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疯老爷子 于 2014-12-15 17:55 编辑
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了,想他的时候我就爱翻他的照片,读他的《夜垦集》。他的照片留住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慈祥面容,他的《夜垦集》留住了他感情真挚,犀利忠恳的文字。
我父亲名叫冯学行,笔名石飞,这两个名字都是他自己取的,我爷爷没来得及为取名,就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他用学行这个名字,是为了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学习,用文化和技能把自己打造成家庭的支柱、国家的栋梁;他用石飞当笔名,更是寄托了他试着飞行的美好愿望,他要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大。
我父亲没有什么学历,初中还是我奶奶含辛茹苦为人家织网把他供出来的。他的文化都是他在新华书店当小会计时看书看的。书看多了就学着写稿,写着写着竟把自己写进了报社,当上了副刊的编辑。
一进报社,我父亲就爱上了杂文,一生写过650多篇杂文,发表在全国50多家报刊杂志上,集结成《夜垦集》和《夜垦二集》。他的作品曾荣获过国家、省、市的多种奖励。有39篇被分别选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不惑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等十几种文集。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百家专访》和1990年《中学生阅读》第四期向全国的读者和中学生介绍了他的创作成就,并刊登了他的范文和简评。
我父亲算不上著名作家,但他的创作经历和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经受过很多坎坎坷坷。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农民时兴“开小片荒”。因为我父亲写杂文多靠开夜车,出笼后又有些微薄的外快,一些用白眼看这种业余爱好的人,就讥之为“开小片荒”。那时的“开小片荒”,是一些“左”面君子对于“私营小人”的贬词,不过,我父亲倒很欣赏其中所寓的一个“垦”字,以为勤于“垦”是无愧于人与社会的,于是变而受之。没成想“垦”来“垦”去,竟“垦”上了瘾,几乎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每有所感,便会命笔,一吐为快。他把自己的杂文戏称是“敲边鼓”,可做梦也没想到“敲边鼓”也敲出了大乱子,“文革”一开始,讨伐“三家村黑店”的“烈火”,竟“火烧连营”般地“烧”到了我父亲的头上。他竟被莫名其妙的打成“三家村黑分店”的小伙计,被押进印刷厂监督劳动达五年之久。“弄文罹文网”,使他懂得了“开小片荒”也不是好玩的,低头认罪之后,他便决心“噤若寒蝉”,再也不想吃“摇笔杆”这碗饭了。从印刷厂解放出来后,他坚决要求回老家“学大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于1973年如愿以偿,调到了滦南县委宣传部。在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坚持“长昼勤洒移山汗,深夜不息读书灯”,虽然挂起了心爱的笔,但是博览群书的好习惯一直没变。
随着“文革”的结束,文人们盼来了文艺的春天,也盼来了杂文的春天。我父亲那颗冷冻了十年的心,也开始冰化雪消,又不安分起来。他又重操旧业,拿起了那支惹祸的笔,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加勤奋地“垦”了起来。他目光朝着火光,摸着时代的脉搏,用杂文和论文,热情大胆地唱所是,颂所爱,抨所非,憎所恨,鼎新革故,激浊扬清。那时的我父亲已担负了较繁重的行政工作,是个“大忙人”。也许写杂文本来就是忙人的活计,几年时间他就靠“夜垦”,竟“垦”出了一些名气,他的杂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还是‘敲边鼓’的玩意,但‘司鼓’之际,感情是虔诚的,反思是深入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所言是实事求是的。它们拥抱现实,直面人生,芒刺尚存,敢于说出自己要说的话,绝不四面光滑,八面玲珑,既没有看别人的眉眼高低而‘隔靴蹭痒’,也没有顾忌太多,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有点‘更鼓’之作用的。”《人民日报》原资深杂文编辑、著名杂文家刘甲说:“这正是石飞杂文的一个十分显著而又贯穿其全部作品的特色,也正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特色。这是秉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风骨而又摆脱了那种‘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三间集·序言》)和‘带着枷锁的舞蹈’(《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的时代桎梏之后才能出现的特色。也正因为此,他先后被浙江的《学校与思考》杂志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聘为特约撰稿人。他喜欢借古喻今,但他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搜索引擎,他引用的典故全是他肚子里的存货。
我爱读我父亲的《夜垦集》,不仅因为他的杂文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见解独到,更因为他的语言诙谐幽默,涉笔成趣。他常常能在言人之所言的情况下,“掘下一锹”,更深一层,别人言谈的终结,往往成为他言谈的起点。刚刚实行经济责任制时,人们纷纷议论,强烈要求把混饭吃的:“南郭”赶出“乐队”,亦纷纷议论讽刺“南郭”“滥竽充数”的劣迹。他却著文《南郭二进宫》,鼓励“南郭”痛改前衍,钻研技艺,学出吃饭的真本事,并呼吁社会来欢迎他们。老调弹出了新意,很快被《羊城晚报》刊用。他想问题也常常能避开一般,对同一事物,从另外的思考方位考察,从而拿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来:“童年时听老师讲古人‘囊萤读书’,我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脑瓜也复杂起来了。我常想:一囊萤火虫,能够象电筒一样照人夜读,至少得有百八十个吧,这么多虫子挤于一囊,不吃不喝,能活几天?假使两、三天就得捉这么一囊,那得耗费多少宝贵的白天啊!如果用捉萤火虫的时间抓紧读书,不是比囊萤读书更有效益吗?”这就是我父亲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待雪读书》的开头,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定论的事情,被他换了个角度一说,竟是这样的滑天下之大稽,可这种“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见得还少吗?与在平朴自然中追求深刻有关,我父亲的杂文选材往往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寓理于人、于事、于情,深入浅出,要紧处通常是不露声色,顺手一带即击中要害。杂文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品种,路子极宽,风云大事,儿女私情,嬉笑怒骂,长歌短哭,天上神仙,人间烟火,几都能为文。我父亲深得其中三昧,做出来的多是一些“讲小道理,或没有道理,而不是长篇(鲁迅语)”的文章。如不品味再三,从《砍桃娘子》、《掷鸭猎兔》、《淘气的孩子多吃糖》、《搬砖杂议》、《离天尚远》、《起来》一类散淡零碎的题目上,是很难猜测到他那种关心党风、民风的深沉的忧患意识的。见微知著,微言大义,这或许是“鲁迅时代杂文”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鲁迅杂文某种神韵上的师承。
我父亲退休以后,思想更解放了,他把杂文的锋芒直指贪官污吏。虽然时间充裕了,但还是擅长“夜垦”。他写的《说“廉”道“贪”》、《崇尚淡泊》、《杂说宦囊》、《不下雨的青天》、《毁人最甚是奢靡》、《人生随时有加减》、《长恨人心不如水》、《千金买张招状纸》、《划句号》等上百篇反腐倡廉杂文,到现在也是人民公仆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教材。
最后让我用《唐山劳动日报·文化名人》中题我父亲的小诗,结束这篇文字吧:一块飞石/激起长河的回声/投枪和匕首/是两件用爱做成的武器/他直面现实/像一个针砭时弊的青铜英雄/夜垦/再夜垦/不眠的灯/是一盏竭力贡献光芒的星星/石飞/石飞/石落长河有回声/石矗新碑看坚挺/石奇/石沉重。
这是1989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父亲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封面是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意图设计的,上边的月亮和蝙蝠代表着夜晚,蝙蝠是吃害虫的,象征着除害的战士,下边的仙人掌是带刺的,象征着针砭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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