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山是安徽合肥长丰县人,入伍比我稍早一些,考学和提干的时间也在我的前面。1998年夏天,当我扛着红色学员肩牌到边城漠河报到时,老俞已是边防某团里干得很好的老排长了。因为这些缘故,我一直叫他老俞。
我得承认,比起我的老气横秋,老俞不知要年轻多少倍。并且,这个瘦瘦的、帅帅的安徽小伙儿,和我之前结识的安徽人一样直性而可交。
其实,在漠河边防某团共事那一年多,我与老俞并没多少相交的机会,只知道他干得不错,领导对他印象很好。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我当过排长的洛古河边防五连副指导员空缺,政治处和团领导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他。
也就因为这个职务,我和老俞才有了成为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同事的机会。
2001年初,我任正排职干事满一年半以后,领导开始关心我的职务问题。那时,宣传科老干事张宝权去了干部科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科里缺少人手,刚好肖诚友科长又相中洛古河边防五连的副指导员俞正山,我便成了边防五连名义上的副指导员(没有实际到位),老俞则成为宣传科的副连职干事,我们两个也就成为同在肖科长手下工作的同事。
初来宣传科的日子,老俞无疑是刻苦而勤奋的。但毕竟初到机关,并且直接从连队直接到了师一级机关,无论是工作程序还是处理文电,初来乍到的老俞都不是那么熟练。
而我们的肖科长是个急性子,也是个直肠子,脾气不是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不满意就说出来,尤其是对他手下的兄弟,生活上关照得很好,但工作上要求很严格,一点也不允许你马虎,犯了错误肯定把你批得体无完肤。在这种背景下,老俞最初那段日子相当不好过。
那时,我和老俞同在一个办公室,不时看到他被叫到肖科长办公室,隐约还能听到科长严厉的声音。一会儿,就会看到老俞神情非常严肃或是失落地回到办公室。
每每此时,我的任务就是安慰老俞,告诉他别着急,告诉他谁都有这个过程,当然也会尽我所能告诉他那些烦人的文电怎么处理更容易在科长那里通过。
这一点,我比老俞幸运了不少。在宣传科工作那两年,肖科长几乎就没训过我,科长可能对我也有些意见,但他憋在心里没说,给足了我面子。
2009年秋天,离开大兴安岭7年以后,我和邻家女孩回加格达奇故地重游,去看望肖科长肖大哥时,提起当年他对我的宽容和对老俞的严格,老科长嘿嘿一乐:我那时是急了些,但都是为你们好。
这一点,想必老俞应该理解了。但当时,老俞确实有不理解的时候,被科长训哭过,也训急眼过,还曾在我面前发牢骚:这不行那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大不了不干了,能怎么的?
每每此时,我赶紧劝他。包括科里经常挨训的战士报道员汪作成,也不时劝老俞忍着点。
还好,老俞终于挻住了。当我2002年3月调往黑龙江省军区机关时,老俞已经可以四平八稳地理宣传科那些杂七杂八的业务工作了。
调到军分区机关以后,我和老俞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更是一栋家属楼的邻居。
嘿嘿,说一栋家属楼其实有些夸张,也就是一排平房,大概有六七家,每家一间房子,共用一个卫生间,共用一个走廊做饭。
刚到平房时,老俞的老婆路晶还挺着个大肚子,不久他们的儿子俞路出生了。
那时,我家的小屁孩儿还小,刚学会走路,天天往老俞家跑。路晶很喜欢孩子,天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小家伙儿吃上了路,去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勤。
那时,每到做饭时,那条不长的走廊里热闹异常,家属们各自炒着菜煮着饭,顺带唠着嗑,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像是生活交响曲,很有意思。
时不时的,我和老俞要么在我家,要么在他家,整点菜,喝点酒,自己给自己放松。
有一次在我家吃火锅,老俞、肖广文和我一人一瓶白酒,全都喝了下去,结果都喝高了,路晶在我老婆在邻居家唠嗑,我迷迷糊糊地跑到老俞的床上睡着了,而老俞睡在了我家的床上,最后被各自的老婆拽着耳朵拎回了家,第二天笑问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可能没过磨合期或是怀孕期间心情不佳的缘故吧,那段时间,老俞和路晶的关系有些紧张。路晶脾气急,老俞不爱吱声,路晶又爱生气,两人不时闹点小别扭。
我调到哈尔滨一年左右吧,有一天,忽然得知路晶检查身体发现问题,必须手术治疗。
我和老婆赶紧分头给老俞及路晶打电话询问情况。路晶来哈尔滨做手术时,我和老婆前去探望,两个姐们在病房里唠了很长时间,我和老俞而守在病房外面,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
那时,老俞觉得些无助,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
还好,手术很顺利,后期治疗效果也不错。
当时,我真担心老俞会撑不住,但他却坚强地挺了过来,一步步调了正连、副营、正营,之后是边防某团的副政委,之后又回到军分区政治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再后来,老俞转业回到安徽合肥并进入法院系统工作。2019年夏,我和爱人到合肥探望家人,老俞和路晶带着正上高中的儿子专门安排吃饭,我们几个说说笑笑,共同追忆在大兴安岭、在加格达奇度过的那些时光……
渝夫2012年6月7日草于辽宁沈阳,2023年7月7日完善于天津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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