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连载）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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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啰嗦几句题外话，这个系列基本都是本人亲身经历，绝无虚构。作为这些时代的亲历者，我想最好的说辞就是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谈不上分享，也谈不上要谴责谁或者歌颂谁。

       多说一句的是，文中出现的这些往事，或许会有人觉得不可能或者不可思议，在此郑重一句：你的经历我不怀疑，我的经历也不用你怀疑，经历就是经历。

       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实话实说，是我的事儿。

       是为序。

01.

       本人生于1958年初，家中排行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现如今，昔日熙熙攘攘的一个大家，走远了，走散了，再也不见了，只剩下我和我的七十有二的二哥。

      去年的时候，我们都搬了新家，来到了依山傍海的地方，老哥两住的近在尺尺，相互照料着，关照着感觉真好。

       家父是一所当时称之为“中苏友谊医院”的管理人员。再往前推个十几二十几年，家父是闯关东一族。最早是随着祖父一路闯过那道海峡，爷儿两一路向北，直接进入了当时称之为高丽的朝鲜地界。祖父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做啥小生意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蝼蚁之辈，为生奔忙。

       后来，祖父和家父从高丽回到了丹东，结果是祖父客死丹东，家父只身向南，来到了他当年和祖闯关东最初踏上的这片土地。

       最初的时候，父亲在日本人统治的造船厂工作，大连光复前后，东北线的日本人开始忙着撤退了，期间苏联人对当时的日本掌管的设施进行了轰炸。

       多说一句的是家父闯关东前已经成婚。并且我的大姐，大哥都是在山东出生。家父当时住在造船厂的一片后来被称之为“红房子”的地方，那是中国劳工的居住地。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太多抽大烟扎吗啡，当街倒毙街头劳工的惨烈人生。

       光复之后，家父去了中苏友好医院，做了一个管理人员，之后，一辈子都在医疗卫生系统，直至退休。

02.

       日本人滚蛋后，当年他们住的各种日式风格的楼房，成了空房，为此政府号召人们住进去。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的祖母，母亲，大姐，大哥们飘摇过海的来到了大连。

       然后就住进了政府号召和鼓励去住的房子。这房子是老大连最能代表大连日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我们一家住在楼下，楼上住着两户人家。

       我的祖母故于1956年，也就是说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两年后才来到这个世界。尽管没见过祖母，但是，我总觉得在自己的身边有这样一个老人的存在。每逢年节，家里的桌子上总会有祖父母的牌位，我们虔诚的对着牌位下跪行礼，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文革到来。

       祖母不是亲生祖母，是父亲的养母，父亲的亲妈在父亲两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后来祖父续弦，这个祖母来了。据我的哥哥姐姐们回忆，那是一个对他们极其慈祥的老人，唯一发怒的是对我的父亲，毫不客气。而家父也极尽孝道，可以说，不是血亲，胜似血亲。

       二0一0年，埋葬祖母的那座山，要建一个巨大的山体公园，山上的坟墓限期迁移到更远更深的地方。迁坟的那天，有一件事，几乎让我的哥哥姐姐们相当瞠目。

       请来的迁坟人，正要开始挖掘的时候，我制止了他们，给他们一个与原来祖母的坟位置有一定偏差的地方，我告诉他们你们顺着这个位置挖，哥哥姐姐都很不理解，因为这与坟头所在的位置是有倾斜偏差的，我却有一种强烈的直观，坚持让他们按照我所说的方向挖，果然很准确的是棺木的方向。

       我亲自来到腐朽的棺木坑中，把老祖母的遗殖小心翼翼的拾起，放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骨灰匣中，然后去了新的墓地，将老人家落葬，这次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衣冠匣，写着祖父的名讳，算是让两位老人入土为安吧。

       生命是一些故事，也是一些延续。独子的父亲原本还有一个姐姐，也是很早就故去了。这世界他只身一人，孕育了我们这些儿女们。我们延续了这些血脉的亲情，延续了家族的故事。

03.

       我出生在一个原本还算正常突然开始不正常的时代。所以，平心而论，我这几十年算是见证和亲历了很多的风雨，有一些苦风凄雨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一个七口之家，所有的负担都挑在父母肩头，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养家糊口之人，主内的母亲一双小脚，瘦弱的身材，一生迸发出来的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力量。

       日子有多难，我少不更事的时候很难描述。唯一知道的是，小脚的母亲带着我，去粮店买那种不算定量的，落地的扫起来的米面。米可以清洗，面如何清洗。水泥地面扫起的面粉，差不多带着水泥的颜色，烙出来的饼，是什么感觉？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却是小巷里最有人缘的人，因为他在管束我们这些儿女这方面，是极为出色的。所以，我们一家人是小巷子里最受好评的人。

       很多年后，老父亲退休，偶尔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们都对着老人家开玩笑：您这一生就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

       家父也不恼，笑着回应：安安稳稳走过一生，就是最好的人生福报。我不要求你们大富大贵，但是我希望你们活的心安，你们的孩子也该这样。

       日子虽然很贫瘠，但是，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收拾的干干净净，哪怕是戴着补丁的衣服，也一定是整洁的。

       我一直是穿着哥哥，姐姐们淘汰下来的衣服长大的。母亲有一双巧手，衣服裤子，都是她亲手缝制。鞋子是哥哥姐姐们穿不了的，我接着穿，穿的最多的是解放牌黄胶鞋。

       讲一个儿时的往事，记得一次母亲带着我去菜市场，路经百货铺，母亲看到了一双她可以穿的鞋子，那种黑色绒面的小脚鞋子，但是，三块多，母亲最后选择离去。

       这一幕后来我长大成人之后，每每想起来都会有酸楚的痛感。

04.

      那是一个注定让你营养不良的时代，能不能吃得饱都是问题。大饥荒席卷了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有多少让自然来背的锅，现在也许可以知道了。

      物质的匮乏，粮食的短缺，让多数的家庭都陷入无奈的焦虑和挣扎。于是，瞄准了公园里的树皮，一棵棵榆钱树被剥光，山上的野菜被挖尽，为了果腹，橡树籽也成为人们不能不采摘的选择。橡实采了之后，研成粉状，果腹的结果是，吃了之后排泄困难。

       我的两个哥哥每每忆起这段往事，脸上都会有痛苦的表情。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其实我是幸运的，这些感觉似乎并不太多。唯一印象深刻的是，父母为了操持这个七口之家所付出的那些很难用文字表述的艰辛。

       从1958我出生，到我五岁之前，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说白了，为了操持这个大家口，她透支的太多。所以，在我五岁的时候，她两次因病住院，每次据说都是数个月。家里生活的拮据可见一斑，这时候据哥哥们回忆，父亲能做的是把家里的一些所谓值钱的物件去旧货市场卖掉了。这事儿我二哥知道的很多，如今我们哥俩聊天的时候，他还会说起那些父亲带着他卖家里物件的那些往事。

       说到情深处，满眼蓄泪。

       母亲住院期间，照顾我的是我的二姐，正因为如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情感也是最深厚的。所以，2012年时年62岁的二姐病逝的时候，我几乎疯狂。

       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大家庭里，我的大姐，大哥，先后完成了独立。大姐以很棒的学习成绩，成为我们家最早的，文化最高的人。成为化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

       而大哥则去当兵了，所在部队就在这座城市，当时叫卫戍区，他当了七年的兵。

05.

       1965这一年我七岁，走入了学校。多说一句，因为家里的实际情况，我幼儿时代没有进入幼儿园，条件不允许。

       学校离家需要走差不多十五六分钟的路程，要穿越几条马路。但是，你也不用担心，那时候马路上基本没什么车。最常见的车除了轨道线上晃晃荡荡的电车，再就是苏式的各种款式的嘎斯车，偶尔也能见到解放汽车，公共客车也有，红色的单体的，现在看像甲壳虫或者是面包形状的。上车买票，最贵的票价是五分钱，最便宜的是三分。

       一般情况下，我们出门都是走路的。为了省钱，没有别的。

       在我的印象里，家里的这条小巷非常窄，大约也就能过一辆车。小巷的两侧基本都是日式建筑，靠我们家这边是低矮的日式小二楼，对面有几栋三四层高的楼房。

       这个小巷里，发生了太多人生故事，我之前偶尔有写过，在这个系列里，我会更详尽的讲述这些普通人的人生。

       一个大哥复员之后带回来的书包，成为我上学的书包。其实已经很陈旧了，原本黄色的军用书包，被洗的有些泛白。我记得书包的盖子上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至于后来的军用书包上多见的印着或者绣着“为人民服务”，那都是后面的事情。

      书包带有的地方破损了，细心的母亲用细密的针线，把破损处一一补好。

       这书包跟随了我很多年。

       没有家人送，也不需要家人接，早晨小巷里的同学们会相约结伴而行，中午连跑带颠的回家吃过午饭，接着再回到学校。

       小学校当时很新，是一座四层的楼房，显然是建好不久的。班级里桌椅都是新的，音乐教室很阔气，有一台风琴也很新，还带着阶梯。

       就在这所小学校，开始了我学生时代的启航。

      

      （另：这个系列最开始发在倾杯小镇，因为与那个版面的活动多有不适，故转移到此，望见谅）

                                      2019年6月4日星期二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2）

01.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大半人生，就是多数人的大半人生，不能说一模一样，起码有太多的像似。一路走来，那些苦乐年华，那些风风雨雨都有意无意的印证着时代或者特定环境下的人生。

       看看今天娃娃们的童年，与我们的那个时代没有可比性，也不具备可比性。

      上了小学的我，每天都在规律中，按时起床，吃罢早饭，母亲总是细心的为我整理好衣服，把书包帮我斜着背上，然后送我到家门口，叮嘱一句：好好学习。

      是啊，那时候，我们教室的讲台上方，就是八个红彤彤的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激励或者口号是非常好的鞭策。

       看看现在同龄的孩子们，看看他们每天课后的忙碌，看看他们那些没完没了的各色作业，看看那些烧脑的，甚至我认为是变态的，不属于这些年龄层的孩子们所面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可怜的。

        当然，我们那会儿也有课后作业，但是，十几二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完，最多带一些背诵默写的练习，只要你认真也不是什么问题。

        与今天孩子们丰富多彩的童年，少年相比，也许我们那会儿，有些单调，但是，在自由度，在开心程度等诸多含义上，我们真的不输现在的孩子。

02.

       没有手机，游戏机，没有各种眼花缭乱的玩具。

       有的是小巷子里，小伙伴们疯跑快乐的笑声，女孩子们最喜欢的是一袭华衣的在小巷里的地面上“跳方”，这个如今几乎绝迹的游戏，是那个时代的标配。当然，还有跳绳，踢毽等等。那会儿的毽子也没有现在这般阔绰，好一点的是用布头拼接缝制的，里面填点小米或者高粱米，更多的是里面是沙子的。

       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带状海滨公园遛弯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两个老大妈在踢这种毽子，看得百感交集啊。问她们为何不选那种带着羽毛的毽子，回答的与我有戚戚焉：怀旧。

      男孩子还是“作”的成分多一些，喜欢在小巷子里的各种墙头上爬来跳去，喜欢那会儿的一种所谓的“抓特务”的游戏，还有一种另类的捉迷藏，参与者划拳，输的负责捉，开局比较不一样，一个破旧的罐头铁盒子，输的人背朝着大家，然后有一个人一脚把破铁盒踢飞，大家四散而去，输的就要捡回来，然后守在那里或者自由出击，去找那些藏起来的，找到后，必须要跑回原点，喊着对方的名字，把破铁盒在地上叩三下，四面八方，难度不小。

       一个破罐头盒子，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的乐趣。当年，我们小巷后面的马路上，经常会有拉乙炔石的车路过，电车轨道让路面高低不平，拉乙炔的车就会有散落，一些块头不大的乙炔石，就成了我们的玩物。在空敞的泥土地上挖个小坑，把乙炔石放进去，罐头盒子上面钻一个不是很大的孔，把纸搓成引线，穿入其中，然后把水注入小坑中，乙炔遇水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生成乙炔气体，把扣在上面的罐头盒引线点燃，远远躲着看，很快就会“嘭”的一声炸响，罐头盒子被扔上高空，于是围观的小伙伴们乐不可支。

       烟纸牌，纸牌，弹玻璃球，滚铁环，似乎都是那个时代的。

       说实话，这些游戏，我基本都不喜欢，所以，我多数时间，是坐着小板凳在家门口，？看他们玩。而哥哥留给我的一大铁盒子的各色玻璃球，都让我用来和小伙伴们交换了，六个普通的玻璃球，一本小人书，那种所谓虎皮玻璃球，一个就换一本。结果是，数百个玻璃球让我换回来一小木箱子连环画。

03.

       所以，小伙伴们疯跑疯癫的时候，我更乐意一个人守着一小箱子连环画，看了这本看那本。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的小人书的绘制，是真的很厉害。当然，还有一种是电影截图成的连环画，基本都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

       应当是1964下半年，或者是1965的上半年前后，我们小巷子里，我家小楼的斜对门，开设了一间武馆，让我诧异不已的是，武馆的教头，居然是一个瘸子，一个拄着单手杖的人。

       有关此人，以及他具体的经历，我曾经有文写过，在此掠过不赘述。武馆一度很红火，小巷子里不少小伙伴们都拜师学拳脚去了，母亲也有那个意思让我也去练练，被我坚决拒绝。

        所以，多数时间，一群“功夫小子”在哪里哼哼哈哈，什么金鸡独立，什么蹲马步，他们烈日下挥汗如雨。我坐在对面阴凉的家门洞的小板凳上冷眼旁观。

       小巷子里有个傻孩子，我也写过他，是一个头很大的孩子，据说他小的时候并不傻，是因为四五岁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病，导致了这个状况。他的妈妈是个老师，爸爸是个警察。这个傻孩子是一个很淘气的家伙，因此，常常被他爸爸修理。而每当他爸爸打他的时候，他会扯着嗓子惊天动地的哭嚎，每每这时候，我母亲就颠着一双小脚，去对过的那户人家，解救他，把傻孩子领回来，给他洗去一脸的鼻涕，和风细雨的让他不哭，他果然就不哭了，而且冲着我破涕为笑。

       淘气是孩子们的天性，我们把一条小巷子玩翻了天。一个表皮破烂的足球，成为小巷男孩子们追逐的乐趣，那巷子实在太窄了，不知那个家伙，飞起一脚，那皮球奔着边上的人家窗子就去了，哗啦一声，玻璃碎了一地，看到闯祸了，我们四散逃去。

      被打了玻璃的哪家，是个年轻人，我们都管他叫乐二叔，从屋子里冲出来，一脸怒气，却无可奈何，只能扣下皮球，这时候，傻孩子就显示出他的特质了，他毫不畏惧的站在乐二叔面前索要皮球，我们远远围观。结果是，傻孩子胜利了，乐二叔一声叹息，把球给了他：我算惹不起你们这群小祖宗了。

        之后是乐二叔家临街的窗子都钉上了木条。

04.

       客观的说，文革前那段时间，还算相对平静的，走出大饥荒时代的人们，对生活有一种切肤之感。尽管现在说，其实那段历史也不平静，国人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有了足够的抗体和耐受力。

        也许那就是大风暴到来之前的那段相对的平静期。但是，据亲历者说那其实已经开始暗流涌动。

       我家到学校的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太远，少时蹦蹦跳跳的十几分钟的路，但是，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地区，是文革前最漂亮的民居，街道没有今天这般宽敞，但却是幽静整洁，基本以日俄式建筑居多。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以杨树和槐树为主。杨树很粗壮，有的几个人合围，遮天蔽日的，槐树在五月花香的季节，那种沁人心脾，带着味道的花香，让人沉醉。

       在家后面的那条主道上，最早跑的是哐哐铛铛的有轨电车，那是日本人留下的，大约在1965年前后，有轨拆掉了，换上了单体的，宛如面包状的公共汽车。

       主干道的另一边，是一座临街的公园，公园里有一些儿童的游乐设施，无外是攀架，单双杠，转盘，跷跷板，秋千之类的，我们小伙伴经常是小巷里玩腻了，就跑去公园里撒欢。

        如今那座公园依然在，一些当年粗大的杨树居然也还在，只不过，更粗壮了。这些杨树所以印象深刻，那会儿还有一个男孩子乐此不疲的游戏，那就是把那些飘落的杨树叶捡起来，撸去叶片，只留下叶子中间的那个梗，然后沤一下，怎么沤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那些叶梗塞到鞋子里面，踩一两天，那味道可想而知。然后拿出来，相互比赛看谁的叶梗更有韧性，就是两个叶梗在一起拉，能拉断对方的叶梗就胜者为王。

       公园的另一侧，原来还有一个环形的建筑，据说那是一座舞厅，我印象里好像进去看过，中间一个圆形的舞池，至于大人们是如何在其中曼妙的，这个没看过，不乱说。但是，这座舞厅，应当是在1965年前后被拆除了。

      公园的东侧，是一池湖水，因为在我们家南面的方向，人们都喜欢把这个地方叫“南大湾”。这地方如今也依旧在，只不过更加漂亮了。当年这地方每年都有人淹死在其中，所以，家长再三告诫去公园决不能去这里，否则不客气。

       我大舅舅家的二表姐，因为精神方面的疾病，到我家暂住治病，一天晚上，她跑了出去，跑到了这个南大湾，解开了一条小木船，自己摇着就到了水深中央，任家人千呼万唤，她站在飘摇的小船上夜半放歌，好不容易被救回。

       后来，公园为了防止溺水悲剧，用铁栅栏把湖水围住，那也挡不住淘气的人，那铁栅栏让人生畏，上面一根根像梭镖一般的尖刺，就有过男孩子翻越的时候，被穿刺的悲剧。

05.

       生活是一条缓缓的河，不停地向远方流动，你真的无法确定前方是什么在等着你。

       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运动，也许平静的小巷，小巷里多数的人，都会这样平静的相守，走过一生。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等着你的是什么。所以，当小巷的两头的线杆挂上了高音喇叭，于是那些不一样就猝然而至。

       当时读技校的二哥，喜欢动手捣鼓。家里一台矿石收音机就是他的“杰作”，这是需要戴着耳机，仔细听那种蚊蝇声音的。他还喜欢养热带鱼，家里很多瓶瓶罐罐都游曳着挺漂亮的热带小鱼，什么孔雀，黑玛丽，红箭等等，当然最名贵高雅的是燕鱼之类的。

       我家有个不大的后院，后院其实啥也没有，唯一有的是一棵树干黑黢黢，扭曲不堪的老杏树，而且在我的记忆里，这棵树就是只开花，很少结果，结的果子也不怎么大的那种。

       如果没有后来的人生起伏，也许我们都平静的守望着人生。不在意枝头是否结满果实，更不在意那些果实是否香甜可口。

       很多年以后，我平静的写出这些全文字，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毕竟你还活着。

       抱怨和诋毁都毫无意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不要强加给我任何所谓感恩的理由和因素，因为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唯有感恩父母，感恩亲朋，感恩那些给过我温暖的一双双手。

       我永远也不会去感恩所谓的时代，我只是一个亲历者，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捆绑在这个时代的战车之上。我除了少年人的困顿和惶惑，剩下的不知道有什么。

       接下来，那个瞠目结舌的时代来了……。


                  2019年6月8日星期六

轻言

谢谢闲散老师把这些朴实真诚的文字分享到书房。
一楼的老照片就像泛黄的旧时光，他们不会开口说话，却把一切告诉了我们。

轻言

可能写得匆忙，感觉一楼有俩处漏字，手机不好复制，您再看看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3）

       行文至此，必须严肃的再次声明，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历史或者叫岁月的亲历者，内心深处有一个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想法，我写我的人生亲历，信，或者不信那是你的权利。

01．

       无论从那一层意义上说，我大概都属于被莫名的命运改变的那一代人。其实这和人生的诸多无奈甚至恼火无关，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你无论如何充满着多少困惑和迷惘，其实你一直在面对，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躲不开。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在那样的时代无辜的躲开。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就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一个没有丝毫是非评判的少年。其实，我后期看过太多所谓同龄人的描述，我不去非议别人的经历，但是，我一定要严肃的说：再多的美颜也无法去轻易的抹平亲历者的感伤。

       正因为如此，我的文字没有所谓的批判，甚至是忏悔，我只是喜欢用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纷纭的人生，去体会它的苦辣酸甜。

       很多年后，有一种文字叫“伤痕文学”，当我一一看过，我唯有云淡风轻的一笑，如果这也算是那个时代我们必须刻骨铭心的痛，恕我直言，我们的痛确实有点廉价。

       面对今天无论是官方的定论，还是各自的理解，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说辞，但我不怀疑我的亲历然后是我的判断。

       我不去论证那个时代的优劣，我只是想写出我的亲历。

       如果你给我讲所谓的思想和主义，我一定相当鄙夷的告诉你：有多远滚多远。

       作为亲历者，我不需要谄媚，不需要指鹿为马，我需要的只是一颗面对平静的心。

       我笔下的不是所谓添枝加叶的故事，它就是亲历者的那些过去。没有高尚，更谈不上卑劣，你信或者我不信，其实与我无关，唯一有关的是，这是或者不是真的。

02.

       请记住这样一个大致的时间段：1966年，多说一句这一年我9岁。我可能记不住在这样一个年龄段我在学校里到底学到了什么，但是，这一年发生的所有故事，那一定是改变太多人命运的故事。

     “永远不要去妄论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让你闭嘴的理由。”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表达真伪，但是我知道它说的可能或许有点道理，关键是你站在那个角度上去解读。

       我必须实在的表达，我在那个个时代不知道是非，不知道对错，我就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其实，很多年以后，我甚至觉得我更契合这句话：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也是帮凶。这不是自我批判，其实，一个9岁的少年哪里来的自我批判，回眸看去，我其实就是那个疯狂岁月里，最不经意的那个参与者，我不知道对错，但，这一定不是我的错。

       这么说不是要洗涮什么，而是一种该有的，本能的，真实的表达。一路人生走过，你可以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我相信有太多的人生你我都不会忘记。

       这是1966年的中旬，这是WG的开端，随着5.16的到来，我们熟悉一个词叫：席卷。

       为何席卷，怎样席卷，其实我丝毫不需要描述，因为事实比我描述的更加生动，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我一直有很多困顿，当然，时间为我解开这些困顿。但是这场被官方定义为“浩劫”的所谓革命，确实是改变了千千万万人命运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我这些文字不想去探究那场浩劫的成因以及后果，因为亲历者都有切肤之感，这一类的描述或者文字实在太多，我更想用平静的人生视角，去讲述有关自己的真实人生。

       其实，从1965年陆陆续续出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现在说那已经是在酝酿着这场浩劫了。到了1966年，“5.16”通知的发布，以及1966年6月1日，原本该属于孩子们快乐的节日这天，小巷口的广播喇叭里全文播发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算是把WG这把火彻底燃起。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经历过停课闹革命吗？或者说，你记得这个事情吗？

       我很清晰的回答他：记得，并亲历过。

       应当是1966年的暑假前，学校开始进入停课状态，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播发，当然也有传单印发。

03.

       随着第一张有分量的大字报出现，这个所谓的展示形式，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是连绵不绝。

       小巷里的人们，知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出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必须要打到砸烂。

       而小巷中部的一堵长约十几米的高墙，成了刷糊大字报最好的地方。于是，各种纸张，各种笔体，各种口吻，各种表达的大字报，刷满了墙，为了贴大字报，一向宁静的小巷里的人，开始有了争执，因为自己刚写好贴上去的大字报，第二天就被糊了一层新的大字报，原作者就不干了，于是各种争吵，但是，小巷的人们好像还是比较友好，争归争，吵归吵，没出大格的事情发生。

        对我而言，学校停课，不上学了那是多开心的事情。但是，父母家人严厉警告我，这个时候绝不可以到处乱跑，更不能瞎参合，父亲对全家人发出警告：都小心点，别给自己惹麻烦。

       最初的大字报，都是支持什么改组北京市委，砸烂三家村之类的，那时候就记住了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位最初是被批的最狠的，当然还有那本当时被口诛笔伐的书《燕山夜话》。WG结束后，我特地在旧书摊上买到这本《燕山夜话》，其实就是一本杂文集子，里面有诸多针砭当时社会弊端的文字，也没有多少尖酸刻薄，很像是说大实话，非常不幸，遇到了一个不说大实话的时代。

       原本跟随上面风向而走的大字报，随着大鸣大放的深入，渐渐就有了别样的异味。大字报里不再是简单的复述和表示，而出现对身边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甚至是阶级斗争动向的内容。

       最先被点名的是小巷东头那个据说是毕业于清华在这座城市里做什么文史专员的老金，对老金的批判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受降的国军高官，所以，一脉相承，他爹是国民党，他能是啥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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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那个架着茶杯底一样镜片的老金，那个很少在小巷子里说话的老金，很快就被指证为“国民党特务”，甚至大字报还言之凿凿的说他家有电台。

       当然，紧接着小巷东头那栋洋楼里住着的一对留学苏联归来的医学专家，陈大叔夫妇接着就出现在大字报上，内容也更“详实”，留学苏联，分明就是苏修派来的特务。

       说实话，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觉得不是什么荒诞，也不是什么可笑，最多的就是悲哀。欲加之罪遍地都是词。

04.

        这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的派别，出现了“思想”和“主义”两大派系，虽然它们前面都冠着“XXX思想”“XXX主义”但这两大派别在长达十年的内乱里，始终存在，算是针锋相对。

        至于“保皇派”与“造反派”更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思想”和“主义”出现之后，出现了一个形式——大辩论。最初的时候我觉得算是“君子动口”，各自用自己的所谓理论试图说服对方，后来发现无济于事，于是升级那都是后话。

       就在我的家里，也出现了这种分歧和对立。复员回到地方企业的大哥，成为主义派，刚技校毕业的二哥则是思想派，两兄弟辩论的鸡飞狗跳，让我老父亲看不下去，一声大喝：都他妈的闭嘴，再敢在家里辩论，我抽死你们。

       不能不说家父在严厉程度上，是足以让我的兄长姐姐们心里有足够阴影的，所以，他一声吆喝十分管用。虽然他哥儿俩不辩论了，就此形同路人却好多年。

       现如今，我们曾经偌大的一个家庭，只剩下我和我的二哥，有时候聊起这些往事，真的是百感交集。大哥49岁就走了，他这一走，几乎成了二哥毕生的痛。

       大辩论那是一道风景。我不想亵渎什么，只是那场景有点像所谓“辩经”的热烈。小巷里自然有思想和主义的派别，于是各自为所谓的观点而辩。

       其实，那都是有套路的，两个或者几个辩论者，首先得背诵一段“语录”作为开场，然后展开观点。这时候，嘴巴利索的，口才好的，就看出“优势”了，往往是不给对方任何还嘴争辩的机会。辩不过的只能悻悻而去，当然，也有年轻气盛的，急了眼，干脆就动了巴掌和拳脚，于是混战一团。

       傻子连生兴奋的不得了，手舞足蹈，结结巴巴的喊：打，打，打得好，毛，毛ZX教导我们，怀疑一切，打，打倒一切……

      话音未落，他怒气冲冲的老子，从人缝背后伸出一只大手，一把薅住他的大耳朵，于是连生杀猪一样嚎叫起来，连辩论失态扭打在一起的人都住了手，笑的直不起腰。

这是闹剧吗？

       诸位对不起，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这就是亲历的往事。

       风掠过小巷，墙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被风扯烂的在小巷上空飞舞，那不是什么旗帜，那确实一种属于特定时代的“景观”。

       当1966年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小巷的人们听到了这样两则消息，文史专员老金死了，他溺亡在我前文描述的那座湖里，人们说那叫“自绝于D和人民”，接着是留苏的陈大叔，在被红卫兵们戴上高帽站在条椅上批斗的时候，一头扎在地上最终不治。有关老金以及陈大叔的故事，我都有专门的文字写过，在此一笔带过吧。

05.

       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是半夜时分睡眼朦胧的。参加了企业造反派组织的大哥，居然带回来一支抢，一支步枪。父亲在那个夜晚十分盛怒，他甚至拎起了菜刀，如果不是母亲死死拉着他，我相信他一定会砍我的大哥。

       最后的通牒，父母一致：如果你不退出所谓的组织，如果你继续端着这支枪，那么你从这个家滚出去，我们断绝一切关系。

       大哥选择了服从。

       从此，他成为一个逍遥派，所以，WG后期的清理整顿三种人，也与他无关。应当是在一九八三年前后，有一次我们陪老父亲喝酒吃饭，说起这段往事，我大哥长叹一声：爹就是爹。

       一九九二年，经历了两次脑出血的大哥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瞒着老父亲整整六年，编造了各种理由。终于有一天，老父亲问我：你大哥是不是不在了？否则这么近，他会不来看我吗？我看着老父亲无言以对。

       WG的大串联浪潮里，我的二姐经历了，背着个黄书包，和她的同学们串联去了北京，回来炫耀她在天安门的留影，母亲在家则担心的以泪抹面。

       天下儿女也许永远读不懂自己的父母。

       大字报，大辩论，已经不能满足疯狂者的胃口了，所以，批斗游街就成了新的形式。

       小巷后面挨着马路的的那栋小楼一楼的那户人家的女主人被揪斗了，说她是“资本家的女儿”，铁证如山的是红卫兵们抄家的时候，在她家搜出来的：绣花鞋，绫罗绸缎，以及西餐刀具茶具等等。而揭发这一切的确是她的丈夫，也带着红袖标，大声斥责他的妻子。

       没法说清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但是，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很寻常。

       红卫兵们批斗之后，把堆在地上的绫罗绸缎付之一炬，傻子连生抢出了一把西餐刀，在寒风斜阳下挥舞，那刀泛着令人寒冷的光。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

井冈

写得真实，好文！

轻言

闲散老师继续啊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4）

   

       文前再多说几句，这个系列，是本人的经历，无关别人，我只是想平静的把这段人生说出来，你信或者不信那是你的事情，作为亲历者，我只需要忠实的，努力的还原这段人生的经历这就足够了。

   

       千万别和我谈思想，扯主义，在一个砍头就是风吹帽的时候，我虽不想苟且，但我尽量选择平和。

       我看过之前有人留言，我觉得有点扯，我只是说我经历，未必一个9岁的孩子就要所谓的“灵魂闹革命”，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灵魂闹革命的，我看到更多的是丑剧闹剧罢了。

       但是，有亲历者指证出我文中时间的偏差，这是极有可能的，在此表示谢忱。

01.

      小巷里冬日的风一路涤荡而过，把墙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扯的漫天飞舞，偶尔还会打个旋风，扶摇而去。

      早就没有了平静，这条原本宁静的小巷，就此充满着喧嚣和躁动。

       WG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属于文革特色的东西不断涌现。如果说最初的辩论，以及批斗是序曲，后面大概就是不停歇的“乐章”了。

       破四旧立四新开始了，急于或者是迫于风潮的人们，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参与热情。我老实巴交的老爹，沉默无言的抱出了家里年节必供奉的先祖列宗的牌位，一把火烧掉了。

       我母亲养了好多年的鸡冠花，悄然的拔掉扔了，我二哥饲养在瓶瓶罐罐里的各种热带鱼，被倒进下水道。

       在革命的浪潮里，所有的人都在追逐和切割，生怕落伍，生怕不彻底。

       我家斜对门的那个我曾经专门写过的鞠木匠，把他爹用来送终的那口朱漆棺木拖到当街，抡起他专业的斧头，孔武有力的把棺材劈的七零八落。

       屋里，据说他已经病入膏肓的老爹扒着窗子看到这一幕，口吐鲜血，不久而不治。老爷子临死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何要把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容身之所给毁掉。

       鞠木匠是小巷的“传奇”，这个巴掌大的字保证不识一升的人，在WG期间，是小巷最招摇的人物。左右肩头交叉着两根皮带，最吓人的是皮带一路耷拉下来在后屁股上，两个盒子炮的皮套。虽然，平心而论，谁都没看到鞠木匠在小巷子里掏出两支盒子炮，但那毕竟是“带枪的人”。

       不大识字的鞠木匠，记忆里是很好的。每次发布的最高指示，他总是第一个会背诵，然后声音朗朗，底气中足的倒背着手，大段大段的默诵着，一脸严肃的从小巷子走过。

小巷里他家对门那个他曾经称之为：大嫂的老女人。就因为是富农成分，所以，对鞠木匠十分谦恭：大兄弟你背的真好。

      “什么大兄弟，谁和你是大兄弟，亲不亲线上分”，鞠木匠毫不客气的斥责对方，于是老女人一声不敢吭缩回家门。

02.

      小巷东头的一个兄弟两开的照相馆，被红卫兵们砸的七零八落，理由很简单，红卫兵们半夜要求照相，被兄弟二人拒绝，红卫兵们看到照相馆的橱窗里的那些“美人艺术照”，勃然大怒，这等封资修的黑店，不砸你做什么。

于是，在红卫兵们翻飞的大锤下，两台照相的座机被打烂，一盒盒没曝光的胶片，相纸抛在小巷里，趁乱之中，我还浑水摸鱼的捡到了一个小黄色的滤镜，后来这小滤镜陪我很多年。

       现在要说说那个开武馆的倒霉的人了。

       其实从1966年伊始，他的武馆就关张了，只不过有些半大孩子跟他学的久了，习惯在他的门前比比划划的练武。时间应当是1967年前后，瘸子教头噩运来了，他被一群人五花大绑的从家里揪了出来，领头的那位我们也不陌生，那是他的师弟，一个粗壮满脸横丝肉的家伙。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袖箍，他带领的人里，有好几个瘸子的弟子。那个带头的，手里拎着一根白色的蜡木棍子，骂骂咧咧，毫不客气的杵在他的师兄身上：你开武馆传授封资修黑货，罪该万死。

      瘸子武师白皙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嘴角上渗着血，这是拜他师弟所赐。一次次的批斗，一次次的折磨，这个原本走路不利索的人彻底被批倒斗垮了。应当是1968年春天还没到来的时候，他悄然死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

       很多年后，据说他的这位师弟居然成为城市武林道上有头面的，有身份的人。只不过，他会不会记住他那个师兄死的时候，那张惨白的脸？！

       随着“复课闹革命”的新提法，我们回到了校园。校长，教导主任，甚至老师基本都被批倒批臭，就差踏上一只只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的脚了。

       回到学校我们是“红小兵”，略带遗憾的是红卫兵们带的都是红袖箍，上面基本都是红底黄字或者白字，我们只是一个塑料的，菱形的徽标，上面印着金色的字：红小兵。

      学唱各种革命歌曲，学唱语录歌，是我们复课回到学校最多的事情。当然，还有美术，别以为没有，这个真有。学校发给每个人一两张印有伟人头像轮廓的纸，然后，各自拿回去“艺术加工”，所谓艺术加工就是用各种填充物来作画。有用米的，也有用锯末的，还有用碎玻璃的。

      像我这种一生在美术这个话题里连三脚猫都算不上的货色，倾全家之力，做出来的“领袖画像”结果是，让全家人充满着罪恶的检讨，做成这样太对不起领袖了。于是老父亲，亲自一脸凝重极其忏悔的出手，把这幅作品投入家的炉子里，并严肃的告诉所有人不能出去说。想一想也是，谁敢出去说，谁能出去说。

03.

     “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这些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真的是令人难忘啊。

  

       关于这些口号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详细讲述了，感兴趣的各自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要说的是“忠字舞”。

   

       就在前天晚上，我所居住的小区东面的休闲广场上，两拨扭东北大秧歌的团队一言不合直接肉搏，当即有几个人躺在地上哼哼，场面之混乱，令人瞠目。不知道如今的广场舞里面，是否有昔日的那些基因在其中。

   

      忠字舞是WG时期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民众舞蹈集体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XXX》、《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和“忠字舞”配套的是“早请示晚汇报”。

     这些虔诚的，不输任何宗教的行为，令人记忆深刻。

      满满的套路，满满的虔诚。祝“万寿无疆”祝“永远健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基本或者以一栋居民楼的全体居民为单位，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个仪式是绝对不能少的。人人手握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谦恭无比的履行着这个“仪式”。

      我们那条小巷，很多和家母年岁相仿的人，她们拜旧社会缠足所赐，都是小脚女人，这群小脚女人跳“忠字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道“风景线”了。

       时不时的会有人站不稳或者摔倒，但是，没有人敢嘲笑对领袖的虔诚和无比的敬意。

       在前面的帖子里，看到一个曾秘密参加过越战的兄长留言，恰好，我家楼上就有这样一个越战回来的兵，他也是炮兵，而且在越战中震聋了双耳，这个老兄脾气十分爆烈，想一想也能理解，那可是朝美国佬开过炮的。那位老哥姓田，算起来也有七八十岁了。

04.

       小巷西头的那栋灰色的俄式建筑下的那个理发馆的老头被揪斗了，那个老头几乎恩惠了小巷里所有的人。我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是父母带着我去这里理发。那会儿人太小，坐到宽大的理发皮椅子里是没办法理发的，老头会拿出一个他准备好的，为我这个年龄层孩子们用的，一面是镶着皮面和海绵的长条木坐垫，搭在理发椅子两端，这样坐上去高度也就够了。

       老人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山东老人，一口山东口音，小理发馆总是人满为患。遇到不肯理发哭闹的孩子，他会从自己宽大的理发围裙里摸索出一颗糖塞到闹腾的孩子的嘴巴里，孩子就会乖乖的不哭闹了。

       似乎小巷的人们很敬重他，和他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偶尔有遇到忘记带钱的，老人总是挥挥手：没关系，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一些胡须重的小巷长辈们，经常是自己直接去拎起剃刀刮胡子，然后就走人，老人也没算计。

       后来应当是WG前，他山东老家的一个远房侄子来投奔老叔，说是要学门手艺，于是这小理发馆就是叔侄两的。他那个侄子嘴巴很利索，能说会道的，理发手艺就太一般了，经常是给人家刮胡子，剃刀把人家的脸上，脖子上拉出小口子，每当这时候，老头就不客气的呵斥他。

        老头被批斗，拜他这个远房侄子所赐，他举报给红卫兵，这老头用一张伟人接见红卫兵的报纸包了他的剃刀，红卫兵们认为，锋利的刀锋正对着领袖的喉咙。

       于是，这就是对伟大领袖怀有深刻仇恨的“阶级敌人”，这决不能放过。他那个侄子带着红袖标第一个冲着老头的屁股就是一脚，老头一个踉跄，然后转过身在给老头一耳光，老头的嘴角流着血。

       知道什么叫残忍吗？残忍没有人性，且长着锋利的牙齿。

       闻听理发老头被揪斗，父亲爆了一句粗口，骂谁我不知道。这个老人被翻来覆去的批斗了很多次，最后是在1969年被遣送去了乡下，终老在那里。

       那个理发馆，他那个侄子接手了，还起了一个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名字：向阳红理发馆。不过，就在这个理发馆开业的那天晚上，两块砖头砸碎了橱窗，据说那砖头上还裹着字条：禽兽不如。

       也许是被砸怕了，这个向阳红理发馆还没开张就关张了，他那个侄子杳无音讯，消失了。

05.

       看到这些文字，有人会不以为然：你这是流水账吗？

      我其实并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喜欢平静的去梳理这些往事，这些人生，因为它们其实不算太远。

       WG在不停地升温，升温带来的是一种全民的痴狂。哪怕是夜半时分，只要高音喇叭响起新的“最高指示”，小巷也必然沸腾。人们怀着庄严甚至是虔诚的心态，去聆听最高指示。鞠木匠，精神抖擞的从一辆苏式69嘎斯车里跳下来，一脸耀武扬威。

       他的老婆，那个一只眼是玻璃眼球的婆娘，会不无钦佩的对众人说，俺家老鞠，是干大事儿的，是为XXX站岗保卫的。这个XXX是当时这座城市里最大的造反组织的头目之一。

       小巷里的邻居们，多都是几十年的交往，算是彼此知根知底，都知道她家老鞠那有什么保镖的天赋，WG前，这对夫妇经常在家打的鸡飞狗跳，老鞠最拿手的是脱下自己的鞋，抽打这个婆娘，而这个婆娘最看家的本事是把老鞠挠的伤痕累累。

       所以，我坚信，WG对这对夫妻而言，绝对是“福音”，因为就此，夫妻二人没有耍泼撕扯，而颇有点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的味道了。

       鞠木匠毫不客气的呵斥小巷子里被定义为“地富反坏右”的那些“阶级敌人”：都他妈给我老实点……

       那声音在小巷上空飘散。

       武斗其实在1967年初就开始了，最初的时候，据说双方也就是拎着铁锹或者鎬把子之类的，打着打着不知道怎么就升级了，于是，城市里响起凄厉清脆的枪声。

        不断地传出两派之间械斗到枪战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家后面那条主干路上，摇摇晃晃的出现两台“土坦克”，所谓“土坦克”其实就是当时的苏式或者解放汽车，包裹了钢板，造型如同坦克，由此得名。

      “土坦克”上面没有炮，却有一挺口径是12.7mm的高射机枪，俗称12.7，从哪里搞来的没人知道，知道的是，在街面上游曳的“土坦克”瞅着哪里不顺眼，就是一梭子，“哒哒哒”清脆的高射机枪，裹挟着曳光弹，拖着彩色的尾巴。

      

                                                                 2019年6月20日

井冈

过去的小街小巷，邻居间的人情味与现在大不同。

井冈

期待继续。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5）

01.

       我继续写着这些往事，万一那一天这个系列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发不出，敬请各位见谅！我尽量小心翼翼的绕开“雷区”，所以，我选择平和与平静的讲述。

       武斗，一定是人类从原始携带过来的基因，在进化的历程里，这种凶狠与残暴的基因没有被消灭，只是换着方式潜伏。

       WG的武斗，现在说起来其实就是一种“自相残杀”，因为各自所谓的立场不同，所以，你为了“思想”我为了“主义”就开始形同水火。

       说实话，我们那座城市WG武斗不是最厉害，最血腥的。只是逐步的升级，演化。

       最初是派别不同的辩论，辩论到一方理屈词尽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恶言相向，然后有了肢体接触，然后有了器械介入，最后有了“真家伙”，双方都是从哪里搞到的这些“轻重”武器，不敢妄自猜测，诸位可以自己去想。

       当一九六七年底，寒冷的这座北方海滨城市响起清脆的枪声，毫无疑问是武斗升级到最高版本了。上文讲述的“土坦克”就是其中“一景”罢了。

      什么半自动步枪，什么机枪，什么六零小钢炮都有。

       在一个蛊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有了真家伙的双方都在高呼保卫领袖的口号，却要形同水火，绝不兼容。

      鞠木匠的司令死了，到底怎么死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唯一能说清楚的是那个叫李XX的人确实死了。造反派这边说是死于保皇派的黑枪，保皇派这边说这是自编自导的苦肉计。怎么死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让人惊诧的出殡场面，那一定是我见过除了1975年的那次举国大丧之前，最有排场的出殡。

       一辆接一辆的解放汽车，首车一辆土坦克，然后是灵车，车头悬挂着死者巨大的黑白照片，披着黑纱。两边还有黑色白字的挽仗，年头太久，我已经记不得挽联上的内容了。

       死者就在那辆解放汽车上的棺木里，车头架着一挺机枪，两边肃立站列着头戴钢盔，身穿背带粗布蓝色工作服的民兵，全部荷枪实弹。这辆灵车的后面，是一台宣传车，架着高音喇叭，一男一女的声音悲情切铿锵，混杂着哀悼的乐曲，一路逶迤招摇而去，尾车也是一辆土坦克。

      寒风之中，这个出殡车队渐渐走远，只是听到广播喇叭里飘出来的低沉而悲泣的声音：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02.

      这些有点画面感的文字，丝毫没有杜撰，也没必要杜撰，它就是一种写实，一种补遗的追记。

      走资派被打到了，封资修被捣烂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大家都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小巷西面临街院子里住的那个“高干”，那个出行有一台浅蓝色上海轿车的胖老头，早就被红卫兵斗的体无完肤，然后送进了牛棚。他的哑巴儿子，彻夜的扯着嗓子嚎哭，而在批斗这个老头的台子上，他的大女儿毫不客气的把皮带抽在她老子身上，不久，哑巴的小姐姐带着哑巴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有人说是去了老家。而这个干部被遣送乡下之后不久罹患肝癌离世。有关这个家庭故事，我也曾经写过，简略而过吧。

      你要以为砸烂了公检法，就没有了公检法那你就错了，那会儿最厉害的，取代了公检法的是“群专”，这个名称展开解读是“群众民主专政”。所谓“群专”组织是如何产生的，且先不说。但是在WG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群众专政”应该是最坏的组织形式之一。因为它是群众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任何无辜者随心所欲施暴的手段。作为一种“集体暴行”，它又比较容易在“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式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危害极大，所干的坏事儿基本可以用罄竹难书来表达。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可以将任何人以一个捏造的罪名抓起来，关入私设的监狱，滥施刑罚，审讯定罪。在WG中，究竟有多少人被“群众专政”过，这恐怕是永远搞不清的历史悬案了。

      小巷西面原本有一个小杂货铺，买一些油盐酱醋日常所需，杂货铺的主人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小小的杂货铺其实挺像一个小世界的，WG前，总是有大人们在哪里闲扯聊天，说到开心的时候，杂货铺的主人，这个身材高大，右腿略有伤残的人，会豪爽的从柜台盛散白酒的大玻璃瓶子里，用二两的酒提子，提出一碗酒，然后分给众人喝，杂货铺的主人是最后一个喝的，他一饮而尽粗青瓷碗里所有的剩酒，那残酒挂在他虬髯的胡须上，他很随意的用袖子抹去，然后开心的哈哈大笑：好酒。那些人也附和：好酒。

      这是WG前的常见画面，随着WG的深入，升温，小杂货铺渐渐没有了人，而且日常的油盐酱醋也出现了断顿，有人不解的问杂货铺的主人：这些东西你咋能没有？

      他没有好气的回应：都去闹革命了，谁还有功夫造油盐酱醋。WG前，柜台上那些放糖块糖豆的玻璃罐子，变的空空如也。唯有一种东西琳琅满目。那就是领袖的画像，各种造型的，什么接见红卫兵，什么挥手天安门，各种尺幅的比比皆是。

      当人们见面开口的第一句话，必是一段伟人语录的时候，你能想象出那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不准笑，我们都一本正经的虔诚和认真。

03.

       时间到了1967年或者是1968年前后，虽然已经“复课闹革命”，学生们陆续回到学校，基本还是一闹革命为主。这期间不能不说的是各类学校，纷纷进驻了工人代表，企业陆续进入了军代表。这些明显是秉持着上面旨意下来的代表们，基本在学校和企业拥有最高的权力。似乎他们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来全面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在各级别的革命委员会里面，工人，或者军代表基本行使最终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我们相对平静的家，随着二姐的毕业，二哥的远走，开始走向四面八方。

   

       二哥是WG前夕的技校学生，而且是属于定向培养的，据说是招生的时候就说的很明确，为国家大三线培养人才。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

       在各个行业基本停滞的状态下，一下子社会出现了三届毕业生，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此拉开序幕。要多说一句的是，其实上山下乡运动，并非起源于WG，早在五十年代初中期就开始了，那会儿有个特别有煽动力的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长我二十岁的大姐就是响应了这个口号，一头扎进了吉林偏远山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得以回来，走的时候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女孩，回来的时候是一个有着五个孩子的老妪。

       这次，轮到我二姐了。尽管父母有千般不舍，却也必须得响应号召，所幸的是二姐去了这座城市周边离家算是很近，靠海的一个地方插队。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浪潮，之前陆续发生的把地富反坏右遣送到乡下接受教育改造，这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高人，提出来一个更新的观点：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于是，小巷子里不断地有“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陆续离去，他们去了乡下，吃不吃闲饭就不知道了。

       家父1968年初离开城市，受命去北部山区建设一座“战备医院”，因为当时国际形势也很吃紧了，美帝国主义自不必说，苏修早已经和我们撕破了面皮，开始了全面的对峙。也许是高层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要做出一些战略布局和打算了。

       六十年代其实就提出来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说法，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复杂，这个口号越喊越响，越喊越烈。

        父亲走的时候说的很清楚，医院建设好了，我们家要搬过去。那会儿我家里，大姐去了吉林，二姐上山下乡，大哥在企业，二哥技校毕业在机车厂委培实习，等待大三线的征调，所以，去乡下的肯定是父母带着我。

04.

       仅有备战备荒，上下下乡是不够的，在一个口号和最高指示迭出的时代，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运动来了。

   

       围绕这个“最高指示”发生的那些故事，我是想多说一下的。

   

       1968年我四年级，最高指示发布之后，无论是厂矿企业，还是各类学校，都开始了挖防空洞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是美帝还是苏修的炸弹什么时候从天而降。

   

       我们学校南面有一座山，俗称南山。在日俄两个国际流氓在这片土地上撒野的时候，这里就留下了一些防空洞。但是，官方说：这个不能用，因为这是苏修和美帝都知道的，所以不安全。所以挖新洞就是唯一的选择。

   

       没有任何重型挖掘设备，有的就是双手，钢钎，大锤，铁锹镐头，竹篮，小推车。

      工宣队代表督阵，全校师生上阵，轮流挖掘。基本是上午上课，下午挖洞。

       我们不是高年级，高年级是五六年级的同学，他们在最前面，我们基本是负责运输，手提，肩扛，车推的排(>_<)现在回想这段往事，觉得真的是了不起。很快我们就在南山的山半腰的地方，掘进出一个山洞，一个宽敞到能进几辆车的山洞，也是一个可怕无比的山洞，因为就是在泥土山石之间掘进，没有任何的支撑保护。

      相比之下，据说各大企业的防空洞挖的就比较“专业”了，有很好的安全支撑，然后有很厚重的水泥覆盖。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的一个朋友从事水产养殖，他在靠海的一处废弃的“人防”设施里，我去参观了一次，非常惊讶那个防空洞的坚实和宽大。

      挖掘终于出事了，出现了塌方，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被埋了进去，抢救出来之后，有三个同学不治。悲伤和恐惧笼罩了整个校园，就在我们挖掘的防空洞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临时的台子，青松翠柏送别三个遇难的同学。

       喇叭里播放的是语录歌，歌词我记忆犹新：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只要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的其所……

       其中一个死者的父亲，在强烈声讨了美帝和苏修之后，要我们擦干眼泪，继承遗志，把挖防空洞事业进行到底。

      写下这些凝重往事的文字，我没有任何亵渎和嘲弄的意思，我只是力求真实的去还原那段如今可以用荒诞来表达的历史。

     那座防空洞最终没有完成，因为有专业的人进去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是不能再挖了，会引起更大的塌方。

      WG结束后的一九八0年，我从三线工厂回到这座城市休假的时候，我的朋友驱车拉着我特地走了一趟南山，这里已经开始恢复和建设一座山体公园。在山的半腰，我让朋友停下车子，我站在那里，努力的去寻觅当年那座山洞的大致位置，我已经不大能记住准确的位置了。

       芳草萋萋，青山无语。

       南山南，南山北，南山有没有墓碑？！

05.

      你要以为深挖洞仅仅发生在厂矿和学校，那你就错了，我们就在家门前开挖。

       原本以为是恶作剧，楼上的哥哥，领着我们这群毛孩子在两栋楼前的空地上开挖。

      大约相隔不到二十米，两个垂直的井洞就被我们掘开了。居然没遇到任何石头，黄泥土层，掘进很快，估计下挖到七八米左右，开始横着挖。

       小巷的邻居们漠然的看着这一切，红卫兵，红小兵的疯狂谁敢，谁能阻挡？

      大概用了不到半个月，这个标准U字型的地道贯通竣工了，里面还拖了电灯在其中。

      楼上哥哥的爹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看到这一切勃然大怒：这简直是胡闹，你们这东西，美帝苏修的一颗炸弹就把你们全部活埋在里面闷死。

      我们很不以为然，这不是长美帝苏修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么？但是，天公不作美，一场不期而至的瓢泼大雨，把我们的地洞淹成一个让人生畏的深坑，看着里面满满当当的水，万一谁掉进去，基本就为有牺牲多壮志，肯定是看不到日月换新天了。

       回来休假的父亲也大怒，于是他联手了几个家长，操起各种工具，把砖头瓦块，以及泥土回填了进去，他们忙活了差不多一周，总算把这个地道填平了。

       别以为那是一个四处窒息的时代，其实乐子也不是没有。从时间上需要特别说明一句的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这个提法最早见诸于官方的时间已经是1973年了，但是，深挖洞的时间确实是从六十年代初中期就开始了。

       我们有一些当时视为重大的国防工程建设，也基本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陆陆续续开始的。

       1969年的夏天我记得挺热，小巷西头两棵粗大的臭椿输上，知了躲在茂密的枝叶里懒洋洋的叫着，母亲正在收拾我们的东西，告别这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

井冈

继续听故事。

轻言

继续听故事。

重磅企鹅

是我熟悉的时代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6）

01.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把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终于推到了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冰点。

       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很快就点燃了国人的情绪。也许是被“WG”搞的疲惫不堪，搞得精神高度紧张的国人，需要一个另外的释放点，所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爆发，或许有太多的缘由在其中。

       于是，小巷子两端的喇叭，不再是一味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了，开始多了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讨伐之声，谴责是肯定的，更多的是有这样一句语录几乎耳熟能详：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们需要英雄激励，于是英雄们来了。

       其中我记忆深刻的是战斗英雄于庆阳，那会儿有他的大幅宣传画，头缠带血的绷带，在雪地里端着冲锋枪奋勇向前，下面配了八个大字：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当然还有一度家喻户晓的孙玉国等等。

       七年以后，我走入工厂，三线工厂所在的位置是于庆阳烈士的故乡，在老帽山下，亲耳聆听过英雄的母亲，讲述他儿的壮烈，感受英雄的不朽。

       我内心深处秉持着一种不会改变的观点，那就是真正在疆场上，为国捐躯的人们，都是英烈，都值得称道。

        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后，中苏交恶算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持续不断的边境摩擦事件此起彼伏。平心而论，确实很好的转移了国人的情绪，形成了同仇敌忾的味道。

       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一种紧迫感，因为一切迹象表明，中苏的这场始发于边境冲突的事件，正在逐步升级。正因为如此，所以，刻不容缓的是要加快“备战备荒”的节奏。从医疗到企业，大批的单位开始了三线工程。

        技校毕业一直在实习的二哥，终于接到了应招，去了当时内陆地区最大的机车制造工厂，那会儿可能是处于保密的需要，那个工厂的名字是数字代号：431。这种貌似神秘的三线工厂，在那个时代大概比比皆是了。

02.

       珍宝岛事件，瞬间聚集了国人的情绪到了一个点，那就是对苏修的极度仇恨。于是，各种官方的，民间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这一年从三月份开始，期间中苏从东北的珍宝岛到新疆的西部，都陆续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一年被WG浪潮裹挟的国人，还经历了一件政治大事，那就是“九大”的召开。在这个会上，亲密的战友，副统帅被确定为接班人，人们载歌载舞的庆祝“万寿无疆”身后终于来了“永远健康”。

        小巷的人们尽情的歌舞，欢呼九大的召开。红卫兵们标配着全套的黄军装，臂缠红卫兵袖标，红小兵们虽然有点服装不正，更像是杂牌军，但是前途可期，也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人手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语录，否则怎么能显示出来你的忠诚和进步呢？可怜我只上过扫盲班的娘亲，怎么也得学着背诵几段领袖语录，于是，哥哥，姐姐，甚至我，轮番上阵的教，老人家终于不负众望，算是能背几段了。

       小巷子里的上海阿婆，她的夫君光复之后被人民政府毙了，理由很简单:汉奸。

       这个据说留学过日本的家伙，在日伪时期出任了警察署的什么差事，我曾经听父母议论过，说是他一身笔挺的警服，一双白手套，腰间斜挂着一柄东洋刀，目不斜视。但是，父母说这个人其实不算坏，而且实实在在是帮过小巷左邻右舍的。

       相比于民族大义，那点恩惠算什么？

       所以，WG期间，老阿婆，操着厚重的上海口音，泣不成声的谴责她的那个死鬼夫君：

       阿拉要和他划清界限，他罪该万死！老阿婆真的没受到WG的冲击，因为半条小巷子的人们都知道这条巷子里的房产解放前都是她家的，人家主动配合改造充公了，所以，老阿婆叫：开明进步民主人士。

       只是老阿婆的二儿子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身高马大的码头扛大包的家伙，最拿手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在小巷子里指天骂地，一脸麻子在酒精的刺激下格外紫红。原本找了个江南女子，安安稳稳的日子，熟料他打媳妇有瘾，终于有一天媳妇和他家楼下的小裁缝日久生情，在一个清晨，扔下了三岁的孩子，双双悄然而去。

       寻媳妇无果的家伙，在小巷子里摔碎了一地酒瓶子，赤脚趟过，撕心裂肺，据说就此滴酒不沾。

03.

       写下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内心很平静。我只是努力的尽量把这些往事准确的，或者八九不离十的串回记忆的线上，然后一一的拉拽出来。当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存在肯定，更不存在否定，这些都是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目光里的往事，你如果硬要塞给我过度的理论和思想，主义和奋斗，我觉得那就是扯淡。

       是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坦诚我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某种程度上也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且也可以算作“帮凶”。

       复课回学校之后，有了新的课本，课本里都是“新内容”，诸如讨伐批判：叛徒，内奸，工贼的等等，记忆无比清晰的是把前国家主席的漫画画到极致，一个大鼻子布满麻点，他的夫人则是妖媚不堪的魔鬼。

       工宣队以极大的权利和权威感，戴着袖标全校到处巡视，开全校大会的第一发言人必定是他，上来就是主义思想，真理追求。然后就是大段的语录，底气中足，震的麦克风都嗡嗡的响。被批倒批臭的校长，教导主任之流，一脸谦卑的聆听这些训话。

       转眼之间，小巷子里有四五户人家陆续搬离，除了两户是被遣送的，另外几户基本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这种主动下乡是很光荣的，基本是敲锣打鼓欢送走的。

       而那种被遣送的则是在凶神恶煞的群众专政组织监视之下，灰溜溜走的，场景之凄然，令人不知道该怎么说。很多年后，我们小巷的孩子有过一次聚首，说起那段往事，其中的一位，直接摔了酒杯指着另外一个破口大骂：你爹是个什么东西，带着群专的袖标，押送我家去乡下。

       被我们劝开之后，大家一时沉默无语，气氛十分尴尬。

       我们家是唯一去往三线的。到了1969年的下半年，我看到母亲在收拾行囊。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不带走，留给大哥，我们带走的就是一些日常的锅碗瓢盆，以及被褥等杂物。

       说实话，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是留下的不舍，还是离去的喜悦。人在很多时候，就像一叶不由自主的浮萍，随风而动，去向何方？

       时近深秋的时候，小巷里充满着落叶的萧条和秋风劲吹的味道。这注定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只不过有人走的从容，有人走的仓皇。

04.

       家后院的那栋俄式建筑的那户人家出事儿了，男主人，那个船厂的工程师，掀开了原本锁着的水井，一头扎了进去。

       工程师在WG开始后不久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在他单位的桌子上，一张印有伟大领袖天安门上挥手的报纸上面被泼上了墨汁，这毫无疑问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行为，是对领袖的亵渎。而工程师的解释是，原本他是要写大字报炮打造船厂当权派的，因为工作服的袖口过于宽大，顺手带翻了桌上的墨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外。可惜，在那个年月，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意外”，更多的人相信的这就是“蓄意”。任何解释都是多余而苍白的，工程师彻底被戴帽，一次次被批斗，被殴打。昔日曾经的工友兄弟，如今已成阶级对立面，如同水火，所以，批斗没有温文尔雅，没有文斗，都是火爆的殴打。工程师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卡车拉着丢在他家的门前。随着还有一纸单位革委会作出的开除公职的通知。而在给他疗伤的日子里，妻子顶着白眼和谴责，四处求医问药。而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面色苍白，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出现在我家的后院，他家的前院。他有些步履艰难的扶着墙，蹒跚着走到院子的葡萄架下的石凳上坐下。

       稀疏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的枝蔓顽强的照射下来。工程师的脸惨白的如同一张白纸。我其实非常不愿意写下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在包含了太多的惨烈和无奈，包含了太多悲伤与痛苦。

       就在我看到工程师的三天后的一个雨夜的清晨，我听到了后院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所有的邻居们都被惊动了。那口曾经封闭了井盖的水井的盖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掀开，工程师泡在幽深的井底。他选择了投井，因为只有他才有水井的钥匙。家人们阻止了我企图看一眼这个现行反革命被打捞上来的情形，但是，据说是工程师死的时候，衣冠整齐。在井沿上留下一封遗书：“MZX啊我不是故意的， 万岁”只有这样寥寥几个字。负责打捞的人，据说当众宣布“XXX现行反革命犯，自绝于党和人民。”然后拉走了工程师的尸首。

       而就在工程师死后不久，他的大儿子，因为参加武斗的时候，被流弹击中而死亡。他的三儿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捡到了一颗12.7mm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在家里用钳子夹着敲打结果轰然炸响，被炸掉了左手的三根手指。

        一九六九年的深秋，破败的工程师一家人，先于我们家，被遣送到了偏远的农村，一走杳无音讯。

       你头上所有的惊涛骇浪都消失了，不见了，但是，你的恐惧感会依然存在。

        城市武斗的各种场面，刺耳的12.7高射机枪凌厉的声音，以及不同派别的高音喇叭的声嘶力竭，幻化出一个让你惊颤的魔幻世界。

05.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也许，现在身入花甲的我，才有了这样真实的感受。所以，这些文字与其说是谴责，更应当是反思，因为在那片扭曲的浪潮里，我们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任性，失去了本色，失去了……

       母亲充满着哀伤的对我们所有人说：年底我就要带着你们的小弟弟去北部山区了，也许就此我们这个大家就要散了，孩子们你们要好好的。

       是啊，好好的，所有人都要好好的。

       大姐一家在东北林区，二姐正在修理地球，二哥即将远涉千山万水奔赴四川大三线，唯一留守的是我的大哥。母亲喊着他的乳名叮嘱他：守好这个家，也许我们会回来。

       几十年后我耳畔依旧回响着母亲的这种叮咛，我知道那是母亲对儿女的不舍，更知道那是岁月造化无奈的托付。

       普通的人，没有责任替别人去反省，去思考。那些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吐口水，做文章的都是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们的事情。他们注定为此而忙碌，为此而专注，为此而不亦乐乎。而普通的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思考权利，和自己鉴别真伪的能力。回望走过的路，你可能已经看不到它的起点，也看不到它的终点，但是，至少你不该忘记自己曾经的足迹，更该看清眼前的路。

       人生是一条你永远甭想回头的直线坐标，从你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悲观的说，你就开始了奔向死亡的旅程，只不过在芸芸众生之中，这种坐标的长短不一罢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多少人的命运是被自己所左右，被自己所改变的？多数情形之下，我们更多时巨擘们随意丢弃的“棋子”，是被“政治家”们任意玩弄的“玩物”。我所以“痛恨”WG是因为它泯灭了人类基本的善良和追求，在一种貌似“红色”的风暴下，让人们的思维不敢他想，让人们的行为不敢偏差，而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和肆虐，与暴政者们并无二异。所以，在“砸烂封资修”的“破四旧立四新”中，你依稀可以看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子，在割断张志新的喉咙，处死遇罗克等人的血腥中，你不难寻觅到德国纳粹的身影。曾几何时，人性的讨论都成为忌讳的话题，曾几何时，自由的向往被打上耻辱的烙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思考，我们所谓的经历，就像一个痛苦的便秘者，没完没了地折腾在人生的这个茅厕里。

       我站在小巷中央，看着在冬日里略显空旷和凄凉的小巷，心中有一种即将离去的快感，偶尔也夹杂着恋恋不舍的情愫。我生于斯，长于斯，今天终于要离开。小巷的喇叭换了一首曲子，我耳熟能详“MZX、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抛开这歌词的内容，至今我依然感觉这首歌的旋律，激越而充满着蛊惑。那样的年代，多少人热血沸腾，多少人不能自持，所有的冲动都和一种信仰有关，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一种虚幻的权威光环之中。

        这一天是1969年12月27日，距今50年，半个世纪。

       （至此，我的六十年代结束。）

                                                     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      

井冈

那个年代啊！真的说不清。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7）

01.

      1969年12月27日，这个日子我记忆一生。因为就在这一天，我离开了那条我生活了12年的小巷，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长，这条窄窄的巷子，在后面的人生岁月里，多少次走入我的梦。

   

       在那里，收获过大家庭的温暖，收获过成长的快乐，虽然日子清贫，却真的不缺快乐。

       一辆苏式嘎斯车，停在了我家的门前。

       这就是离别的时刻，小巷里很多邻居们来送行。家母和她熟悉的姐妹们一一话别，互道祝福，有的含泪相拥，多少不舍都抵不过人生的无奈。

      上海阿婆喊着我的乳名对我母亲说：XX妈妈，你要好好的，我们等你回来。

       母亲平静的脸上有泪潸然：姐妹们，兄弟们保重啊，也许能再见，也许就……。母亲哽咽了。

       事实上这真的是一语成谶，母亲走出这条小巷之后，就再也没回去，直到她故去。

       没有太多的行囊，基本都是一些日用品和被褥之类的，什么家具都没带走，留给了即将成家的大哥。除了远在东北的大姐，以及提前去了三线的父亲，剩下的都到了。

       留守在家的大哥，在青年点的二姐，即将奔赴四川大三线的二哥，执意一定要送我们去。司机师傅有点发愁，驾驶室是坐不下的，所以哥哥姐姐只能坐到车厢里了，我和母亲坐到了驾驶室。

       这一天，天色略有阴沉，带着阴冷。母亲不放心坐在车厢里的哥哥姐姐，他们一再表示：没什么关系的。

       风来了，呼啸着掠过小巷，依旧有花花绿绿的大字报碎片在风中飞舞。小巷的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须臾，又传来略带铿锵的话语：到农村去大有作为。

      也许我真的是要再好好看看这条承载了我少年时代太多快乐的小巷，看看那些我熟悉的人们，因为就此一去，关山遥遥，谁知道是否后会有期？

       嘎斯车发动了，带着些许沉重的闷声闷气，缓缓驶离。

       开车的师傅一脸络腮胡子，他客客气气的称呼我母亲：老嫂子。但一路上他却不停地咒骂上山下乡，母亲笑着劝他：兄弟，别生气啊，这不是运动吗。

       他回应母亲说：老嫂子啊，我这车加上你家这是送了差不多八十户了，你说农村能有啥好日子，在城里的人去了怎么生活？唉！

02.

       车子缓缓的驶离了这座城市，母亲对我说：孩子，好好看看吧，再看就不那么容易了。

       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色渐渐遁去，我并没有什么伤感，倒是有一种对即将要去的农村的一种莫名的期待。也许是因为之前的十几年都在那条小巷子里，并没有看到太多外面的世界，最多的印象就是母亲带着我回山东的老家看望八十多高领的外公。

       车子发出沉重的轰鸣，速度一直不是很快。途中还经历了司机大叔拎着水壶加水，哥哥姐姐们就坐在车厢里，母亲心痛他们，开一段路就要司机大叔把车停下来，说是太冷了，怕冻坏了她的孩子，她让二姐坐进来，自己要去车厢，二姐急了：妈你和我弟就在驾驶室坐着，别担心我们，一点儿也不冷。我也要求二姐坐进去，我去车厢，断然被拒绝。

      在一片铅灰色的天空下，车子在笨重的行驶。一看就是辆老车，用的太久了，所以这一路速度也不可能快，路面也不允许快，所以，那大约二百七八十公里的路，车子跑了近七个小时。中间有过休息，在一个镇子里吃过午饭，好像是面条还是别的什么记不住了。

       而且出了城市之后，在进入我们要去的那个地区，基本都是沙土路。那个初冬没有多少雪，车子跑过后面卷起浓浓的黄色沙尘。

       我透过驾驶室前的窗子，能看清外面的一切，看到了连绵的高山，也看到了细细的河流。

       不久，看了累了迷糊了，就睡过去了。

       再醒来，车外早已经是黑黢黢的夜色，偶尔能见到远处的灯火稀疏。

       终于，在奔波了大半天之后，我们的车子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地方叫旅大市的行政区划的下属县庄河蓉花山公社。之前父亲在书信里说的很清楚，这其实并不是我们此行的最后目的，那是因为父亲单位的战备医院还在建设之中，而家属区生活区配套，最快能在1970年底才能陆续完工入住。

       这地方距离我父亲他们的战备医院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车程，那个地方叫步云山，那是真正的北部山区。

       父亲守候在大桥边中的操场上等候我们，大半年没见到他，一盏水银灯的强光下，能看到他脸上瞬间划过喜悦，却马上恢复了一个父亲的庄重。他对司机大叔一顿感谢。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车子继续又行驶了大约一两公里，总算到了借住的老乡家里。

       因为没啥家具和物件，所以卸车很快。

       院门早已经打开，昏黄的光晕让我有点迷惑，怎么没电？

       卸车之后，房东一家人早为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而司机大叔则要赶路，没休息直接和父母告别之后，特地拍了我的头一下：小子，好好的在这里成长啊。

       我一直记得这位性格貌似有点烈的司机叔叔，后来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城市的时候，已经参加工作，我所在局和这位司机叔叔的工作单位同属一个局我特地去找过他，但是，他已经退休了。

       一面之缘，人生错过。在他送过的那么多的上山下乡的人家里，我们就是其中一个罢了。

       真的是为了迎接我们，房东一家人破格点亮了两盏煤油灯。玻璃灯碗里，火油浸透的油芯，发出跳动的宛如黄豆粒大小的光晕，我当时只是觉得好奇。而油灯把人的背影投到了墙上，格外高大粗壮。

       吃过晚饭，回到我们自己的屋子里，一个大火炕，烧的热热的，很温暖的感觉。母亲张罗着让全家人都洗洗涮涮。大家忙活完了，都在火炕上或坐或躺的时候，父亲说：我们算是开个家庭会吧，从现在起，我和你妈妈还有你们的小弟会在这里生活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我们会搬到家属区。市里的家就交给你了XX（大哥的乳名），你弟弟不久就会去四川，我们也都给他准备好了。到时候你帮助安排好他的远行。接着父亲对二姐说：我们最不放心你，一个女孩子在农村插队，吃了那么多苦，可是没办法，我们都得响应这样的号召。

       在父亲的话语声中，我酣然睡去。

03.

       我是在狗叫，鸡鸣中醒来的。仔细端量这间我们借住的房屋，四面的墙上都糊着报纸，棚顶也是报纸。

       我走进院子，被两条凶巴巴的狗吓了一跳，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它们只是叫了几声，今天看到我直接就跑了过来，我还以为它们准备咬我呢，孰料人家围着我撒欢跳跃。我伸手摸了摸它们的头，它们居然很温顺的让我摸。

       房东大伯呵呵笑着：以后它们可就是你的好朋友了。

       房东大伯的二儿子，我在昨天刚到的时候见过他，他很和善的冲着我笑，我只是觉得这个二哥似乎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北部山区农村的早晨。东方暨白，房东大伯家的院子里一片欢腾。大妈养着鸡鸭鹅，靠近院落大门的一侧，是一个猪圈，里面躺着一头看起来不算很大的猪。

       迎面这座山，名叫鸡冠山。几十年后的今天那里已经被开辟成一座旅游远足人们喜欢攀登的地方。有关这座山以及故事我会在后面慢慢说。

      按照父母的想法，一家人在这里度过1970年的元旦，但是，大哥二哥急着回去，这样二姐也最好和他们一起走。所以，他们三个人仅仅呆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匆忙踏上归程，而且必须要赶上每天只有一次的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然后再从县城换车回城。

       母亲流泪了，她有些无助也有些无奈。挨着个嘱咐，挨着个叮咛。言语之中充满着愧疚:孩子们，对不住你们，妈妈和你弟弟必须留在这里。以后你们要靠自己，相互间要多帮助。你们终归要长大，该你们自己飞了。

      天下父母，有多少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离别只是无数人间故事里的一朵浪花。

       两个哥哥倒是一脸轻松，二姐却泣不成声。

       26岁的大哥，22岁的二哥，19岁的二姐，在母亲的叮嘱声中渐渐走远。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对哥哥姐姐们的离去虽有点不舍，却觉得也没什么。

       房东大伯推出他的大国防自行车，笑眯眯的对我说：走啊小子，大爷带你去德兴街（gai）去看看。我兴高采烈的坐到了房东大伯大国防自行车的那个方方正正的后座上，一老一少，沿着略带崎岖的山路而去。

       尾随我们雀跃的是大伯家的两条狗，一条是青灰色的夹杂着白毛，一条是土黄色的。

       很多年后，我多少次来到这条已经很难寻觅旧痕的镇子，试图找回那条我记忆深刻的老街，可惜岁月变迁，所剩无几。

04.

       大伯告诉我，德兴街从清朝中期至今一直是庄河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早在100多年前，这里就商贾云集，闻名海外的"德兴街"正在续写着蓉花山新的篇章。由德国传教士建于1840年的天主大教堂，至今还印证着蓉花山镇不朽的魅力。长隆德地主庄园是目前东北地区最大的保持最完整的古庄园。德兴的由来也是因为这座庄园，只不过文革到来之后，这个名字改成了蓉花山人民公社。

       蓉花村金屯，是"鳌拜后人"居住最密集的地方。在这个屯子里，90%以上的村民都姓金，他们都是本家。经过考证，康熙皇帝将鳌拜全家终身监禁期间，他的一名叫"尔坠"的孙子侥幸逃脱，后来辗转经岫岩来到蓉花山镇定居，他们都是"尔坠"的后代，在鳌拜后第六世，全家由瓜尔佳氏改为金姓。

       这地方有一段时间，行政区划并不属于旅大市，而是属于岫岩所辖。

       蓉花山和鸡冠山遥遥相对，狭长的地带一条河蜿蜒而过，把两座山分开。相比较而言，鸡冠山的植被茂密，即便是冬季满山的油松也显得郁郁葱葱。而蓉花山很大的一部分山体是裸露的山石，黑黢黢的。看起来很伟岸高大。大伯说上冬的时候，下了几场不大的雪，但是，已经染白了蓉花山的山体的上部。

       镇子是沙土路，当时整个北部山区都是这种路。

       大伯载着我进入德兴街（gai）,很耐心的告诉我，小学校在哪里，粮库在哪里，然后在镇子中心，大伯指着一趟青灰色的瓦房告诉我，这里就是镇子的供销社。

       在这条街上，我感受到了和城市里一样的感觉，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也看到了镇子的路边墙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有人热心的和大伯打着招呼：白铁匠你这是去哪儿？

       大伯笑着说：家里来了个城市下来的孩子，我带着他到镇子上看看。

       我在院子里就看到过大伯的那些打铁的物件，一个焦煤炉子，一个风箱，一个铁墩，后来我听大伯自嘲：人生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那副担子我试图挑一下，咬牙瞪眼，担子稳丝没动，大伯哈哈大笑。

      镇子不大，有一个工厂在当时小有名气，庄河缫丝厂。因为这里的蚕茧丝在当时名气很大，也是商贾活跃的因素之一。

       WG虽然闹腾的厉害，这座缫丝厂却基本一直在生产状态。我所以对这座缫丝厂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候我吃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剥离蚕茧之后的茧蛹，现在看那也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那会儿流行七个茧蛹相当一个鸡蛋的说辞。

       而我们这些借住在老乡家里的医院家属，每个月都会有分到茧蛹的福利，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两次，每次至少有四五斤甚至更多，只需要五毛钱。

       所以，在蓉花山的日子里，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爆炒，腌制，干煸母亲换着花样做。父亲最得意的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坐在炕头的小饭桌上一壶老酒，花生和茧蛹。

       与房东大伯天南海北，老哥两云山雾罩，好不快活。

05.

       我现在回想起这段往事，总觉得去了乡下之后，所有的日子像一首舒缓的乐曲，伴着静静流淌的时光，我体会到在城市里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生活。

       家里吃水，是山溪水，冬天的时候，山溪结了晶莹剔透的冰层，但是，有一汪水却从不结冰，而且总是蒸腾着雾气。房东家的二哥帮我们一次次把水缸里的水挑满。母亲谢他的时候，他总是憨憨的笑着。

       那汪池水里面即使在冬日，也有小鱼儿在其中游曳，还有水底的沙子下面，常常蛰伏着蝲蛄虾，基本与今天的小龙虾一样的那种。母亲用口罩纱布为我制作了一个小小的抄网，我捞了很多小鱼，放进了家里的水缸里，它们都在水缸的水底，从来不向上游，所以，从不担心会把它们舀进饭锅。

       很多年之后，我内心有两个难忘的心结，一个是小巷的情结，另外一个则是在农村的那段时光的情结。

       我喜欢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更喜欢和善的房东一家人。大伯大妈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很早就不在了，大儿子已经成家，唯有二儿子和他们一起生活。

       大伯是一个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打过很多残酷的仗，但是，非常幸运，身上毫毛未伤。我不仅在大伯家墙上发黄的照片里看过大伯一身戎装的照片，还看过大伯小心翼翼用红布包裹着的勋章。平日里，大伯高兴了就会在院子里唱着：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院子里有一盘石磨，大妈经常在上面磨玉米面，甚至磨黄豆做豆腐。刚去的时候我试着去推那个石磨根本推不动。但是，半年之后，我也可以推动那盘石磨了。

       1970年的元旦，我和父亲母亲就在借住的房东大伯家的草屋里渡过。母亲显然是无法从和哥哥姐姐们的离别情愫里走出来，一直嘴里念叨着：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新年是怎么过的。

       我当然体会不到父母对哥哥姐姐的思念，我只是觉得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成天领着房东大伯家的两条狗，在山村的雪地里疯跑的感觉很快乐。从家到镇子的小学，大约有三里多路，父母有点心痛我，让我前半年不去学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换了水土的原因，好像山区的水质较硬，出现了水土不服，身上起了很多疙瘩，奇痒无比。

       所以，1970年的上半年，我像田野上空飞过的鸟儿，无拘无束的在大山里，在溪水边，跟着房东大伯打猎，跟着村子里的小伙伴上山下河。

      

                                                 2019年7月9日星期二

井冈

继续拜读。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8）

01.

      初到乡下的日子，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就是一段长达三个月的痛苦时光，痛苦来自于水土不服。因为北部山区的水质偏硬，刚去的时候，很快就出现浑身瘙痒，连片的起疙瘩，奇痒导致不能不去抓挠，抓挠之后皮肤就出现感染。

       后来搬入家属区才知道，我这症状算是相当轻微的，严重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皮肤，更有溃烂的。

       父亲从单位开回来各种涂抹的药水，基本无济于事。于是只能咬着牙抗着。大约三个月左右，症状渐渐消失。

      1970年，WG还在如火如荼，中苏交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冰点，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擦枪走火，或者说是故意走火的事情屡屡发生。

     父亲单位的新址，距离我们借住的地方还有三十多里的山路，据说那是最北部的深山，因为建院，父亲也经常回不来，多数时间是我和母亲在家里。

       很多年后，我陆续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那一段难忘的生活时光。房东大伯一家，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当然，大伯是见过世面的，去过抗美援朝的战场和美国人真刀真枪的干过，回来之后，作为荣誉军人，他本来有机会去县里找点事情做。但是，大伯恋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所以，毅然决然的回到村子里。

       鸡冠山西北坡小半山腰，这排一字排开的草屋，据说是大伯的父亲和他的大伯盖起来的。后来，八间草屋被一分为二，另外的四间卖给了另外一户人家，于是两家院落是一道矮矮的杂石垛起来的半人高的墙。

       另外那户人家是一个大家口，足有七八口，老实巴交的男主人，是当地公路道班的工人，也算是吃公粮的。他的老婆是一个天生兔唇的婶子，说话粗声大气的。他们家有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我去那会儿那家伙看着也就两三岁的样子。被所有的姐姐们众星拱月的宠着。他的几个姐姐宁愿爬在院子的泥土地上当马，这小子得意洋洋的手里还挥舞着一根棉槐条子。

       在那样一个年代，如此大的一个家口，生活沉重可想而知。不夸张的说，吃不上饭的事情不奇怪。

       我们下乡的时候，因为是随着父亲单位搬迁，所以户口保留的是非农业吃商品粮的。虽然那时候，细粮很少，毕竟凭着粮本也是可以定量供应。

      每当看到邻院家的婶子愁眉不展的为吃什么发愁的时候，母亲总是会舀上一瓢白米或者高粱米，还有面粉什么的隔墙喊着邻居婶子递过去。

02.

      这个屯子叫韩屯，以韩白两大姓居多。甚至可以说基本就是韩白两个姓氏。但是，在这个屯子里，韩白两大姓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立械斗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听房东大伯说，这都是上上辈子的恩怨了，扯到现在也扯不完。按照房东大伯的说法是，都是从山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逃难而来的，看到这地方依山傍水，地也不错，于是留下了。要说什么恩怨，无非是当初为了谁多种了谁的几垄地。这都“人民公社”了，地都是国家的了，还纠缠不清，妈拉个巴子。大伯说着，粗手大脚的从裤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支纸烟，猛的抽了一大口，然后吐出来，强烈的烟草味道，熏的我直咳嗽，大妈不乐意了，狠狠的冲着大伯翻了白眼：你个老东西，能不能不在孩子眼前抽你那个破烟，看把孩子呛的。大伯呵呵笑着。

       我终于知道大伯家的二哥是什么病了，那日我正坐在大伯屋子里的炕头上，听着大伯南朝北国的故事，二哥起初是背靠在炕梢的被垛上，我只是知道二哥的听力不是那么好，一只眼睛略微有点斜。突然间，二哥双目紧闭，浑身不停地抽搐，见此情景大伯从炕席下面摸出一个东西，迅速的塞进二哥的嘴巴里，大妈则摸着二哥的脸，拉着二哥的手失声的呼唤。大约过了能有十几分钟，脸色铁青双目紧闭的二哥缓过了这口气，大妈打来一盆水，为他擦洗脸上的污物。

       这一天我知道了二哥患有癫痫，也就是俗称的羊角风。在做饭的堂屋，我听到大妈和母亲的对话:

       母亲问：嫂子啊，孩子这病多久了。

       房东大妈说：十好几年了，一场感冒发烧之后落下的后遗症。大妈说，带着他去过沈阳都治不了。前几年偶尔能抽一次，这两年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看着满脸愁容的大妈，母亲安慰她:嫂子啊，你别急，你兄弟他们的医院马上就要建成使用了，到那时，让老X带孩子好好检查一下。

      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和他说了二哥的事情，父亲说：我马上就帮助他找我们医院最好的大夫看看。后来，大约是在1971年初，父亲他们的战备医院投入使用后，父亲在第一时间带着二哥找了他们医院最好的专业医生，二哥在我家住了一周，终因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另外对治疗癫痫并没有好的方法，只能开了一些药，保守性的维持。

      二哥应当是在1973年左右病逝，大约也就是三十岁出点头的样子。

03.

       1970年的夏天，一个暴雨倾盆的午后，一声霹雳的炸雷，惊的母亲和房东大妈都哆嗦。大妈说：听这雷，像是打到东西了。

      果然，雨过天晴之后，村子里传来一个消息，那个叫白庆禄的男子被雷劈死了。他躺在自家的炕上，据说怀里还搂着一个大闺女。雷是顺着铁丝的广播线路进来的，从白庆禄的头上传过去，脚心穿出来。白庆禄死了，他怀里的那个闺女没死

       白庆禄死了，村子里无论韩姓还是白姓都觉得活该，算是死有余辜。用房东大伯的话说：老天看不下去了，收了他。

       在十里八屯，白庆禄是个“人物”，据说是最早戴着造反派袖标，揪斗公社社长，党委书记的人，也是有名的造反派头头，这人最厉害的是六亲不认。

       他的一个本家没出五伏的叔叔，当年划成分的时候，因为多了几分地就进了富农线，这人不服找土改队吵架，结果是直接升格为“反革命”。WG来了，收拾地富反坏右的时候，白庆禄没忘他这个不用八竿子，三杆子都能够得着的叔叔，亲自领着一干造反派，踹破柴门，把他的这个叔叔五花大绑的弄出来，这是反革命岂能轻饶，白庆禄带头对着他的这个叔叔左右开弓，嘴里念念有词：再让你反革命。把远亲叔叔打的鼻口窜血。

       台下，他亲爹看不下了，喊了他的小名：禄子啊，你批判他就是了，七老八十不经打啊。

       白庆禄不乐意了，冲着亲爹直接开骂：爹亲娘亲不如MZX亲，你个老不死的是不是要上来陪斗，手一挥，几个造反喽啰直接就把他爹薅台子上陪斗了。

      白庆禄洋洋得意：亲不亲线上分，说着还朝他爹的屁股踹了一脚，他爹一个趔趄。下面的乡亲们都在咬牙切齿，这是个什么玩意儿，简直猪狗不如。

      猪狗不如的白庆禄，终于让老天看不下去了，一个霹雳收了去，用房东大伯的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乡下也有武斗，也是派别之间。不过相比城市，更原始更血腥。按现在的说法是冷兵器时代，不同派别的为了“思想”和“主义”，文斗不解决问题，就要上家伙了。农村不缺这些东西，什么铁锹，镐头，什么齿耙子，扁担，柴刀，棍棒，直接就开抡，基本每次都能见红。

      不过，到了1970年下半年，基本不多见了。

04.

       从1969年12月末来到这里，转眼近半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水土不服，猫过了乡下第一个冬天，在三月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上学了。学校是在公社，也叫蓉花山镇的中心小学。当时，顺应着WG的潮流，更名为“双红小学”，我进了四年级。

       事实上，我真的记不得我在这所小学校学到了什么，唯一能记忆深刻的就是“偷书看”的不光彩。

       那真的是一个偶然，我和另外一个和我一起也借住在韩屯的，也是父亲他们单位的同事的孩子叫胜利，比我小一岁。那天放学后，我们习惯不走正门，因为那需要绕一段路，而教室后面的那趟房子之间的夹道尽头，是一堵矮墙，翻过去就是镇子里的那条砂石路，我们沿着路走就比较近。

       也是无意之间，走到快要到矮墙边上的时候，朝着夹道的窗子看了一眼，突然发现这原来是一间图书室，门上的牌子还在，只不过显然是WG来了之后，这里封存了。趴着窗子，那兄弟小声的告诉我：里面有好多书啊。

      我凑过去看，果然如此。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突然看到，我们趴着的这扇窗子居然是虚掩的，没有在里面插销插上。轻轻一拉，窗子居然开了。

      我两人探着身子，就直接够到了书架上，于是每个人都拿了几本书，然后悄悄的把窗子掩好，路上我们约定，这些书我们看完之后还回来，一本都不留，因为那图书室怎么也有几百本书，这可真是“好日子”啊。

      这种“借”书看的好日子其实没持续多久，就被胜利的娘人赃俱获了。原因是胜利娘要检查胜利的书包，胜利不给，老太太拎起扫把疙瘩，于是胜利缴械。结果在书包里发现了这些“封资修”（胜利娘语），还没等老太太扫把疙瘩抽下去，胜利这个怂货就全部交代了和我联手“偷书”的经历。

      于是在一片斥责声中，我们低头认罪。胜利娘没下乡之前就是街道的什么干部，老有觉悟了，居然也能颠着一双小脚走那么远的路，领着我们去“投案”。

       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胜利娘也知道不能太声张，找到班主任私下里说了，人家找来了管后勤的老师，在办公室里，那个满脸胡须的后勤老师呵呵笑着：看看，被抓了现行了吧，其实，我知道，你们拿了几次书看完就送回来了。

得，原来人家老师知道啊。

       老师说，既然这样你们就不能再去拿书看了，传出去影响不好，这样吧，你们每个人在送回来的书里留一本，算是送给你们的。胜利那一书包都是连环画，我基本都是大部头。斟酌再三，胜利什么也没敢留，我则留下了一本五六十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鄂华先生的《女皇王冠上的钻石》一本浅绿色封面的书。

       事情就算这么结束了，但是后勤老师的那句话让我受用一生：孩子，好好学习，什么时候看书都不是错。写下这些往事，内心充满着感激。

      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终因岁月流逝，人生颠簸而最后不知所踪。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特地去网上搜了一下这本书，介绍依然有，旧书市场上，已经是100元一本了。

05.

       那日，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离学校大约有一里路差不多的地方正在修建一条水渠，说是要引水库的水浇灌良田，那是一个战天斗地藐视一切的时代。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

   

       而且，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鼓噪声中，一切都不是问题。在鸡冠山脚下，一路逶迤的修一条水渠，而庄子里本来就有一条河，虽然水量不是很充沛，但也足够可以，所以，这条水渠乡亲们说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余。

   

       在山脚下修水渠何其艰难，坚硬的山石，人工一点点劈凿，实在不行就放炮炸开。所以那段时间学校的操场上是不准学生逗留的，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修水库的排炮就轰然炸响。飞溅起来的碎石，就有可能飞到学校的操场上。

   

       就在我们的教室里，透过窗子，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一声炮响之后，一个黑乎乎的物体被抛上天空，越过高压线杆，摔落地面。悲剧就这么发生了，因为排除哑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屯子里年轻的生产队副队长遭遇了不幸。

   

       在几百米的范围内，散漫着人体的残肢，我亲眼看到了一根没有了血色的手指。

   

       惨烈！

   

       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惨烈似乎很契合，于是，就在他遇难的地方，搭起了青松翠柏的台子，白纸黑字，十分醒目：继承遗志，完成水渠。

       这条水渠我1971年搬家离开的时候，依然在艰难的推进，然而几十年后我重返那里，却看到水渠早已经废弃荒芜。

       死去的那个年轻的生产队长，人们依然对他怀念着，并且惋惜着。

       那次，我借住在儿时的同学家，晚上几个同学喝了很多白酒，地上一地空瓶子，我听他们讲述着那些走远了的故事，那些走远了的人。时至今日，我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经常会有电话打过来，永远不变平静而热情的乡音：来吧，家里过年杀猪了，等着你来吃杀猪菜，每每这时候，放下电话，心中总是暖暖的。

       2018年的秋天，我们一群同学相约去当年父辈们建设的那座战备医院的遗址去看看，事实上在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年都去。

       高速直接在蓉花山出口下道，我怕影响大家的行程，没有去韩屯看看。远远看去，鸡冠山依旧，据说早已经是一个旅游攀登的好去处了。

      

                                                     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

井冈

赏读，问好！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9）

01.

       算是挨过了一个热烘烘的夏季，终于到了天高云淡的秋，随着时间的推移，秋老虎也没有了威风。

   

       总算可以安静的坐在电脑前，继续这个系列的故事，其实，说是故事不算太准确，因为我觉得这流水账一样的人生，真对不起故事这两个字，说是往事好像更贴切一些。

       在所谓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所有的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那样的时代，无数人的命运，被看不见的手恣意拨动，而这种貌似不经意的拨动，基本就算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

      写这个系列，我没有抱怨，但是也绝不感恩。当然，这只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我当然会感恩，但是我感恩的是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

       也许此刻，眼前一杯香茗的清澈微香，更能体现我的心境，就此淡然，只需平静。走过大半辈子，经历了风风雨雨，洗尽铅华，不带着什么哀怨的去回望那些走远的日子，努力的把它们还原出来，其实没有别的什么特殊意义，就是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对往事的纪念的方式。

       从1969年底来到农村借住在老乡家，到1970年8月搬入父亲战备医院的家属区，我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在鸡冠山脚下的这间陈旧不堪的茅草屋里生活。

       跟着房东大伯，我几乎走遍了周边的山山水水，去打野鸡，去捉獾子，去砍柴搂草。

       这大半年的时间，最大的感受是结实了，房东大伯家院子里的那盘石磨我也能推很多圈了。

       必须客观的说，尽管到了乡下，其实我们的生活并未捉襟见肘，因为我们一直保留着商品粮，所以，不存在揭不开锅的挨饿。

02.

      但是，在那个年代，挨饿是很寻常的事情。我们借住的村子，一个劳动力最好的是一天八个工分，一个工分根据年景估算价值，我记得当时韩屯好像不到两毛钱。这就是说，一个壮劳动力，如果干一天能得八个工分，价值也就是不到两块钱。

   

      说实话，这算是好的，生产队里，高工分的没有低工分的多，老弱病残，有的只有两个工分，还有2.5个工分，你算算这一天能有多少钱。

   

      这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生产队了，有一些偏远，条件恶劣的，有的甚至干一年工分倒挂。吃不饱，只能靠返销粮，如果天公在折腾一下，基本就两手空空。

   

       这里我要说的是，虽然没有太多的自留地，但是房前屋后的小地块，乡亲们种点瓜果菜蔬的也有，也就指望着这点额外的收入补贴家用了。

   

       山上的野菜野果，早就成了乡亲们觊觎的好东西。条件好的，家里养一两头猪，散放点鸡鸭鹅，条件不好的，只能在艰苦中熬日子。隔壁院子豁嘴子婶子一家就是这样，男人是公路维修道班工人，七个孩子，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当母亲隔着矮墙把一瓢米面或者高粱米递过去的时候，豁嘴子婶子放声大哭，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谢谢，然后哭诉着日子的艰辛和无奈，母亲黯然也陪着落泪。

       房东大伯家的日子尚可以，大儿子早就成家在外，只有二哥和大伯大妈一起住，大伯作为荣复军人，似乎有点补贴，关键是大伯这个人看起来很活泛，自己还有一手打铁的手艺，空闲了，就载上他的工具，一段尺把长的铁轨，一些卷在一起的铁皮，铅皮，一个不算太大的风箱，还有一个烧着旺旺炭火的炉子。走村串乡，给乡亲们修补锅盆之类的，也能有点来钱的路。据说白铁匠的手艺，在十里八村也是小有名气的。

03.

       大伯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那就是枪打的准，家里有一支老乌铳，枪把是暗黑泛着青光的，枪管很长的那种，那会儿那杆枪比我个子高多了。

       虽然日子贫瘠，但是，山上的野货真不少，大伯说少多了，最早的时候什么狼，傻狍子，狐狸，獾，多的很。后来是因为修水渠放炮把这些东西都吓跑了。

      但是，山上的野鸡很多，这也是大伯最拿手的狩猎，打野鸡。最高纪录，我记得大伯一个上午打了三只野鸡，那只雄性的野鸡翎真的是相当漂亮，被我拿回去插在家的帽桶里，作为装饰很多年。

      我不吃野鸡肉，现在也不吃，觉得有点残忍。大伯把三只野鸡其中的一只隔着院墙扔到豁嘴婶子家：炖炖给孩子们吃啊。豁嘴子婶千恩万谢。

       晚上，我老爹回来了，这老哥两，盘腿坐在炕桌上，大快朵颐，频频举杯啊。

       借住在房东大伯家的日子，是我来到农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跟随着房东大伯几乎走遍了鸡冠山的山山水水，走进深深的沟岔，打野鸡，撵狐狸，堵獾子，房东大伯家的两条土狗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有了它们相伴，即便是我一个人上山也感觉不到孤独和害怕，两条狗在我走山路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把我夹在中间。记得一个满月的夜晚，我顶着一网包搂来的树叶，在月光下哗啦哗啦的走着，两条狗就那么一前一后的绕着我，那也是非常有画面感的时光。

       少年人的世界，纯净而美好。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和世俗的羁绊，所以看山看水都是快乐的。

       其实，七十年代的生活，哪里有这样的美好？！

04.

       不觉之间，1970年的夏天来了，经历了七八个月的农村生活，我已经从最初的水土不服，到了完全适应。更大的适应是，我已经和当地同龄的孩子们早就成为了朋友，那种没有拘束感，没有距离感的朋友。

       几十年过去，他们当中的有几个已经走远再也见不到了，而其中有几个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最早是电话，如今是微信，偶尔问候两句，偶尔看到他们发给我的片子。生活正在好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好。

       庄河名不虚传，所谓庄庄有河，算是一大地理特色。河未必大而宽，也未必有多少水，尤其是在枯水的季节里，河床多数都是裸露的，只有河中央的水顽强的流着。山水，清澈而冰凉。

       我们借住的村子也有一条河，这条河如今依然在，而且降雨的季节，水势奔腾汹涌。

       就在我们的村子这条河的上游，有一道拦河坝。也有说是小型水库的，其实，我觉得叫拦河坝似乎更贴切。水泥青石砌成的坝体，靠坝体的左侧，有三个闸门，那是用来在盈水的时候放水的。多数时候，这三个闸门是不提开的，为了蓄水，蓄出来的水面大约最多一公里见方，平均水深大约在三米左右。河下游的稻田就是靠这个拦水坝的供水。

       常年的放水，把拦水坝下面闸门出口的不远处，冲出了一个深坑，大约能有七八米见方，水深据说在三四米。拦水坝是有人看管的，所以，坝内决不允许进入，更不允许游泳。

       夏季来临的时候，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就会来到这个拦水坝下面冲出来的水坑里游泳嬉水。我不会游泳，跟着小伙伴们来到这个水坑边上，我坐在石板上，把双脚放在清澈的水中扑腾。

       也不知道是水里哪一个孩子的嘲笑我不会游泳激怒了我，我噗通一声就跳进了水里。但是，进了水中手脚并用，没探到底我恐慌了，喝了几大口水，那一瞬间，巨大的恐惧笼罩了我，我觉得我正在下沉，我觉得我是真的要死了。

05.

  

       昏沉之中，觉得有一双有力的手，抓着我，把我带了出来，岸上的小伙伴们七手八脚的把我拽到了岸边，平放在石板上，我大口的吐出了喝的水。

   

       一命悠悠，天不绝我啊。

   

       救我的人，是胜利的哥哥，我一直叫他四哥的。他那会儿不到二十岁的，身体非常棒。

   

      看着渐渐醒过来的我，四哥怒斥：你逞什么能，不会水就敢往里跳吗，不想活了。

   

      也奇怪了，没淹死，但是我居然学会了游泳。可是我本能的对水有一种排斥的感觉，敬而远之，所以，即使是如今家在大海边，我也很少下海，虽然会游泳，但是，真心不喜欢。大概是少年时期的这段生死经历，内心有了足够的阴影吧？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邂逅了四哥，我拉着他就地找了个小酒馆，我们的父母俱已往生，说起往昔，无限唏嘘，我端着一杯酒，郑重其事的对四哥说：谢谢你四哥，谢谢你当年救了我。

   

      兄弟俩一饮而尽，无数的往事都盛在杯中。

   

      那条拦河坝，据说毁于八十年代的一次超大洪水，毁掉之后没有重建，遗址尚在。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条逶迤清澈的河，河里有鹅卵石，也有沙子，有一种小鱼儿当地人叫它沙里趴，多数时间是躲在河里的沙子下面的，一旦被人发现，会迅速钻出沙子，腾起一阵泥沙的浑浊，然后逃之夭夭，很难捉到。

   

       如今，横跨这条河的那座公路桥已经重新修的宽敞，那年我回去的时候，特地站在桥上，看着桥下悄然流淌而去的河水。

   

       平静如织，流水无波。

      

                                                            2019年9月9日星期一

轻言

闲散老师辛苦了，游泳那段很有共鸣，我小时不会游泳，又想学别人，也沉到水底差点被淹死

榆钱漫天

节日问好朋友！

闲散之人

                                     我的六十，七十，八十 年代（10）

    01.

    从1969年底到1970年的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跟随着父母，从城市来到了乡下，来到了这座城市最北部的山区。借住在老乡家，因为当时父亲所在的战备医院还在建设，所以我们只能在离那个医院建设工地该有30里左右的距离，分散着居住在周边。

    到1970年的6月份左右，随着医院家属区的陆续完工，就开始有陆续的往里迁，我们家应当是在8月份迁过去的。

    其实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那段借住生活，印象十分深刻的那座鸡冠山，以及那个屯子里的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我和他们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着非常好的来往。

    我应当是在1970年的，寒假结束后的开学，去了镇子上当时叫公社的中心小学借读，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到小学校大概有三里多路吧，一个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倦，每天就那么蹦蹦跳跳的和许多伙伴一起三里路就走过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早上我上学的路上刚走出家门，刚走出院子，顺着不太平整的路往下走，忽然我看到路边迎面的路上有一只小动物，身材很细长，小脑袋也不大，眼睛滴溜溜的，周身是黄色的皮毛，只有在腹部有一些白毛，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我就弯腰顺手捡起了一块小石头，很不用力的就扔了过去，非常凑巧，偏偏就打中了那个小动物的身子，只听它吱的一声，钻进了一堆烂石里。

    我也根本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事儿，第二天早晨早起的时候，我听到房东大妈在院子里大呼小叫，我走出去一看，正是我昨天看到的，被我扔了小石头的那个小动物，居然死掉了。我听房东大妈说，哎呀这是作孽，怎么能把黄大仙给打死呢？我说这个是我打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死活，我只是朝它扔了个石头。大妈说孩子这个可打不得呀，这是黄大仙儿。

    说着房东大妈找出了一个泥盆，把这个死去的小动物扣在了泥盆下，而且还烧了几道纸，大妈一脸虔诚念念有词。后来我知道这就是乡下俗称的黄鼠狼，学名叫黄鼬。

    02.

    借住在房东大伯一家的日子里，其实我很开心，房东大伯带着我几乎走遍了鸡冠山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房东大伯拎着他那杆沉重的猎枪，带着他家两条一黄一灰的狗，我跟在后面就这样一老一少，在山的深处，套野兔，打山鸡，甚至尝试着去捉獾子。

    大伯的那个老枪，据说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杵在地上，比我一个人都高，枪托是那种暗青色的木头，枪管是那种看起来很粗很长的那种，火药是从前面怼进去后面击发的，有两个击发点，击发点里就是炸子儿。每一枪都给人一种震耳欲聋的感觉，当然房东大伯打的很准。

    一般情况下，房东大伯不会带二哥去的，主要是因为二哥那个病非常可怕，不犯病的时候好人一个，一旦犯病就抽的，你看了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可怕。

    因为长期的持续的发病，频次越来越多，整个二哥的身体已经完全透支，频繁发作的癫痫病，基本把一个看起来很壮实的青年给摧毁了，而且抽风抽的次数太多了，眼睛和嘴巴都有一些歪斜。房东大妈经常为此暗自垂泪，房东大伯也是长吁短叹。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跟随着房东大伯，把鸡冠山周边都跑遍了，我一直觉得那是非常快乐的时光，而且也是大开眼界的时光。后来我常想，我对大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结，也是源于那个时候种下的。

    尽管是到了文革的后期，但是镇子上依然有着那种文革的味道，带着各种袖标的造反派还是别的什么组织？经常游曳土镇子的土路上，但是我感觉应当是没有在城市里所见到的那么多，火爆的武斗的场面，镇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的也是各种语录歌，各种最新的最高指示。

    镇子上当时有一座巢丝厂，据说是辽南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巢丝工厂，因为这个地区最大的特点的就是出蚕茧，而蚕丝就是纺织的最原始的原料。

    这座工厂当时能有五六百人吧，算是北部地区比较大的工厂，而且是以女工居多，因为这座工厂的存在，所以也让这个镇子格外的热闹。

    我没有详细的看过他们的操作工艺，只是知道他们收购了蚕茧之后，要用碱水蒸煮，然后剪开蚕茧，把里边的蚕蛹拿出来，完了再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工艺，就可以纺丝抽线。

    这个我是在房东大伯家见过的，房东大妈就有这样一台很古老的木质的纺织车，就那么一点点的把蚕茧外壳上的丝搓成线，估计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纺织厂带来的最大的副产品，就是蚕蛹，当时盛传几个蚕蛹都相当于一个鸡蛋，至今我也搞不清楚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也算是入乡随俗，确实也很喜欢吃。

    巢丝厂和我父亲的医院关系很好，因此定期为我们提供蚕蛹。钱半面袋子，回来以后我们有各种做法，腌制，爆炒，干煸，确实挺好吃。

    我在十几天前去了趟当年下乡的这个地方，逛了逛集市，也看到了，有卖这个蚕蛹的，一问价格26元一斤。

    03.

    我在城里1969年的时候，上的三年级，去了之后还是三年级，但是那会儿学校确实啥也没得学，唯一学多的就是各种语录，各种革命歌曲，另外就是参加各种支农劳动。

    偷书事件之后，胜利的妈妈，那个街道带红袖箍的老太太，好像抓到了我和胜利的把柄，隔三差五的就敲打敲打我们，弄得我们好像真是贼一样。

    在度过了最初大约三个多月的水土不服，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尤其是在农村，我看到第一个农村的春天，美好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经历了夏天学游泳，差一点溺水身亡，我虽然学会了游泳，但是对水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或者叫心理阴影，伴随着我一生，所以时至今日，我对谁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夏季不管天多热，尽管家就在海边，我也很少下海去游泳。

    时间真的是非常快，转眼就到了1970年的8月份，有一天父亲回来告诉我们准备收拾收拾要搬家了，说是医院家属区那边已经陆续建好了，正在陆续往往那里搬。

    好像就是在8月上旬的一天，医院派来了一辆解放汽车，给我们搬家，胜利家搬的比我们早一个多月。车来的那一天，司机叔叔对我父亲说：这天看样十有八九会有雨呀，这下雨怎么搬家？我父亲问司机叔叔说：你车上是不是有苫布？司机是叔叔说“有很大的一块儿”，听说那就没关系，把东西盖上就可以搬，几十里路也不算远，再说医院的车这么忙，一定把这个家搬了。

    看到我们要走，房东，大伯大妈还有二哥，隔壁院子的豁嘴子婶，都来帮忙，再加上本身也没有什么东西，很快就把东西装到车上，父母和房东，大伯大妈，还有豁嘴子婶子们告别，我看到我的母亲房东大妈豁嘴子婶子，都泪眼婆娑。

    因为驾驶室里只能坐三个人，除了司机叔叔，我坚持让父亲母亲坐在里面，我披了一个雨衣，这个雨衣是我大哥当兵复员后带回来的，那种部队特有的，一面是胶状的，一面是帆布的，非常防水的，带着帽子的，父亲起初坚持要我坐的驾驶室，被我拒绝了，看我这么坚决，父亲说：也可以呀，你就经风雨见世面吧。

    车子缓缓的驶离了韩屯，我站在车上回望着我生活了不到一年的这个小山村，这个可以说让我这一生刻骨铭心的小山村，从此就再也挥之不去。

    199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重回当年下乡这个地方，我去了当年我们家借住的这个房子，这个时候房东，大伯大妈还有二哥，都已经不在了，我的父母也不在了。隔壁院子的豁嘴子婶一家也搬走了，年久息失修的房子早已经破败不堪，一片断壁残垣，只有院子里那盘，我曾经用力推过的石磨还在，磨杆还在，我试图推一下，结果磨杆应声断掉了，一个趔趄差点把我摔着。陪着我一块儿来的屯子里的同学，一把扶住了我。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无限神伤，潸然泪下。

    04.

    从房东大伯家出来之后，车子行进在沙土路上，爬坡状态。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突然在车上感觉到有山风骤起，再看天，阴云密布，远处雷声隆隆，我看了看车上的苫布把家具什么都盖得很严实，司机叔叔停车让我挤进驾驶室避避雨，我马上拒绝了，我让他不要停，接着开。司机叔叔笑了，笑说，你这小子真犟，于是车子继续开动。走了没有几百米，倾盆大雨，冲天而降，电闪雷鸣，我索性躲到了那个苫布下面，结果这个过程不到十分钟，紧接着就云开雾散，太阳出来，远处的景色非常迷人，甚至能看到一弯彩虹。可惜那会儿小，家里也没有什么照相设施，没能留下那个壮美的时刻。

    从蓉花山到步云山，也就不到20公里，车子跑了近两个小时，爬上了一道高高的岭，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一个狭长的，平整的山谷展现在眼前，车子又行驶了十几分钟，到了一个沟岔，车子开了进去，我看清楚，里面有太多太多排列整齐的房屋。这就是医院的家属区之一，这个地方叫韩沟，我觉得真是一些注定的东西，我们从韩屯搬到韩沟。后来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我们也叫东沟。

    很快我们的新家就到了，在一个有个小桥的岔道边儿，一排屋顶是拱起的房屋，靠东头的两间，就是我们的家。一个小小的用树枝制作的门，一个小小的院落。

    因为我们家人口少，只有三口人，所以，分到了两间房。也就是说一间是灶间，另外一个就是睡屋，一个热炕。

    母亲非常快乐，她说这才是自己的家，不管大小，住着就舒心。

    我快速的打量着这个新家的周边，发现这个地方更有深山老林的味道，在深深的沟岔里面，下属区就分布在这里，有两种住房，一种是我们家住的这种形式的拱房，还有就是标准的瓦房。

    家的门口是一条小小的河，所谓的河就是顺着山沟流下来的山溪，一座小小的石桥，下面是一个人工修的，小小的石坝，石坝里可以存一些水，水也不深，只有到腿肚子那么深吧，就在这个小小水塘里，在夏天燥热的时候，我经常在这里冲洗。

    从1970年的8月搬到这里，到我1975年12月离开，我在这里和父母共同生活了接近6年的时间，这也是我对家最温暖的，最难忘的记忆。其实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真的是充满着很多的温暖和难忘，这一路的人生，最美好的，最值得回味的，最难忘的，就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搬到新家以后，我用了三天的时间，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第四天，我就去学校报到了。小学校离我们家大约也有三里多路，当时那个学校里面，医院的子弟占了很大的比例，几乎在各个年龄层面上都有。

    到了这个学校，我直接就升到四年级了，而且很快就和医院的孩子，我的同龄人，我同班的同学，混在了一起。而且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这些医院的孩子，甚至包括当时的下放户的孩子，还有走五七道路的孩子，我们都结成了非常好的友谊，如今我们经常坐一坐，二十几个人，说一说当年的往事。

    05.

    应当说是从1970年的下半年开始，父亲他们的战备医院，就开始正式的，挂牌开诊了。整个北部山区，甚至再远一点，营口盖县，还可能再远一点东北的一些地方，也都在这里看病治疗。一时间，这个地方非常火热，可以说引来八方关注。

    那是一个真正救死扶伤的时代，也是一个医疗部门不染铜臭的时代，所有的医疗工作者，都在用真诚和无私对待医患，不排除他们的水平有高低，但是他们的心一定是干净的，手一定是干净的。

    我曾经很多次在那所医院的门口，看到治愈后的病人和家属，握着医生的手，不住嘴的感谢，拿出自己家的土特产，最奢华的是一篮子鸡蛋，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农副产品，多数的时候都会被拒绝。我甚至知道有很多患者后来和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彼此有着很亲密的往来，所以我记得，那幅属于医疗工作者的标语非常醒目：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一直觉得他们是用心把这几个字，融入在自己的实际行动里，也把这些字深深的印在了自己的心底。

    写到这里，我真的是非常充满感情的回忆这段往事，我的父辈们，用自己的品格和意志，用真正无私的奉献和付出，在深山沟里，演绎了救死扶伤的太多故事，我觉得有理由向这些走远的前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当年医院的整体格局，非常具规模，甚至可以说是宏大，东西两条沟，遍布着家属区，中间这条较大的沟，是医院的主体，涵盖了所有的科室，门诊，住院部，卫校，药厂，后勤，洗浴，礼堂，露天剧场，商店等等。可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一个相对不封闭的，开放的，功能齐全的医院。

    而建设出这这样一族医院的人们，除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农民工，剩下的就是我父辈那批人，那些拿过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刀的手，那些貌似不健壮的人们，用自己的血汗，在大山沟里开辟出这样一所医院，我一直觉得就像一个奇迹。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就像我和我的同学们每一次回去，我们默默的看着那些遗址，看着远处熟悉的山，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父辈们，他们拥有无言的大山一样的品格，沉默执着，不惧风雨。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的一位留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找到我，他是做医院文史方面工作的，他告诉我医院要庆祝建院70周年，要整理出一本类似于院志这种东西，这样就少不了对那段战备医院的历史回顾，也想听一听医院走出去的孩子们对这段往事的回顾，所以就找到我，让我写一篇东西，我答应了，很快就写出了一篇题目叫《我从这里走出》的稿子给了他们。

    大半的人生，好像似乎挺漫长，所以这一路很多东西都淡漠了，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注定今生不忘的。

                                               2019年11月21日星期四

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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