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从禾雀村到沙河镇有一条不大不小的路,我不知道它的确切距离,只知道大人们走会近些,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孩子们走的话就远了,要半天才到。
这些天,我一直有种企图,希望从自己破碎的童年里面找到一个完整的记忆。
我首先想起了这条路。
小时候的我对这条路满心的恐惧,我恨它。
妈妈就是从这条路被人抬走又抬了回来,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姐姐说,两年前爸爸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了爸爸。
那是1974年。那年我5岁,姐姐13岁,二姐10 岁。
那年,我们成了孤儿。
姐姐说,妈妈是累死的。爸爸是个英雄,他在修水库时为了救人牺牲的。
姐姐还说,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没有被评上英雄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好,他是冶金专家,说错了话被下放到农村。
二姐说,我们家只有我是农村人,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的。
妈妈走的时候下了大雪,好像很快就过年了。
我对过年的最初记忆就是这一次。三十那天,我们被一个远房堂叔叫去家里。吃团圆饭前,我和堂叔的儿子因为争抢小人书打起来了。小斌子被我推倒,额头撞到锅沿流血了。堂婶气疯了,拼命地打我,边打边骂:“你个没爹没妈的小杂种!给你们吃给你们喝,赶不上喂猪喂狗啦!”
我哭嚎起来,两个姐姐也哭了,最后拉起我就走。看着桌上白花花的猪肉,我是真的舍不得走。
那个年夜很冷,北风呼啸,吹得窗户嗖嗖直响,间或传来鞭炮声响,狗叫声……
我们三人挤成一团,把家里所有的棉被、大衣都盖在身上。
“姐,我饿,姐,我饿。”
我的小肚皮咕噜咕噜直响,俩姐姐肚子也在响。姐姐下炕翻腾了半天,找出了一颗萝卜。
“咱们吃萝卜!”
姐姐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把一颗大青皮萝卜举起来,笑着,那神情和妈妈像极了。
萝卜很甜。我趴在姐姐的怀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萝卜香味,还有妈妈的香味,慢慢地睡着了。
二姐说,那一夜姐姐没有睡,她抱着我和二姐坐到了天亮,她一直在唱歌,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她唱了一宿的歌,流了一宿的眼泪。她在替我们守岁。
这一年,我们没有吃到饺子,可是我们吃到了世界上最甜最好吃的萝卜。
过来几天,生产队长的老婆带来两个陌生人,一对夫妇。
他们说给我找到了新的爸妈,还说过几天给二姐也找个新家。
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只记得那个男人长着大黄牙,还记得他们带来了糖块。
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把队长老婆骂了,还哭了,还拿起东西打人。
过一会儿村里几个大人来了,还有堂叔。他们说村里不养活我们,为我们好,明天就来领人。
第二天一早姐姐叫醒我,我们吃了好吃的疙瘩汤。然后,姐姐拿出一根长长的绳子,眼角带着泪,神色坚定地说:“别怕!谁都不能走,我答应了妈,姐管你们一辈子!”
姐姐把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条腿用绳子绑起来,链成一串儿,插上门,拉着我们挤坐在炕角。
那些人真的来了。
咣咣咣,咣咣咣,敲门声,呼叫声,我惊恐地抱着姐姐,憋住哭,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房门被他们弄开了。一大帮人呼啦啦闯了进来。当中有队干部,堂叔堂婶,还有那个大黄牙伯伯。
姐姐一下子站了起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尖的剪子,比划着,哭喊着:“你们别过来!别想抢走我弟!我答应妈妈了!要死也死在一块!不用你们管!”
那伙人惊呆了。
从那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外号叫“一串儿”,大约是三人绑腿的意思。村里的孩子们见到我们就会喊“一串儿一串儿拿去卖,卖了换钱买咸菜……”
也是从那以后,我们家里都不说“串儿”这个词了,这是我们的家庭语言禁忌。
我不太清楚在那个很冷很冷的冬天,姐姐们和我是怎么熬过去的,只记得姐姐每晚抱着我睡觉,唱北风吹,而屋外真的有北风在呼啦呼啦地吹着。
门窗在响,全世界都是黑的,仿佛在黑暗中还有一些影子在飘在动。每一个夜晚我们都害怕得要命,只要一有大一点的声响,我们就紧紧地彼此抱住,两个姐姐把我拥在中间,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紧促的呼吸声,嘭嘭嘭的心跳声。
春天来了,我们终于不用怕冷,姐姐也不用发愁柴火了。
可是新的危机也来了,我们没有粮食了。
陆续有人来家,有时带来一袋高粱米,有时是一小袋玉米面,离开时抬走了妈妈的缝纫机,拿走了爸爸的手表……每当这个时候,望着这些心满意足离去人们的背影,姐姐会默默地流泪,我伸出小手替她擦眼泪,欣喜不已地说:“姐,咱们有吃的啦!”
姐姐摸着我的头,长长叹声气,“唉,傻孩子!”
这个时候,姐姐真的真的很像妈妈。
我想妈妈了。
播种的时候,姐姐和大人们一起出工了。队长说,姐姐还是个孩子,只能挣一半的工分。二姐放学后去捡柴火,挖野菜,在家里干活。我时常跑去地里玩儿,捉蚂蚱,陪姐干活。那里有个叫吴婶的,她稀罕我,经常掏出一根黄瓜啊半个玉米饼子啊什么的给我。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啊。
接下来的一个春节,我们吃上饺子啦!
过年的前一天,姐姐拎回来一块猪肉。姐说这是二指肉,就是有两个手指头厚,我比了比说:“是四指肉!”姐姐笑了,又好像是哭了。“傻孩子!”轻轻地拍了我一巴掌。
又过了几年,仿佛做梦一样,我们又变成了城里人。
爸爸落实了政策。这要感谢小学吴校长,是她找到我们,带姐姐去公社找到爸爸的档案,帮我们写信。姐姐到爸爸原单位做了工人,辍学两年的二姐又去上学了。如今她已经是美国一家著名医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了。我也人五人六地混得不错。
去年,姐姐来我家过年,二姐视频里说来年夏天时再回来。
除夕夜,两家的孩子们玩在一块,热热闹闹。
姐姐悄悄地把我拉进房间,锁上房门,神色凝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用颤抖的手打开,原来是一张陈旧的一元纸币。
“希扬啊,还记得不?这是你的压岁钱。别怪姐没本事,没留住爸妈的东西,就留下这个了。小时候你年年问姐为什么一过初一就收走你的压岁钱,今年给你了,姐再不收了。”
我猛地把头埋进被子里,嚎啕哭了起来,这辈子我从没有这么伤心地哭过,仿佛把一生所有的伤悲、惊恐、屈辱,所有的苦难都哭了出来。
姐姐也默默地哭了。她抽泣着,俯身抱住我的肩头。
我多么希望姐姐也能像我这样肆意地大哭一场啊,可是她没有,她只是悄悄地抽泣。
也许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她无数次地哭过吧。
那个晚上,我梦到了禾雀村到沙河镇那条路,妈妈挽着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我走来,我张开双臂,拼命地跑向他们,大喊:“姐,姐,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