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星客 于 2010-8-7 12:01 编辑
我的酒的渊源来自我的父亲,这一点估计没错。
这个估计到不是靠着我的记忆,靠的是我的眼睛。
在我的大侄女刚刚过了周岁的时候、只要吃晚饭时我父亲在家就一定会用筷子沾点酒让我大侄女品品,所以我的大侄女喝酒的历史很长、而且酒量很好。自打她3岁左右因为有点喝多、在饭桌底下表演了独唱歌舞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的大侄女有醉酒的表演。当然我的三个儿子也都有过和我大侄女一样的经历,每当我和我老婆在家小斟的时候他们就会凑上来借机会品上两口儿。因此我判断、我的兄长和我的酒好都是被我父亲这样培养起来的,也由此顺杆爬着判断、我父亲的酒好也是这样被我爷爷培养起来的、我爷爷的酒好也是由我老爷爷培养起来的。。。
我的这个判断也不是瞎猜的,我的根据来自我父亲家乡的习惯。
我父亲的老家在河北省安国县。安国县是咱们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别号人称药王县。父亲老家的乡亲们不仅户户都是种药能手、知道很多药材的药性,而且还能酿一手好酒、一种叫做‘地瓜酒’的好酒。这种酒是用地瓜干酿造的,因为那里还盛产地瓜、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红薯、山芋。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酒坛子,酒坛子装的都是一色的地瓜酒,所以不论你走到谁家做客、摆到桌子上的酒绝对不会让你喝着不习惯、认生。到了春节走家串户拜年的时候,先是从自家灌上一壶酒拎着,进了长辈家的院里先给长辈下跪磕头拜了年说了吉祥话后就把从自家拎来的这壶酒敬上、然后和长辈家人一起就着长辈家预备的酒菜开始喝。临走的时候再请长辈用长辈家酒坛子里的酒把酒壶灌满、然后再拎着重新灌满的酒壶到另外的长辈家去拜年。灌上喝了、喝了又灌上,所以一个晚上喝下来、不管给几家长辈拜了年,还是会拎着一壶一样的酒回到自己的家。
这种‘地瓜酒’我也喝过N次,因为都是从酒坛子倒出来的零酒,所以不知道酒精度有多少,但是估计不会少于58°。估计从我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血液里也含着不少地瓜酒的成分,因为不仅是我,我和我的两个哥哥都不喜欢喝茅台、五粮液之类的高级酒。我哥他们到现在喝酒也是喝那种只卖几十块钱一塑料桶的低价高度白酒。我虽然比我哥他们奢侈一些、喝的是瓶装的,但也基本属于画着五角星的二锅头。
可是,我们哥儿仨在喜欢的酒的种类上虽然继承了我父亲的渊源,但我们哥儿仨在酒风上却远远不及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今年是我父亲加入党70周年。我父亲从打鬼子开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一辈子不知和多少人同桌吃过饭,但是打从我记事儿开始到现在只有一次看到我父亲在聚餐之后、一手拎着酒瓶子、唱着‘临行喝妈一碗酒’摇晃着走回家里的。
后来我母亲为了维护我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一直跟我们说那次我父亲喝多是因为太高兴了、也是应该的。因为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被专政了以后一直在劳动改造,而我父亲喝多一点的时间就是在我父亲仍在被监督改造的1968年。那一年我父亲工作的政府搞建军节庆祝会,在与会部队首长的坚决要求下革委会的领导不得不临时把我父亲从劳改场请到了庆祝会的主桌上。聚餐结束的时候,因为不知是否能够再有见面的机会,部队的首长邀请我父亲俩人再干一瓶白酒。就是最后这瓶儿白酒造成了我父亲那次、也是唯一一次高唱革命样板戏的局面,令我难忘。
我们哥儿仨就不行了,醉酒成了家常话。如果一定为自己牵强附会的找些辩解理由的话那就是与我父亲相比我们哥儿仨的生存环境不同了。我大哥是小的时候很顺利,到了高中的时候已经是光荣的团干部,曾经带队从天津步行到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带领天津知识青年插队黑龙江的旗手。我二哥只是光荣到小学,是革命的红小兵。而我则一点都没光荣着,因为我还没有上学我父亲就被光荣的革命小将打倒了。我是从13、4岁学会醉酒的,因为我当不上红小兵、红卫兵,更别说是入团,找不到组织的痛苦使我只能用母亲给的吃饭钱买酒喝、借酒消愁。我估摸我的两个哥哥开始醉酒的原因也和我没啥大区别。一是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大哥到了黑龙江这个不喝也得喝的地方,二哥开始进东北三省搞林业也是不喝酒拿不到木头。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被父亲的阴影笼罩没法儿进步、入不了党、进不了组织的内部。
醉酒这事儿是最令我母亲心痛的,一是损害健康,二是醉酒误事儿,所以我母亲一直希望我们向我父亲学习。我也知道醉酒损害健康,也知道醉酒误事儿。就像五月份在天津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和大家相聚的聚会,本想和六星的代表们多聊聊、多学习学习的,结果因为还没进入三下五除二就喝了个稀里糊涂、把该说的话都憋在了心里,成了真正的心里话。
我们哥儿仨这一代都已年过半百、再想完全继承我父亲的好的渊源的部分也许是不太现实了,但我从我的大侄女的喝酒习惯上、从我已经年满17、15、12周岁、却从未醉过酒的三个儿子身上看到了希望,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承我父亲酒的渊源里的好的部分,并且能够把其发扬光大。力争做到逢酒必喝、逢喝不醉、稳保健康、绝不误事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