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讲缘分。有些人与书,偶然相遇便成相欢相惬;有些书与人,擦肩而过再也不回头。譬如南怀瑾先生,著作等身,名闻中国,当我初读他的书,听他说甲骨文写在龟甲上,龟甲的制作就是拿火烤活乌龟,身体中的蛇受炙热而远遁,空留龟甲供写字。从此不读南怀瑾。柏杨先生也是如此:不读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因为他白话翻译《资治通鉴》。读《资治通鉴》的人当然能读懂文言文,何须翻译?读白话文的人,谁又会关注资治通鉴?料定他不通人性,自然不识人性丑陋,以此。
断断续续听人说柏杨,零零碎碎读过三两篇他的文章,更印证我的论断:柏杨先生不切题。看看孔子作《春秋》,从《郑庄公克段于鄢》写起,切入"礼衰"的主题,郑庄公,共叔段,以及他们的母亲,都各有欠缺于"礼";篇末又写及颍考叔善权,用一种权变应付郑庄公母子相见于大隧道;后来,颍考叔攻城,背后中自己军队的暗箭,死于权谋。开篇立意,礼衰,诈谋兴。再看柏杨先生翻译的《资治通鉴》,动笔于"三家分晋",乱极。司马温公明明想资"治",所以从"乱"写起;明明立意于"德治",偏偏从"权乱"开篇。这是切题。
柏杨先生不切题,跑调,不靠谱儿。柏杨先生好像是在介公统治下争民主,想唤醒人的自觉,切题的做法是单刀直入,切入人性的几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啰里啰嗦谈人性的丑陋。人性有其约束条件是制度,人性不遭扭曲的条件之一是有个宽松的民主氛围,所以柏杨先生可以直接切入民主;人性的丑陋,是因为在反科学,所以宜切入科学的素养与思维方式。
民主与科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柏杨先生几十年后竟然都没有抓住,也就别指望着他能更进一层,单微直凑,深入到"法治"的境界。论人性,不是直斥其丑,而是先谈民主,科学,与法治,仿佛司马光先写三家分晋之乱,以资治道。
如果柏杨先生能切入民主之正题,那他就不会斤斤计较于这丑那陋。民主的好处,不是摈弃丑陋,而是宽容丑与陋。以此论之,我不读《丑陋的中国人》,自然暴露我不宽博的见识,也当然暗示那些喝彩此书此人的众人,他们与柏杨先生一样,锱铢必较于人的丑与陋,失却民主的宽而容。他们做的,与他们喊的,简直如针尖怼麦芒那样对立否定,没有一丝的民主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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