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晚年犯了大错,但我们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主席留给今日中国的政治财富,依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比如不称霸,比如不结盟。 因为不称霸,我们才赢得了经济发展上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不结盟,我们才避免了处处与人为敌。 尽管偶尔国际上也出现对中国不尊重的事例,国人也觉得受了委屈,感觉不那么扬眉吐气,但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时的憋屈又算得了什么? 包括当下,身为世界老大和各种国际组织事实上的“盟主”,大洋彼岸那个超级强国毫无盟主风范,一切以自我利益为核心,挥舞着军事和经济两根大棒,今天武力威胁这个,明天经济制裁那个,并且接连退群,反复推责甩锅,不惜公开践踏他们曾经极力维护的规则和秩序。 由此不难看出,结盟这种事,压根就不能当太当回事。 国与国之间,盟友之间,说到底还是为了各自利益,所谓国际责任、国际道义,很多时候就是一块遮羞布,有时候,可能连块遮羞都不如。就像幼童穿的开裆裤,其主要功能不是遮羞,而仅仅为了宣示“我穿裤子了”,至于所穿裤子有没有遮羞功能,包括内裤会不会露出来,甚至有没有穿内裤,都不是家长或众人真正关心的问题。 当然,结盟还是有用的,尤其是势单力薄者,与实力强大者结盟,至少可以壮壮“熊人胆”,假装有靠山,假装有底气,假装很安全。 当代如富岛的菜阿姨,自己弱如鸡肋,只因某国拿其当棋子或盟友,便觉得壮如猛牛,自不量力,口出狂言,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远古如三国时期的蜀吴二国,时而彼此结盟,时而单独与魏国结盟,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表面像儿戏,实属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 生存是第一要务,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结盟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确实有必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小心小心再小心。 原因很简单,在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面前,结盟不过是一出很幼稚、很善变的儿戏,既当不了真,也难以持久,仅此而已。 说到底,结盟这种游戏,靠的还是实力。谁强大谁就是盟主,谁牛叉谁就说了算。实力不济的那一方,只能当儿孙或是奴才。 你能指望爷爷或爸爸天天和一小屁孩儿认认真真地玩游戏吗?对大多数家长而言,显然不大可能。结盟这事亦是如此,谁当真谁就会流鼻涕抹眼泪,保准儿受伤很重、伤心得不行。 三国鼎立那阵子,特别流行结盟。甲方成了老大,乙丙双方就会结成联盟,以便达到暂时的力量平衡,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东吴报仇,而是暂时放下分歧,重新恢复孙刘联盟,共同抵抗重回老大位置的魏国。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进入刘后主时代的蜀国,已经没了精力去和东吴掰扯那些个人恩怨,旁边虎视眈眈的魏国才是最现实、最危险的威胁。 这是诸葛亮的担心,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很快变成现实。 此时曹丕病入膏肓,但依然强撑着要做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派出四路大军直奔蜀国的汉中、益州、涪城而去,一心想要扩大魏国的势力范围。 大敌当前,不学无术的刘阿斗彻底麻了爪子,向诸葛亮讨要应对之策。 面对这个称自己为相父的无能##,诸葛亮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有气归有气,不仅必须忍着,还要开动脑筋拿出退敌的办法来。 按照诸葛亮的分析,魏国的四路大军并不可怕,他所担心的,是孙权与曹丕结成联盟。如果曹刘联合派兵向蜀国发难,刘阿斗这个皇帝就当到头了。 当务之急不是应对曹丕,而是要彻底说服孙权,让其答应恢复孙刘联盟。 这一次,诸葛亮派出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马谡作为说客,赶在魏国使臣之前抵达东吴,试图以自己的良好口才打动孙权。 一不小心成了魏蜀双方争抢的香饽饽,孙权感觉超爽,左右权衡着与谁结盟,借此把属于东吴的那块蛋糕做到最大。 最终,马谡不辱使命,终于说服孙权重结吴蜀之好,诸葛亮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了下去。 打打杀杀,分分合合,这就是儿戏一样的国与国结盟。 吴蜀重归于好,曹丕那边却没这么舒心,一边琢磨着如何建功立业,一边还要时时提防着野心不小的司马彝。 曹丕不敢忘记父亲曹操的遗嘱,对司马懿及其后人一直采取用而不重用的手段,只让其出谋划策,不让其掌兵打仗。 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十分敏感,要求司马家族的人无论为官经商,都要谨慎小心,不得狂议朝政,省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杀身之祸。 有些跑题了,还是先侃到这儿吧。
2011年8月20日草于辽宁沈阳,2020年10月1日晨完善于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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