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黄河殇：1938·花园口》

失败的匈奴

４

　　花园口决堤之时，距离最近的中牟县城首当其冲被洪水包围，而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就是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司令部。半夜里正在熟睡的土肥原师团长被一个电话吵醒，部下紧张地向他报告说，西门进水了。

　　当时外面天降大雨，令日本将军一时不明白西门进水是什么意思，难道雨水不是水吗？部下只好解释说，不是雨水，是河水。城外护城河涨水，一直漫进城里来。

　　土肥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还知道中国人的城市建设比较落后，只有所谓“阴沟”而没有西方的下水道，所以一旦下大雨河水就会漫进城来。他认为下雨涨水是个正常现象，何况所谓护城河其实只是一条小河，实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于是他命令部下用沙袋堵住城门，雨住后河水自然就会退去。

　　但是不久后他的睡眠不得不再次被打断，部下惊惶失措地报告说，四门都在进水，沙袋已经堵不住了。

　　这回轮到日本将军大吃一惊，反倒摸不着头脑了。

　　按说中牟地处中原腹地，四乡八野沟壑纵横，一场雨水不大可能造成洪涝之灾，那么是何原因导致河水猛涨呢？师团长连忙起身视察，此时天色朦胧，他看见城门口沙袋已有一人高，城外河水还在继续上涨，城内多数民房已经进水，日本将军这才意识到问题恐怕不仅仅像“阴沟”那样简单。

　　他一面命令部队向高地转移，一面向华北派遣军紧急报告。派遣军回电说，目前各师团都遭遇暴雨和涨水的困难，气象观测暴雨已有减弱趋势，不日天气将转晴。派遣军已经调动工兵联队和舟桥部队前往支援，云云。

　　天亮后大雨果然减弱一些，可是城外河水却丝毫看不出消退的迹象来，土肥原登上城墙举目远眺，看见到处洪水滔天，中牟县城已成孤岛矣。他痛心地看见，由于来不及转移，日军引为骄傲的重型大炮和坦克汽车统统浸泡在大水中，还有很多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纷纷爬上老百姓屋顶，但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浸泡冲刷，随着房屋垮塌的轰然巨响不断传来，日本人纷纷落水，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一向老谋深算的土肥原忽然产生某种不祥预感，他意识到这场突起的大水也许同黄河有关，于是连忙给派遣军拍发电报，请求派飞机侦察。几小时后侦察有了结果，飞行员报告说，黄河大堤多处决口，黄河已经改道，大水淹没郑州以东大片区域。

　　土肥原大叫一声，瘫软在地。

　　自“七七事变”以来，华北派遣军攻城略地无坚不摧，仅仅十个月就占领包括北平、天津、济南、太原、徐州、开封在内整个华北，这是一片足足比日本领土大好多倍的中国大陆，因此日本国内兴高采烈地将其称之为“蛇吞象”。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蛇犹贪心不足，他们还想一口吞下整个中国，甚至亚洲大陆。

　　但是这条蛇的胃口终于被撑破了。

　　日本人被黄河打败了。

　　寺内总司令派出飞机紧急空投救援物资，几支增援的工兵舟桥部队和橡皮船队也连夜赶往洪区抢救，但是遭受洪水袭击的各师团还是溃不成军，淹死者失踪者不计其数，各种装备丧失殆尽。其中尤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首当其冲，损失最为惨重，基本上失去战斗力。华北派遣军至此元气大伤，他们损兵折将狼狈逃离黄泛区，退回开封以东地区从此再难发动新攻势。

　　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首遭惨败，不是局部失败，而是全面溃败，连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华北派遣军从此丧失全面进攻能力。”土肥原成为这场令日本帝国丢尽颜面的失败战役的头号替罪羊，他被解除师团长职务，调回东京审查。而他的顶头上司，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将军此前也被解除职务，编入预备役。虽然野心勃勃文过饰非的寺内总司令把失败责任推给部下，但是他仍然难逃“越权行动”和指挥不当的罪名，因此也被解除军权，召回东京赋闲。

　　六月末，华北派遣军在徐州举行“联合慰灵祭”，随后残破不堪的各师团返回驻地休整。次年东京大本营干脆将这支一蹶不振的华北派遣军撤销合并，统称“中国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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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于华北派遣军的失败一直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从日本当时发行的各种报纸、画刊、专刊和书籍来看，日本媒体除了异口同声地揭露蒋介石的谎言，声讨其自掘黄河大堤，置千百万民众死活于不顾的残暴行径外，对于他们自家的罪责和战败损失只字不提。许多日本“笔武士”奉命从黄河灾区发回报道和照片，宣传日本军队如何发放救济粮和衣物，对灾民实施人道救援，好像这些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都是慈悲天使，他们到中国不是去杀人放火而是专门去做好人好事一样。

　　历史真相被重重迷雾掩盖起来。

　　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深藏于密室的战争文件逐渐解密，我们终于有机会还原那段被隐瞒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穿日本人自吹自擂和战无不胜的弥天大谎。
　　
　　中国史学界的说法比较笼统，如《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花园口决堤后日军损失约两个师团。

　　《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均沉于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部分日军在树梢、高冈上晾晒衣物等待救援，有些则在飘浮的草屋顶上随水南流。

　　《武汉抗战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黄河未决口前，一个敌人骑兵支队已进至新郑附近，而黄泛以后，这支骑兵后路被遮断，全部被我歼灭。计掳获４００余骑，大炮４门及其他战利品。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编著《大本营陆军部》承认：中国军队采取水淹战术，淹没自己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情况严重，前进似有困难。

　　日本军事史专家桑田悦、前原透编著《简明日本战史》：６月１２日，中国军队破坏黄河南岸堤防，引起特大洪水，彻底遏制了日军前进。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载：６月１０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即花园口）附近掘开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蔚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６月１３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１６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６月１５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蔚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四十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６月１７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６月１６日至２４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部计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１６１.５吨。２９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死亡人数达到７４５２名。（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１１辑，转摘自《郑州文史资料》第２辑）

　　这是目前为止日本官方解密的最高级别的档案资料。

　　另需说明的是，上述死亡数字并不包括第一军以及数目不详的受伤者和失踪者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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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东京皇宫，“御前会议”紧急举行。

　　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内阁大臣人人低头肃立，连一向高高在上的裕仁天皇也脸色铁青情绪不佳。来自前线的战报等于给了狂妄自大的日本君臣当头一棒，如果把北南作战的两支帝国派遣军比喻为一双铁拳的话，那么如今华北派遣军深陷洪水溃不成军，岂不等于废掉一只拳头？只剩一个拳头作战的日本军队再侈谈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岂不等于痴人说梦吗？照此下去，日本帝国不仅离“速战速决”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必将在中国战场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难以自拔。

　　更大的打击远不止于战场失利。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指出，中国“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和动摇了日本朝野的战争信念，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与其说遭受军事失利还不如说遭受精神挫败更为恰当，因为他们被看似落后的中国人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所震慑。我同意这位西方学者的观点。

　　全体内阁成员向日本天皇叩头谢罪。

　　年轻天皇并不体恤群臣，陛下对陆军的表现极为失望，他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吻责问近卫首相和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华北派遣军为何越权作战？为何对敌人的卑鄙阴谋毫无察觉？为何要把成百上千吨宝贵的圣战物资统统扔在洪水中？陛下还听说有的皇军官兵做了敌人俘虏，被游街示众，他生气地质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玉碎”？真是帝国的耻辱啊！

　　面对天皇的愤慨呵斥，近卫首相几乎无言以对，坂垣陆军大臣则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天皇终于不耐烦了，他扔给众臣一个大大问号，然后拂袖而去。宫内史官连忙记下天皇玉音，将这个最高指示载入史册。

　　天皇责问大臣：圣战何时休？

　　在随后进行的内阁会议上，大臣围绕天皇玉音进行深入领会和激烈争论，天皇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休战，更不是要失败，而是要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也就是取得胜利。内阁会议检讨从前的战争政策，决心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决定放弃“第一次近卫声明”的主旨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定在占领武汉即捞回失败面子之后重提“国民政府倘能抛弃原来之错误政策，则帝国亦不加以拒绝”。也就是愿意坐下来认真和谈。

　　这便是后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短短数月时间，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接连发表内容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近卫首相声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已经陷入难以承受之重的战争困境中。

　　日本情报部门根据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方针，采取分化瓦解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开与反蒋势力的秘密谈判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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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心灰意冷的谈判代表高宗武准备搭乘法国客轮回国。

　　他本来可以直接经广州到武汉，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绕道越南西贡再换乘法航班机回国。这是因为对日谈判是个绝密行动，万万不可引起外界猜疑。

　　法国客轮停靠在维多利亚港口，乘客多为前来亚洲旅游的西方游客。当高宗武匆匆赶到码头，殷勤的服务生准备将客人皮箱送上船时，一个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手持一束鲜花，那束花既不是祝福朋友平安的石竹玉兰，也不是被西方人视为友谊象征的郁金香，而是被当作某种礼遇的黄菊花。高宗武几乎惊呆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久未露面的日本间谍头子伊藤芳男。

　　伊藤笑吟吟地说：我特意赶来给高先生送行，但是本人私下认为，阁下应该乘坐的不是这条法国船，而是另外一条。不知道高先生意下如何？

　　他用手一指，那条“另外的船”就是停泊在同一港口的日本客轮“日之丸”号。

　　高宗武大喜过望。他本来灰心丧气无功而返，不料最后一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不是他的所谓诚意感动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的需要成就了他的使命。

　　高宗武成为抗战爆发之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国民政府外交特使，不过他代表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汪精卫集团。高特使秘密访日长达十七天，受到日本阁员亲自接见，并就汪精卫脱离国民党和重组南京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由此拉开一段大汉奸汪精卫出走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历史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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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１
　　我父亲一家直到七月末也没能撤出武汉。

　　大撤退伊始，由于船只车辆都被政府征用，裕华纱厂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但是我爷爷张松樵回天乏术，眼看日本人逼近却难有作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工具，我爷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视同生命的工厂就等于统统判处死刑。
　　这时候他看到黄河决口的悲惨新闻。

　　我父亲说，六月中旬武汉各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机野蛮轰炸花园口大堤和黄河决口的重大事件，还配有若干记者发自郑州前线的照片。我爷爷一打开报纸就惊呆了，他连忙派人前往河南老家打探消息，过不多久那人回来报告说，火车只开到鄂、豫交界处就不走了，听说河南方向桥梁坍塌，豫中、豫东已成泛区，而铁道沿线所见都是逃难灾民，如此云云。另有消息说日本人亦为洪水所阻，已经退回徐州去了。日本人撤退的消息虽然令张松樵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那段时间老人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常常独自站在江边发呆。

　　黄河改道的消息震惊全国，黄泛区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泛区的种种惨况，武汉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赈灾活动，呼吁救助无家可归的黄泛区同胞。不久就有成群结队的北方难民出现在武汉街头，他们沿街乞讨其状甚惨，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父亲说，有一天家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拄着一根打狗棍，身披破麻袋片，分明是个衣衫褴褛形同枯槁的白胡子乞丐。但是张松樵快步迎出门去，他老人家当场双膝下跪，抱住老乞丐痛哭失声。

　　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１９４０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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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日”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献机祝寿”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国耻日”，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运动”，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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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蒋：是的。我可以公开地告诉你，国民政府已经调集百万大军，此外还有二百万预备队，他们都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任何来犯之敌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被无情消灭。

　　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第一届会议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他还宣布决不姑息任何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败类，任何人与敌人和谈都将被视作叛国通敌，都将以汉奸罪论处，云云。

　　其实上述舆论都是蒋介石公开施放的烟幕弹，作为军事领袖，他自然深谙“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这种高调决战的姿态都是做给日本人和党内政敌看的，换句话说就是恫吓他的敌人。事实上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军队并未全部参战，他们相继投入的许多番号都是用以迷惑敌人的手段，西方媒体信以为真，争相报道中国大军云集武汉，将与来犯日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重大新闻。而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和民众也一派乐观，以为日本人必败，武汉从此高枕无忧。

　　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严厉训斥了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军队将领，把他们的脑袋比作“蠢驴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蒋介石总结说：去年“淞沪会战”打破日本人速战速决的神话，这是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重大胜利。不久前结束的“徐州会战”，我军成功突围，致使日军捕捉我军主力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黄水泛滥打垮敌人华北派遣军，等于折断敌人最具威胁的一把尖刀，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必须争取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性的胜利，就是成功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民众撤退需要时间，转移工厂机器需要时间，后方建设也需要时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击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步伐，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取得第三个阶段乃至整个抗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向空气中伸出一个巴掌来，他宣布说：五个月！这是我对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用决死的抗战精神，坚决从敌人手中夺回宝贵的五个月时间，那么我国民政府就守住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根据蒋介石指示精神，会议确立会战原则如下：

　　第一，实施层层防御，将阻滞日军的时间从原先三个月延长至五个月，也就是说日军突破武汉防线的最后时限不得早于十月底。

　　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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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密文件。该文件出笼标志国民政府内部两大阵营彻底决裂，作为“亲日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靠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关键一步。
　　出逃之前的汪精卫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国民党副总裁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角色，他依然出席各种抗战集会，到处发表抗日演讲，大声疾呼抨击时政，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但是这个披着抗战外衣的大人物内心立场已经发生彻底转变，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指示手下不遗余力地刺探国家机密，大量收集情报，包括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等等，只待时机一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降派就要彻底撕下伪装，暴露出认贼作父的庐山真面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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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月末，当第一支风尘仆仆的日军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汉口郊区的马路上时，他们发现这座被称作“抗战心脏”的华中重镇空空荡荡，中国人把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统统搬走了，武汉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天河机场外围，日军遭到火力阻击，指挥官举起望远镜，他发现机场跑道上竟然还停泊着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

　　他判断这是一架临时发生故障的飞机。

　　日军指挥官喜出望外，下令向机场全力攻击，此时他的部队距离机场跑道只有不足两千米，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完全可能赶在飞机修好之前占领跑道控制机场，然后在地面上俘虏这架银光闪闪的大飞机。

　　但是日本人毕竟还是晚了一步。

　　不等他们冲进机场，飞机已经重新发动，并且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行。日本人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要溜走，急得哇哇直叫。但是此时他们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是一支先头部队，没有携带远程火炮和高射机枪，无法实施火力阻拦，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飞机在跑道上渐渐加快速度，然后像一只姿态优美的大鸟迎风起飞。

　　等到日军俘虏了几个未及撤退的中国地勤人员，指挥官才懊悔万分地获悉，原来，他们与一个天大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因为飞机上的重要乘客不是别人，正是被日本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夫妇。

　　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

　　随着下面那座城市越来越远，危险已经留在地面上，客机上的人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按照计划安排，飞机本应径直往南飞，第一站目的地为湖南长沙，蒋介石将在那里召开重要的衡南作战会议，亲自部署即将打响的长沙保卫战。但是一直闭着眼睛没有说话的蒋介石忽然睁开眼睛说：告诉机长，让他往北方飞。

　　随行人员大惊失色，因为此前并未安排飞机北飞，北方上空敌机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敌情后果不堪设想。侍从室主任林蔚频频拿眼睛去看坐在一旁的蒋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请示说：北、北方？什么目的地？

　　只有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思，她替蒋介石回答说：就到黄泛区上空转一圈吧，让委员长看看那条河。

　　于是，飞机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轰鸣着掉头北上，朝着一个古老民族刻骨铭心的黑色噩梦飞去。

　　飞临黄泛区，人们纷纷透过舷窗俯瞰地面。

　　人们的心一瞬间被刀子刺穿了。

　　黄河改道是刻在中国母亲胸膛上一道深深的伤口，那汹涌而出的分明不是什么黄水，而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鲜血和泪水啊！蒋介石是个基督徒，他面无表情地在胸口画个十字，然后闭目养神。

　　飞机在黄水之上划了一个圈，然后向南飞去，渐飞渐远。
　　
　　６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日军占领汉阳，武汉宣告陷落。

　　武汉会战从日军进攻安庆算起，历时四个月又二十七天，距离蒋介石“坚守五个月”的命令只差三天，基本上算得上胜利完成任务。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称：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报，中日双方出入较大。根据战后日方公布的资料，日军阵亡约九千五百人，伤二万六千人，共计三万五千五百人。（见《简明日本战史》（日）桑田悦、前原透编著，军事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中国方面统计，毙、伤日军约二十万人，缴获甚丰。而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将军发表战报称：我军取得重大胜利，敌军伤、病、死亡人数当在三十五万左右。（见《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日军侵华势头受到遏制，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六章 东方黎明
　　
　　１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七月的一天，也就是黄河大水在中原大地泛滥一个多月之后，肖老大最早带走的那支船队意外地出现在武昌码头上。原来肖老大得知武汉形势危急，当机立断把机器卸在中途的宜昌码头，然后星夜兼程赶回武汉来救援。

　　八月初，我父亲一家遂得以撤离武汉。

　　当萧瑟秋风吹落遍地梧桐树叶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上空荡荡的武汉大街，而此时满载裕华纱厂机器的庞大船队已经抵达上游数百公里外的宜昌码头。

　　宜昌为古往今来长江上最重要和繁忙的水运码头之一，也是长江航道的一个分界线。宜昌以下水面宽阔水势平缓，可通航千吨巨轮直达长江口，但是往上则是以滩多流急和航道险峻闻名天下的长江三峡，只能航行吃水浅吨位小的船只，人称“川江鬼门关”。由于大量内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员家属以及撤退物资一齐涌来，狭窄的川江航道如同患上“肠梗阻”，每天限量放行船只，所以多数难民只好滞留在宜昌、沙市，沿江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日本人侦察出国民政府的撤退行动，他们从地面追击无望，于是天天派出飞机轰炸扫射，企图把转移入川的中国船只统统炸沉。

　　张松樵船队多次险遭没顶之灾。

　　最大一次灾难发生在万县。

　　敌机三十架轰炸万县，烧毁半座县城，码头船只亦不能幸免。裕华纱厂近半数机器设备被炸沉，人员多有伤亡，令张松樵百折不挠的建厂计划险些功亏一篑。直到次年元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伤痕累累的船队终于陆续抵达目的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裕华纱厂在西迁途中损失惨重，幸存的机器设备只有不到迁厂前的五分之一。

　　史载：裕华纺织公司，厂址设在武胜门外中（下）新河，民国十年创设，资本额三百万元（银元），机器马力一千七百六十匹，员工二千四百余人，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每日出产粗、细棉纱一百二十余件，粗、细布一千余匹。武汉转进时因交通工具缺乏，仅纱锭布机拆迁重庆，其余机件均告损失。房屋亦拆毁过半。（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５６２页）

　　史载：武汉入川的裕华纱厂，使四川从此有了机械化纺织业。（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抗战史略》３８０页）

失败的匈奴

２

　　公元２００３年，我为写作本书到黄泛区采访，行前父亲忽然讲起老家的事来。如今父亲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他说很想知道那个地名叫做“邓氏宗祠”的老家究竟还有没有，是个什么模样？我理解老父亲的心愿，我们家族五代以内，唯一回过河南老家的人只有我爷爷张松樵，而且还是在上个世纪初叶，但是他老人家已于１９６０年去世，因此连我父亲也搞不清老家的确切位置和来龙去脉，所以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踏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一连几个月，我奔走在千里黄河故道上，虽经多方寻访，但是无论在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周口等地，要找到一座大半个世纪以前消失在黄水里的小村庄如同大海捞针。《黄河水利志》载：１９３８年花园口决堤，泛水淹没的各省、市、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遭到泛水直接席卷而去，民众伤亡惨重无法统计。仅以郑州郊区的郑县（现已划为郑州市）为例，泛水卷走大小村庄达二十三座，这些曾经人丁兴盛的村庄如今已经了无踪迹。另有遭到泛水严重冲毁的大小村庄七十二座，遭泛水浸泡受灾的大小村庄四十五座，共计一百四十余座，约占当时该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我寻根无果。

　　根据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发布的统计称，据不完全统计，泛水淹没冲毁村庄三千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八十九万人，逃离家园达三百九十一万人，受灾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黄河泛滥面积之大，淹死人畜之多，危害之烈，决口时间之长，以及损失之巨大，实为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在中牟县，人们告诉我，这里许多村子都是抗战结束后由外地移民新建的，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什么也没有，一年四季大风起兮尘飞扬，恍如来到西北戈壁滩。在周口，一位姓宋的农业技术员说，历史上黄河泛滥大都当年决口当年封堵，所以未留下严重后患。但是抗战时期的黄河改道达九年之久，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已经不适宜耕种，这是致使该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历史原因。而要改造这片面积几乎相当于台湾省的黄泛区，变沙滩为良田，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跨世纪努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我，黄河故道为中、东部贫困带走廊。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多数县和县级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许多贫困乡村，我看见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村民开始建起小楼，有的外墙还贴上闪亮的瓷砖。老人有活动中心，孩子们在村小教室里朗读课文，尽管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他们清脆的声音还是像小鸟一样在初冬的阳光下张开翅膀高高飞翔。

　　我返回成都，把中原见闻如实禀告老父亲。

　　次日我看见客厅里多了几件东西，那是父亲把我从黄泛区拍回来的照片和一捧黄沙摆放在爷爷遗像前，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也在注视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为中国和他故乡人民的幸福祈祷。

失败的匈奴

３
　　汪精卫下决心脱离重庆政府。

　　史载：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邀蒋介石单独会谈，双方究竟谈些什么语焉不详，但是“语气激烈，不欢而散”。（《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蒋、汪最后一次会面的准确日期。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等人悄然出逃越南河内，并于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正式走上投靠日本人的不归路。

　　据说蒋介石得知汪不辞而别的消息，连连冷笑，全无惊讶表情，令许多人深感意外不寒而栗。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一呆就是五个多月。

　　据２０００年台湾出版的史料称，汪精卫出走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掉进日本人设置的谈判陷阱中。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日本人从来不是正人君子，他们根本不打算兑现“重光堂会谈”的和平诺言，即“停战”和“撤军”两条，他们向汪精卫开出的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当汪精卫明白上当受骗为时已晚，据说他脸色惨白仰天长叹，对他的追随者表示，这辈子就是流亡国外也决不去日本，不同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日本人打交道。

　　这就是汪精卫长时间徘徊河内进退两难的原因。

　　但是此时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汪精卫一旦出走决无退路，他就像一条上钩的鱼儿只能无望地挣扎蹦跶。而已经达到目的的日本人则稳坐钓鱼台，他们清楚这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迟早必将就范，所以索性把他晾在河内暂不理睬。

　　一个意外事件的介入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僵持。

　　戴笠派特工潜入河内实施暗杀，不料阴差阳错地杀死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侥幸逃过一劫的汪精卫明白蒋介石决不会放过他，除了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别无选择。

　　丧家之犬的汪精卫终于全面妥协，接受日本人的苛刻条件，这个自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反清志士终于完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最后演出，沦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一条乏走狗。日本人对这个傀儡头子唯一作出的安抚性让步就是，允许其在协议书中保留一项所谓“爱国条款”：“南京政府（即汪伪政府）军队不与国民政府军队直接作战”。

　　汪精卫至此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失败的匈奴

４
　　１９３８年岁末，蒋介石夫妇在随从幕僚簇拥下登上重庆黄山别墅观景台，凭栏远眺，蜿蜒长江和山城风景尽收眼底。

　　纵观即将过去的一年，抗日战场发生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惊涛骇浪乱石排空，但是中国抗战的航船毕竟还是渡过重重危机驶入安全的大后方港湾。尽管中日战局仍然波澜起伏错综复杂，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国民政府或者说蒋介石都成为这场对外战争的最大赢家。

　　来势汹汹的日本人虽然占领武汉，但是他们的攻势已经得到遏制，战力已达极限，尤其在北方战场，黄泛区已经变成一道天然屏障，令精疲力竭的日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空间和时间是蒋介石对付日本人的制胜武器，“以中国之广大，令日本人顾此失彼；以中国之四万万人口，陷日本人于长期抗战的泥淖之中”，说明蒋介石彻底完成对日作战的战略思想转变，决心以抗图存，以抗求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

　　与此同时，蒋介石借抗战之名一举完成梦寐以求的两件大事，即实现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和排除党内异己。此前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及江苏、浙江和华中地区，不到全国五分之一，而东北、华北、西南、西北还有华南各省军阀拥兵自重，听管不听调，令蒋介石无计可施。但是日本入侵打破这种占山为王的封建割据局面。民族危亡之际，从前那些戒备森严的疆界壁垒一夜之间统统被打破，一盘散沙的各省军队不仅在抗战名义下归于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而且中央军还能名正言顺地进驻华南、西南、西北诸省布防。“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抗战结束，已被牢牢控制的各省军阀还能独立得起来吗？他们还能逃出蒋委员长的手板心吗？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尽管日本入侵是件坏事，但是蒋介石却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地盘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好几倍，成功地实现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北伐”。

　　另一个胜利就是挤走党内最大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实现真正的权力统一。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多次遭遇危机被迫下野，虽然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但是每每处心积虑欲将他置于死地的危险敌人就是这位笑里藏刀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政治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只不过这一次精明过人的汪精卫押错宝，他把赌注押在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人身上。

　　根据多年后披露的文件，汪精卫出走疑点多多，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蒋介石究竟知情还是不知情？据说蒋介石明知道汪精卫私下与日本人谈判却未加制止，对高宗武秘密访日以及此后“重光堂会谈”洞若观火，甚至还有史料称，蒋介石“本来完全可以阻止汪精卫外逃却佯作不知”，如此等等。这些学者据此推断，戴笠情报机构不仅完全掌握汪的动向，而且设下种种陷阱逼汪外逃，甚至派特工追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姑不论这些说法最终是否成立，现在汪精卫终于跳进火坑，蒋介石岂能不笑？

　　委员长终于笑出声来，笑得踌躇满志气象万千。

　　这一天蒋介石在黄山别墅接见多批客人，其中有一位衣着朴素神采奕奕的来宾，他代表一支来自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红色队伍来同蒋介石会面，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历史的端倪已经显现，来宾和他所代表的新生力量日后注定要取代国民党统治，造就一个跨世纪的红色共和国。来宾获准在重庆曾家岩开设八路军办事处，后人称其为“红岩村”。

　　来宾名字叫周恩来。

失败的匈奴

５
　　公元１９３９年的新年钟声在飞机空袭警报和大后方民众的和平祈祷中敲响，新的一年伴随着更加深重的苦难和同样更加顽强的希望悄悄来临。

　　我爷爷张松樵的裕华纱厂终于在重庆江北窍角沱开工，当年边建设边投入生产。在此后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工厂同后方人民一道经历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厂房机器几乎毁于大火。更为悲惨的是，我爷爷的妹妹也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全家五口不幸被敌人炸弹夺去生命，只有一个小名叫做“咪咪”的未满周岁的表妹奇迹般获救，她是被我父亲从火场里奋力抢救出来的。咪咪姑姑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是智力受损，从此成了孤儿。张松樵也在轰炸中受伤，大腿盆骨多处粉碎性骨折，但是他老人家以惊人毅力重新站立起来，伤愈以后就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松樵开办的另外两座新厂，成都裕华纱厂和广元大华纱厂也相继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西安大华纱厂，至抗战结束，裕（大）华纺织集团垄断大后方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市场份额，并为大多数中国军队生产和提供军品，远远超越其他同行，一跃成为中国四十年代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

　　我父亲在重庆继续念完初中，他的学生时代是伴随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屈反抗一起度过的。他亲眼目睹１９４０年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轰炸惨案”，那次惨案共有万余平民妇孺在敌机空袭中窒息身亡，那种尸体成山的惨烈场面如同燃烧的弹片一样嵌进少年的幼小心灵，令他常常在睡梦中被疼痛和心中迸发的怒吼所惊醒。少年积蓄的民族仇恨终于在１９４３年的深秋像火山一样爆发，这个只有十七岁的高中生背着自己的父母投笔从戎，经过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空运来到南亚古国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一名普通士兵并从此投入波澜壮阔的中印缅盟军大反攻。

　　１９３９年，苦难深重的四万万中国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中默默坚持，黄泛区人民在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的泥泞道路上坚持，我爷爷张松樵和他的工厂也在敌机轰炸和死亡威胁下坚持。他们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一年，他们终于迎来一个足以改变欧洲和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