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教算数的刘维贤老师,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爱穿对襟的蓝布褂。我习惯性驼背,刘老师经常猝不及防地拍我一下,说:“小小年纪,直起腰来!”有一次,我们在小工厂劳动,把长条的麻袋片卷成一卷一卷的,干完活儿,我从小工厂出来,正碰上刘老师迎面走来,我说:“刘老师,我们劳完动了。”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劳动两个字怎么能分开?应该说劳动结束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刘老师给我们上算数课,不知怎么,讲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周总理不卑不亢,如何在外交场合给傲慢无礼的美国人难堪。我知道,他除了教我们算数,还教我们爱国。
教音乐的于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胖胖的老太婆,每次上课前,几个男生要帮她把脚踏琴抬进教室里,我们唱《小松树》、《我们的田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夏天的时候,教室的窗户四敞八开,微风吹进教室,我们的歌声也传到了操场。于老师身兼二职,还是卫生老师,经常检查我们的指甲长不长,指甲里的泥儿多不多。她还成立了一个针灸小组,我加入了,她手把手教我们扎针灸,我们自己拿自己练手,用针灸扎虎口,我现在牙疼了还下意识地用大拇指使劲按虎口。
中学
上初中时,教语文的范玉荣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圆脸,卓娅头,慈眉善目。当时我家与学校一墙之隔,一天早晨,眼看上学要迟到,我情急之下,翻越墙头跳进了校园,不知怎么被人反映到校领导那里。放学后,范老师把我留在了教室里,她说,这件事的性质很严重,请你家长过来一趟吧。我从没让老师请过家长,当时脑瓜子嗡地一下有点懵。我赶紧承认错误,表示歉意,还貌似有理地说,您请我家长,让家长批评我,我觉得不如您直接批评我效果好……结果,范老师摆摆手放我回家了。有一年,范老师不小心把腿摔伤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她家里看望,看着范老师腿上打满了石膏,我们心疼地落下了眼泪。
上高一,文理还未分班时,班主任是教物理的杨老师。杨老师长着鹰钩鼻子,两眼炯炯有神。他平时爱开玩笑,讲课也风趣幽默。他最恨在课堂上开小差的同学,对付开小差的同学,他有一套独门绝技,那就是欲擒故纵,声东击西,趁开小差的同学不注意用粉笔头精准打击。杨老师对接下茬儿的同学则会网开一面,有一次我接下茬儿,杨老师不仅没批评我,而且还鼓励我:“对,你说得对,你站起来,接着说!”
高二,我报了文科班。班主任是教英语的王式兰老师。她是上海人,虽然没见过她穿旗袍,可优雅和风韵尽在骨子里。她说话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关键时刻总是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维护全班同学的利益。王老师教学水平一流,每次上课前,她会喊一名同学起立,进行简短的英语会话,说句实话,每次点名前我都心跳加速,为嘛,心里没根啊。
大学
上大学时,辅导员是教新闻概论的刘卫东老师,他戴眼镜,皮肤白皙,身材修长。刘老师上大学前,在新华书店工作过,作风特别质朴。他比我大一旬,没有一点架子,像老大哥一样。上学报到第一天,他跟同学们一起擦教室的玻璃,谈笑风生。记得有一年他带全班同学去北戴河,那时治安不太好,我们遇上了当地几个“混会儿”的骚扰,刘老师果断决定提前返津,安全第一,凸显了刘老师对同学们的爱。刘老师是回族,我们班里的会餐通常是涮羊肉,教室里碳红锅热肉香,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涮羊肉。
我们大学的第二个辅导员是薛洁老师,她才比我大三岁。薛老师长得像邓丽君,甜美、大气。班里组织去水上公园游玩,薛老师为同学们演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曲《诗意》,至今我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眼前还是会浮现出那天的情景,真想时光倒流,带我们重回那纯真而美好的八零年代。我至今珍藏着大学毕业后薛老师给我寄的贺年卡。薛老师现在遥远的澳洲,可也与我们近在咫尺,刘卫东、薛洁两位老师都在我班的微信群里,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