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上,像小芳、我十公这样的苦难,简直是数不胜数,其鲜明的特征,作为一个在智力和能力上都被限制的人,他们的苦难全部是由客观的、不可以改变的、他人所为的导致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是智力和能力上被限定的人呢?如果小芳和我十公都是智力超群,具备超强能力的人,那他们改造身边的人扭转局面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比我的十公虽老,但如果强如姜子牙,又怎么会困于孤老而精神错乱。
一般不幸的人,具备一般的能力,这都是局限性,我们不能超越局限性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说,要使人从这样那样的困难中解脱出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目标吗?我们可能会想,我们现在并不会看到太多这样的苦难,所以以前的人类也没有太多这样的苦难,我想那应该是大错特错了。在现代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崛起之前,旧的人类社会的苦难——各种无法解救的困顿,我觉得是无处不在的。今天的社会,应该是过去两千年追求从苦难中解脱而得来的文明生活。
我们记住了那些追求解脱的理论,但是我们忘记了苦难。
我们这里说的理论,指的就是宗教,现在的宗教,是一种在嘴上交流的理论,而在以前,那不是一种理论,那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良药。
我说我十公是死于“孝”道的缺失。原始的动物世界,并没有“孝”这样的文明,所以老人被抛弃后都很悲惨,这种无望的苦难,在理性上要追求解脱,那就是“孝”道,但孝道是发展的,它从“应该”有孝,发展到“必须”行孝,最后变成,长辈具备全部的权威。这个反过来剥脱了后辈的权利,是因为文明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老人的手中的结局。现代文明革了“父权”的命,在经济大潮里,部分人把“应该”有孝也一起倒掉了。这部分人制造了老人的苦难。当然,应该有孝,这个观念,还是影响着很多人,让老人晚年能够幸福的。
和“孝”这种观念一样,人类文明的诞生过程,都是使得各种各样的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刚才说的是孝,还有父慈子孝的慈,何尝不是这样,假设小芳的养父母,有“慈”心,小芳就不会如此悲惨。
我们谈论这样那样的观念,它们都会解决具体的困难,但也有一种苦难,也许不是由外在的条件创造的,而是一个人内心自己产生的。那么,自然要有人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人显然是佛陀,取得了最大的成就,然后还有耶稣,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心灵的苦难,总得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人类的心灵的苦难,大体上都已经被治愈了——这个结论可能大家不太认可,认为现在的精神困惑更多了。
我不深入讨论这个了,从佛法变成了理论的角度来说,现代社会没有那么需要佛法了。佛法并不是文字的问题,也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一个人精神困顿,活于恐怖之中的时候,他是真正需要解脱的。好比小芳和我十公一样,他们不需要理论,他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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