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树洞 于 2012-7-11 19:08 编辑
无意中，看到论坛上有对钱先生姓名用字的讨论，那么，我们不妨用更严谨的态度，更多的实证来再认识一下这个问题及其所衍生、涉及的其他问题，如用字规范等。
下面所转的这篇文章，个人认为，大家可以花点时间看看。该文本人并未查出具体发表于何种杂志，只知道其曾在北大中文论坛发出。 此文下所列的参考文献中有价值的为数不少，希望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继续深入阅读。之外，我再补充几种：
1.钱之俊《谁来保护“钱钟书”——也从“钱锺书”的“锺”说起》，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1期；
2.航志中《四个“钱钟书”》，载《咬文嚼字》2003年第11期；
3.华威《“锺”:一道独特的风景》，载《咬文嚼字》2006年第4期。
论“锺”字俗字正字化之趋势与相关问题
建国以后，我国通过政府行为对汉字作了一次比较大的改革，影响深远。但这次汉字简化改革后（第二次汉字简化改革没有成功），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运用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运用。笔者欲以“锺”字作个案，从其使用现象的列举分析其对现代汉字规范系统的影响，并对相关话题进行抉发。“锺”字是个误类推简化字，不合规范，某些辞书和文本中出现该字是没有根据的。但“锺”字正字化又是趋势，由此作个案分析也可引出汉字改革后现代汉字传播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姓名用字的规范性、汉字编码系统及网络对俗字传播的影响以及俗字传播中的名人效应等等。通过笔者提供的一些文献资料还可以发现，“锺”字的运用问题已经引起了从民间到国家语言文字决策高层的关注，但对这个字本身的系统研究以及由此引出的现代汉字传播中的相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故笔者的研究不乏现实针对性和借鉴意义。
一、“锺”字用字现象综述
（一）从“钱锺书”的“锺”说起
笔者于2005年3月4日在互联网上用百度和google两大搜索引擎先后都以“钱锺书” 和“钱钟书”进行了搜索，所得结果为：百度搜索找到“钱锺书”相关网页约29500篇，“钱钟书”相关网页约224000篇；google搜索约有16900项符合“钱锺书”的查询结果，约有109000项符合“钱钟书”的查询结果。从数字分析可以直观看出，用“钱钟书”的仍然占多数，但使用“钱锺书”的现象也很普及。其实笔者还可以用“钱鍾书” 和“钱鐘书”来进行搜索，都会有相应的资料出现（比如google搜索“钱鐘书”约有144项符合查询结果，“钱鍾书”约有1350项符合查询结果）。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作为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名字在简化字的共时体系内，同时会有多种写法存在，这显然有违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对现代汉语体系也造成了影响，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钱钟书先生名字使用混乱的现象当然不只是在网络上出现，在相关文章和著作中出现的例子也是俯拾即是：
1.用“钱鍾书”的如：《钱鍾书与近代学人》（李洪岩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鍾书的生平与学术》等一套“钱鍾书研究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钱鍾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钱鍾书纪念馆在无锡落成》（《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11日）等；
2.相对来说，用“鍾”字的还在少数，可用“锺”字的就不少了，影响也很大，如：《钱锺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各版）、《钱锺书研究采辑》（上海三联出版社各辑）、《钱锺书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此书中皆以“钱锺书”形式出现）、《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等，还有如《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杨绛文，《读书》1998年第6期）等单篇文章就更是数不胜数；
3. 关于钱钟书先生的名字使用情况，现在已不单纯是在文本中出现“钱锺书”或“钱鍾书”的形式，而是各种形式相互杂糅地出现在同一文本中，使用状况极为混乱，如：
（1）《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扉页插图字符用“钱锺书”，而书内皆以“钱鍾书”名形式出现；
（2）《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作“钱锺书”，第255页作“钱钟书”；
（3）孙玉祥《如何读钱钟书的信？》（《书屋》2005年第1期）：“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还有人对钱钟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
（4）《为钱钟书声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封面是“为钱锺书声辩”，扉页为“为钱钟书声辩”，而全书内全部以“钱鍾书”形式出现；
（5）《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目录：“第十七章 张爱玲、钱鍾书及各沦陷区作家的创作”“第三节钱鐘书的‘围城’”第301-304页正文全部以“钱锺书”的形式出现；
钱钟书先生名字中的“钟”字繁体为“鍾”（某些文本里写作“鐘”是不正确的），此字应为谱名或辈分名——根据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钱氏自曾祖钱维桢以下，以“福、基、鍾、汝、昌”排辈。钱基厚《孙庵年谱》：“宣统二年十月二十申时，侄钟书生，叔兄生也。适有人遗父以《常州先哲丛书》者，故为命名曰钟书，小字阿先。”“是‘书’双关赠书和书名之‘书’，是‘钟书’名为钟书爷爷所命。”[1]杨绛先生在《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说：“钟书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因此取名‘钟书’。”此说聊备参考。
（二）其他人名及非人名用“锺”现象
当然不仅是钱钟书先生名字中出现用“锺”现象，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名人姓名用字中也存在此类现象，只是由于钱钟书先生的特殊性问题才会突出一点。如著名清史研究专家王钟翰先生以及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王钟陵等先生的名字也存在类似较为突出的现象。《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月7日第2版标题是《〈王锺翰清史论集〉出版》，内容却全部用“王鍾翰”，其他还有如：《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庆贺王鍾翰先生八十寿辰》（《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王鍾翰简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评王鍾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补正清史考本溯源——读王锺翰〈清史补考〉》（《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6期）、《王锺翰师〈清史余考〉读后》（《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真情豪气满乾坤——记吾师王锺翰先生》（《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建构民族化文学史学的力作──评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原始意识及文明发展分流的观照》（《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王鍾陵教授的新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在传统学科之外发掘出了一条文化—心理研究的学术路径。”《创立超越西潮的文学批评新模式——著名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王锺陵教授访谈录》（《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等。（据笔者所见，诸如《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学术研究》等学术刊物在发表王钟陵先生的文章时，署名有时使用的是“王鍾陵”，有时也会用 “王锺陵”，以用“王锺陵”的居多数。一一不能枚举。）其他名人用“锺”的比如：《关于锺嗣成的籍里行迹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锺惺〈诗〉学略论》（《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王伯沆先生与太谷学派传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本文通过对王伯沆先生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锺泰、王雷夏、周育卿等太谷学派传人之间的交往史实,……”等等。
普通人的人名用字中也会出现“锺”字，但没名人用“锺”普遍：
1.《韩国教科书出版及国际倾向的考察》（《编辑之友》1996年第2期），作者署名李锺国；
2.《从剑桥大学在沪招生考试看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化学教学》1996年第2期），作者署名锺煜；
3.《丁茶山〈雅言觉非〉考》（《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 第1期），作者署名金彦锺；
4.《玉柴科技领头人锺永芳》（《中华儿女(海外版)》2002年第6期）；
5.《手术治疗23例伤寒肠出血的体会》（《湖南医学》1994年第4期），署名锺海；
6.《选题优化中的依据和个性》（《编辑之友》1995年第4期）作者署名杨锺贤；
7.《谈谈古宣纸与今宣纸》（《中国造纸》1995年第6期）作者署名锺实。
除了人名用字中用“锺”字外，其他非人名用字中也少数出现使用此字的现象。比如现在有些刊物已把“钟情”写作“锺情”，如《名作欣赏》2002年第5期第13页唐欣《女性：被限定的存在——〈鞋〉的解读》：“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守明已锺情为表象的、男性的无条件的奉献与归属感。”该期首篇第1页为《钱锺书说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第87页《受戒》：“……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磐，三要聪明记性好。”可以看出，他们是把汉字简化前含“鍾”字义项的统一简化为“锺”，原来含“鐘”字义项的简化为“钟”，分工倒是很清楚，只是没有一点根据。这一类的还有如：《情之所锺正在我辈——明清小说“套语”研究之一》（《台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华人时刊》2001年第11期：“其位置乃在——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深水、平原,此三种天工,锺毓一处,……”翻阅一些专业类杂志（如考古），就经常能发现类似用“锺”的现象。如《文物》2003年第1期《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1.陶器。有鼎、盒、壶、锺、罐、盂、豆、盆、磬等。”介绍“锺”时说：“锺 13件。标本M1T：1泥质灰陶。平唇，侈口，长颈，溜肩，肩部双耳，圆腹，圈足略外撇”，《文物》2003年第10期：《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李学勤文）。这里用“锺”字主要是考虑到区别开古代的另一种同音器物“鐘”（钟），还可以理解，但有些文本中却出现将“鐘”（钟）字简化为“锺”字来使用，这就让人颇难接受了，如：《锺为谁敲》：“2004年新年锺声敲响时，还没有人会想到，……”（《中华儿女（海外版）》2004年第7期），《汉代铜锺略说》（《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黄锺通韵〉声母简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等等。
这些例子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难一一列举完。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锺”字的使用已极大的扰乱了现代汉语用字的规范性与严肃性，很值得我们重视。
二、“锺”字的形成及几种辞书里的“锺”字
（一）“锺”字的形成原因与过程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简化字正字体系内使用“锺”（或“鍾”）字的出发点主要有：首先是在人名用字时使用，以示严肃、正式、尊重；其次是在一些专业领域的文本中使用，用以区分开古代作为另一种同音器物的“鐘”（钟）；第三就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词义（如“锺情”之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当初汉字简化改革尤其是《简化字总表》公布以后埋下的隐患。可以看出，“锺”字是“鍾”字的类推简化字，该字目前在正字体系内还没有得到承认，还只能算是个俗字。早在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表中，就已将“鍾”与“鐘”以同音代替的形式合并简化为“钟”（鈡）字，而《总表》第一表中的繁体字是“不得作简化偏旁使用”，即不可类推简化使用的，类似的还有如錶（表）、鐵（铁）、鏇（旋）、鑽（钻）、鑰（钥）等，故“锺”字是种不规范的写法。另外，自1964年《简化字总表》公布以来，也并无特别说明在简体文本中人名用字时可保留同音代替前的繁体字，有关人名用字的规定，只是在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中说：“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中，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保留原字，不加变更，但只限于作为姓用。”所以使用“钱鍾书”、“王鍾陵”或“王鍾翰”等也是没有根据的，也应视为不规范的写法。
当初《简化字总表》第一表之所以把“鐘、鍾”合并简化为“钟”字，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除了考虑到这两个字在音同形近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回避这两个字在大量古籍文本中相互假借（此“假借”非许慎所谓造字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使用的历史现实。据《上古汉语词典》考证，上古金文中，“鍾”和“鐘”为一字，表示“古代祭祀或宴飨时用的乐器”，[2]但没有举出实证。若确如所说，在当时它们可能是异体关系，但后来两字各自分化（分化时期应该比较早），各有引申义，以“鍾”字的引申义居多，《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本第1版）“鍾”字条引申义多达2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重复的义项）,也就不能算是异体关系了①。假借之说段注《说文金部》已有注解：“鐘，乐鐘也，当作金乐也，秋分之音万物种成，故谓之鐘……经传多作鍾，叚借酒器字。”此“叚借”依清代侯康《说文假借例释》解即是：“用字之假借，是既有此字复有彼字，音义略同，因而通假，合二字为一字者也。”在古籍文本中它们虽然有相互假借的现象，但也只是局限在表示“酒器和古击乐器”时，且古代经典多以“鍾”代“鐘”，如《诗经周南关雎》：“窈宨淑女，鍾鼓乐之”，《周礼春官磬师》：“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鍾。” 《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鍾。”《礼记·月令》：“律中夹鍾。”《吕氏春秋·仲春纪》鍾作鐘（下文皆同），《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鍾。”《左传·昭公二十年》：“撞鍾舞女。”……受《说文》影响，一般认为鍾的本义只“酒器”一种，其实它本身也有乐器之义。《汉语大字典》“鍾”：“③古乐器。以槌叩击发声。集韵用韵：‘鍾，酒器。’《正字通金部》：‘鍾，《汉志》黄鐘，《周礼》作鍾，《诗》鍾鼓，亦作鐘。古二字通用。’……又铃。《广雅释器》：‘鍾，铃也。’”[3]所以它们还是可以互为逆推假借的，如《列子杨朱》：“聚酒千鐘”，《正字通金部》：“鍾，《汉志》黄鐘，《周礼》作鍾，《诗》鍾鼓，亦作鐘。古二字通用。”某些辞书还注明在表“积聚”的意义上也是可以通用的，举例如：《国语周语下》：“泽，水之鍾也”；《吕氏春秋音律》：“日至则月鐘其风”。“在其他意义上，它们的区别是很严格的”。[4]
目前对“钟”字简化方案的说明中，就笔者所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周祖谟先生所注“简化字”条谈了七种简化方案，第六条是同音代替，第七条为“⑦改换声旁，避繁就简。如钟（鍾）、辽（遼）、迁（遷）、邮（郵）、阶（階）、远（遠）、扰（擾）犹（猶）。”[5]很显然，周先生把“钟”字作新造形声字处理的，这是不准确的。“鐘、鍾”合并简化为“钟”字，这种简化方法应属同音代替。同音代替是一种重要的简化方案，《总表》一、二表的482组简化字中，同音代替的字组有100组，被简化的繁体字就有106个。[6]所谓同音代替的字在古代也是存在的，在古代无“钟”字，但有“鈡”字。这个字除《汉语大字典》收有外，其他几种重要工具书如《说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皆无记载。《汉语大字典》注为：“鈡 zhng 《改併四声篇海金部》引《捜真玉镜》：‘鈡，音中。’”[7]《汉语大字典袖珍版》注：“鈡 zhng 义未详。”[8]可见这个字并不常用，是个不太复杂的冷僻字，笔者疑为“鐘”或“鍾”的俗体字。陈光垚先生在《简化汉字字体说明》一书中对此字有所说明：“鈡（鐘）——约定俗成字，从‘金’，‘中’声。‘金’旁应按《汉字偏旁简化表》作‘ ’。”[9]所以把这种简化方法确定为同音代替当属正确。某些文本中对此也有类似看法，如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叶籁士先生《简化字一席谈》[10]等书皆有记述。金旁简化作“钅”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其实由上面《简化汉字字体说明》已了解到，当初金旁是被简化作“ ”的，笔者疑为草书楷化（这也是汉字简化的一种重要方案），草书中金部作偏旁时常写作“ ”“ ”等[11]。后来这个偏旁又作了修改，苏培成先生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中对此作了说明：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汉字简化方案》有三个字表。第一表有简化字230个，这些字已经由大部分报刊试用。第二表有简化字285个，第三表是54个可类推的简化偏旁。这两个字表先试用两个月，经过修正再正式推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文改会对《汉字简化方案》里的三个简化偏旁作了修改： （金）改为钅，（魚）改为鱼，乌（鳥）改为鸟，乌作烏的简化字。”[12]
按：苏先生认为是“ ”改作“钅”也是不准确的，当为“ ”改“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简化字总表》第二表中，特别在“钅（金）”后加了小注：“④ ：第二笔是一短横（下划线为笔者所作，下同），中两横，竖折不出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字写法规范字典》中就“钅（金）”部作偏旁使用也做了特别说明：“……八笔。作左偏旁时，简作‘钅’，五笔，第二笔不是点，不要把第五笔错分成两笔。”[13]其实并不是所有“金”部作左偏旁时都简作“钅”，应该强调《总表》第一表中存在的那些不可类推简化的金旁汉字。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钟”字的简化过程概括为：鐘/鍾→鈡→ →钟。
（二）几种辞书里的“锺”字
“锺”字是误类推简化字，有些辞书里虽然有所提及，但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如胡双宝先生编著的《简化字繁体字 异体字辨析手册》所注：
鍾 “钟”的繁体。“鐘”的异体。按，“锺”为误类推简化之字，不合规范。“鍾”不简作“锺”。（释义略，下同）
鐘 “钟”的繁体。“锺”的异体。[14]
按：胡先生在注释“鍾”字条时，已说明“锺”是误类推简化字，却在注释“鐘”字条时，又认为“鐘”是“锺”的异体，这不是自乱其说？这里按胡先生的理解，“锺”恐为“鍾”的印刷上的错误。
笔者在查阅相关辞书时,发现在以下几种辞书里也出现了有关“锺”字的记载，现简单分析列举如下：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我们可以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不同时期的几个版本拿来对照阅读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1.1979年第一版第330页：
钟1（鐘） ①一种乐器。②通“钟2（锺）”。酒器。
钟2（鍾） ①酒器。② 量器。③积聚。④通“钟1（ ）”。一种乐器。
2.1993年第二版第382页及1998年第三版第385页：
钟1（鐘） ①一种乐器。②通“钟2（锺）”。酒器。
钟2（鍾） ①酒器。②量器。③积聚。④通“钟1（鐘）”。一种乐器。
3.2000年繁体本第一版第378页：
鐘 ①一種樂器。②通“鍾”。酒器。
鍾 ①酒器。②量器。③積聚。④通“鐘”。一種樂器。
可以看出，第一版中，该字典把“锺”和“ ”都当作“钟”字以外的另一种简化字（类推简化字），第二版、第三版时只把“锺”保留下来，到繁体本时，自然不会再写这种“简体字”了。把“锺”作“鍾”的类推简化字，显然是种错误的做法。
类似的还有《汉语大词典》。《大词典》中，“鐘”与“鍾”字夹注内部都是“钟”字，即把“钟”作为它们的简化字，而在具体词条释义举例时，人名、地名中混用了“锺”和“钟”，如：
[鍾子] 指钟子期。
[鍾王] 三国魏书法家钟繇和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并称。
[鍾離] 复姓。东汉有锺离意。见《後汉书》本传。
[鍾陵] 即钟山。唐李绅《过锺陵》诗：“龍沙江尾抱鍾陵，水郭村橋晚景澄。”明陈所闻《念奴娇序云住阁为欧阳平林青林长林题》曲：“霾沉星漢，欝葱紫氣帶鍾陵。”参见“鍾山”。[15]
根据大词典《凡例》中所言，“③夹注及立目的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1964年联合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列的2236个字为限。④释义行文。除个别可引起歧义者保留繁体字以外，其馀用简化字。⑤例证。作者及其朝代与书名、篇名用简化字，可引起歧义者保留繁体字，如‘高適’不用‘高适’，以与‘适（ku）'相区别。引自古代书籍的例证，一律采用繁体字，引自现代书籍（1912年以后）的例证，一般用简化字。今人写的古体诗或考证古籍的文字，保留繁体字。”《大词典》把“锺”作为特殊简体字处理的，即在人名、地名用字时简作“锺”，《简化字总表》公布后，对此并无特别注明，所以《大词典》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语大字典袖珍版》“鐘”条：“①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也作‘锺’。荀子：‘故必将撞大～。’……⑤姓。也作‘锺’” [16]按：《荀子》一书中出现“鐘”与“鍾”有十余处，多以“鐘”之本义（即古击乐器或响器）为义，且有几处假借了“鍾”字，如《荀子非相》：“乐于鍾鼓琴瑟。”袖珍版所举例原文引自《荀子富国》：“故必将撞大鐘，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是“鐘”非“锺”。至于“鐘”字作姓，《汉语大字典》言：“⑤姓。也作‘鍾’。”[17]是“锺”为谬也。
工具书对规范、正确使用现代汉语（或汉字）有以正视听的作用，而不是混淆视听，但现在大量工具书中出现了像使用“锺”字的现象就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对现代汉语使用规范性的推广和普及。“锺”字使用情况也许只是个案，但在如今工具书大量涌现、出版工具书越来越不严肃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工具书编辑者提出要求，最起码要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把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关。
三、“锺”字正字化的趋势与相关问题
（一）质疑“锺”字正字化
2002年第2期的《语言文字应用》刊载了《规范汉字表》课题组写的有关研制《规范汉字表》最新的一些设想（张书岩执笔，下简称张文）。在谈到《简化字总表》里同音代替（主要是第一、第二表）带来的问题时，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钟（鐘鍾）”字：
例一，钟（鐘鍾） “鐘”与“鍾”是两种不同的古器物，都简化为“钟”，就分不清所指为何物了。此外，“鐘”与“鍾” 又是两个不同的姓，混写为一个，也不合适。[18]
按：“鍾”与“鐘”以同音代替的形式合并简化为一个“钟”字后，字数、笔画都减少，文字的表音功能也增强，虽然字义增多，但这两个字本身就有不少引申义（只“鍾”字就多至二十余种），在现代汉字体系里再增加一些义项也是完全可以的，这并不影响实际使用。“鍾”与“鐘”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古器物，上文已说明，恰恰在表示它们的本义时，这两个字自古都是可以互为假借的，且古代经典多以“鍾”代“鐘”；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运用中，已没必要再分清这两个字，——研读古籍文本的人就更不应在这两个字上产生常识性的误解。通过前文实例可知，在一些专业研究领域（比如考古），“鍾”字特别写出来似乎有一些必要性。我们可以再看一则例子，《光明日报》2003年6月21日的一篇题为《西汉美酒现身西安》的报道说：“今天下午，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物库房，一件汉代清铜鍾被考古人员慢慢打开。随着鍾盖的开启，……”“装酒的青铜鍾与另外一件鍾形制大小相同，鍾高78厘米，通体鎏金，顶盖与鍾体之间用生漆和朱砂样的东西密封，……”而在有些报道中就干脆把“鍾”写作了“锺”：“2003年6月20日下午2点50分,西安北郊凤鸣原汉墓挖掘现场,随着考古工作者将移液管伸入两千多年前的铜锺中,……”（《西汉古酒现身记》，《记者观察》2003年第8期）这一类使用“锺”的情况在专业考古类文章中较为多见，主要是为了区别开作为古乐器的“鐘”，当然可以理解，而像《光明日报》等这样的国家级媒体，一方面为了规范使用现代汉字，另一方面又要准确表达内容，就使用了繁体的“鍾”字，颇费了一番心思。其实在专业领域出现这种问题也容易解决，比如在叙述的开始就可以以“钟（鍾）”或“钟（鐘）”的形式出现，这样就很容易避免在简化字共时体系内出现写繁体字的麻烦，也就没必要再造个“锺”字来冒充了。和“鍾”字的使用情况比较起来，作为乐器的“钟”（鐘）我们在使用时的顾虑似乎就少得多。
张文说“鐘”与“鍾”是两个不同的姓，混写为一个不合适。其实作为姓氏，“鐘”字并不常见。《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及《汉语大字典》等几种重要辞书中，都说明“鍾”字作姓氏（复姓钟离），“鐘”字作姓只有《汉语大字典》里有记载：“⑤姓。也作‘鍾’。《万姓统谱冬韵》：‘鐘，见《姓苑》，与鍾同。’”既然“鐘”与“鍾”在作姓时也是相同的，那么张文所言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鐘”与“鍾”简化后统一以“钟”作姓，这类似于“阎”姓。“閻閆”原来也是两个姓，汉字简化后，“閆”字就并入了“阎”。[19] ②
针对张文所列的“弊端”，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1.恢复个别繁体字。如（鐘鍾）一组，可考虑恢复“锺”字（金字旁类推简化），目前《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已收入了“锺”字，《规范汉字表》可维持这一做法。应注意的是：同音代替的简化字虽有若干弊端，但也已约定俗成，所以繁体字不可恢复得太多，影响面大的更要慎重考虑。例如干（乾幹）一组，尽管问题较多，但其义项大多常用，就不一定恢复“幹” 与“乾”了，存在的问题可用其他方式解决。[20]
从张文中可得知，目前《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基本集》已收入“锺”字，（而且我们在使用一般计算机打字时，也确实可以直接打出“锺”字）“锺”字正字化的趋势似乎势不可挡——这在俗字传播中是个极为奇怪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个字一旦正字化又会带来很多新问题，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和“钟”字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只有在作人的姓、名时使用,是不是也要像“乾→干”一样要加个小注——“乾坤、乾隆的乾读qin(前)，不简化。”既然“鍾”作姓名用字要类推简化，那么“鐘”是不是也要这样处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打乱了原有的使用体系，造成了新的不规范。张文也说“繁体字不可恢复得太多，影响面大的更要慎重考虑”，现代汉语中“钟”字的使用频度可以通过相关的现代汉语频度表查出。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在对“使用度最高的前8000个词”（实际是8548个词）的统计中，“钟”字排在第483位（序号），使用度是273，词次342，相差69。[21]一般情况下使用度与词次越接近，该词分布得就越均匀，反之则散布面狭小。由此可知，“钟”字在现代汉语使用范围内还是很广泛的。在（现代汉语）实际运用中，除了在特殊的专业领域，它们的使用也确实不会带来什么更大的不便。在我们常见的一些国家机关报纸杂志或一般出版物上，就在很规范的使用《总表》内的简化字，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再列举几个例子：
1.《中国“私家侦探”峰会钟情企业打假》，《中国青年报》2002年10月9日；
2.《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逝世》，《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头版；
3.《谁动了我的奶酪作者简介》：“他还写了许多其他的畅销书，包括《珍贵的礼物》——成了备受钟爱的礼物；……还有‘一分钟系列’里的其他五本书：《一分钟销售》、《一分钟母亲》、《一分钟父亲》、《一分钟老师》和《一分钟你自己》。”[22]
4.《永乐大钟将敲响108声迎接新年》，《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31日；
5.《湖口石钟山办江南名砚展》，《人民日报》2005年3月2日第20版。
前面三个“钟”的繁体是“鍾”，后几个“钟”的繁体是“鐘”。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很谨慎的对待这个问题。程荣女士针对《规范汉字表》中出现的这类问题，认为：“无论是淘汰一个字，还是恢复一个字，都不能就字论字，而是要全面考察这个字记写词的情况，不是记写一个词的情况，而是它所能记写的每一个词的情况，有时甚至还要考虑它的左邻右舍。”“对个别字的规范要照顾到它的左邻右舍；对单字的处理要考虑到它在词中的应用情况；恢复某个字，不仅要看学理，还应重既成事实的社会使用习惯。这样才能真正符合《字表》中所确定的‘力求稳定’的总原则。”[23]
自从《简化字总表》把“鐘”与“鍾”以同音代替的形式简化为“钟”以后，当时就给现在这些问题的出现留下了隐患。而张文这里却回避了谈这个问题，只是说了两种并不习见的原因，这样就有失严谨和说服力。名字中使用（并非如张文所言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姓的问题）这种类推简化字，一点不值得提倡，虽然人名用字一直是个问题，还没有规范的《人名用字表》的出现，但讨论的范围（或问题）也只是局限在名字用字中使用异体字或冷僻字的现象，而并没有说允许使用自造的简化字。现在《规范汉字表》要为“锺”字正名，是件很不严肃的事。杜绝使用这些没有多大用处的自造简化字，其实只要出版编辑把好关，是可以从源头解决这种问题的。笔者曾写过几篇文章涉及钱钟书，打印稿时用的一律是“钱钟书”，而在发表出来的文章中又被编辑改作了“钱锺书”或“钱鍾书”，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根据到底是什么？从这一点也可发现，由于编辑人员的不规范使用，是致使大面积不规范用字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现在网络上也大量出现了像“锺”字等这样的不规范字，就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传统出版物的影响，所以有论者说，“出版物用字对网络有直接影响和辐射作用，使用规范的简体字，是纸质出版物文字加工者的责任，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网络上错别字大行其道的现状。”[24]
1986年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中就说过：“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该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其实“二简”的影响至今还在，它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傅永和先生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曾发言说：“过去公布的简化字，基本上解决了人们认读、书写和应用的困难，……今后不需要再对汉字进行简化。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的数量……”不再进行汉字简化“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如果有一个汉字被简化了，就会使整块芯片作废，需要重新制作。”[25]也正如张文所言：“在简化字已经使用了40多年的今天，再回过头去调整已经形成的新的简化系统，必然会造成新的不习惯。”[26]笔者不赞成“锺”字正字化。
（二）由“锺”字正字化衍发出的现代汉字传播中的相关问题
1.汉字编码系统与互联网在俗字传播及俗字正字化中的影响
从上文已知，现在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基本集》以及网络上已收入或出现“锺”字，我们在计算机上实际操作时也确实能轻易地打出这个字。“锺”字在这种系统内的“正字”地位似乎确立了。但是，把一个本不规范的俗字收进一个严肃的正字系统内，也是非常不严谨的做法。许嘉璐先生就曾在《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一书中发出了“汉字键盘输入方法所造成的混乱贻害无穷，亟待规范”的呼吁声音。他说十多年来，各种编码方案层出不穷，特别是形码和形音码，至今谁也说不清全国已经研制了多少种。学术界形容这种情况是“万码奔腾”，他历数了这种情况的弊端，首当其冲就是研制的混乱和重复，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编码方案的重复研制，不但浪费了研制者、生产者的精力和财力，也浪费了使用者（学习者及其部门）的时间和资金。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重复是在信息处理技术领域低层次上发生的。当汉字键盘输入已经实现后，本应集中力量提高输入技术的层次，例如优化键盘输入方法，研制高水平的词库，研究输入方法朝着高效能、智能化发展，并为此研究相关的语言问题等。但是事实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进程和程序相反，社会上对信息处理下一步所需要的这些研究所知不多，兴趣不大，较多地停留在不规范的单字输入和词语输入阶段，并继续大量投入。”“编码者常常为了迁就编码的方便而牺牲了汉字的结构规律，破坏了汉字的规范，对基础教育等方面的破坏力很大。”[27]上文也曾引傅永和先生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部分发言，傅先生不主张再进行汉字简化，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做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如果有一个汉字被简化了，就会使整块芯片作废，需要重新制作。”可见重新制作汉字编码系统的成本很大，但目前这方面的问题却还是存在。“锺”字应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汉字编码系统的，这实际上也对我们怎样在新形势下应对现代汉字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行为的形式来进行汉字简化的集中改革并提出限制（比如制定公布《简化字总表》），但我们忽略或轻视了对汉字编码系统的规范性要求和监督，致使一些不规范字轻易进入了计算机内的汉字系统，而在信息化时代，由于现代网络技术巨大高效的传播功能，以及在近乎真空的管理环境下，使其在信息传播中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姿态（接近网络的人，是在不自觉中接受了一些信息，即使它是不正确的），这往往就造成了一种积非成是的局面，“锺”字即是一例。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求编码者谨慎规范地对待新的汉字输入，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决策层加强对汉字编码系统的有效管理；当然，作为网络编辑人员以及那些参与到现代网络中的一般使用者规范地使用现代汉字才是避免出现错误的重要保证。
汉字编码系统收入不规范汉字，使大面积使用它们成为可能，同时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对语言文字决策者产生影响，这在以往是没有的。这是新形势下新科学技术对汉字在传播和使用中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后要加以研究和注意的新课题。
2.俗字传播中存在的名人效应及其弊端
笔者在本文的开始，就有意识的列举了大量有关钱钟书、王钟陵和王钟翰等先生名字用法上混乱不堪的例子（也只是一部分），笔者以为在现代汉字体系里高频度地使用“锺”字和这些名人尤其是与钱钟书先生的联系不无关系。所谓“钱学”研究几成显学，有关研究论文和著作层出不穷，所用钱钟书名字的形式也就出现五花八门的状况，从而把本来并不规范也不常用的“锺”字“准正字化”了。笔者以为这就是俗字传播中的“名人效应”。鲁迅先生在其小说《故乡》中自造了一个“猹”字，刘半农造了“她”字，以及由夏衍自造现在广泛应用的两个汉字“搞”和“垮”字等等③，我们接受并运用了它们。当然“猹”、“她”等这些字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俗字，但它们的相同点即是它们都是通过名人的特殊效应来实现正字化的。陈五云先生《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一书就把“名人效应”看作是俗字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且举了齐白石造“烤”字的“传说”。说是齐白石在为京都烤肉记题写馆名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于是自创了一个“烤”字，“为这个俗字‘正了名’，并借助老人的‘名人效应’，使‘烤’字被众人接受和认同”[28]。陈先生列举齐白石造“烤”字的例子，是为说明名人在俗字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但这里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俗文字本身的实用性和在民间的影响是俗文字正字化的基础所在，除此笔者认为即使俗字正字化也没多大意义，只是凭空的在汉字系统内多添了一个汉字，增加了我们记忆的负担。再比如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名字中的“镕”字，本来《总表》公布以后，繁体的“鎔”字被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了正字体系之外，但因为一来人名取字还没有硬性规定，二来由于用字者身份特殊，该字使用频度极高，久而久之不仅在汉字编码系统内有了，后来还为此字作了专门说明，承认了“镕（鎔）”字类推简化的合法性。致使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说到底，大人物名字的破格，也是一种待遇而已。”[29]笔者不赞成“锺”字正字化，并不是因为它是个俗字，李荣先生就曾说过：“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研究汉字必须排斥正俗的偏见，从文字的功用立论。”[30]很显然，像“锺”、“镕”等字的实际功用并不大，把它们正字化只是徒然增加了几个汉字而已。很遗憾的是，陈先生对这一俗字传播的“重要渠道”的进一步阐述几乎没有，而且在这本谈俗文字学的专著里，他仅用一节不到六面的篇幅来谈俗文字在使用中的扩散，且观点过于零散。他自己也认为“要描述俗文字的扩散有时很困难。”[31]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在现代汉字运用和传播上的问题和思考。在俗字的传播中，名人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们承认它有利的一面（比如我们很多简化汉字就是直接从俗字中选取的），也不能忽视它的弊端（如“锺”字）。承认这种“弊端”，实际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增加了语言文字应用中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如果因为少数人（名人）或个别研究者的需要而改变原有的的文字系统，就失去了语言文字的群众基础和应有的严肃性，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定一个规范、合理、实用的《人名用字表》确实有现实意义，正在研制中的《规范汉字表》也打算在通用字以外再确定约4000字（作为三级字）的专业用字，包括地名、姓氏、人名、科技等专用字[32],这是很有必要的做法。张书岩女士也曾在她提出的关于制定《人名用字表》的一些设想中谈到在我国制定《人名用字表》的必要性，她说目前我国人名用字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一部分人名中有不规范字，本人却不愿意改为规范字；……三个问题中前两个是主要的，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交际，而且给公安、邮电、人事等部门的工作和计算机信息处理带来麻烦，影响了工作效率。同时部分人名用字的不规范，对整个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也是一个冲击。” [33]这种说法其实才适合我们谈论和评价“锺”字现象，而不是轻易的为“锺”字正名和开脱。
四、小结
综上所述，“锺”字如今不仅在特殊人名中使用，就是在普通人名以及非人名用字中也有使用，而某些工具书中对此字不仅没有更正反而正式加以使用，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运用中，该字已极大的扰乱了现代汉语规范性的推广。
汉字改革已经过了很多年，实际的汉语运用环境已有了很大变化，随之也就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正视并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比较务实的做法，所以目前研制《规范汉字表》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不是切合实际地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本文所谈论的“锺”字现象。“锺”字是误类推简化字，并不是在一般范围内使用的普通俗字，它的形成与运用范围实际很小，一点不实用，如果在《规范汉字表》中收入，这样对已形成的现代汉字系统必然造成影响，出现新的不规范现象。因此，笔者并不认为有对其进行正字化的必要性。俗字正字化其实是件很严肃的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应是它的应用范围与实用性，应淡化这其中不正常因素（比如名人效应）的干扰；而计算机内的汉字编码系统对汉字规范化的影响却确实是个棘手问题，怎样消除“万码奔腾”造成的对汉字规范化的负面影响，是个急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味迁就不规范的编码系统，是很难真正做好汉字规范化的推广工作的。(钱之俊)
注释：
① 本文所言异体字之定义，依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中对异体字的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第173页）“有些异体字最初是完全同义的，但是后来有了分工。……原来是异体字，后来不是异体字了。”（第174页）许嘉璐主编《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说：“有些字，它们的用法和音义在起初是完全相同的，对于那一时期来说，它们是异体字，但到后来，用法和意义逐渐有了分工，那就不再是异体字而是两个不同意义的字了。”（第62页）我们这里也取严格定义上的异体字，而不取所谓广义异体之定义。关于“鍾”与“鐘”的关系，有些工具书上还说它们是异体关系。如《汉语大字典》就保留了异体之说，《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有：“鍾[钟]螤鐘”（第5439页）；还有如胡双宝先生编著的《简化字 繁体字异体字辨析手册》中也说它们是异体关系，见是书第180-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2页）里也认为“鍾”是“鐘”的异体，而与王力先生关系甚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此字典是在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常用词”的基础上编写的）内却说它们是“通”的关系，这是很矛盾的说法。
② 虽然说“鐘”与“鍾”是两个不同的姓，合并简化后似有不妥，但由于“鐘”字作姓不常见，写起来也较麻烦，问题就不太大。而“閻”与“閆”这样简化后，问题就出来了。“閆”字当初是被作为“閻”字的异体字处理的，由于类推简化后的“闫”字不仅是常见姓，而且写法简单，作姓并入“阎”（“閻”）就不太妥。我们在很多文本中就很容易见到“闫”姓，汉字编码系统内也收有此字。而且我们在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中，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保留原字，不加变更，但只限于作为姓用。”一般认为“闫”姓是误类推简化字，不合规范（见胡双宝《简化字繁体字 异体字辨析手册》第155页），这种认识值得商榷。
③ 夏衍曾在《懒寻旧梦录》一书里说“搞”字是他的发明，见沈宏非《思想工作：糙词》（《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23期）；著名学者陈原也曾有专文谈论“搞”字，以为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见《夏衍故居:大六部口街14号》（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4
[url=]/08/11/118@2211847.htm[/url]）一文，该文还说“垮”字也是夏衍“发明”的。
参考文献：
[1]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声辩[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214.
[2]钟旭元、许伟建编.上古汉语词典[Z].深圳：海天出版社，1987.117.
[3][7][17]汉语大字典[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4232，4176，4232.
[4]张双棣、陈涛主编.古代汉语字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75.
[5]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Z].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226.
[6][18][20][26][32]《规范汉字表》课题组.研制《规范汉字表》的设想[J].语言文字应用，2002，（2）：2-10.
[8][16]宛志文主编.汉语大字典袖珍版[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1788，1828.
[9]陈光垚.简化汉字字体说明[M].北京：中华书局，1956.46.
[10]叶籁士.简化字一席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23.
[11]扫叶山房编.草书大字典（下）[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1491.
[12]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4.
[13]费锦昌、黄佑源、张静贤编著.汉字写法规范字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368.
[14]胡双宝.简化字 繁体字 异体字辨析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80-181.
[15]汉语大词典（缩印本）[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7078-7079.
[19]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30.
[21]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现代汉语频率词典[Z].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501.
[22][美]约翰逊（吴立俊译）.谁动了我的奶酪[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90-91.
[23]程荣.字表制定的规范性与应用性——从《规范汉字表》研制工作的启动所想到的[J].语言文字应用，2003，（11）：46-50.
[24]陈涛.从钱钟书名字看出版物文字规范化及其他[EB/OL].http://www.booktide.com/ne
ws/20040423/200404230020.html.
[25]傅永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A].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95.
[27]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31-132.
[28][31]陈五云.从新视角看汉字：俗文字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54-155，159.
[29]西凉.闲话钱钟书（二）：必也正名乎[EB/OL].http://207.152.99.251/xys/netters/ others/essays/qianzhongshu2.txt.
[30]李荣.文字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7.
[33]张书岩.关于制定《人名用字表》的一些设想[J].语文建设，1997，（2）：5-7.
参考书（篇）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刘又辛：《古书里的假借字》，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
[3]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4]曹先擢、苏培成主编：《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陈希亮：《“锺”字小议——从“钱锺书”的“锺”说起》，《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
[6]李国英：《简论类推简化》，《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
[7]章琼：《汉字类推简化的考察与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1期；
[8]苏培成:《重新审视简化字》，《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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