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女高中生为神风特攻队飞行员送行。
学界和政界的这些声音反映在历史教科书上,影响到日本普通民众
学者的研究成果、政客的观点表达,最终会通过教科书,广泛传播出去。随着战争亲历者的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教科书来了解历史。
曾亲历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使教科书对历史观念传播的作用日渐明显
战后几十年,亲历过战争的人相继去世,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途径不再是口耳相传。还是2005年《读卖新闻》所做调查,本人或亲人中,对先前发生的大战有切身体验或记忆的人占全部被调查者的65%,而在1981年的同类调查中,这个数字为88%。回答“有”的人随着年龄的降低而不断减少,70多岁的人回答“有”的占85%,60多岁、50多岁的人各占68%,而在30多岁、20多岁的人中只占50%。
下面在回答“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先前发生的大战”这一问题时,说“自己亲身体验和记忆的”有16%,而1981年时是68%。在2005年的这次调查中,回答“从亲人那里听说”的人最多,有32%,其次是“从学校、教科书”中获知,有25%。“从电视、广播”中获知的有14%。
由此可知,教科书对普通日本人历史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日本政府每四年审定一次由各民间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1982年,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1986年通过的《新编日本史》,说日本侵华是日军被迫迎战,而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则是“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解放亚洲,并在日本的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后来被中国方面认为有问题的教科书,也大都沿袭这些观点,淡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并回避慰安妇、731部队这一系列问题。
另外,在书籍出版中,企图“修正”历史的书也很常见。有人对东京一家书店做过调查,在全部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中,内容为负面的占到70%。这些书大约有三类,一是高举反华旗帜的,如《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中国啊,谢谢你反日》等;二是为战争翻案的,如《中国才应该向日本谢罪的7个理由》、《日中战争真实的历史》等;第三是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书籍。
这种历史教科书的应用,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教科书对日军在战争期间所犯暴行的模糊处理,使日本知道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01 年, 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选取149名小学生、164名中学生、378名高等学校( 相当中国的高中) 学生进行调查。在“下列名词或事件中, 指出你知道的”一题中,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小学生有13.4%,中学生有65.2%,高校生有77.2%;知道“七三一部队”的小学生有16.8%,中学生有48.8%,高校生有34.4%。但是知道东京大空袭的人数比例,平均在80%左右。
正如上述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日本普通民众对历史不是一概遗忘,而是有选择性的遗忘。纐纈厚教授即曾表示,“为什么将广岛、长崎和西伯利亚扣留、‘玉碎’等‘过去的事情’铭记不忘,而将出兵台湾、出兵山东、平顶山事件、上海越洋轰炸、重庆轰炸、广州轰炸等全然忘却了呢?这种按人为的意图将历史事实重新划分为‘忘却和记忆’的做法,正是令人忧虑的做法。”
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展品都是表现日本人在经受原子弹打击后所遭受的苦难,而不谈战争爆发的原因。长崎的原爆纪念馆曾举行过一次“加害展览”,但遭到了不少非难,以致不得不一面删除部分展览照片,一面将解说词中的部分“侵略”字眼改为中性的“扩大势力范围”和“军事行动”。
即使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有意回避日军曾经迫害亚洲其他国家国民的事实。1986年—1987年,《朝日新闻》开设过一个名为“战争”的专栏,刊登了1025篇有关战争体验的文章。经统计,其中84%(866篇)谈的是“受害”体验,而谈“加害”体验的文章只有10%(104篇)。由此可见,经历过东京大轰炸和两颗原子弹袭击的日本人,更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对于东京审判这一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事件,回答“知道名称,但不知道内容”的人占38%,回答“都不知道”的人占22%,这就意味着,有60%不知道东京审判的内容。从年龄上看,不知道东京审判内容的人,70岁以上的人中有31%,而在30岁左右的人中有72%,20岁左右的人中有85%。
历史教育使年轻一代更多地将日本视为战争受害国。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中,在被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人最多的两个国家”时,小学生回答日本的有26.8%,回答中国的有17.4%;中学生回答日本的有22%,回答中国的有11.6%;高中生回答日本的更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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