势用毛泽东后来总结的话说：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欺压中国，迫使中国向它们学习，而中国学习它们的首要愿望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得国家主权的彻底独立；但巴黎和约上的耻辱，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还没有尽头,中国人反帝的任务仍道阻且长。毛所称的封建主义，主要指清朝垮台后，遗传下来的传统儒家文化与不受约束的军阀，它们被指责对中国的暗弱与混乱负主要责任。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从帝国主义国家那里学习来的主要成果；但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把西方头痛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分化，败德之类也带到了中国。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令人迷惘和绝望.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适时传来，立即让中国人看到了拯救的光亮。最先为此欢呼的人是北京大学的李大钊，他预言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久，马克思主义迅速蔓延开来。据统计，当时全国400 多种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过苏俄的情况和宣传社会主义；一些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纷纷成立起来；不少通俗地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翻译出版，其中，以《共产党宣言》与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最受读者欢迎。 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是情理中的事。新文艺运动初期，他的精神故园在法国，但他除了想造就一批新的青年公民外，对中国的政治前途缺乏明确设想，这让他在后期相当苦闷，同时也让他很尴尬。因为他发现，他所热情鼓吹的民主，在中国始终看不出可爱的模样，相反民国的混乱与软弱，很大程度与实施欧美式的民主有关。再则，他发现自己所崇奉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内幕并不美好。这些问题只有当他自称改信马列主义之后，才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列宁宣扬人民民主专政，巧妙地把民主与专制两个看似冰火难容的概念揉合在了一起；民主是劳苦大众内部的民主，对于陈独秀所憎恨的军阀和骄横的资本家则不讲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与言论自由；这正合他意；至于这两个概念是否真能和谐于一体中，陈独秀顾不上考虑。关于帝国主义变着法子欺负中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说那是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应与西方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同盟，团结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它们。到1918年时，陈独秀就毫无心理障碍地向不久前他还仰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动了攻势：“西洋的男子懒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
文革中最奇怪的事情?
毛泽东做事历来脉胳清晰，干净利索，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表现却非常反常，怪异且杂乱无章。他依重林彪，选他为法定接班人，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意抛弃了他。在1973年8月份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允许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批左派激进人物进入政治局，以增大他们的权力；却同时重新起用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授意他与病中的周恩来合作组阁，更有甚者，他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授予给邓。他在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之际，不肯在张春桥等人与邓小平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却起用一个政治根基薄弱、政治经验缺乏的平庸的谦谦君子接班。 不过，今天从长远处观察，还是能从中理出个头绪，那些看似杂乱的行为毕竟是精明的毛泽东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既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又要对国家的前途负责，
西方入侵对中国的影响？ 以西方的标准衡量，公元1840年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而到1956年至1976年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它又变成了地球上最激进的国家：对古老传统全盘否定，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而对欧美的现代化进程犹嫌缓慢，梦想一跃跨到它们的前头。站在长远处观察，这转型期间的136年，中国人在西方的重击下槽头转向，神志迷乱。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既是中国千年变局的终结，又是它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开端。这是一个恢复了健康理智的国家，尽管仍迷眼惺松，但它开始尝试着以新的标准客观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冷静地评估自己的现状，务实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了。 毫无疑问，今日中国从内容到形式与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西化道路上走得之远在某些方面连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都自叹莫如；同样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明显是从清代中国延续而来，它的13亿人民，不仅在血统，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方面仍与他们商、周时代的祖先保持着许多相同之处。在这方面讲，今日的中国既是个全新的国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新秩序中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中国的追求与欧美等纯正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首先，作为一个在工业化轨道上奋进的新兴国家，它希望追赶上欧美，实现富民强国的民族复兴目标；其二，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背景的古老国家，它又需要负起让人类再延续数千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责任。毕竟工业文明从成型至今日不足三百年时间，这段历史在美国人、德国人看来或许已经够长了，但对中国而言，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1-10-28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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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8 12:26
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