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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时,意外地收到一封老友的贺卡,感觉竟有些失措,这个年头,能收到一封手写的问候如何不令你惊喜四顾呢,贺卡中短短的几句祝福让我回味许久,感喟良深。
站在电话机前,想给这位老友通个电话,按键的时候突然醒悟,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否自私呢?为什么不同样给他写封信让他也感觉其中的温情与喜悦呢?看着弯曲盘绕的电话线,不知怎的,脑海中竟出现了“结绳记事”这个词语。电话通讯和结绳记事何其相像——想必绳结一开,或者一断,留给你的,还有什么呢?
如此想着,竟然有些魔怔。
电话是种属于什么性质的通讯手段呢?它是使我们彼此更接近还是更疏远呢?接近的话,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意外之喜呢?疏远的话,十几步即可面对的距离如何变成深不可测的鸿沟,需要电话来代劳呢?
1992年的某天,接到姐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今天我收到爸妈的信件了,爸妈要你和你哥寄一封信回去,如果时间忙无甚话写,直接寄个信封就好。”我有些诧异:“爸妈要信封做什么?”姐姐说:“申请电话时要用的,证明我们都在国外,需要电话进行联系。”
九十年代的中国,电话尚不普遍,是个很时髦紧俏的物件,电话的初装费(不包含电话机)是五千多元人民币,即便如此昂贵,还需要拿着钱、礼品去走后门,托相关人员写条子后才有机会安装,确定可以安装的时候,要填写一份申请表,表内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你说明安装电话的理由。层层审批下来,一个月时间里将电话安装完毕已经算是快捷的了。已安有电话的人家,电话也必放在独立的显要位置,如若一件哥窑精磁那般供奉着。
再往前回到八十年代,除了一些国营单位外,私人安装电话的简直是异数,如果到了某人家中,看到几案上摆着一台电话,这户人家中的某个成员必定是局处级干部。电话,在那个时代不仅代表着尊崇、象征着地位,更有另外一层难以言说的神秘于其中。
掀开蕾丝花边的手帕,一部红色的电话出现在眼底,圆圆的拨号盘下那几个熟悉的阿拉伯数字竟也显得陌生起来,只要拨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交谈,而本来听熟的问候语若在通话中说出,旁观者也会觉得这些话语有了更深的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姐姐出国了,开始时候每个月都有三两封信写回来报个平安顺至问候,逐渐着信件稀疏起来,父母开始担忧,毕竟年轻的女儿独自漂流异国,安否成为父母煎熬的牵挂,实在忍受不住,便在晚上带着我和哥哥骑车去大邮局,在柜台那边缴上一笔押金,把姐姐的电话号码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说:“等五分钟,接线成功后通知你们。”几分钟后,服务员会喊:“电话接通了,去X号亭子里去接。”不足一平米大的亭子里挤着我们一家四口,纵然线路通畅话语清晰,父亲还是无意识地喊着:“喂,听见了吗,你还好吧……”这样的情形很持续过几年。
有一天,隔壁街道办事处的值班室安装了电话,父母听说后便商量起来,猜测着借用的可能。第二日夜晚,父母带着一盒子蛋糕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我趴在窗户外看着父母谦恭的微笑,在值班室唯一的桌子上,一个挂锁的木盒子端放着,木盒的一侧开着口,肥肥的红色话筒露在外面,而拨号的键盘则锁在盒子中——只能接不能打。良久,父母才出了值班室,走出老远还要回头微笑致意。随后我们来到大邮局,记得那次父亲很开心,在电话中喊着:“咱家隔壁不是办事处嘛,人家刚安装了电话,你记一下电话号码,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过去,我们已经和值班室的老张通过气了,接到你的电话就通知我们。记得打电话一定要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电话号码是6位数字。
之后的几年,街道办事处的这部电话成为了父母维系姐姐的唯一方式。之前母亲买了几打的国际信封三十年后依旧原封未拆。
“你女儿打来电话啦,快点去接!”值班的张大爷一边敲门一边喊着。
“来啦,来啦……”父母欣喜地回应着。
隔三差五的,父母总会买上几包香烟送给张大爷。
那时候,自己家安装一部电话,想都不敢想。
……
我联系了哥哥,各自寄了一个信封回去,一个半月后,接到了来自父母的电话,从声音中可以想象出父亲在那端开心的模样,父亲依旧喊着:“喂,听见了吗,你还好吧……这是家里的电话,你记一下号码!”电话号码是七位数字。
1995的时候,我回到国内,那时候,电话差不多已经普及。
而另一种通讯设施BP机替代了电话成为身份的象征。
一部摩托罗拉数字BP机价格是一千四百多元。走在大街上或商场,总会听到“P-P——”的声音从某人腰间响起,而这人会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从腰间取下BP机,在显眼处拿到眼前看信息,然后仿佛忙碌万分地到处找电话亭,四边的人们也会送上羡慕的眼神。
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传出了“P-P——”的声音。
一个贩卖汽车配件的同学W君听说我回国了,打电话约我去一家当地有名的酒楼聚餐,他说:“就咱们当年那几个要好的同学,我做东。”
那天临时有事耽搁了半个小时,我去到酒楼时几个老同学恰好刚刚到齐,寒暄落座后,我发觉,餐桌上几乎每一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台BP机,除了坐我右手边的L君。我笑着说:“看来在座的只有你我没有那玩意儿了。”闻言发觉L君的面色有些不自然,对面的一个同学插口说:“他那台是数字的,不好意思拿出来了。”我觉得我刚才的说话有些孟浪,正想着如何挽回李君的面子,一个同学面前的BP机突然响起来了,他拿起来瞅了一下,说:“哎哟,忘记接女朋友了。”上座的W君佯怒道:“从此刻起,大家全部关机。”
服务员上菜,我见他们虽然将BP机关闭了,但还是放在桌面上,我说:“都把BP机收起来吧,倒酒的时候别淋上了。”W君“扑哧”笑了,说:“腰间不响没有关系,但是得让人知道咱有这玩意儿。”哄笑声中,大家收起了BP机。
席间,不经意的说起了一些BP机的事情,什么某人BP机上的暧昧信息被老婆发现了如何如何,W君便说:“还是L聪明,打死也不换那台数字机。”一直闷头吃饭的L君抹抹嘴,说:“某天大街上熙熙攘攘,忽然有BP机响,众人查看皆不是自己的,正疑惑着,看到在垃圾箱边捡破纸的老太太撩起破棉袄,露出一汉显BP机,老太太边看便读——公园有纸,速打的来。”
众皆爆笑。
假期完毕回到日本,公司的老板给下面的每个职工都配备了携带(手机)。款式是大揭盖,很是小巧。与来自台湾的李桑闲聊,他说,60年代,手机在台湾第一次出现,他的叔叔购买了一部,大约是600万日币(约折合目前人民币40多万)。当时的手机不是以“部”来计数的,单位是“台”,因为手机实在巨大无朋,必须要有一个跟班提着或背着,一旦有电话,取下话筒后,跟班要把下面沉重的机座不断调整位置方向才可能有信号。李桑的叔叔是台湾一个著名的资本家。
使用了一段手机后,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你无处可逃,仿佛随时随地你都在某人的掌控之中。于是,关机装作没电。
99年再次回国,在街上偶遇一个同学,浑身珠光宝气,神情言语颇为傲慢,闲聊数句,知晓这位同学自己开了一个金店,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在与我不到3分钟的对话中,他无数次拿起大哥大端详,仿佛唯恐信号不好耽误了某个重要电话而影响他百万元的生意。看他业务繁忙,我知趣地找个由头告退,他拎着大哥大矜持地颔首,昂首阔步,走出很远突然如同领袖般地将右臂挥起向我致意,右手中,摇晃着的大哥大成为我记忆中一个难忘的片段。
2005年,这时候,各色各样的手机已经充斥市场,手机本体的价格已经不再成为负担,用户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套餐的实用程度。当年我开金店的同学所说的“每个月通话费低于三百元的不配使用大哥大”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个无比荒谬的理论。
有时我会想,科技的发展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否就是缩短空间的同时制造距离呢?如今在电话中称兄道弟亲热无比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有数年未曾谋面,那么,你若有事相求,如何指望对方倾力相助呢?电话那端的对方是否姿态端庄的报以袖手旁观的态度呢?
冲上一杯清茶,从字台里取出一沓信纸,吹去上面的浮尘,此时此刻,我只想给老友写封回信,一封长长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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