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系列共是七个短篇。之所以构思为“七”,因为这数字向来有一种灵异幻想的色彩。《天仙配》里爱上孝子董永的是七仙女;“牛郎织女”的故事里,织女也有六位姐姐,这是“七”的仙气。照民间的旧俗,死了人,会有“头七”“二七”直至“七七”,悼念活动至此才告一段落,在这里,七又沾上了鬼气。它的瑰丽与诡异并存,正合乎“都市聊斋”命意的要求。
中国的数字很有意思。一是“最”,有鸿朦初开的充沛浑然,简单又大气;二就显得老实,不过因了“双双对对”的隐含,看上去挺喜气;三、六、九代表很多。所谓一升二,二升三,三升变数(另一种说法是“三升上位”),因此关于三兄弟、三侠客的传说特别多。不知古代有没有近似“六六大顺”的说法,反正六这数字,读出来就有点儿俗。九就不同了。九九归元,得证大道,离“十全十美”只是一步之遥。最大限度的接近圆满而又没有圆满,反倒成了真正的圆满。中国人相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所以“十”还不如“九”好。“四”是清教徒式的严冷方正,大一统的稳妥自足,“四夷宾服”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五五是梅花之数,高洁雅致,因而四是缺乏人情味的深沉,五是清雅的缄默。
话扯远了,好在我像古人一样,懂得“话又说回来了”,还是说我的《都市聊斋》。正文前面,我加了三段引言,一是赵朴初《中国文化概论》里对中国古代文学尊贵地位的肯定,二是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里对《聊斋》体例、特色的简短概括,三是《红楼》里薛宝钗的两句颂圣诗(改了两个字),表达我对蒲松龄和整个汉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的衷心喜爱与钦佩。
大气派的中国文学在五四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趋于式微。作家们心追手摹的范本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尺度也是参照人家建立起来的。现在自然不这么极端了,但是后遗症随处可见。对雪莱、济慈、惠特曼、波德莱尔的热情在唐诗宋词之上,对马尔克斯的推崇超过了曹雪芹。美国人评选全球“大师之中的大师”,头一名是他们的福克纳;法国人评选时,毫不客气地把福克纳从第一把交椅上拿下,换上他们的普鲁斯特。独有中国人最谦虚,几乎没一个敢于宣称曹雪芹世界第一,没一个不在强调异种文化没有可比性——那么美国法国不是“比”了吗?对具体作家的评价是否公允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这谦抑中透出来的“气怯”,着实耐人寻味。我写《都市聊斋》,除了曲折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对现世的讽喻与眷恋,更主要的,还是理直气壮地向先人致敬。
不无巧合,最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最杰出的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二书作者均是刻划女性形象的高手。众人交口称赞的《金瓶梅》,吴月娘像个纸人,李瓶儿前后性格断为两截,真正立得起来的,倒只有一“莲”一“梅”。我致敬的对象也更多指向曹蒲,而不是兰陵笑笑生。我有个不很确切的看法,一部小说,假如没有贡献出独特的女性典型形象,将女角置于附庸、点缀、可有可无的位置,那就不算成功。《金瓶梅》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西方文学的源头是《荷马史诗》,中国则是《诗经》。其间不同,明眼人一望可知。《诗经》后的《楚辞》,屈原开创“香草美人”的意象集群,再后是汉乐府、汉赋、六朝骈文、诗词曲、章回小说,在气质上,与西方文学愈离愈远。诚然欧美也有《包法利夫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杰作,中国也有李白式的飘逸雄奇,苏轼般的豪放旷达,但以各自的主流来看,基本上,西人的作品使人激动、震动,中国的作品使人触动、感动(连各自的“恐惧点”也不一样。他们的恐怖来自男性的魔王,我们怕的往往是女鬼,这也是文化源流迥异的后果之一)。横向的借鉴是必要的,但前提始终是纵向的继承。中华文学大可卓然自立,而不是在连根拔起、全盘西化后做别人的子公司。
说到这里,我得声明,我这意思并不是说我这七个小说就背负了如此重大的使命,就是在“拨乱反正”的意图下创作出来的。谁存了这个心,这么“悲壮”地下笔,一定写不出好东西。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用美丽的汉字从事写作的炎黄后裔,本国丰厚的文化遗产不能丢。立足于这个“本”,才谈得上取长补短,融铸中西。一时做得不好没关系,造成了这样的大氛围,假以时日,一万人里,总有一两个人能脱颖而出的吧——何况我们的人口基数还这么大呢?
二OO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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