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讲堂：“遑论”鲁迅（14）（系列更新中）

闲散之人

                                                             “败”家讲堂：“遑论”鲁迅（14）

这个系列我已经有四个多月没有接续了，个中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主要是一些客观的情况造成的，八月初，我从南国厦门飞回大连的家中，心中偶尔想起的就是这个系列留下的尾巴，说实话，半途而废绝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系列完成，初衷不会变。

但是，回来后却赶上新房的装修，七七八八的事情，让我根本没有能静下心来，直至今日，所有的装修工作结束，也已经搬迁入住新家，总算松了一口气。

搬家的时候，邻人问我：你现在住的是一百二十五平的房子，你马上搬入的是不到八十平米的房子，你这不越住越小么？我笑了，其实与我而言，屋子大小都不是问题，可以遮风避雨足矣。所谓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居陋室者心大足矣。所以，尽管房子小了许多，但是，我唯一不动摇的是我的书柜，我的书，所以，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铺上一张单人床，也要把大多数空间留给我的藏书，所谓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陋室大小无所谓，能遮风避雨足矣。

我是一个从来在生活上不算有啥“品味”的人，追求那些所谓的“高档的，有品味”的日子，总觉得与我这样的人不太搭界。所以，一直以来，我宁愿在工作之外，一个人静静的呆在家里看书写字，或者骑上单车，一口气尥上百十公里，哪怕是累得浑身臭汗，但是，心情舒坦。

我每次沿着旖旎的滨海路骑行的时候，尽管路狭窄，但是，看着一边无垠大海的万顷碧波，心情的大好程度几乎无法言喻。一个人，心情糟糕的时候站在大海边，吸纳一下大海的喘息，看着周而复始不惓不怠的浪花，心情想不好都难。滨海路有一段长长的坡路，大概有三四公里的样子，路面陡，弯路多，我每一次骑行到这里的时候，只要路面上没有多少车，我一定会把单车飚出最高的时速，五十三公里，那是一种很风驰电掣的感觉，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却能让我体会到一种淋漓尽致。我曾经和朋友们交流过这种骑行速度其实是危险系数非常之高的，但是，偶尔飚一次，也算是体验极致吧。

此刻，我坐在新家我的居室里，继续着有关鲁迅先生的这个系列，其实，在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就应当动笔，无奈那几天实在太忙太乱。所以搬家，是因为儿子长大了，到了婚嫁的年龄，做父母的不能不为他想，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父母的情结吧。写着就想起了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我们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这篇写于九十二年前的文章，如今读来。依然有着一种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和无限的张力。

鲁迅说，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应当说，这不仅仅是鲁迅先生的愿望，也是中国千千万万个父亲的愿望。

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父母相传对待儿女的“成法”却“谬误甚多”。

鲁迅是一个能发现问题，并能指出问题病根的人，这大概与他曾经的从医经历或许有几分关联，鲁迅认为对待子女，最重要的心态便是“解放”二字。他提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子女是从“我”分离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非我”，子女是人类中独立的一分子，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鲁迅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他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独有‘爱’是真的”。挚爱幼子是一切动物的天性，绝无利益之心。鲁迅说：“只要心思纯白，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地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鲁迅强调指出：“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因为“恩”或“报恩”总是离不了利害交换的考量。

　　

鲁迅痛批那些自以为曾对子女好，就是对子女有恩，就可以索要报偿的人，把他们比作《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用“人乳喂猪”的王武子。鲁迅说王武子所以对猪如此之好，如此格外施恩，无非是要猪肉肥美，好献于王公贵族，为自己谋利。鲁迅的结论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鲁迅认为中国历代“拼命劝孝”而孝子不多的原因，“便全在于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从《狂人日记》假借狂人之口喊出的“救救孩子”，到先生笔下《我们如何做父亲》其实不难发现，鲁迅先生的人本思想，人性辉光闪耀其中的。中国式的父亲受着传统文化传种接代的影响甚重，也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思想言行强加给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看来，这种传统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有一篇类似的演讲，是他2008年6月15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上帝使徒教堂的演讲。是2008年父亲节上的演讲。这篇演讲，集聚了温情、责任、道德、力量和希望。在这篇演讲中，他告诉我们：家庭是最重要的磐石。他告诉我们关于如何做父亲的三个教训：

【1】第一个教训是，给子女树立一个绝佳的榜样；

【2】第二个教训是，身为人父，应该传递给子女一种推己及人的人生价值观；

【3】最后一个教训，也是我们可以给子女最为贵重的礼物，就是希望；

很多年后，你开始明白了，这个生命的延续带给你的是生命的最真实的意义。你的那些成功和世俗的伟大，跟人类的生命长河的一环相比，或许真的不足挂齿。你终于把眼光投射到自己的圈外。你看见你的中心，不是你自己，而是一个孩子的未来。

我终于开始想：我该给孩子做点什么，哪怕是进到绵薄之力。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哪怕困难重重，哪怕工作艰苦，哪怕有生之年从未取得过大的进展。或许，这就是身为父母所应肩负的最大的责任：勇于尝试，怀有希望，竭尽全力把我们的房子建立在最坚硬的磐石之上。任凭风吹雨打。带领孩子们在暴风雨中穿过最黑暗的地方，走向更加美好的一天。

看看奥巴马的这篇演讲，再看看鲁迅先生写于九十二年前的这篇文章，其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的。

榜样，责任，希望，这就是所有父亲必须面对的话题。

用了这许多篇幅来接续我的这个系列，并不是把话题游离于主题之外，而是在我看来，用今天的目光去解读鲁迅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盲目，又不可偏颇。其实，我一直认为，鲁迅就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我这个系列开篇所介绍的，出生江南水乡的鲁迅，少时的人生经历，青年时的蹉跎，中年时的变故，他站在交汇的点上，无论他出离的愤怒，或者他无奈的彷徨，都不奇怪，因为他是人不是神，至于后来人们非要神话他，为了需要把左一个定语，右一个修饰词汇强加给他，把他的文章生硬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塞进教科书，如今又要一脚踢出去，恨不得挫骨扬灰，那都是后人的事情，与鲁迅无关。

他是一个有着江南刀笔吏色彩的人，是一个心胸未必宽阔的人，也是一个接受了西化教育，带着新思维站在中国“最后封建王朝”大门外，弯弓拉箭的人，他始终用自己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我从来不认为他伟大，但是，至少我知道，身材瘦小的鲁迅，是一个有着能量的人，他的能量就是他的文字，他锋芒毕露的文字，后人称之为“匕首投枪”。

或许是吧！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沈盼盼

恭喜入住新家!

沈盼盼

欣赏平常心态!

沈盼盼

欣赏平常心态!

沈盼盼

欣赏平常心态!

沈盼盼

欣赏平常心态!

暮雪

用今天的目光去解读鲁迅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盲目，又不可偏颇

看老师解读鲁迅，受益匪浅

文章长了点，鲁迅是伟大的

远去的烟云

鲁迅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文章，好象真的没读。看闲散老师文，受教了。

北斗第八颗星

在做着父亲，和孩子一起共迎风雨同沐阳光。

凌云享耳

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学习！

马樱花

总结一下本文的中心思想：父母养儿女应该是亏本买卖，有去无回，当然，还得要心甘情愿，且无怨无悔。
倘若抱怨儿女不养老，那奏是放债，自私，当自个是恩公。果然儿女有出息了，金屋不但贮娇，还多盖了二间贮个老爹娘的话，这还能放个高利贷。
不全苟同，信一部份。
俺给闺女买东西的时候，都叫她记帐：记着老娘的好，将来清华了北大了厦大了，得翻倍儿还，听到没？

暮雪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5）




我最近在写一个有关“竹林七贤”的系列，就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九二二年鲁迅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份，鲁迅重校了《嵇康集》，我在前文之中曾经多次说过，鲁迅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而鲁迅在典籍整理，以及版画，或者是西方新思维的引入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一定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但是，他一定是那个时代所不能被忽视的。




一九二三年四十三岁的鲁迅，这一年元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 中国国民党公布《党纲》。《党纲》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部分，阐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基本内容。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并以五权分立作为五权宪法的原则，完成民国更进步的宪法。




盘恒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帝制终于烟消云散，一个民主的精灵在古老而苍凉的大地上起舞。我所以敬佩鲁迅，是因为在这场制度的变革和更替之中，他始终是站在前列的文化人，是一个充满着新锐和良知的觉醒者。它的全部意义绝不在于剪掉了头上的那根辫子，其实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朦胧之中胡乱高呼着“革命口号”而掉了脑袋的阿Q。




这一年的三月，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觉醒者和发起人胡适撰文提出要研究“国学”。这一年的六月，鲁迅和胞弟周作人联手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当时的《世界丛书》之一。我曾经跑到市图书馆找寻这本书，非常遗憾，没有看到它的身影，以至于我对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底蕴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不解。




七月鲁迅所译的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出版，被列为该社的文艺丛书之一。




也是这一年的七月，鲁迅和胞弟周作人的关系破裂，他搬离了八道湾十一号，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周家住进八道湾，曾经有一段热闹而嘈杂的日子。




这所宅院分三进，有几十间房子。前院是坐北朝南的罩房，每三间一套共九套，鲁迅住在中间的一套里;中院有北房三间，鲁瑞同朱安分住两头的两间，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后面接出一间，在北京可以叫做老虎尾巴，冬天为节省煤炭，鲁迅就搬过来住。从中院东面的夹道通到后院，后院很宽敞，北房九间，每三间一套。周作人一家住西边一套，建人一家住中间一套，东边一套空着，算作客房。




八道湾的日常生活是很热闹的，孩子多，在院里嬉闹玩耍；客人多，周家兄弟的同事、朋友、学生等等经常来访。日常家务事由作人的妻子信子统一管理，鲁迅的收入一般也都交给她使用。因为日本人比较多，家里有些生活习惯颇有日本风味。例如，每过年节，客人聚会，饮屠苏酒，必备日本新年食物——粢饼烤鱼等等。




八道湾的客人各种各样，但主要是文化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曾经来过。《新青年》的同仁们除了陈独秀已经到上海，胡适来的次数较少外，其余都是常客。胡适对周氏兄弟一向佩服，查他的日记，1922年2月间两次到八道湾，与鲁迅和周作人做长时间的交谈，鲁迅还劝他多搞一些文学创作，他记下鲁迅的话：“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话虽是这么说，但胡适很想在现世中有所作为，所以他后来没有在文学方面发展，而是到南边为他的好政府的理想奋斗去了。又有一天，胡适到八道湾周宅，适值鲁迅不在家，与周作人谈天很久，午饭后鲁迅回来，又同鲁迅长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对兄弟俩的印象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应当说胡适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基本上是准确的。




八道湾还来过外国客人，那就是俄国诗人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他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讲课，因为他是个盲人，又不通汉语，蔡元培就托周家来照顾。鲁迅翻译了他的童话剧，他又借居在鲁迅家里，两个人的私人交际是不错的。他的到来给大院子里带来更多的欢乐，他会弹琴，会唱歌，孩子们都喜欢他，乐意跟他玩。




其实，同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周建人的文学成就并不在鲁迅之下，在当时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所以后来不多被人们提起，多半是扣在他头顶的那顶“汉奸文人”的帽子在做崇。




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

       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他这弟媳用我们百姓的话说：“这日本娘们，简直就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当然，坊间的另外一些桃色的传闻，诸如偷看了弟媳洗浴，甚至非礼了弟媳云云，如今也无法甄别核实，一笑而过。




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画地为牢，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和他的这个兄弟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

      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用他的文字的锋芒直刺社会，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




09年的时候我曾经看过有关八道湾鲁迅，周作人故居要被拆迁的消息，在疯狂的利益驱使之下，摧毁一点文化故居不算什么意外的事情，不知道八道湾这个故居如今在否？估计是不能幸免了。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暮雪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6）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个朋友对我的这个有关鲁迅系列的一些看法，其中他提到了，其实我不应当刻意回避鲁迅兄弟反目这件事，总觉得我用一种轻描淡写的笔法，似乎在回避什么。




其实这确实是一种误解。我写这个系列，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视角去解读鲁迅的，在浩瀚而繁杂的历史资料之中，如何选择，如何甄别其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是坚持要遵守的，那就是从我一开始写下这个系列，我就没想去拔高鲁迅，去放大鲁迅，去美化鲁迅，或者去歌颂鲁迅。在我的眼睛里，鲁迅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因为所处的特殊时代，因为他的锋芒和决绝，所以我才关注，而且，在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你永远不会看不到鲁迅的身影，那么他必然要引起我的注意，而且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权者处于某种需要，不择手段的把鲁迅架到了神龛上，刻意的引导人们去膜拜他，一时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旗手，各种金晃晃的字号都赐予了鲁迅，大中小学的课本里都很轻易的能看得到鲁迅的诗文，杂文，散文，甚至小说，评论。这是鲁迅的本意吗？




既然有人质疑了有关鲁迅兄弟反目的这件事，我当然愿意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其实我一直在想，当周作人冷冰冰的把那封画地为牢，兄弟绝交的信递给鲁迅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那毕竟是他的兄长，是曾经承担着父亲一般责任，为他的留洋以及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




这封信的全文我们如今依然看得到，全文没有多少字，我照抄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这封信的开头的一句话，引起我的强烈的好奇和推测，“我昨天才知道”，周作人所说的昨天才知道，知道了什么呢？谁告诉了他什么呢？而周作人“昨天才知道”的这些事，或者这件事，显然是让他愤怒到和兄长绝交的真实原因了，在周作人向哥哥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如果这10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48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周作人根本不与他沟通。




解读这件一直被当事人讳如莫深的历史，我并不惊讶的看到，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在有限的，存留的文字描写里，对这件事几乎都是只言片语。当然从鲁迅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这也是鲁迅的一贯语言风格，他一直是用最简短的笔墨。但是，这简短的文字后面，一定藏匿着许多当事人讳如莫深的缘由。




亲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能让周作人大为光火，修书并亲自送达，表示与兄长绝交呢？综合坊间有关此事的版本，无非是几种说辞。




第一种说辞是鲁迅曾经调戏过弟媳羽太信子，其中有偷看弟媳洗澡，甚至趴在后窗下听兄弟和弟媳行房云云。



第二种说辞是经济问题导致的羽太信子给周作人进谗言，导致兄弟失和，矛盾爆发。



第三种说辞是很无厘头的，据说是鲁迅在东瀛的时候先是和羽太信子关系暧昧，后来羽太信子却跟了他的兄弟周作人。




纵观这许多说辞，我个人感觉第二种的说法比较靠谱。关于第一种说辞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一个熟悉鲁迅兄弟的人的说法，这个叫章川岛人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客观条件上不太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而且我也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的角度上说，在日本公开沐浴，男女混浴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作为在日本生活留学多年的鲁迅，自然对这一风俗习惯十分熟知，而羽太信子本身就是日本人，她会在意这种事情吗？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这段文字肯定不是周海婴刻意要替老爹洗白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真实的情况而已。




八道湾这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我想，做出搬出八道湾这所宅院决定的时候，鲁迅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不是心痛自己的钱财，而是心痛和兄弟走到了如今这个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如此冷漠的文字，背后藏匿的是仇恨和不屑，谁能相信这是描写自己一奶同胞的胞兄呢？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多大的仇恨能让兄弟之间如此撕破颜面大打出手呢？




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反觉“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对兄长的照拂，周作人不会不知晓、不感激。




在绝交信事件前的几个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来完全不象潜藏着风暴的模样。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对兄长的尊重和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就来自于周作人的日籍夫人，羽太信子。




用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参谋长的一句戏文。那就是：




这个女人哪啊，不寻啊常……




究竟如何不寻常，待我再说。






                                                                    2011年10月1日星期六

暮雪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7）




上文我说过，鲁迅和胞弟周作人反目成仇，以至于同住北京，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亲兄弟能做出来的事情，听起来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绝交信”是周作人亲笔写的，也是亲自投递给鲁迅的，用词之决绝，语言之冰冷，寥寥数言，读后你会有一种彻骨的寒意。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两姓旁人身上很好理解，但是，一奶同胞，而且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兄长，周作人此举显然是令人瞠目的。




以至于后来兄弟之间还有过大打出手，周作人拿起一座足有三四斤的家伙砸向胞兄，而鲁迅也不含糊，随手拿起一块瓷器“还以颜色”，到了这个境地，没有深仇大恨，或者是很深的“过节”，是很难服众的。




在上文之中，分析这件往事的时候，我给出了三种情况，而就我本人的感觉来说，我比较认同第二种，那就是导致兄弟之间撕破脸皮的，还是经济问题以及谗言+流言+风言。而能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最直接的动因，显然是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在上文结束的时候，我用了“这个女人那，不寻啊常”这句戏文，那么我就顺着这个戏文说说羽太信子。




按照史料记载，羽太信子在日本的时候，曾经给鲁迅，周作人等中国留学生做过佣人，可以见的是，显然她的地位和出身不是属于很名贵的。而正是在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之中，她最终和周作人走到了一起，而她的妹妹则选择了周家老三周建人。




随着夫君一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而且在周家昔日的大家庭里，掌管着财政大权，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应当说，羽太信子算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更强势的当然是她对夫君周作人的掌控，据说周作人对她几乎言听计从，俯耳听命。遇到了一个耳根子软的老公，是一个女人不知道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以对周作人呼来唤去，可以想象的出，羽太信子在八道湾十一号，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利。




而这种权利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物化”，她完全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来料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在穿衣戴帽，甚至是出行就医等等。这种“物化”的表现方式的最直接效应是，让这个家里扛大梁的男人们，负责赚钱养家的男人们，感觉到无限的压力和无奈。




当时鲁迅和胞弟周作人的实际收入据说是每个月兄弟二人加起来有六百大洋之多。按照现在的币值据说可以相当于六万人民币，（怎么换算来的不知道，只是看资料上这么说）六万块的收入，就算放在当下也是两个字：可观。应当说，用来养或一个十几口子的人家，绰绰有余。




但是羽太信子却是一个能把家持得：罗锅子上山—前（钱）紧的“狠”角色。最“物化”的表现就是她花钱大手大脚，经常是做了一桌子饭菜感觉不合口味，倒掉重做，被子等物品，用了一次就送了佣人。而生了病，一定要坐着小汽车去看日本医生的。这个“败家”的日本娘们，用她特有的持家方式，让鲁迅兄弟也肯定有过苦不堪言的日子。




鲁迅是一个有烟瘾的人，尤其是在寓所写作的时候，经常离不开的就是烟。然而，每个月的收入都如数上缴，困顿的时候身上甚至连买盒“哈德门”的铜板都没有，更不用说袁大头了。作为家里赚钱的主要骨干，困顿而尴尬的而鲁迅，此刻和他笔下那个数着茴香豆讪讪打趣孩童的孔乙己的困顿实际上并无区别，这时候鲁迅会没有抱怨吗？当然有，所以，鲁迅大概是在家里的饭桌上，或者是别的什么场合，提醒过羽太信子日子要节俭，不要大手大脚。这话羽太信子听了能痛快吗？




鲁迅的抱怨文字上也有记载，鲁迅曾经说，我家里的银子是黄包车拉进来，用汽车拉出去。简言之就是：赚的没有花的多，赚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所以，日子久了，鲁迅的抱怨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羽太信子最令人惊讶的一面是，她并不像大多数日本女性夫权思想很重，她很强势，自然也就听不进去鲁迅的话，想一想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当大伯哥伸着手和弟媳要点烟钱的时候，那场面真是一言难尽啊。




但是，疖子总有一天要破头，矛盾迟早会爆发。小磕小拌的日子，总有一个会让当事的双方感到烦透了，必须挑破明说的日子。所以，周家熙攘的八道湾十一号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刻。




真相到底是什么？




或许哪一种可能都存在，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羽太信子的“枕边风”，吹昏了周作人。当然这“枕边风”一定要有份量，要有让周作人拍案而起，修书绝交的缘由。那么坊间流传的什么有关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绯闻”，极有可能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因为按照事件的常态分析，只有这种东西才会成为一种彻底引爆这对兄弟之间情感的“高爆雷管”。




没有人听过床，一切都是推测，毫无疑问的是羽太信子的“枕边风”，彻底的激怒了周作人。

     有人此刻也许会问：鲁迅为什么不出来解释呢？




鲁迅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聪明的文化人，他太黯熟我们的国情了，这种东西你可以保持沉默，你要是出来“撇清”，谁信啊？你信吗？所以，沉默，唯有沉默才是最好的回应。当然，看了兄弟的那封“绝交信”后，其实鲁迅是很想和胞弟面对面说清楚的，但是被暴怒的弟弟周作人冷酷的拒绝了。其实，就算要“说清楚”，估计也是“说不清楚”。我们有一句很形象的成语叫做：越描越黑，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描随它去。”




于是鲁迅携妻朱安，这个可怜而不幸的女人，搬离了八道湾十一号。我在想，其实鲁迅在搬离八道湾十一号寓所的时候，一定是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这座寓所，是他打拼出来的，是他熬夜写稿子爬格子爬出来的，客观地说，为了周氏这个家族的兴旺，他做长兄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无法想先这样一幕场景，当大半年后，鲁迅再次踏上这座“故居”想取回一些搬家时未来得及带走的东西的时候，遭到了胞弟以及弟媳羽太信子粗暴的对待。先是周作人全然不顾文化人的斯文，举起三四斤的东西砸向鲁迅，伴着的是弟媳羽太信子低俗不堪入耳的日语的骂人话，愤怒之中，鲁迅也顺手拿起了一件瓷器掷向胞弟，这场面何等混乱，何等市井，何等令人瞠目？！




我不想去根据一些所谓的“历史资料”，完成什么“揭秘”，这根本就不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和本意。既然“兄弟反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我只有直面这个话题，用我自己的目光来解读这段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公案”。




在后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当事人对此事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是后来周作人的一些文字，对这段事情也是讳如莫深，是不愿提起，还是不想提起呢？鲁迅后来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对这段往事，曾经有一句愤愤不平的话，是针对羽太信子说的：“奴隶坐稳了奴隶主”。这话可谓意味深长啊。




真相是什么，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历史淹没了很多“真相”，而去追寻一些所谓的“真相”也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所以，用时尚的流行语总结这件事，只有这样几个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也没法不让它过去。




人生就是这样，历史亦是如此。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

暮雪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8）




用了几乎两个篇幅来讲述鲁迅和胞弟周作人交恶反目，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往事，我总觉得真的是清官断不了家务事，在过日子的碰撞之中，磕磕绊绊，矛盾口角好像都是顺理成章的，而真正弄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而且两个都是当时文化界风云一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大概这一对兄弟算是很少的特例了。所谓，血浓于水，臭是一窝，烂是一块，怎么能至于到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呢？




但是，毕竟后人谁都不是当事人，或者是事件的亲眼目睹着，即便是有目睹者，也在其言语不详的暧昧表述之中，足以把人陷入云里雾里，不明所以然的感觉。这是一场或许永远被当事人带走，再也无法还原本相的往事，当事人的三缄其口，足以让这件事笼罩着或许永远拨不开的云嶂。但是，在此要声明我对还有一种说法的彻底否定，这种说法完全是后来人为地拔高鲁迅造成的，那就是这对兄弟的反目完全是因为世界观，政治兴趣不同导致的，这是一种绝对的无稽之谈，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明确，我没认为鲁迅或者周作人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和信仰，以至于足以让她们抛弃亲情，毅然决绝。




其实，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也陷入一种困惑之中，原本一个真实的，有详细史料记载，有N多文字存世，离我们并不太远的鲁迅，怎么会在这百十年的时间里，像万花筒一样，被转动幻化出那么多名不副实的东西。当然，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的，总是要为自己扯出几杆旗帜的，很不幸，鲁迅于是就成为它们利益需要而摇曳，招摇的旗帜。于是，新文化主将，旗手，硬骨头等等正义而光鲜的定语都汇集到了鲁迅的身上，只是不知道，他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灵，会不会拍着棺木怒发喷张呢？把他供到神龛之上，香火缭绕的，而最近这些年却又要把这个牌位撤掉，于是那些不屑鲁迅的人，恨不得挫骨扬灰。在这种忽左忽右的折腾之中，其实鲁迅还是鲁迅，无论你曾经膜拜他，还是如今不屑他，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他的文字就在那里，不冷不热。从赞美到诋毁，人的嘴巴两张皮，咋说都有理。只是对鲁迅先生这样，胸大肌不算很阔绰的人来说，能不能容的下忽而赞美，忽而谩骂，那就两说了。




因为我在这个系列里曾经说过，我从来没认为鲁迅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他过于“阴冷”，就像他留下的这些文字。他过于尖刻，甚至无论朋友或者是别的什么。他的“不客套”，或许与他生活的那个阴冷的时代不无直接关系而已。当然，也不能不说，这完全就是个人的性格使然，所以，当鲁迅挥舞着匕首投枪的时候，胡适这样的大家却一片温和，，这就是修养差异了吧。




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下午的天晴朗了，这是北京的初秋，那时候空气还没被无数的车辆尾气浸染，所以，鲁迅在他的日记之中，洗练的一贯如此的写下这样几个字：“二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搬家了，鲁迅搬家了。搬出了他当年打拼出来的那个寓所，这个新家是他与朋友借了800大洋，匆忙之中购置的。算是一次仓促的出走，显然不走大概也不行。兄弟之间闹到这个份子上，已经无情义可言了，干脆一走了之，眼不见心不烦吗？




“携妇迁居”，这四个字告诉我们，鲁迅是带着发妻朱安一起搬离的。这里我依旧要多说几句朱安。这个朴实而很少有过多文字介绍的女人，这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捆在了鲁迅这部车上，随着他颠沛流离的女人，这个无怨无悔的周家长媳，为了一个名分，她搭上了一辈子的青春和幸福。




我不知道在兄弟反目的时候，朱安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当他的丈夫鲁迅要搬家的时候，她选择的是义无反顾的随从。她不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更不是一名悍妇，她的可怜与可悲在于，她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一个说实话从来没爱过她，只是碍于父母之命的那个叫鲁迅的男人。西三条时期川流不息的女师大新潮学生，那么自由地在她眼皮底下来去自如，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那个叫许广平的女生，从1925年3月第一次与鲁迅通信起，她不仅成了这家中的常客，后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了这里。这样的场景可曾刺伤过那个叫朱安的女人，可曾让她有过愤怒呢？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朱安这件事上，鲁迅一如既往的是冷峻而无情的。他很对不起这个伴随他大半生的女人。朱安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当年鲁迅在外的时候，她甚至修书期望在外的鲁迅能纳妾，为周家添续香火，为此还遭到了鲁迅的严厉斥责，但是，她为人的善良可见一斑。




1923年这一年，尽管经历了兄弟反目，但是，鲁迅的事业却很平稳，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等科目。同年的九月，他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也讲述此类的课程。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他和胞弟周作人联手编撰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八月兄弟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看这段史料的时候，我不能不叹息，命运这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为捉弄人而来的。




这一年的十二月，鲁迅授课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也是在十二月，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的篇目也是鲁迅诸多文章之中很出彩的一篇，它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这篇源自于对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里面的女主人公命运思考的文章，其实在当时那个思潮涌动的社会，应当说是透着理智和清醒思辨的。这部有着女性解放，女性自由思维的戏剧在中国当时社会也是引起关注和争议的。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是清醒的，他所以清醒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社会最直接，最可怕的一面。所以，当娜拉们打开牢笼的枷锁，试图自由的飞翔的时候，她们或许根本看不到这个社会的凶险和自己的生存能力。于是她们崇尚自由的心，必定被现实击打的粉碎，于是她们只能剩下要么堕落，要么回头的无奈选择。




在这篇演讲里，有很多至今我们依然津津乐道的名言警句：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摘录了这篇演讲的一些语言之后，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鲁迅带着明显的地方口音的这篇演讲讲给在场的女师范的学子们听的时候，她们可曾会意而笑，或者由衷的叹服先生直击了这个社会最本质，最无情的东西呢？




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在这样的时刻，鲁迅用一篇泼冷水一般的演讲，直接揭示了最严肃的，绕不开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暮雪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9）




沿着鲁迅的足迹，我延伸着这个系列。说实话，写到这个时候，我确实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了，这个系列无论怎么样，总是要把它完成的，因为只有完成，才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交代。




这不是学术，也不是研究，这就是我个人对鲁迅的一些认知和感官。其实，贸然去评价一个人是一件很肤浅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动辄人云亦云的时代，多数人选择的从众行为，很容易导致一种思维倾向的蔓延和变向。




我不想鼓吹鲁迅，更没必要贬低鲁迅，歌颂或者诋毁都无损于鲁迅本人，虽然他早已离去，但是，我总感觉他始终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用他那双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们众生。




从云端和神龛上走出来的鲁迅，才是本色的周树人。拂去先生身上的光环，我们才能看清楚一个真实的鲁迅，一个让人可能纠结，也可能热爱的鲁迅，一个甚至让人咬牙切齿的鲁迅。




1924年的中国，风雨飘摇。这是一个农历的甲子年，也是一个闰年。这一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办，这一年，后来名震中国现当代军事历史的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这一年军阀新势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这一年时近年尾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从北京的皇宫里赶了出来，中国苦心经营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即将分崩离析。




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该来的总归要来，谁也挡不住。




四十四岁的鲁迅，站在这个巨大的动荡的漩涡面前，他目睹着，也思考着，他思考着，更行动着。当年把手术刀扔掉的时候，鲁迅或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中国的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唤醒麻木的国人，用文字警醒世人，是他依然不会动摇的人生目标。




这个世界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有信仰并能直面人生的人，无论他的身躯如何不强大，甚至渺小，但是，他都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力量就像安泰的双脚只要踏在大地上，他就不可能被战胜。




教书，演讲，写文章，做学问，这是鲁迅日常要做的寻常事。这时候的鲁迅，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声名鹊起，所以，作演讲是鲁迅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惜听不到先生的演讲录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身材不高的鲁迅的演讲一定是有鼓动力和煽动力的。




这一年的年初，一月份的时候，鲁迅在北大师范附中校友会上做了一篇名为《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这篇演讲，和鲁迅许多演讲文稿一样，是一份很有个性主张，贯彻着鲁迅深刻思考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甚至认为它和《我们怎样做父亲》那篇演讲算是姐妹篇，在这篇演讲里，鲁迅无情的撕破了中国传统礼教的虚伪外衣，呼吁放开双手，解放自己的孩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真正的天才来自民众产生，民众抚养。当然这篇演讲也是针对胡适等人的一些观点，给予了回击。




这一年的二月份，鲁迅完成了他的小说《祝福》，有关这篇小说有着太多的文字描写和评论，我在此一笔带过。但是，对鲁迅小说简略而干净的文字描写我确实不能不多说几句：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短短百十个文字的描写，有声有色，有光有影，而且一下子就可以把人带入那种年的情境之中。




再看结尾的文字：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样的文字背后，透出来的是鲁迅对祥林嫂悲惨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息，用一种貌似祥和的气氛，抒发了内心最大的沉郁和悲伤。




在《祝福》完稿后的一段日子，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很短的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里，完成小说《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小说。




一直以来，我一直对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没被选入教材而深感困惑和不解，因为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真正能体现鲁迅风格的一篇小说。它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最没有误差的负片。对辛亥革命的失望，甚至是绝望，迷茫而彷徨，在这篇小说里得到了最直接的展示。在历史的潮涨潮落之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态，在这篇小说里可以说一览无余。主人公吕纬甫的人生经历，清晰地暗合了那个时代。




这是鲁迅第一次把笔触对准了和自己同样的人，同样的阶层。在透过主人公直击“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其实也看得出鲁迅自身的困惑和迷茫，以及寻路的焦虑。这是一篇结构形式很独特的小说，它的视角非常独特，归乡——表现了无家可归、无可附着的漂泊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躁动与安宁”、“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绝望与荒凉。




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确实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期待。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反思了吕纬甫由满腔革命热情到意志消沉的历史过程，以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示出，许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寻找到正确的道路，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个人奋斗无济于事，而正确的道路还需要继续探寻。




关于小说《肥皂》也是一直以来，我多次说过的，我认为鲁迅先生尖刻的笔触，冷峻的思维，真的像一把刀子，入木三分。




小说通过四铭见孝女、买肥皂的事件，以及由肥皂掀起的家庭风波，集中揭露了封建复古派政治上的极端反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戳穿了他们关心世道人心、国家命运的画皮，把封建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和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伙丑类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鲁迅用一种几乎让人捧腹的手法，活灵活现的刻画了一个假道学家，一个虚伪的，灵魂和思想肮脏的人物形象，四铭其实在鲁迅笔下更多是蕴含了文化流氓的味道。




这一年的五月，鲁迅又搬家了。从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几一号。这一年的六月，鲁迅完成了《嵇康集.序》等有关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一些文字典籍的整理。还是在六月，鲁迅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并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从这份密集的时间进度表上可以看出，鲁迅投入在写作上的时间是很多的，也是相当投入的。这一年的七八月他应西北大学及陕西教育厅之邀，赴西安做讲学。回到北京后，鲁迅就着手写作散文诗《秋夜》，也就是后来收入他全集之中的散文诗集《野草》。




这一年的十月，鲁迅完成了一篇著名的，如今依然被无数人提起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借题发挥，将雷峰塔倒掉的社会新闻与《白蛇传》的民间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娘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残酷本质，鞭鞑了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从而表达了人民对“镇压之塔”倒掉的无比欢欣的心情。




爱憎分明的鲁迅，对雷峰塔的倒掉用了最简单的两个字表述了自己的心情：




活该！





                                                           2011年10月20日星期四

过南楼

房间当然越大越好了，可以专门开辟一个藏书室。

闲散之人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20）

     毫无疑问，鲁迅是一个极具锋芒的人，一个非常感性，或许缺乏几许理性的人，是一个性格的人，一个自以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一个或许心胸未必阔绰的人。我在数次通读《鲁迅全集》的时候，或为他锋锐的思想而折服，或为他尖酸的刁钻而叹息。一直以来我坚持认为，鲁迅身上集中了太多江南刀笔吏的色彩。当然，鲁迅追求的未必是个人的恩怨，在他众多的文字里面，所透露的出的魏晋风骨，忧世情怀，唤醒国民的使命感，可以说是贯穿他平生的。

     一个有追求的人，人格就可以让我们仰望。鲁迅是这样，其他的亦是这样。其实写这个系列最大的难度在于对众多历史人物的梳理和排解，他们当中有曾经鲁迅的朋友，一个战壕的战友，也有鲁迅的敌对者，还有被鲁迅的匕首投枪伤及的朋友。这些人，都是这个系列注定绕不开的话题。所以，我坚持着不会写一个孤芳自赏的鲁迅，一个自命不凡的鲁迅，一个自恃清高的鲁迅，一个卓尔不凡的鲁迅。

     在我的眼睛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曾经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深远影响力和推动力的人，而即便是在先生百年之身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感觉到他对我们这个民族，人性的解剖是精准的，是让我们无话可说的。

     今天，当我们环顾这个物质发达，道德冷漠的社会的时候，当我们扼腕叹息佛山小悦悦之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和当年鲁迅笔下一群冷漠的中国人，围观着侵略者日本人砍掉中国人脑袋的其实是一样的。自私而冷漠，我们唤醒过吗？我们可曾醒来？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鲁迅先生活在当下，当他耳闻目睹了这个物质社会的种种匪夷所思后，会有怎样惊愕，愤怒，乃至绝望的表情。

     没有一种教育的使命，比唤醒一个国家民众道德的力量更为艰难，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而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缺乏了必要的道德和文明，会带来什么几乎不言而喻。其实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刻意躲避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但是，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我躲不开。

     如果躲不开，就索性面对罢。

     有一个朋友在看了这个系列之后问我：“看样子你是鲁迅的膜拜者，或者是鲁粉。”我断然否认。我整理这个系列没有任何的功利诉求，也不是做学问，完全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当然，前提也是我在目睹了当今社会有关鲁迅先生的种种评价或者评判之后，感觉自己也有话要说。这大概就是这个系列的缘起和由来。

     我曾经委托一个文化界的朋友，能否想方设法为我搞到一本创刊于一九二四年的《语丝》杂志，哪怕是复印件，或者是别的什么，朋友对我说：比较难。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字史料，大都所剩无几，剩下的基本都在各大图书馆收藏。我所以想搞到这份刊物，主要是想在其中寻找一些那个时代的人们，广泛的思想，以及他们锋锐的，毫不掩饰，并不被当局限制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语丝》创刊之后，鲁迅一直作为该杂志的重要撰稿人，我很想看到在当时的那个特定的环境和年代，鲁迅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甚至是不屑的声音。

     一九二五年，鲁迅四十五岁。这一年的中国，依然是风起云涌，这一年的中国依然是时局动荡。军阀列强的纷争，各种思想的交汇，各种团体组织的诞生，都在冲击着这个刚刚结束帝制不久，依旧不知道路在何方的古老而庞大，沉重而落后的国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我们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也正是一个思想活跃，无数知识分子，怀揣各种梦想的人们，在人生舞台上粉墨登场，饰演生旦净末丑的好时机。

     说实话，此时的鲁迅，已经不再需要表演，因为他有足够的影响力，有足够的份量，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屈指可数的楚翘人物之一。这一年，从一月到六月，鲁迅写完了一个小小的系列《忽然想到的》，总计十一篇小杂文。这些短小的文章，大都是他随手写就，或就事论事，或延伸思想。这些杂文后来被收入《华盖集》当中。一如鲁迅所有的杂文一样，精短而隽永。

     杂文是鲁迅现有的文存之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或犀利，或调侃，或幽默，或愤怒的杂文，其实也能看出鲁迅的语言习惯和风格。有人问我，为什么读鲁迅的文章总是感到很艰涩，也不是他用典过多，就是读着不舒服。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语言习惯有关，因为那个时代白话文刚刚兴起，即便是在新潮的白话文里，依然夹杂着文言的语言因素而已。再加上，鲁迅不是一个啰嗦的人，他喜欢惜墨如金，喜欢用最简短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所以今天我们读来就可能感觉不适。因此，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作者的生活时代和语言环境去研究他的作品，那样做其实就是缘木求鱼不可得。

     这一年鲁迅有几篇小说问世，按照时间的排序，分别是写于二月最后一天的小说《长明灯》，写于三月的小说《示众》，写于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国际劳动节的小说《高老夫子》，写于十月的小说《孤独者》《伤逝》《兄弟》。阅读这些小说，我们或许能感受到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最富有生活和立体感的画面。小说《伤逝》我记得在我的中学时代曾今如果中学教材，不知道在教材里呆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强迁”的。这些小说，大抵描述的都是辛亥革命落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和思想。

     小说《示众》，小说中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每天每刻，都处在被众目睽睽地看的境遇中，而自己也在时时窥视他人。时不时的在互相堵、挡、塞着，挤压着他人的生存空间，于是就引起无休止的争斗，打着、冲着、撞着、麻木着……这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

     鲁迅在这篇精短的小说里传递出：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特点是：处于被看地位的是下层社会的人，是供他人来鉴赏的；而看客也不忘演戏，叹息一番，以获得自我崇高感，然后满意地离去。时至今日，“围观”依然是国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在网络上围观，在现实里围观，脸上都挂着幸灾乐祸的笑，或起哄，或喝彩，或木然，然后就带着极大地满足感，轰然散去。

     《高老夫子》是一篇典型的“讽刺小说”。小说里的“高老夫子”原名高干亭，被牌友们戏称为“老杆”，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名文，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因抑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名，而更名为高尔础”其实他是一个只会打牌，听书，跟女人的无赖，他为了去贤良女校看女学生，便应聘去教书，而因为胸无点墨而当众出丑便辞去职务，大骂新式教育，小说设置了三个场景，将“高老夫子”虚伪，污秽的灵魂，如同三面放大境般展示给读者。同时又极为完美的运用了各种讽刺手法。鲁迅是很“损”的，他用最简洁的笔描，活灵活现的刻画了那个时代一批这样的“高老夫子”，因此，它的影射能力和打击面可想而知。

     说实话，鲁迅的小说如果从娱乐性的角度说，几乎毫无看点。但是，鲁迅小说所透视和折射的残酷社会现实，以及笔下的那些或可憎，或可怜，或可叹，或可悲的人物的命运，其实是在拷问这个社会，也拷问所有人的心灵。

     小说《伤逝》我多说几句。这是鲁迅写的为数不多的，有关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爱情故事的小说或者文章。小说透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令人在不无叹息之中思考。伤逝的结构是很别致的，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就像一个人在面前细细絮絮地诉说，忏悔，还不时抹眼泪。鲁迅不潇洒浪漫，但是严谨准确，说他的文锋犀利，除了思想以外，文笔也是如手术刀一样利落精确。你不了解这个涓生，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可以逐渐把握他的性格，他眼中的子君也很真切。这一切都是变化着的，由爱情到后来不爱了。爱由新生到死亡，一曲爱的悲歌，鲁迅写的波澜不惊，却令人扼腕。

     涓生和子君他们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至上，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最后造成了悲剧。虽然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混乱的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感情的破灭似乎还可以归罪于社会解放的过程。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爱情，创造在一个更进步更自由的时代，他们不会再经历涓生的社会迫害，不必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苦恼，也无需为求生而象涓生那样“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决择。但是，我们今天的爱情，却因更加自由，一任的梦想还是重复着涓生的故事，一样的爱了，逃了，不爱了，幻灭了。

     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

     这部小说好像是在八十年代被导演水华搬上荧幕，我在影院里看过。看完之后，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叹息。


                                  2011年10月2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