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大米
郑天良
记得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个小品《换大米》,是著名小品演员郭达演的,他说得一口标准的陕西地方话,真的太形象太逼真了!作为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仿佛身临其境,感到格外的亲切。
1966年6月20日,我们200余人从南京内迁去了陕西户县余下镇。从小吃大米饭长大的我们,倘若有一天吃不上一顿大米饭,其痛苦是无法想象的。恰好户县余下地区产大米,当地的农民不爱吃大米,他们就用三轮车拉着大米到厂门口来要和我们换面粉。当时面粉比大米贵,一斤换一斤,不肯找钱。农民占了便宜很愿意到仪表厂来,后来被早去那里的南方人知道了,说以前农民要贴钱给我们,你们为什么不问农民要差价?
吃米的人慢慢地多了,农民的三轮车反而来的少了。这一反常现象表明农民开始“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倒贴钱更多,不贴就不换。从一斤贴一分钱开始,不断地增加到2分3分,到后来农民干脆不上门来了。
我们这些南方人拼不过他们,只好下乡去换大米。几个同事约好,星期天一人一辆28型自行车,像敌后“武工队员”,将未拆线的整袋面粉(50斤)捆绑在后面车架上,若两袋面便挂在后轮两侧。记得第一次进农村,还不好意思吆喝“换大米”三个字,不吆喝也不行呀!心想农民反正不认识我们,几个人边推车边轮流高喊着:“换大米!白面换大米!”农民漫不经心走过来:“咋换?”我们说:“一斤换一斤”。农民摇摇头:“不贴钱不换,你走!”我们说:“米还没见到呢,贴什么钱?”农民说:“走!上俺家看大米去,大米好得很!”
村子里的路高低不平,我的车技又不高,为了省几个钱,有时甚至要跑两个村子。我们出门都穿着蓝布工作服大衣,回到家时一个个全成了“白毛男”。在后来供应的口粮中,照顾南方人的大米比例逐年在减少,苞谷面的比例却在增加,有时竟达到百分之三十。苞谷面实在难对付,用它兑换成大米贴的钱更多。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才41.28元。所以每个月用来换大米而贴出去的钱是很可观的。
光阴荏苒,这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几个老同事见了面谈起当年“换大米”,仍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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