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红尘散仙 于 2015-7-2 20:37 编辑
1992年的吴镇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鸡还是天刚亮就打鸣,猪还是吃饱了就睡,大人还是七点半上班,小孩还是下午五点半放学。
一切的一切,都和往年一样――真的一样吗?
这一年夏天,我所在的吴镇税务所迎来了一位特殊人物。说他特殊,不是因为他比西瓜还大的脑袋,也不是他比酸菜缸还粗的腰身,而是他身后带着一长串的头衔:省劳动模范,全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市税务系统业务比赛第一名,市局稽查科科长……但当他来到我们所时,这些闪闪发光的荣誉谁也不敢提了,因为他是发配下来的。
从一个市局的科长,调到镇上来,而且还不是来当一把手,只给他安个莫名其妙的职位――指导员。历来税务所只有书记,所长,副所长,从没听说过有指导员,这又不是部队。大家背后议论纷纷,最靠谱的说法是说这位税收战线上的明星人物――钟晋升犯了错误,在市里呆不下去了,发配到镇上来避避风头。为啥不让他当所长、副所长呢?就是因为他在这儿根本呆不长,人家不过是来过渡一下,用不了多久,还得回去。没看人家的名字:钟晋升,最终还是要晋升的!
我刚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所以对大家的说法半懂不懂,也没兴趣听。只觉得这位钟指导挺有意思,一点没架子,有事没事就跟我们讲他光荣的历史,什么省里的领导接见过,什么经常去北京、上海参加会议,虽然有吹嘘之嫌,但是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钟指导的到来,着实让我们所长为难了一阵,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好,也不能总是晾着他。巧的是,那年正好重新征收屠宰税,老百姓都叫它“掉头税”,也就是说,杀一头猪、一头牛,都得交税。杀牛的少,先不说,杀猪的多数文化不高、素质不高,给他们讲纳税光荣的道理,不啻于对牛弹琴。可我们镇上的屠宰税征收还算顺利,毕竟全镇上的猪都在一个屠宰厂宰杀,这项税收工作就交由屠宰厂的承包人负责代征,杀一头交一头税,大家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些杀猪的也有意见了,因为附近农村杀猪的也不少,他们可从来没交过税,这就不公平了嘛!
我们税务所当然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农村人的纳税觉悟还不如镇上这些杀猪的呢,以前只要税官一进村子,老百姓就跟躲日本鬼子似的,让税收工作寸步难行。所以农村屠宰税历来都是“老大难”,前几年单位都放弃了。今年上有政策要求落实农村屠宰税,下有纳税户普遍反映,我们所长为此也伤透了脑筋。现在钟指导来了,所长马上就有主意了。好,钟晋升你不是有本事吗?就把这难题交给了你,看你怎么处理!
要说,钟指导真不是光吹不干,一夜之间,他就拟定了五条征收方案,有条有理,合情合理。在第二天的会上,钟指导把五条建议一说,并做了上中下、轻重缓等诸多陈述。听得我们瞠目结舌,不由自主地用掌声来打断他的话。等他汇报完毕,所长都带头鼓起掌来,太牛了这人,火车不是推出来的,明星不是吹出来的!钟指导的魅力和能力,一下子超越了他二百三十多斤的臃肿身体,变得光辉伟大起来。所以,所长决定把农村屠宰税的征收工作,完全授权给钟指导,组成一个“屠宰税突击小组”,人手由他来调配。
钟指导说干就干,抽调了我、周海林、高小奎三个年轻人。有人笑说,钟指导这不是挑人才呢,这是挑体格呢,因为在单位,我们三个的身体都在一百八十斤以上,虽然不及钟指导的肥胖,却也是颇具规模的。钟指导只是嘿嘿地笑,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农村杀猪的都生性,天天尖刀见红的,如果派几个体质单薄的,他们肯定会起刺挑事。
钟指导列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他决定到各村子走一遭,先找村干部配合,不要在杀猪的时候收――农村杀猪的时间不确定――我们没办法掌握。就在他们养猪的过程,把屠宰税收了。若是猪没等出栏就病死了,不但退税,还可以申请补助,这下不就全解决了?
大家纷纷叫好,这钟指导口号喊得响,做事更绝啊!
于是,八月份的一天,阳光明媚,钟指导带着我们三个,踏进了桃花村。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村子,一是桃花村是附近最大的养猪村,让他们带个头,以后的工作好干。第二个原因更重要,桃花村的村长罗松树,是钟指导的老同学。
刚进村子,罗松树早就迎出来了,他四十多岁,精瘦精瘦的,走起路来两条小细腿直打晃,看样子把两条腿并起来,也就有钟指导一条胳膊粗细。
老同学重逢,分外亲热,两个人抱在了一起,钟指导一使劲,罗松树就“爹妈”地叫起来,笑骂他“轻点轻点”。有这关系,工作自然顺利。一听我们的来意,罗松树拍胸脯说大力支持,只要他一句话,村里人都会给面子,但是工作事明天办,今天先吃饭。
我们到了罗松树的家,才知道他为了迎接钟指导,特意杀了一口猪。院里大锅里的猪肉香味飘出老远。屋里地上摆了一张大圆桌,桌上摆着扒猪脸、手掰猪肝、辣爆大肠、蒜泥血肠、酱炒护心肉……那味道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馋得我们看了一眼又一眼,就盼着开席。
桌子旁边早等着几个陪酒的客人,都是村里的干部。再看炕头上也摆了一张小桌,可是没有酒菜,只有一大盆山楂汤。罗松树热情地招呼我们围坐在大桌子旁,喊着“满霞拿杯子”。一个丰满的年轻女人进来了,头脸还干净,只是走路还有些跛,她端着一个盘子,里面装了十个小酒盅,我们常喝酒的人知道,一盅装酒三钱三,三杯正好一两酒。她把酒盅分别摆在大家面前,坐在我旁边的高小奎突然叫了一声,赵满霞!
大家愣了一下,赵满霞也认出来了,高小奎,老同学!
罗松树回味过来,笑着说,有缘,满霞是我请来帮忙的,今天这些菜都是满霞做的,没想到你们还是同学。
高小奎乐呵呵地和赵满霞出去了,边走边对我们说,上学时他们还是同桌。我看到他们两个走在院子里,就在那口大锅前,聊得兴高采烈的,我和周海林对视一眼,不怀好意地笑了。以前高小奎经常跟我们吹,有个同桌曾经追求过他,他没同意――怪不得没同意,原来腿脚不好。
我原以为这是一场大餐,没想到却是一场大酒,等高小奎重新回到座位上时,罗松树公布了喝酒规矩:一轮一盅,喝一盅吃口菜。酒席开始了,身大力不亏,我们这几个人平时就有点酒量,身体也好,这三钱三的小酒盅更是没放在眼里。于是酒喝得畅快,肉也吃得畅快。可是随着一杯接一杯的干下去,积少成多,60度的酒精开始发挥作用了。罗松树非常清醒,喝一轮报个数,当他报到第“25盅“时,我的脑袋就晕了一下,感觉有点到量了,可是旁边的人都在那挺着,我也不能打退堂鼓啊。我盼着身边有谁先说不行了,我也好就坡下驴,可是罗指导酒到杯干,面不改色,周海林和高小奎也是谈笑风生,我只能咬牙坚持。这以后的酒浇到肚肠里,可就再也没有美妙味道了,每一口下去,都像是咽下了一把小刀,划过肠道,落到胃里又化作无数小刀,上下左右胡乱戳着。
“第28盅!”我端起沉甸甸的酒盅,感觉酒气一个劲儿地往上顶,这酒太烈了,远远超越了我的酒量极限,我决定喝完这杯就认输。我把酒盅端起来,刚凑到鼻子尖,一个酒嗝顶上来,我急忙一扭头,嘴里喷出一股酒水。我急奔出去,也来不及问茅房在哪,有多远跑多远,跑到大道上,找了一棵大树,吐得苦水都出来了。
折腾了半个小时以后,我才两腿发软,面带尴尬地走了回来。一进门,就差点被一个人撞着,我还有意识,认识那是村里的会计,他也用风一样的速度跑了出去,边跑边“哕哕”地往外吐――和我也一样,好东西全白吃了。看到有相同境遇的人,我浅薄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院子,那口烀肉的大锅已经熄了火,但还在冒着腾腾的热气。屋里,桌子上只剩下了四个人,钟指导和罗松树还在说说笑笑,旁边陪酒的周海林的脸已经像火烧云一样红,另一个村里的干部不知道叫什么了,眼睛都喝直了。
经过刚才的折腾,我的胃好受多了,意识也清醒了一点。我挣扎着摸到炕边,翻身爬上去,看到在大炕的另一头,高小奎半靠在被窝上,正在笑眯眯地喝着赵满霞喂过来的山楂汤。我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句,我也想喝。赵满霞马上给我盛了一碗,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一饮而尽,就像刚才喝酒那样爽快。都说山楂汤醒酒有奇效,可是喝到这程度,什么灵丹妙药都没用了。我喝完了山楂汤,更觉得脑袋昏沉,只听得罗松树叫了一声,43盅了,干了!我就昏睡了过去。
这一下午,我在昏睡和清醒中交叉度过,时而醒过来,听大家报报喝酒的数,听大家聊聊兴头的事,或者喝一碗赵满霞递过来的山楂汤。时而睡过去,人事不省。我恍惚记得,罗松树叫到“48”的时候,屋里乱了一阵,说周海林在外面脱衣服呢。我还仿佛记得,罗松树叫到“52”时,酒桌上只剩下他和钟指导了。我一觉又一觉地睡,一次又一次地醒,一次又一次地口干舌燥,一次又一次地朦胧着清醒着……待到我挣扎着下地,并且晃晃荡荡找到茅房,撒了一泡酒气冲天的尿再回来时,看到两个人架着周海林回来了,把他放在屋里炕上,让他头搭在炕沿上,下面放了个盆子,让他尽情地吐。
我无力关心周海林,只把自己的身子往炕上一栽,我努力睁着眼睛,看着对面高小奎拉着赵满霞的手,正笑吟吟地看着还在酒桌上对饮的那对老同学。
“六……六十几了?”罗松树嘴都不好使了,钟指导却还能表述清楚,不告诉你了吗?六十六,六六大顺,咱干个双盅。
六十六?是几斤几两,我算了一算,脑子里还没等列出式子,眼前立刻一晕,勉强按捺住心神,只听得两个人大着舌头,开始互相揭着对方的老底,原来二十年前,这两个人都是红卫兵的主力,钟指导还是校文艺队的总策划,编了不少红色歌舞,献给了当时的造反派。而精瘦精瘦的罗松树居然是个打油诗人,把人家批斗死了,还要去献革命诗,被造反派称为“有胆有识的接班人”,但老百姓都叫他“罗死人”。我对诗人不感兴趣,我只奇怪,罗松树这小体格,怎么这么能喝呢?这个问题还没容我细想,我又睡死过去……
又一次醒来时,酒桌上只剩下罗松树一个人,但他已经不能坐着了,趴在桌上打起了呼噜。我们钟指导呢?正在我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嘈杂声,有人跑进来说,村长,坏了,那个钟指导,说啥要去收屠宰税去,拦都拦不住啊……
喊了好几遍,罗松树终于“嗯”了一声,多少盅了,七十几了?呼呼呼……
我觉得要出事,得去找找钟指导,我叫了一声高小奎,也听到他“嗯”了一声,然后我们又一起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个女人的嚎哭声把我们吵醒了,我听了好半天,才听出头绪来,原来钟指导非要去检查谁家有猪,有个妇女正在院子里解手,他在障子外面看到里面白花花、肉墩墩的东西,以为是猪,扒着障子就要收税,人家急了,哭着来找村长告状了。
罗松树还是叫不醒,但我们不能不管,我叫了声,找钟指导去!刚翻身下地,就栽倒了,也不知道被谁拉起来搀到炕上。我手脚无力,只看到周海林晃晃荡荡下地了,走了几步,回来又把鞋蹬上,又晃晃荡荡出去了。过了几分钟,高小奎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赵满霞关切地搀着他,也出去找去了。
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来时,已经是在镇上自己的家里。
事后,我才知道,当天大家找到天黑,才终于在一位叫陶二傻的家中的猪圈里,找到了钟指导。据说,当时他正趴在一头老母猪的身上,睡得香喷喷的。几头小猪嫌他挡住了吃奶的乳头,一个劲儿地拱他,他也不知道。
而周海林呢,出去找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一头栽在烀猪肉的锅里,又吐了半锅泔水。多亏早已经熄了火,锅里的肉也没剩下多少了,所以总算没淹着他、没烫着他。
在单位的会议上,我们几个分别挨了处分和批评,只有高小奎挨的批评少,虽然也喝多了,但酒后不乱性,没有惹出乱子来,是当天“丢人现眼突击小组”中,唯一一个长点脸的。
那以后钟指导就不再吹牛了,可是他搂着老母猪睡觉的版本还是被渲染了太多。据说,本来市局准备把他调回去了,因为出了这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经过这次风波,我见酒就恶心,而周海林更是检查出了肝炎,从此以后,大家连饭都不敢和他一起吃了。只有高小奎颇得领导赏识,有什么场合,也经常点名让他去坐陪。
钟指导在单位蔫巴了,也不唱高调了。但是树欲静风不止,那次醉酒以后,罗松树直接被送进了医院,脑出血了。多亏是轻微出血,出院后他还能继续主持工作,只是脑子反应慢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了。为此,罗松树的老婆还来单位找过钟指导,那年头也不兴索赔打官司的,只是把钟指导连损带骂的,发泄了一通,哭了一鼻子走了。
几个月以后,市局领导终于要来考核干部,小道消息说,钟指导很可能被调回去重新启用了。然而,就在市局领导来这天,有个年轻人送来一封请柬,请钟指导去参加满月酒。钟指导打开之后,脸色立刻变了,原来上面写着,桃花村老母猪生了15只小猪崽,请钟爸爸去认亲。
钟指导想都没想,挥起醋钵大的拳头就把送信人的鼻梁骨打碎了。派出所介入了,后来经调查,送信人只是过路的,收了人家十块钱,来送这封信的。至于这封信谁写的,最终也没查出来。有人说是钟指导看了人家女人屁股,人家老公报复来了。也有人说是市局某领导,和钟指导在争一个位置,才出此狠招。不管怎么说,钟指导还是调走了,只是没有调回原单位,被转调到市里社区工作了,负责退休大爷大妈们的“夕阳红”活动,听说被封了舞蹈总策划,所编舞蹈,经常在市里的联欢会上演出。
周海林请了长假,他去省里看病了。我天天胃里反酸水,没精打采的。那段时间,我的偶像就是高小奎,能喝酒还不丢人。
1992年的除夕夜,我去单位值班,我的胃病又犯了,走路也没力气。轻轻打开大门,看到守发室的桌子上摆着糖果花生,还有几听罐装啤酒,我现在看到酒就反胃。我又往前踱了几步,发现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只有高小奎一个人,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声音很急,满霞,那天是我混蛋,我喝醉了,我不是人……你可别来单位找我,我都有家有室的人了,你……我……
我急忙往后退,退回了收发室,突然间感觉胃舒服多了,打开啤酒喝了一口,一股麦芽香味在肠胃里荡漾着……
属于我的1992年,就在这啤酒的香味中,度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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