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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张卡片,无声地落在地上,卷进落叶、废纸或者是尘土之间,倏地,便在人间消失了。不,它未必真的在人间消失,也许只是在杂物间隐匿起来了,让我总也看不到它了。一张卡片而已,却打破我的个人世界的平衡,也动摇了我心态。人被物化得这么深重,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何尝将自己当作与物有区别的人来着?
一刹那间的恍惚,记忆成了空白。什么原因?患得患失的原因是两万元还是三万,不,我也记不清了。我只是想偷偷积攒一点私房钱,就东藏西躲的,结果就找不到了。或许是妻子发现并且没收了?我在自己家里偷钱,她在自己家里偷男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是因为那个卡片重要才丢了,还是因为那个卡片丢了才重要呢?找不到,它或许也是自在地存在于某个地方,找到了,只是暂时地知晓它所在的位置,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后者可以完成一个较为完满的圆圈。画一个圆圈,是我毕生的使命吗?
没有那些突然袭来的压力,我也不会丧失掉自制力。是因为丢失了卡片才导致思路混乱,还是思路混乱导致卡片的丢失?
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感觉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
本来就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随着这一张卡片而显示了它的真实面目。
那张卡片,它已是身体的一部分,生生地被剥离了。好容易组成一个的谐的生命体,被破坏了。
平时手机找不到了,我就用座机拨打手机的号码,手机的铃声响起,我就找到它了。可是,卡片没有声音。它沉默着消失了。就像妻子一样,平日沉默寡言,却惊世骇俗地做了回红杏出墙的事情。可见,沉默是可怕的呀。
这叫什么?意识流吗?可笑,脑子都乱了。
阴影那边是刺目的阳光,有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一半人在阳光下生活,另一半人却在阴影中挣扎,这种分别真是太有趣了。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就到处走,到处走。
我在冷风坐了两个小时,就像在荒原中一样,孤苦无依。
只剩了一个会吃饭的胃和想不通任何问题的脑袋。
只是想了一想而已。
下午还要讲课,面对那一群深垂着头颅的年轻学生,也不知我的讲述是否能够进入他们的耳膜。
我像影子一样飘到车站,可是,通往郊外校区的班车却并未停在那固定的地点。如果那辆车还在原地等我,平静的下午也就开始了。至少是貌似平静的半天。可是,班车走了,我却无法赶上它。赶不上班车或许是一种宿命,在我的半生经历中,总是赶不上。
那是在童年时代,爸爸看着电影《金光大道》,一扭头看见我也正在看电视,总是对我饱以沉重的老拳。耳朵咝咝拉拉地疼着,我趴在小厨房的小桌子前写字。每天抄写字典偏旁部首,不停地抄写。听爸爸的话上各种学,直到上大学,费尽周折留校任教,在别人看来,我真是幸运呀,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总是赶不上。吃力地赶,还是赶不上。
昨天的丢失卡片与今天的耽误了班车的钟点,两种失误,使我的大脑乱成一片。荒谬成了我的生活常态,再次迟误已经没有了荒谬的内核,充斥它的是一种可悲的惯性,这种惯性带着失败的霉味儿——一种刺鼻,难闻的味道。
被人抛弃在空荡荡的车站,目瞪口呆,呆若木鸡。咣啷一声冰层断裂的声音,孤立无助的茫然,这些词汇都虚飘飘的,落不到实处。不要想从前的事了,眼前的事要拿个主意才是。
可是偏偏想起从前的烦心事。
职称问题一再搁浅,我几乎都没有信心了。虽然我只是一名副教授,却常常被称为知识精英。当我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时,我还是有一种茫无头绪的感觉。办公室调配办公用具的时候,我分到的一台电脑是学生实习机房替换下来的旧机器,跟我一样陈旧没有活力的电脑。
我耳朵上的耳麦为我送了帕格尼尼的《主题变奏曲》,它演奏到激昂的时候真是将我的心声也表现出来了。我挣脱了吧,去他妈的职称吧,我也潇洒一回不行吗?
那么婚姻呢?回家看到妻子与男子在床上,男性的本能是冲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可是,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威严下的我没有那种胆量和力气,居然,转身跑掉了。
我想起妻子的日记:
我觉得阳光有点刺目,而且有意识地躲着人,看到别人的目光,就以为人家猜出了我的弊病。一个女子在楼道喊:“红烧呀,还是清炖?”其他的人在聊天,都是闲人凡人的正常生活,我却要在深渊前多走一步了。一场卷来卷去的旋风,吵得发晕,差点没有知觉,这种感觉在脑中闪回。看到商店中的防护用品,女子的裸露的身体,指示性极强的动作,这些都与阳光下的世界大相径庭。
我背离了正常的生活,做了一个出轨的偷情的通奸的坏女人。
一旦进入我的身体,有点后悔,然而失控了。夫妻已有两年多未在一起了。
掉进冰川了。怎样逃生。
我忽然被扔到一个废弃的车站上。四处无路可走,灾难从天而降。拳脚相加,也是我咎由自取。可是,痛到深处,我也感觉回头无路。
妻子在日记中也提到了废弃的车站,这好像是预见了我会被抛弃在车站。是啊,眼下怎么办?不由地怒目而视,跟行人,跟天空,跟我打不过的奸夫,甚至跟我在职的大学,好好的大学,为什么要搬迁到郊外,害得我此时进退两难。
没主意是软弱无能的人的最主要的表现。而我选择什么呢?发现妻子与人私通,我逃避了,回到家,对她拳脚相加,可是,看到她嘴边的血迹,我回避了。我不想见到她,不想责备她,不想解决问题,我请她走开,从我眼前消失。放弃,放弃,放弃。没有失败,只有放弃。职称不要了,婚姻不要了,课不讲了。是啊,放弃是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行为,是道家的超脱凡尘还是庸人的软弱糊涂?
就像一只在水面飘摇的小船,一只废弃的敝旧的小船,在水涡中打旋。为什么没有能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即使拥有这样的汽车,我有驾驭它的能力吗?
时间,平凡一日的时间格外重要。平时浑浑噩噩过去了也就罢了,这时,争分夺秒赶到学校去讲文学史还是必要的。不能放弃工作。争取时间就可以弥补这种失误。失误可以发生,不,失误是难免发生的,我的赶不上班车是难免发生的失误,妻子上了别的男人的床也是难免发生的失误,已经发生的,没有办法消除它,只能迎着它去解决。
我在原地转圈子,不知搭哪班车走。我正如父亲和妻子所说的,是个无用的废物。陷在冰窟中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选择悬浮物,有的会放任自沉,我很想在二者之间周旋。但是,怎样才能搭上一辆顺风到达的汽车呢?
所有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短路的。
不顾一切扑向一辆通往郊区的长途车,人家说,我们不去大学城,这时,已经七点三十三分了,做了多少的无用功呀。
最后,有一个男人,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说,你倒车到传染性病医院那站,可能会有去大学城的长途车。
好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还要再坐一辆公车,没有想到,真正的汽车高峰终于到来。公车来了,门一开,就会掉出来一两个乘客来。只好放弃。煎熬中等到另一辆车,车门一开,依旧是塞得很满的样子,却有不少人投币,打卡。我也跟着投币。可是,一直被甩在门外,连半寸上车的余地也找不到。被抛在门外的感觉,是那么令人难过。我向人们哀求:“大家向里面挤一挤,大家向里面挤一挤吧。”没用。最后还是有人受不了下车了,才叫我:“到前门来吧。”勉强从前门上去,车门沿着我的后背挤过去,却关不上。司机呵斥我,我也无法,后背还疼呢。司机让我挪一挪,我前面的女人说:“人都挤成肉饼了。”这话说得真是善解人意,我看她一眼,灰色的面孔,没有半点表情,只是无奈地坚持着,不论怎样拥挤,反正挤不倒,于是,就安于现状了。我受了这个女人的影响,也就踏下心来了。我身后有人还有听手机,同时又无奈的声音说:“今天又得迟到了。”我想,你迟到也比我强,我还不知能不能找到通向大学城的汽车呢。又到一站,司机说:“大家自觉点,别投币了,自己看看前门和后门,还有上车的量吗?”人们就报怨,等车久了,迟到了,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被人挤着,不知何时,已从车门的夹缝出来了,并且向车中间挪动了一段距离。
人生亦是如此,在门外彷徨无助的时候往往想不到还会有夹到门缝里忍受疼痛的时候,更想不到还有挤出一个位置的时候。终会有一点进步的。不能做生活的旁观者,只要投入到生活中去,终会有一点。
到了传染病医院,还是找不到去大学城的汽车。太阳出来了,这是令人绝望的太阳,学生们已经纷纷向教室走了吧,个个缩着脖子,夹着书本。可是,他们的老师还没有找到通往教室的汽车呢。太阳在寒冽的风中有点瑟缩吧,怎么有点怪异。像小时候上学迟到了,在教室外罚站,看着教室墙头的眼的保健操的图片,上面有跳舞的阳光,暖暖的,艳艳的,我却站在寒风中。逃避生活的人总是会躲藏在阴暗的角落中。
咣啷,刀落地了,可爱的木板被刀具咬伤。
最初,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痛切地感到家俱损坏的结果,这是我难以面对的。就像妻子的红杏出墙,也是那么残酷而突兀。我希望那个木板能够马上自我愈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就像阿Q
拼命要画一个圆一样。心里狂风暴雨,心乱如麻。撞破了的地板,曾经擦得多么柔和光亮,完整与和谐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幸亏没有实施那可怕的计划。
想到这些,我终于彻底下定决心,放弃了上班的努力,回家。在家里,闭塞的世界,不要有一点声音,让我守住这点安静吧。有人敲门,不知是何等入侵者,要来打破我的宁静。她只是一个收费员,可是,她洞悉了我的痛苦,看到我的隐私。
日子还是过着的。不会永远赶不上,第二天,我赶上了班车,是的,我也有赶的上的时候呀。到了学校,我跟领导撒谎说自己昨天得病了。领导还有别的事情,冷若冰霜地看了我几眼,示意我离开。
我的办公室在十七楼,向下一望,茫苍苍的城市建筑,有如无数个蚁穴。我不敢在这里逗留,怕自己一时大脑走火,纵身跃下。我到湖畔,走来走去,准备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可是,到处贴着“危险,远离湖畔”的字迹,因为,不久以前,正有一个青年投湖而死。他也是在湖畔思考形而上的人生问题时走火入魔的吗?
讲完自己的课,领导派人通知我去“打补丁”,替出差的著名教授代课。我一走进教室,就看到学生们失望的眼神。假如我是个形象潇洒的学者,同学们会是怎样的反应呢?可是,我卑微而渺小,不仅外形不佳,而且在学术界仍是一个无名小卒。
公众的盲点在哪里?同学们真的了解专家吗?或许就像他们不了解我一样,他们根本不了解那些专家,却被专家的名气吓倒,于是,不同等级的教师的落差就形成了。
是讲卡夫卡,还是讲丁玲呢?我对着天花板自问。我讲话一直看天花板,看桌椅板凳,看窗外的树木屋脊,偶尔看一眼同学们,心里就很空洞,他们在做什么呢,有的在做英语四六级的习题集,有的在听音乐看手机短信,有的在切切私语,有的睡觉,有的走神,有的用漠然的目光瞪着我。教室后面的空地上,有明艳的阳光。在地面上投射方格状的花纹,那是窗的形状。让我想起小学时代,阳光踊跃在窗棂上,向日葵在窗外兀明媚着。我对同学们说:“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头重脚轻根基浅’,讲课体现了散文的‘形散而神不聚’的特色。”没有人笑,或者是她们没听见,或者她们的幽默细胞是因人而异的。下课时,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生说:“这个老师真变态,听他这一堂,我倒是胜读十年书。哼。”
从《饥饿艺术家》讲到《莎菲女士的日记》,确实有点跑题。可是,一切原本就不在我的控制之中呀。讲到一个兴奋点时,有一个学生抬头看看我,对我周身扫描了一下子,哟,原来,我有个习惯动作,说话到亢奋状态的时候就会扭动一些腰身,随之将双肩一扛,可能是这个动作吸引了她的注意。我只要忘记了自我的存在时才会出现这个动作,而我能够忘记自我的存在别人才能注意到我,这又是一种悖论。
她再也没有低头做事,而是一直用专注的目光盯着我,认真听我讲课。我讲到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自我悖反和自我消解,最终一切化为空,女性启蒙失败了。这个女同学认真地听着,眼光中有一线灵动的色彩,或许她的生活中有一些是与莎菲相似的?莎菲没有从苇弟和凌吉士那里得到她想要的爱情,她的自我启蒙失败了,由此,我们不由得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什么玩艺呢?爱情,人生,讲课的时候我似乎是超越了平时的我的,平时的废物,或者说是一个文化侏儒,都被这些文学世界的哲理淹没了。感谢这个讲台,感谢这个人生位置,充分利用命运赐予我的一点微乎其微的话语权,来宣讲我的文学阐释观。在讲台上可以天马行空地宣讲,可以淡忘我那一塌糊涂的日常生活。然而,一刹那间的恍惚,我还是想到了妻子的出轨,想到我们几年的婚姻中的不和谐。人生有过和谐吗,有过,丢失了。
我曾经丢失过一个孩子,在初恋女友的腹中。想起跟芳菲一起包水饺的情景,搅萝卜馅儿费了那么大的功夫,可是我们兴致勃勃,一路说笑着,包了两盖板饺子,看着雪白的小饺子在水中翻滚,我感觉到一种自由自在的松驰。那晚的灯光有些异样,寻常的台灯却散发出格外柔和的光线,诱惑力极强的光线使我头脑发胀。在剑南春的香气里,我们交合了,也不知是怎样发生的。然而,那个孩子却在人工流产消失了,父亲不同意我跟芳菲结婚,死也不答应,他说芳菲没学历没背景没出息,跟我在一起,会成为一对废物,将来再生个小废物,他连祖坟都进不了了。后来芳菲嫁给谁我都懒得去打听,不过,报应还是落在我的身上,渐渐的,我丧失了性能力。
阿堵物可以被轻视,但是,必须成为社会精英,这就是父亲强加于我的人生原则。如果不是追求成功,我和芳菲在一起,过最平常的日子,会不会一生都保持那种快乐呢?不过,也许芳菲也要向往那成功的生活,她也要将“不成功罪”判决给我吧?这是一个憧憬成功的时代,谁人可以超然地面对这种形势,自觉地做一个淡然的人?
丢失的东西永远找不到了,并不是它们真的消失了,而是人失去寻找失物的耐心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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