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谢青蛙 于 2020-11-1 16:01 编辑
读书札记003
很奇怪自己喜欢的现当代散文随笔大家中居然没有余秋雨一席之地,虽然自己对曾经的借历史问题而进行的“余秋雨批判”风潮很反感,认为这是典型的文人嫉妒而相轻的案例。
当1988年余秋雨第一本《文化苦旅》出版,恰是一个国人最空虚困惑一段时期的思想要找出口的年代,浅薄的人群要找一些貌似深沉的东西。而余秋雨适逢其时的文化矫情:抓住人们对于苦行僧似的足迹的膜拜和文化的反思心理,恰好填补了一部分国人的文化空缺心理,慰藉了一些人的心灵,炒作了一种文化概念并适时点燃了一把。
正如他自己渲染的那样:“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立在古人一定站立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哗一声奔泻而出。”
不否认余秋雨具备的一定学识,但这份学识与其文化地位来说还是被拔高很多。仅仅四本娓谈式的散文,其历史和哲学的支撑也缺乏厚重。以钱钟书的《管锥编》随便抽出一本来相比,即知这厚重感的缺乏症就是实力派大师和偶像派大师的区别,我们这是一个缺乏信念需要偶像的时代。
第一次看到《文化苦旅》这本书时是在90年代初的书店,当时翻了翻就扔了回去,因为自己当时就是面临一个异乡异地艰难开始的苦旅,自己明白苦旅的沧桑与厚重感,尽管余秋雨最大的爱好就是在文章里抖露历史和哲学的思辨,但其举手投足与李敖的历史专业文笔与周国平受过训练的专业哲学思维来比,一出手就相差甚远。但是国人看不懂比自己深刻许多的东西,只是去崇拜那些恰恰够得着崇拜的那些东西。现在从《文化苦旅》选出一段体现该书特色的一段: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景深”后的加注的英文(depth of field)确实很体现余秋雨的风格,给摄影用语还带上了外语的神秘色彩,这些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出作者的卖弄心理,尤其把摄影里的一个无微不足道的词汇拿到知识面狭窄的文人面前吆喝的那种自得的痒痒心理。除此处以外,上面一段,煽情得有些卖弄了,这可能很对小文人阶级的胃口,但对于自己这样喜欢内敛和厚重的味道的人来说,香精放得太多了。所以我不喜欢余秋雨,不是因为他的书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书中的表情太生动、自己手舞足蹈得不可自抑。
这一段似乎可用周国平下面一段的对比和评价,这么对比看真是太有趣味:
“认真说来,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沉睡着的东西的被唤醒。对心灵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决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和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抗争,它对于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衡量一本书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领会它的深刻。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交谈几句就可以断定它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能确信他的伟大。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余秋雨的第二部《山居笔记》其实就有点在卖弄历史之嫌了,表现在不必要的经籍书名的堆砌,如下面的引用: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李敖对历史典籍的引用,李敖从不为卖弄历史而历史,纯粹是为了扯淡而据典,这反倒是一种浓到极时咸扯淡的底蕴: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被子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子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日:‘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扳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性交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甫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不过自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余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后,写的《行者无疆》忽然平和、深邃了很多,个人认为可能是经历过了真正的游历过后,人性中很多肤浅的东西会被自然的旷远所驱逐,这本书比前两本书写得朴素,但内涵似是丰富了很多。
梁实秋最出名的雅舍系列的文集,对梁实秋散文最扯淡的评论就是“简洁”二字,奇怪的这是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的评价。下面是前天看到的梁实秋《雅舍小品》中《女人》的一篇,光是说女人撒谎例证实在是太细碎了一点,他不像张爱玲式的绘声绘色的细碎,纯粹就是出以尽可能全面的一种列举的心理,一种文化人神经质式的古板:
“女人确是比较地富于说谎的天才。有具体的例证。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尤其是买衣料,她从不干干脆脆地说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准备出多少钱。她必定要东挑西拣,翻天覆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嫌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样太旧,这个不禁洗,那个不禁晒,这个缩头大,那个门面窄,批评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如果价钱便宜,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而且本来不要买的也要购储起来。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炭贵而不生炭盆,她必定对人解释说:“冬天生炭盆最不卫生,到春天容易喉咙痛!”屋顶渗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补之前,女人便会向人这样解释:“我预备在这地方装安电灯。”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艳羡汽车的女人常常表示她最厌恶汽油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适。一个女人馈赠别人,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是别人送给她的。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总之,女人总喜欢拐弯抹角的放一个小小的烟幕,无伤大雅,颇占体面。”
梁实秋的散文最大的特色就是淡,淡得就像幽默也懒得配合风趣的表情,淡得就是明显去恶心他时,他也不会想去配合一下带上生气的表情。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艺术境界。一如雅舍小品中的《中年》一篇: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青女子不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可是到了中年,全变了。曲线都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份变成了凸出,该凸出的部份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为金丝蜜枣了。 最暴露在外面的这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 梁实秋的散文要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得淡定的心境,慢慢看,可能会渐入佳境。但以现在的自己来说,看起来还是觉得有点淡……
如果说散文就是“絮语”、“娓语”、“闲话”类的文章,那么论语派的林语堂就像其自诩的娓语式散文的代表,不欲在散文中承重太多的思想。林语堂不仅用英文写了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还用英文写的两本介绍中国文化的杂文《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这种双语的优势使得林语堂在语言的颖悟运用自如。
林语堂散文最大特色就是在围炉闲谈的气氛和节奏中不经意而来的幽默,和偶尔文人习惯式的绕着说,如下段: “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 and what is stranger is woman!” 请不要误会我是女性憎恶者,如尼采与叔本华。我也不同意莎士比亚绅士式的对于女人的至高的概念说:“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辛酸。她们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道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男人一生抽烟、田猎、发明、编曲,女子却能养育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 “X是大诗人”,我有一回在火车上与一个女客对谈:“他很能欣赏音乐,他的文字极其优美自然。”我说。 “你是不是说W?他的太太是抽鸦片烟的。” “是的,他自己也不时抽。但是我是在讲他的文字。” “她带他抽上的。我想她害了他一生。” “假使你的厨子有了外遇,你便觉得他的点心失了味道吗?” “呵,那个不同。” “不是正一样吗?” “我觉得不同。”
感觉是女人的最高法院,当女人将是非诉于她的“感觉”之前时,明理人就当见机而退。 见到很多地方对上面这段都认为这是林语堂尊重妇女的一段代表言论,虽然林语堂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当时的年代算是对女人的态度是十分开明和理解、甚至有那么一点爱昵。但林语堂始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姿势去欣赏女人打趣女人,其实不管这一段还是这一篇《女论语》,其实是一篇通篇的调侃之作。
当代杂文大家中最欣赏的就是鄢烈山,《一个人的经典》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最早他在《南方周末》黄金时代的系列并没有有幸得见,只是在南方都市报的第二版中和《杂文选刊》的年度合订本中到处找鄢烈山的文章来看。要写好一篇时评,其实对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把握得炉火纯青才行。虽然近一两年鄢烈山有些文章已经有点剑走偏锋到不敢苟同。但还是喜欢他的犀利、过瘾。如果说鲁迅的文笔是一把刀的话,那么鄢烈山的手中笔就是一把手术刀;如果鲁迅是冷器时代的利器,那么鄢烈山就是现代导弹的精确制导。还发现他与自己同样,都喜欢引用《伊索寓言》来借典讽今,下面两篇就是
《一个人的经典》中摘取的,其中第一个故事自己以前也引用过:
“……小羊逃到了一座神庙前。祭司说:“可怜的羔羊,你快进来躲一躲吧!”小羊说:“不,谢谢你的关照。我进了你的门更糟,必死无疑。我宁肯跑不脱被狼咬死,也不愿死在你手里。死在狼口里,只死一次,且有人哀婉;死在你手里,要死两次——一次供献给神享用,一次被你们享用,死了还要赞美你玉成的恩德,何苦呢?”
这故事是说,与其受愚弄而死,不如明明白白死于强盗之手”。
沈宏非是自己最欣赏的当代随笔家之一,他的特点就是幽默中带有犀利,不把文字当作太高深的东西,却在字里行间带了很多犀利的穿透性的眼光,记得以前在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大家的一篇里引用过沈宏非一篇很经典的“听瓜子”一节,那是选自《饮食男女》一书,不过那本书其它就基本是讲饮食了。虽然都是讲“食色性也”,但还是最喜欢看沈宏非谈色男欲女时的生动表情。
《大熊猫看小电影》应该是沈宏非除《思想工作》外,谈男女道世情最过瘾的一本,《黄色潜水艇》似乎比这两本书要逊色,而《食相报告》、《写食主义》、《饮食男女》就基本算是饮食文化的代表书籍了。
大熊猫看小电影这一段似乎最能体现出沈宏非的代表风格: “第一次听说大熊猫看小电影(又名黄色录像、歪录像或A片,以下通用“A片”),第一反应是不信,就是让我去演A片也坚决不信;第二反应是好奇,若真有其事,给熊猫看的究竟是人类演的A片还是熊猫演的A片呢?
由于给大熊猫看A片旨在抓交配促生产,所以让我着急的是:该等A片若是人类演的,千万别看欧洲的。专家指出,由于欧洲A片多以贵族,没落贵族和城市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主角,故普遍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艺腔,并且略带忧郁、耽溺、慵懒及颓废的气质,文化得来矫情。男女主角,均是一付爱搞不搞的样子。激情过后,往往有一派荒凉虚无感挥之不去。拿这样的A片给大熊猫看,非但催不了情,反而加速了它们的灭亡。要看,就看美国的,傻大妞,肌肉男,热情直白,一见面就开练,一句废话没有——当然,即便是美国A片,适合熊猫审美特性的黑白版本也不太好找。
而男人们的小汽车这篇最能反映出沈宏非的调侃本性和风格: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汽车设计总监哈洛认为,汽车与性之间的关系虽由来已久,不过“没有人喜欢公开谈论它”。的确,谈到不同品牌的汽车,男性多重其性能,而不是性功能。但德国汽车杂志《男人们的小汽车》却在创刊号推出一项民调报告——“不同的汽车品牌和它们的车主的性生活次数之间的关系”。民调显示,宝马车主以每周平均过性生活22次行一,奥迪车主以21次次之,第三名是大众车主,19次;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福特和奔驰车主,前者17次,后者16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我的熟人展开搜索,宝马车主幸福的表情和红润的脸色、奥迪车主比较幸福的表情和比较红润的脸色以及大众和奔驰车主比较不幸福的表情和比较不红润的脸色,一一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当然,这只是调查数据让我产生的瞬间主观愿望,纯数据而无分析的民调,只能算是Data而非Information,去知识尚远。尼采说:“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我发现,对于一切缺发分析的统计数据,我向来都怀有这种冲动。
不同的品牌意味着不同的品质及价格,不同的品质及价格意味着们不同阶级、品味及身份的车主。故上述调查报告亦可解读为“不同阶级、品味或者不同职业、身份者与其性生活次数之间关系”。循此思路,原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贵价车的车主、即富人的性生活次数较平价车的车主、即平民的要来得频繁。但是奔驰和宝马在价格上的接近及其车主在性生活次数上的差异,却打断了我的知识冲动,遑论排在末尾的保时捷车主。一个开大众的朋友认为,这可能系因保时捷的坐位不很舒服所致。我提醒说调查好象并未涉及“停车做爱”,不过他还是很严肃地指出,不舒服的座位肯定会对一个驾驶者在卧室的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当周国平因《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一书而走红的时候,自己正处于最忙碌的人生时段,左右各五年根本不会有任何耐心去读这些人文书籍。也仅仅是近两年才偶尔翻起他的书籍。其实我们每个人随口而出的话都含有哲理,我们也经常制造出富有哲理的话语,只要我们的名气足够大,我们公开场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当作哲学来研究。但难度是在我们能一直这么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出哲理。
周国平最好的应该是两本随感集《人与永恒》和《风中的纸屑》,如果喜欢格言类的,下面这本摘抄各文集的珠玉《人生哲思录》也不错。另外,他还有散文集有四本:《守望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
周国平是哲学专业出身,对尼采尤为偏爱,但他与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是,他不是用空洞的哲学概念来吓唬人,而是把哲理走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走入他文笔的每一个缝隙。所以在国内有:“男人不可不读王小波,女人不可不读周国平”之说,确实,周国平那种包含哲理深情的娓娓而诉的平淡,把那种又激荡又安静的思维就在人的脑海中僵持这么对立中,让一种静谧出现,对小资的女人来说是致命的杀伤力。虽然不管他的散文还是随笔都是同一种口气,有些单一,但那种专业的哲学深邃和人生历练的智慧,时不时在朴素的笔下组成一颗颗让你不禁掩卷沉思的小晶粒。发现凡是历史专业的写起杂文和哲学专业的写起随笔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于男人,当你看到女人生活得无知狭窄闭塞又没有新意时,你就去与她谈谈余秋雨;当看到一个女人,远离忙碌奔波那种市井一线的生活,而是时间富裕精神空虚带点无聊时,那你就去投其所好,聊聊周国平。周国平像以下独辟蹊径的见解比比皆是,个人觉得其这种三五清议式的思维火花比起散文来更有闪光之处:
“爱可以抚慰孤独,却不能也不该消除孤独。如果爱妄图消除孤独,就会失去分寸,走向反面。”
看了下面一段,就明白什么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以哲理的高度诠释: “成熟了,却不世故,依然一颗童心;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兼此二心者,我称之为慧心。由单纯到复杂,再复归成熟的单纯,我名之为智慧;由混沌到清醒,再复归自觉的混沌,我名之为彻悟。”
李敖对自己的杂文最为满意,自称文章天下第一,曾经宣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确,李敖精通文史,学贯中西,文笔确是犀利无比,且不乏幽默机智。但就其杂文技巧来说:看李敖散文,很时刻感受到他的才华和渊博,能随时随地学习到很多偏僻的文史知识。如果说骂人的文章,李敖一定是第一,尖刻刁毒有余;但如果是说哲理、借古喻今,却往往杂文中充斥太多的狂狷、自恃和夸张,使其行文流于油滑,反倒给人以拿着斧头修指甲的不往深层去的感觉。
认为李敖比较好的杂文集是:《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中国性研究》、《李敖快意恩仇录》、《诺贝尔奖提名文选》、《千秋评论精华》、《李敖回忆录》,还有小说《北京法源寺》,这些都是不错的专辑。 而下面的引经据典的论证方式是李敖最大的特色:
“在道德挂帅下,在真假道学桎梏下-匍伏在下面的,很少不是双重人格,双重得至少有两副以上的脸孔来应付人间世:一副是道貌岸然的脸孔,一副是暗渡陈仓的脸孔,前者用来说教,撑门面;后者用来发泄,调剂满口大道理后的紧张情绪。
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泄;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渡前后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于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于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艳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干脆得一千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后,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恨左心右屋作的!”
柏杨是自己认为的自鲁迅以后的唯一杂文大家了,国人知道的最普及的一本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其72卷的大作白话《资治通鉴》也影响深远,有一部通史性的《中国人史纲》写的历史脉路格外清晰。除了白寿彝或范文澜的大部头外,篇幅相当的同史类来比较的话: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都比不上这本。
柏杨的杂文中充满了历史和生活历练的智慧,以特有的调侃语气侃侃谈出,格外使人受益。其中最代表性的就是教天下黄脸婆对付第三者的,介绍聊斋里恒娘的那一篇。要是说风格吧,柏杨的杂文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草根文趣”。柏杨笔下的自我调侃味道很浓,笔下的自己故意树成一个好色贪财爱占小便宜之辈,而夫人则是色衰善妒无事生非的角色。所以写起男人们的小气好色、写起女人的矫情风骚大家也都没有话说。下面这一段最能反映出他的语言特色: “高跟鞋的妙处是使女人的双乳猛挺,盖不猛挺不行,不猛挺则非摔筋斗不可。而且一旦挺出,直指臭男人双目,使臭男人油然生出捧而咬之之念。这非关猥亵,女人们的目的就是如此,臭男人们的希望也是如此。你不如此,女人说你木头,同类说你木瓜也。而小脚则达不到此目的焉,试看哪个老太太走路,不是八字斜拧,百美全失乎?
女人穿高跟鞋,风度翩翩,走起路来噔噔噔噔作响,能把臭男人的心都要敲碎。迄今为止,男人有橡胶底鞋,而女人一直没有,恐怕有其心理作用在焉。哪个漂亮女人昂然而过时,不想惹人多看几眼,而宁愿默默无闻耶?” [200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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