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庄主 于 2022-2-16 23:47 编辑
1644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在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那个甲申年是个大乱之年,都说天无二日,那年有三个“日”,分别是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和大清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 夸夸李自成,从前是大明子民,驿卒;驿,国企;卒嘛,就是干活儿的,也许是个组长,史无考证。穷,欠债了,杀了债主,逃亡当兵,还是大明的兵。
都赖大明那个社会,要不,李自成拿了退休金肯定在家老实过日子。 后来,大家伙知道,李自成起义了,俩字,一个是起,起来的起;一个是义,他提出的义其实是“均”,不均在他那儿就是不义,很虚。 义分大小,哥儿几个喝酒,喝的一样多,吃肉,吃的一样多,算义。李自成提出的均,最终他没做到,因为到了大的层面,凭他一个国企干活儿的,他没那个本事,最终,他不过是个短命的财富掠夺者。他不败,天理不容。说朱家失了民心,小李得民心,那是扯。为啥是扯?你能说福临是因为得民心而得天下吗? 想夸李自成还是想夸李自成和他的群体?呵呵呵
想夸李自成啊,还行,怎么也能有的夸,那个群体呀,想夸,还真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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