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谋杀和政治诬陷的蜀汉大将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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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政治谋杀和政治诬陷的蜀汉大将魏延
                                                                                  作者：闻所欲闻

      三国时期，有关蜀汉国大将魏延之死，一直是三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话题。这关系到对魏延、诸葛亮、杨仪、王平等人的品行、才智的认识；更关系到一场三国时期鲜为人知的千年政治诬陷案。
      在裴松之作注的陈寿著《三国志·魏延传》中，有两段关于魏延案件的叙事记载截然对立：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1]
      “《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1]
      历代学者绝大多数认为第一段文字记载是历史事实，进而以为魏延被杀是魏延和杨仪内讧的结果。但我对有关魏延案件的史料内容进行深入挖掘、认识后，另有一番结论。

                                                                                                                   一、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实质
        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认识魏延被杀事件的首要前提，是认识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抽取二人最重要的本质关系：军事、政治关系为观察点，把二人之间的本质关系理顺了，也就易于明白诸葛亮死前的意愿是把军权交给魏延，还是交给杨仪、费祎、姜维等人。

      1，北伐时魏延与诸葛亮的军事关系
      魏延原是蜀汉国的汉中太守，都督。从诸葛亮北伐进驻汉中前线时起，魏延便成为诸葛亮的直接下级：丞相司马。
      而魏延、诸葛亮二人对于北伐魏国的军事战略，自始至终有分歧。
      （1）魏延北伐战略的内容。
      如把魏国比作一条东、西走向的蛇形。则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是“顺水推舟”：由“蛇尾（魏国凉州地区）”、“蛇颈（魏国关中地区）”、“蛇头（魏国中原地区）”这么顺着“吃”下去。   魏延的北伐战略是“打蛇打七寸”，先把“蛇颈”部掐断，使“蛇尾、蛇颈”与“蛇头”分离，顺便就把“蛇尾”、“蛇颈”给“吞”掉。
    一看便知，魏延的北伐关中“打蛇战略”，速度快、效率高。但利益大则风险大，这一计划立刻就会面临双方的主力相碰撞的决战决胜之势。而且此行需要有个战略支撑点为依托，就是拿下对方（魏国）的要害、关中地区与中原地区衔接的门户重镇：长安城。使自己有一个保护新占土地、御敌于新国门之外、战守皆宜的战略堡垒。卡住敌人增援“蛇尾”凉州和关中各城的增援、后勤路线，使对方无法越过长安去保护凉州和关中各城。因此，魏延的战略计划就有两个关键任务必须完成：一是拿下长安城，二是与敌主力决战取胜，缺一不可。
      有了既定战略，魏延又拿出什么即符合其战略设想、又针对当前敌情的有效战术计划呢？
      这就是：“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1]。
      意思是说，魏延每每跟随诸葛亮北伐，都曾向诸葛亮建议：先由魏延自己率领万余人的先遣部队，选择捷径“子午谷道”，封锁消息，悄悄出发。出子午谷后立即转向东，勇猛穿插，直达潼关。拿下几无防守（魏延对此地应早有侦查了解）的潼关后，坚守阻截。使待在中原地区集结的魏军后备主力部队，无法经潼关及时增援关中地区。
      潼关是连结“蛇尾（凉州）、蛇颈（关中）”与“蛇头（中原）”的“气管命门”。“气管”一断，“蛇尾、蛇颈”就没“力气”了。中原魏军的主力就无法及时增援驻守长安城的少量守军。如魏军中原主力分兵北上过河、分兵南下过关绕道而来，则兵力分散、延缓时日，亦无法阻止随魏延军之后不久出动的诸葛亮数万主力大军，从“褒斜道”而来，以泰山压顶之势拿下长安城。
      魏延能够长期坚守潼关不必说，退一步讲，只要魏延先头部队对于魏军中原主力的阻击防御战拖延时日，使诸葛亮的主力大军能够及时地拿下长安城，魏延即使得不到强有力增援而退守长安与诸葛亮会合，此战也就完成了魏延北伐关中战略的使命之一：夺取战略堡垒长安城。这样一来，魏军的主力必然要到达长安城下，诸葛亮帅蜀军主力是否有与魏军主力决战取胜的能力？
      把以上的魏延关中战略战术放一放，我们再来看看魏延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推出的，在同等关中战略下的另一个战术变化：由子午谷道偷袭长安的计划。
      此行动针对的敌方焦点人物，是魏国的驸马爷、魏国关中都督、守长安将军夏侯楙。其妻为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因“（魏）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2]。有裙带关系的提携，于是夏侯楙前往长安为守将。
      “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2]。无武略既不懂军事；好治生则银子多，钱多就思淫欲：“楙在西时，多畜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2]。
      探得如此情况，魏延针对难得的大好机遇，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的南郑军事会议上，提出如下进军计划：
      “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1]
      由于魏延的具体北伐战术并非本文主题，不必详解两个战术的种种细节，只单挑其中的同等关键任务：诸葛亮必率主力与敌主力决战，来分析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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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人说历史学界没有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运用假设来推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我就不信！可以说，在历史研究领域，无论是学者还是业余爱好者，人人都在运用假设来认识历史、推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
      甚至包括记载历史事实的作者、史家，都在运用历史假设记载历史！
      不信的就请看本文，我是怎样运用历史新假设，从而发现历史真相、驳斥历史虚假记载和错误历史评论的。

      当然，一定会有人不满我的文章证明。就请前来博弈一番。 好在这是评价古代历史，毫无政治禁忌，可以尽情发挥。三国历史，懂的人很多，来者不拒，上台就博，无需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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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魏延北伐战略的基础 。
      （一）若诸葛亮率主力不能与魏军主力决战，龟缩于长安城周围，“打蛇战略”能实施么？当然不能。敌军源源不断开来，把长安城和城外营寨团团围住，切断蜀国的后勤联系供应，又派兵巡视、巩固关中、凉州各城，蜀国数万大军就等着困死饿死吧。
      （二）若诸葛亮率主力能与敌主力决战而势均力敌，结果是与敌两败俱伤，“打蛇战略”能实施么？还是不能。魏国人力、物力要比蜀汉国充实得多，同等军力损失下，蜀军无力抽出人马占领、巩固凉州和关中各城，蜀军仍旧等于在外线作战，秦岭蜀道极难走，蜀国自身的兵源、后勤都跟不上，自然是蜀军先垮，只能逃回汉中。
      （三）只有诸葛亮能够率领主力军队击溃魏军主力军队，自己损失很小；而魏军的攻击效果差，造成兵力、战斗力大大小于蜀军；或魏军虽还有力量，但已丧失斗志、无力持续攻击而形成双方僵持状态，蜀国就能对长安以西地区派出军队，展开军事、政治攻势，肃清长安以西的关中地区和远至陇右、凉州各地方的零星地方残敌，夺取大片土地。然后立即展开经济、政治工作，安定占领区民众，在关中、凉州地区迅速建立起粮食、装备、人马的主要补充基地。这就大大增强了前线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使关中变为内线作战地区，从而避开秦岭蜀道的后勤补给艰难路程，并且彻底缓解蜀汉国内地民众的沉重军事、经济负担，魏延的“关中打蛇战略”就具有不可否认的可行性了。
      所以，魏延战略计划的关键依据，除了他自己必须要完成为诸葛亮大军“鸣锣开道”的任务，拿下潼关或长安，坚守到诸葛亮大军与之会合以外，最后战局的焦点都集中到诸葛亮率军能否与敌主力决战而取胜，继而完成新占领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后勤工作。
      因此，魏延这一出“关中打蛇战略”的军事水平、战略眼光，且不论其它，最后都集中体现到对诸葛亮帅大兵团作战、治理民众才能的认知上：
      （诸葛亮的治理才能就不再谈了）魏延非常服膺诸葛亮帅大兵团决战的军事才能，认为诸葛亮也只有诸葛亮，才有能力率蜀军决战决胜魏军主力，完成他提出的北伐关中战略计划！
      魏延的北伐战略计划，始建于做汉中太守十来年对北方敌情变化的深入探查和认知；而成熟于对己方、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长的基本认识。没有诸葛亮，魏延的北伐关中战略就缺少“人和”与“战术”方面的基础条件而不能实行。
      魏延对诸葛亮帅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认知准确吗？在我看来，史料记载很多很明确，扼要地解说一下：
      曹操率魏军主力与对手以大兵团决战，向以步军上前纠缠攻击，在对手疲惫懈怠时，出动精锐的“虎豹骑”，带领骑兵部队两翼包抄冲阵、分割包围攻击。常常大败敌军，屡战不爽：
      “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3]。
      魏国骑兵部队强大。步、骑配合行动，已成为魏军主力决战时娴熟的基本战术。所以在平原地区，魏军作战有优势、士气高。
      而且，关中平原距离中原地区又近，很容易增援到位。这就是魏国一直忽略加强关中军事布防力量的地理性和战术性因素。这也是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的战略性、地理性根据。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诸葛亮继承前人研究阵法，自创新型的“八卦阵法”，对付“步、骑战术”有奇效。诸葛亮曾自比战国军事家乐毅，军事上常常采用堂堂正正的大兵团会战战法，他的练兵法、战阵法、指挥法和多项冷兵武器的发明、改进，都是围绕一个重心作战：“大兵团决战”而作的。
      首先，诸葛亮的步兵阵法训练严谨，步、弩军兵种配合、阵地运动、攻防战术皆优于魏军步兵。其次，八卦阵四面皆可对敌攻、防，进退整齐，始终不乱，敌骑兵无机可乘。司马懿曾率魏军主力与诸葛亮大军面对面交手过一次：“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4]。魏军刚开战便遭沉重打击。后司马懿急退回山寨防守，才免于遭受更大损失。
      司马懿在与诸葛亮所帅蜀军决战时，吃了诸葛亮阵法的苦头，认识到诸葛亮决战战术的厉害。由此，司马懿基本掌握了诸葛亮军事上的优缺点，之后一再躲避与诸葛亮决战，称诸葛亮为决战战术、阵法运用的“天下奇才”[5]！
      （许多历史学者和军事史家认为，只有第一次北伐，夏侯懋为魏国关中都督时，魏延的关中战略是可行的，以后便不可行了。这是小看了诸葛亮帅军在平原决战作战的能力而得出的结论！也是在认识魏延案件时被杨仪编造的谎言：“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所误导的根据，认为魏延不管诸葛亮在不在，都自以为有能力、要与司马懿决战。）
      再从另一角度考虑：换了别人率领蜀军主力与魏延配合，魏延的关中战略还能实行吗？当然不能。即使能够先拿下长安，只要蜀军的主力作战占不了上风，拼个两败俱伤，很快就会因后勤问题、兵力问题支撑不住而败退汉中。所以，诸葛亮是魏延这出关中战略大戏的真正主角是也！
      制定军事战略，必须有相应的军事战术优势为基础。可以说，没有诸葛亮帅大兵团决战战术的优势，魏延就诞生不了战略可行与战术优势结合、逼敌决战关中的“打蛇战略”。这也是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的军事战术技术根据（己方在关中作战具有军事战术技术的优势）。
      至于诸葛亮与魏延的北伐战略分歧原因，则不是本题所论，在此无需评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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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诸葛亮指使魏延独立作战  。
      这里需要进行反驳两个古人，认为诸葛亮不允许魏延单独统军作战的言论错误：
      （一）《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先生说：
      “（魏）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6]。
      这个“求将数万”的史料是哪来的，常璩先生不看《三国志》吗：“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魏延是以诸葛亮的“武干”为主要依据与之配合作战；是求为诸葛亮的开路先锋，为诸葛亮以大兵团与魏军主力决战创造先决条件。决战是靠诸葛亮来打，而不是魏延自以为有本事，要“求将数万”兵，自比韩信，脱离诸葛亮打仗。这是不理解魏延的关中战略计划要点的错误论述。
      （二）注解《三国志》的裴松之先生，在驳“郭冲五事”的错误时说：
      “亮尚不以（魏）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4]。
      看《三国志·魏延传》这一段：
      “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1]。
      明明诸葛亮非常放心魏延有能力单独统军作战，并指使魏延带兵勇闯敌后羌中；魏延立大功后，又把魏延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为何“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不得诸葛亮许可的，是魏延提出的北伐关中战略计划，而不是诸葛亮瞧不起魏延独立作战的能力！裴老先生也看走眼了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上的互信关系。
      魏延的胆略在诸葛亮手下无人能及。他敢于孤军深入敌后羌中；自告奋勇闯进虎穴打长安、守潼关，可说是为完成刘备倡言、诸葛亮继之的光复大汉国使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与诸葛亮同样具有强烈的忠诚度、共同的事业追求。对于魏延的这一点，诸葛亮有着清醒的认识：“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1]。所以，诸葛亮虽然和魏延的北伐战略思想有分歧，却完全放心魏延能够单独带兵对敌作战。
      魏延以领兵万人与诸葛亮奇正配合的关中作战战术，被古今许多学者理解成魏延想擅自行动的借口，因此诸葛亮要抑制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其实这里的记载，只是显示了魏延与诸葛亮战略思想的不同之处，根本没有魏延要脱离诸葛亮行动的征兆，也没有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意思。
      战略上的分歧被看成不许独立行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给学者们认识后来的魏延案件的前提（诸葛亮与魏延的军事关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是如《魏略》所说的诸葛亮“令延摄行己事”，而是如《三国志》所说的“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若诸葛亮认为魏延单独带兵会瞎打、蛮干，他就不会叫魏延带兵闯入敌后！《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立功后，诸葛亮把魏延“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1]，《三国志·魏延传》又记载诸葛亮临死时不拘军制，给杨仪等人口谕便宜行事，那为什么不把魏延在军中的最高官职和军法处置权“假节”拿掉，就不怕魏延依权行事？魏延有朝廷授予的“假节”，可斩军中除诸葛亮以外任何不听令的将、官！若由此引起蜀军大乱、无所适从，诸葛亮又怎能称为有智？把魏延喊来，卸掉官职，收回“假节”，或先遣送成都，给他弄个虚职养老不就完了？要么最低限度该写一张统领全军的手令给杨仪，连这个起码的事都不肯做？就让杨仪等一伙人共同掌权，或让杨仪这么没凭没据地“疑似掌权”，不按起码的军制、军规行事人家服吗？众兵将是服从魏延的高官、朝廷的“假节”，还是服从杨仪等“大伙儿”、服从杨仪的“疑似掌权”？《三国志·魏延传》对于诸葛亮临终前不顾军制的重大制约，只给杨仪等人口谕行事的记载，矛盾多多、疑云重重。

      2，魏延与诸葛亮的政治关系
      因此前提，诸葛亮临终前军权交接的真相，必需要从诸葛亮与魏延相互认知对方的军事能力，和二者之间的事业性关系联系紧密程度来认识。
      前面论证了魏延对诸葛亮帅大兵团作战才能的认知和服膺，是否魏延就对诸葛亮一点意见都没有了？有意见是否影响到诸葛亮对魏延军事才能的认可，以致临终时不肯把军权交给魏延？
      （1）魏延与诸葛亮的个人关系。
      人总是有优缺点的。魏延虽然目睹和亲身感受到诸葛亮在训练军队阵法、在大兵团作战中的军事才干，对诸葛亮帅大兵团决战的本领和治国才能非常认可，而且在自己的北伐关中战略计划中，把诸葛亮率主力与敌决战，作为无可替代的基本战术优势基础。但对诸葛亮的“将略（军事战略）”并不认可。
      亦如陈寿说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4]。
      也更如诸葛亮自己曾说：“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4]。
      因此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1]。即是说诸葛亮战略上太谨慎，小心过分，致使魏延不能彻底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之配合作战。
      魏延经常说诸葛亮胆小，这可不给诸葛亮面子了。然而史料记载：
      （一）“（建兴）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1]。
      在此我们只见到诸葛亮看好魏延的军事才能，指使魏延独立带兵深入敌后作战。魏延得胜回朝又大升其官爵。当时民众舆论也认为魏延于此时之后，有代替诸葛亮的可能：“冀时论必当以代亮” [1]。
      （二）“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於是亮遣琰还成都”[1]。
      于此事中未见记载诸葛亮对魏延有何压制。
      （三）“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1]。
      真的无所偏废吗？
      “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毎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8]，既然是“百家争鸣”，魏延拿刀在杨仪头上晃，显然行为过火，但仍未见诸葛亮对魏延有所抑制，这就是偏爱了。而杨仪后来终究被偏废：“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1]。
      由此看来，因魏延并无“睚眦之怨，无不报复”[9]（法正的行为品性）的品性，没有枉杀一人的记录，所以诸葛亮并未因魏延性格直率、口无遮拦说他胆小，又在和杨仪吵嘴时动刀吓人，而对魏延有实质性的不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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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诸葛亮如何决定魏延、杨仪的政治命运。
      杨仪、魏延经常争吵不休在当时非常“有名”，都传到吴国孙权那里去了。诸葛亮为什么不早制止呢？还是没有制止的能力？我以为，诸葛亮的“不问事”，有着隐藏的不宜公开的原因，这和魏延、杨仪的未来政治命运有密切关系：
      （一）诸葛亮有必要、有能力制止二人的争吵。
      文武失和，大臣被人看成“牧竖小人”[7]，国家名誉受损，易为敌国离间致祸，诸葛亮没有这个政治远见？《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只写了一篇《甘戚论》，劝说二人无效，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连魏延动刀吓人也不抑制一下？降职、调职、隔离、关禁闭、议事不许带刀、禁言等等，一般人都可以找出种种方法解决的问题，以法治见长的诸葛亮的法治水平哪去了？要说这事符合诸葛亮的行为逻辑，显然是另有原因。
      （二）接班人的议事日程。
      自从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使用马谡为先锋，就有了寻找、培养自己接班人的明显意图。马谡死后，杨仪的文才、魏延的武略都在他人之上。诸葛亮在后人中要挑选接班人，杨仪、魏延是正常的人选（另有一人李严有能力担当，诸葛亮和李严的关系本文不议）。
      （三）让魏延、杨仪充分“表演”。
      可惜杨仪、魏延二人不能“珠联璧合”。那么去谁、留谁，或另选接班人就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前途。而两人发生矛盾，正是从旁观察二人，深入了解二人性情的极好机会。因此，怎样制止二人争吵，与观察、挑选接班人相比，就显得不是最重要了。说明诸葛亮不是法治无能、或不问二人私事，而是为了让二人充分“表演”，以便取舍，这才是诸葛亮真正的行为逻辑！
      杨仪的表现，显出他是个不顾大局的人。作为政治家，要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武人的脾气多数要比文人暴烈，只要避免与魏延语言过多接触就行了，而杨仪尽管被刀架在头上，吓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还是要吵下去、吵下去。吵嘴、面子、压倒对方比国之体统、为政之道、甚至比自身性命安全更重要，杨仪狭隘、偏执的性格充分暴露出来（争吵的具体原因，请见我为本文所写的分论文章《杨仪的鼻涕  魏延的刀》）。
      魏延的表现，显出他对政治影响不感兴趣。议事动刀，威胁到对方的人身安全，给所有执政的官员留下坏印象，显然是没有政治头脑。后来魏、杨二人互指叛逆的檄文到达朝廷，蒋琬、董允力保杨仪而怀疑魏延，难道不是以上魏延过去的表现起了很大作用？
      魏延是个军人，又“性矜高”[1]，三个不是，“武士道”精神就拿出来了：说不服你，咱出去动手证明谁对，你敢不敢？“决斗”是“争吵”的升级。中国人以武“决斗”的特点是点到为止，证明谁能，并不是古代西方人“决斗”的生死之争。如到了生死相争、要杀杨仪的地步，那诸葛亮岂能坐视不管？擅杀大臣这还了得，要是人人不肯“皆避下之” [1]，魏延不把将领杀光了？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 [1]是朝廷后来推测魏延“作乱”的想法，是错误的断案，后有论证（这段记载是朝廷对魏延案件的判案根据，而不是陈寿本人的评论）。倒是杨仪、马岱想杀魏延、杀魏延全家！不然把逃走的魏延几个人射倒绑缚朝廷，让朝廷去处理就是了。
      （四）诸葛亮得出结论：
      “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1]，“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8]。
      所以，后来杨仪杀死魏延回到成都，被朝廷晾在一旁，有官而无职。
      有大才却不顾大局的杨仪，因和魏延长期争斗，远在其杀死魏延之前，就已经断送了自己的大好政治前程。
      相反，善待士卒，军事方面谋、勇过人的魏延，既然缺少从政才能，但也没有胡乱伤人的“睚眦必报”之性。经考验魏延独立作战的能力后，诸葛亮认可魏延的军事才干，申报朝廷，给予魏延除自己“假节钺”而外的军法处置权“假节仗”、军中最高的官位“征西大将军”、和当时蜀国授予文武官员的最高一级的县候爵位：“南郑侯”。这是诸葛亮挑选军事接班人的实质性作为。
      “冀时论必当以代亮”[1]。此论虽是朝廷在魏延死后推测魏延的想法，却透露出当时的舆论也认为魏延有可能是诸葛亮接班人。“时论”认为魏延有代诸葛亮执政的可能，从建兴八年魏延立大功被封官、假节时起，直到建兴十二年魏延死之前，并无重大改变。
      由于秘而不宣，人们误以为魏延有可能是全面接诸葛亮的班，并不知道政治接班人是蒋琬。诸葛亮实际是要给魏延执掌军权。
      这个军、政分工的可行性如何？《三国志·蒋琬传》里有蒋琬的史料可分析：
      “东曹椽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构戏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戒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也。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8]
      从以上记载可看出，蒋琬与杨仪的性格、品行区别很大。虽然蒋琬各方面才能都比杨仪差些，蒋琬却有自知之明，而且宽容大度、与人为善，足以和魏延搞好人际关系。
      总之，观察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关系，不应只看他们是否性格相投、是否来往频繁，是否有小龃龉，而是要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共同事业追求；双方各自的缺点，并未影响到二人互相认可对方作为军事统帅的能力。
      有《三国志·魏延传》等史料所记载的种种现象背后的诸葛亮与魏延的实质性关系为依据，《魏略》记载诸葛亮临终把军权托付给忠、勇、谋俱全，作战经验丰富的“假节”将军魏延，便显得合情合理；而《三国志·魏延传》记载诸葛亮临终给军事上无勇无谋、政治上又不容不附的文官杨仪“疑似掌权”，是多么的自相矛盾、不合情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1，魏延在军事上并非鲁莽之人，品行上并非嗜杀之人；2，诸葛亮非常看好魏延的军事才能、和他对光复大汉事业的忠诚；3，诸葛亮和魏延的军事关系、政治关系始终处于良好状态。4，诸葛亮接班人的计划很明确，是魏延和蒋琬的军、政分工合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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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国志》的自相矛盾印证了《魏略》记载的准确性
      《三国志》记载的有关魏延案件的发展过程，有多处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些记载的疑点和矛盾，却印证了《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过程的准确性！以下一一分析论证。

        第一处疑点  ：“烧绝阁道”与“槎山通道”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
       “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1]
       对于《三国志·魏延传》这一段魏延烧断栈道记载的错误性，有网友燕京晓林先生的文章《寻找魏延事件的真相》对此事的分析质疑，我就不再重复，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查看。是燕京晓林先生首先发现了魏延政治冤案的突破口！我是师承其后而为之。

       第二处疑点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
      “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1]
      按《三国志》的记载而论，在北伐前线时，如果魏延抢在杨仪大军未动身时便立即率军先走，所过又烧断多处栈道，接着双方互发檄文至朝廷，指责对方叛逆。那么杨仪送羽檄的信使是怎样越过烧毁多处的栈道和魏延部队，与魏延的信使在同一天到达朝廷的？
      陈寿在形容羽檄来往频繁时，用“羽檄交驰”一词[8]。而陈寿在这里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之语的意谓很明确，是指双方檄文到达朝廷时的时差表：一天之内。
      杨仪的信使与魏延的信使，能在到达朝廷时的时差相隔很短——“一日之中”——有这样三种情况可论：
      （一）杨仪的信使从其它路走。
      褒斜谷道是五丈原前线的诸葛亮大军与后方联络的通道。敌人已经从陈仓、北原、渭南三面包围，蜀汉大军的通信文书和人员、辎重就靠褒斜谷道来往。
      杨仪的信使要从另外路走，左、右近处有陈仓道、傥骆道，远处有陇道、子午道。但其它道路入口都在敌方境内，道即远，而且战争期间都有敌军巡逻把守，敌人岂能容你过去？
      通信文书的传送方式，在秦汉以前就有“驿站”这种形式，负责公务人员与官方通信的便捷、高速传送。没有驿站传送，五丈原到成都一千六百余里路（汉里，一汉里大约四百余米，后同），双方信使即便同日出发也难以同日到达朝廷，何况杨仪的信使被魏延先撤的部队阻隔。
      建驿站也符合当时褒斜谷道稳定的军事后勤路线环境，与诸葛亮谨慎、周密的行为特点。
      驿站每隔二三十里便有。在前边驿站送公文的信使人马跑得筋疲力尽以前，后一驿站有预置人马接过公文再向下一站跑去，接力跑直达朝廷。其它道路敌人岂能容你建立驿站？杨仪的信使即使冒险偷越了敌人防线，因道远，而且数百里路无驿站，不知何日何时能转回原路，怎能与魏延有驿站传送的羽檄同一天到达朝廷？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二）杨仪的信使自劈小路走。
      几个信使在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劈山开道？驿站在哪儿？能及时追上魏延的信使而“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吗？事理不通。
      （三）杨仪的信使抢先越过魏延部队。
      《三国志·魏延传》说的清晰明白：“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是抢在杨仪动身之前先撤，走过栈道后烧毁栈道，然后各人发檄文。而并非说双方先互发檄文，然后魏延抢先回撤，再烧毁栈道。未有根据，不可倒叙。
      文理如此，事理呢？杨仪能在魏延军未发动、未破坏栈道之前就先知先觉地预感到他要谋反而先派人上表，奏魏延谋反？这不是诬告吗？只有见到魏延烧毁的栈道，阻挡大军回撤，这才坐实魏延谋反的证据而发文上表。理当如此，则杨仪的公文使者便无法越过烧断多处的栈道和魏延部队，及时赶回朝廷。更谈不上同日到达朝廷。
      当然，有人会无视以上文理与事理的协同性，进而强调：杨仪预知魏延不会听令，不听令就叫谋反；或杨仪这人本来就不怀好意，所以杨仪预先告发魏延叛逆的信使，先于魏延行动以前就溜过栈道去了，自然会和魏延的信使通过驿站同日到达朝廷。若如此，那么“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与“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1]这两个通信史实记载之间，构成了通信时差。可用这两个史实记载的“通信时差”来验证魏延案件发生的初始地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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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丈原前线经褒斜谷道到南谷口（约即褒口）约六百余里。南谷口距朝廷所在地成都约一千余里，是马匹可行的大道。特急公文“羽檄”在有驿站马匹传送的道路上，一般决不少于昼夜日行五百里。栈道上不适于马跑，道路虽窄却平坦，驿站用人接力跑也达到昼夜日行二百里以上。
      如果在五丈原，杨仪的信使在魏延行动之前先行溜过栈道去，两人的信使同一天到达朝廷：“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羽檄经驿站速递传送，以人跑褒斜谷栈道（约六百里长）三天（日行二百里）、马跑汉中至成都的大道（约一千里长）两天（日行五百里），需要约5天时间到达朝廷。
      朝廷紧急议政、磋商并无异议耽搁：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1]。
      朝廷出兵也无长时间等待：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1]。
      “宿卫诸营”既皇城卫队，蒋琬立即在城里集中宿卫诸营后赴难北行，当然很迅速。为此共用时间1~3天足矣，5+1~3，总天数在七天左右。
      进而：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1]。
      咦？蒋琬在接到杨仪表奏魏延在前线谋反的羽檄七天后，才出城数十里便遇到杨仪信使，收到信使送来的魏延已死的信息，这怎么可能呢？
      分析如下：
      魏延的“子午谷战略战术计划”曾说到：“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长安）”。说明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经褒斜谷道到长安，快速行军约为二十日许。褒斜谷道约占汉中到长安总路程的一半左右，但路狭难走。约有七、八万人的原诸葛亮部队加上辎重，即使栈道不被烧（注意，《三国志·魏延传》说是褒斜谷栈道被魏延烧断，杨仪大军是劈道翻山越岭回来，那么回程时间更长、更长！）、路况好时，快速行军至少也要走12天以上。
      再加上双方在褒斜谷道南谷口的战斗时间、魏延逃回汉中的南郑、杨仪派马岱杀死魏延后回到南谷口的时间，共约1~2天左右。
      杨仪从南谷口发出魏延死讯的信使，到达蒋琬出城处（约一千余里），驿站信使传送要2天。
      总共加起来：12+（1~2）+（2）=15天。就是说，杨仪从前线发出羽檄——杨仪回到汉中杀死魏延——报信魏延已死的杨仪信使到达蒋琬出城处，最低需在十五天以上。
      五丈原与朝廷羽檄通信、朝廷议政、蒋琬出城等紧急事务加起来的时间为七天左右。15-（5+1~3）=6~8，十五天减去七天仍有七八天时间。如果蒋琬是在出城七八天之后接到杨仪信使发来魏延死讯的，那么蒋琬赴国难带兵向前线急行军，最少要离城走出四、五百里地！怎么离城才“数十里（一天内的路程）”就能接到魏延的死讯？
      如魏延在五丈原前线造反七八天后，蒋琬便收到杨仪信使所发来的魏延死讯，七八天减去杨仪的报魏延已死的驿站信使从汉中到成都跑路时间2天，剩下只有五六天。
      杨仪从前线回返汉中五六天时，还在褒斜谷“槎山通道”，离他在汉中要杀魏延的时间还有七天以上！杨仪会隔空打血？
      魏延从前线回返汉中五六天时，还在褒斜谷“烧绝阁道”，离他在汉中被杀死亡的时间还有八天以上！魏延会诈死骗人？
      有了《三国志·魏延传》中蒋琬接到魏延死讯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等情况的记载，说明魏延、杨仪在五丈原前线互发檄文——以至双方信使羽檄在同日到达朝廷——到蒋琬出城几十里就接到魏延的死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以上对魏延案件中有关“通信时差”的分析说明，《三国志·魏延传》的史实记载错乱、自相矛盾。
      另外，如果以当时没有驿站、通讯慢而回军快速这种可能性很小的情况来分析，则：
      双方羽檄通信通过褒斜谷道用时五天，双方通信从汉中到成都用时四天，则朝廷在杨仪大军回南谷口第九（5+4）天时，接到双方羽檄。杨仪大军从五丈原“槎山通道”回南谷口、包括杀死魏延时间在内，用时十三天时间（？太快了！）。报魏延死讯的杨仪信使从汉中到成都城外几十里用四天时间传到蒋琬手中，（12+1~2+4）-（9+1~3）=6~7天，则从朝廷议政、蒋琬出城到碰见杨仪信使而收到魏延死讯时，仍有六七天时间——蒋琬带兵出城应该离城几百里地，而不是离城几十里！
      现在反过来推论：
      如果魏延、杨仪双方羽檄同日到达朝廷是真实的通信时差，而以上分析又证明了魏延、杨仪是不可能在五丈原前线互发檄文的，那么双方又可能在“何处”发出檄文——因而导致“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而蒋琬带兵出城几十里就能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的死讯呢？
      来看看鱼豢的著作《魏略》是怎么记述魏延事件的：
      “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1]。
      《魏略》说的是诸葛亮在前线授予魏延全军指挥权，（注意：魏延与杨仪在前线和一路回程中相安无事！）在魏延带领全军通过褒斜谷道回到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时，杨仪在褒口发动兵变，主动攻击魏延，魏延案件爆发。而魏、杨双方在这时互发羽檄到朝廷，指责对方叛逆，是合乎当时其情其理的通信应对。两天或四天（有驿站算2日，无驿站算4日。）后，双方羽檄便可同日到达朝廷。
      从杨仪在褒口发动兵变使魏延案件爆发、到杨仪杀死魏延、战事结束，所用时间仅一至二天。除去相同的二次通信时间（杨仪首发羽檄到朝廷时间和杨仪发魏延死讯的通信时间互减），这一至二天便是朝廷议政、蒋琬出兵几十里的时间段。
      朝廷接到双方羽檄，没有任何因异议、调外地兵将而耽搁时间的记载。如果蒋琬连夜或用一天时间在皇城整军调粮，第二天就率宿卫诸营出兵前线，离城几十里便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被杀的死讯，通信时差非常吻合！
      魏延、杨仪、朝廷三方通信时间的大致吻合，证明了魏延、杨仪双方是在何处首发了檄文：褒口！——因而导致“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而蒋琬带兵出城几十里就可以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的死讯！
      以上对于“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这一魏延案件中通信史料的种种推理分析，证明了《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时间和地点的准确性：就在魏延和杨仪回到褒口以后！而不是在《三国志》记载的五丈原前线！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与“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两段史料，现在成了《魏略》所记载杨仪等人谋杀魏延的证据之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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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处疑点 ：“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在《三国志》的《谯周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亮卒于敌庭，（谯）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10]
      谯周是陈寿的老师。陈寿对谯周这一段往事的记载，对于剖析魏延案件的案情非常重要。从以上文意联系紧密而无插叙他事来看，这一段记载显然指的是谯周奔赴前线去参加诸葛亮的丧礼。有认为谯周不是向着前线奔丧而是到诸葛亮家去的，请看我分论文章《“谯周奔丧”在魏延案件中的意义》中的驳论。
      谯周于诸葛亮领益州牧时，成为诸葛亮手下的学者类文官“劝学从事”，家住成都。谯周在家闻听诸葛亮的死讯传来以后，立刻奔赴前线。谯周是作为诸葛亮下属、好友等私人关系而奔丧，并非朝廷公派行为。因此，朝廷后来用以禁断前线各关口，不许人众往来前线所发的诏书对谯周有效。谯周庆幸自己赶路快，在持有朝廷禁断诏书的使者到达诸葛亮发丧地的最后一个关口之前闯过关卡，在向前线奔丧的官员中，只有他一人得以赶到诸葛亮的发丧地。确认这一段史料的基本含意，是认识谯周奔丧一事关联魏延案件的种种联系的前提。
      诸葛亮的发丧地在何处，可以证明是《三国志》还是《魏略》所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地点（五丈原还是褒口）的准确性。偏偏《三国志》里没有记载诸葛亮的发丧地点！不过仍可从以上史料中推论出在哪里，现剖析如下：
      先按《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论理：
      诸葛亮一死，如果杨仪当时主军，从五丈原往朝廷发出诸葛亮死讯的羽檄。接着杨仪叫费祎去探魏延的口风，魏延大怒造反，抢先烧断栈道回汉中，双方都发檄文互指叛逆。那么，通知朝廷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和魏延、杨仪双方互指叛逆的羽檄相继到达朝廷，时间间隔也就在一天或半天以内。
      羽檄是驿站通信速度的最高级别。如果诸葛亮之死的信息是最高级别羽檄，到达朝廷的之后一日，延、仪各相表奏叛逆的羽檄也应当相续到达朝廷：“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由于朝廷为前方叛乱所发的禁断关口诏书不容耽搁（以防哗变军队抢夺关防，影响国家安全），而为禁断少数官员往前线吊丧诸葛亮的诏书并不紧急，或在朝廷得知有人奔丧前线后再发，则为两个不同目的而发的禁断诏书可以合而为一来看待：诏书使者至迟比迟于朝廷得知诸葛亮死讯的谯周迟一天而出发。由于朝廷用于前线通信的驿站信使使用驿站通道，每站换乘马、数站换信使，速度极快，要比一个小文官谯周所能拥有或搭乘的交通工具行进速度快数倍！半天内就能赶上、超过谯周而禁断关口。谯周将被通往前线的某关卡拦住，因此不能“以速行得达”诸葛亮的发丧地。
      这又是一件与魏、杨双方在前线互指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的通信时差矛盾相类似的矛盾。两个通讯时差对比验证的矛盾性，把杨仪等人诬告魏延在五丈原前线谋反的说法彻底揭穿，那只能是杨仪等人单方所说而为朝廷认可的谎言！
      再来看《魏略》记载魏延事件的说法：
      诸葛亮死前把全军指挥权交给魏延，死后魏延在前线主军。魏延发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到达朝廷，谯周听闻后立即奔赴前线。
      如朝廷发诏书卡断关口是因为诸葛亮的死亡，则前往禁断前线关口的朝廷信使，同样应是和听到诸葛亮去世消息的谯周前后脚出发，谯周很快会就被收到禁断诏书的某关卡拦住，不可能到达诸葛亮发丧地。即使朝廷发诏书是因为诸葛亮，而且迟发了三~五日，因驿站信使速度极快，谯周也会被收到禁断诏书的最后几个关卡拦住，不可能到达诸葛亮发丧地。因此朝廷禁断诏书应不是为诸葛亮之死而发。
      谯周在成都得知诸葛亮的死讯而向前线走之后，魏延带领全军从五丈原前线回到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此时杨仪等人突然发动兵变，双方爆发战斗，各派信使互表叛逆。现在朝廷在收到魏延、杨仪双方羽檄时，已经距离收到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到达朝廷的时间，至少落后七或九天（前面论证过魏延率军从前线到褒口快速行军需要12天，减去报诸葛亮死讯信使跑路9（慢）或5（快）天时间，加上双方从褒口到成都信使跑路4（慢）或2（快）天时间），此时谯周已经向前线出发有七到九天了。这时朝廷派信使以诏书禁断到达汉中最后一关“阳安关”（约一千里，再加4或2天时间），持禁断诏书的朝廷信使到达阳安关的时间，已经落后谯周从成都向“阳安关”出发的时间十天以上。十天的时间差，眼看谯周抢在朝廷信使之前越过阳安关（犹如寓言“龟兔赛跑”），到达诸葛亮的发丧地：褒口。
      “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说明朝廷的禁断诏书是因为魏延、杨仪双方互表叛逆，以防叛军抢夺关卡，影响国家安全而发；而且信使来往所需时间，与《魏略》记载的诸葛亮发丧地点和魏延案件爆发地点“褒口”所具备的信使往来所需时间条件自然性吻合！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赶往诸葛亮发丧地的这段史料，揭示了具体时间、地理、通信条件的客观事物逻辑性，不但指证出诸葛亮的具体发丧地点是褒口，而且印证了《魏略》所述魏延案件爆发地点在褒口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则否决了《三国志》本身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地点是五丈原！

       第四处疑点 ：“延士众知曲在延”
      《三国志·魏延传》第四个不合情理的地方：
      “（王）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1]
      我的分析首先是：王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这种书面语言形式的记载，已经不是王平的原话了。而直接指认“魏延谋反投敌”，才应是王平当时的直呼。否则，说这种意思模糊不清的语式，令人莫名其妙，于对方没有政治威慑力。
      那为什么要修饰原意，搞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说法？这跟后来朝廷判定魏延案件为“内讧”有关。既是判内讧，如朝廷还照原样记下王平等人指认魏延谋反，那不是要王平等人反坐诬告罪么？内讧要有内讧式的语言逻辑形式相匹配。
      修改后的王平语与陈寿对当时情景的描述矛盾重重：“公亡”，公是谁？诸葛亮？不是“秘不发丧”么？如果双方打斗之前诸葛亮没有发丧，谁知道丞相死了？是你王平、杨仪等人害死的？如大众不知道丞相去世，魏延又是先回，魏延手下怎敢烧栈道、又在南谷口同威望极高的诸葛亮和数万大军对敌的？不早吓得屁滚尿流、跑了个精光，还要等你王平来喊一嗓子才跑？
      如是魏延告知手下诸葛亮去世，而又烧栈道阻拦大军回撤，大军因被阻而被魏军消灭，诸葛亮连尸体都不能回，谁不知这是叛国死罪？不早跑光了？知是死罪还跟着魏延来打，说明都是些亡命之徒，能被你王平这一温柔嗓子“乃尔”、“乃尔”地喊崩喽？就是你喊魏延叛变投敌也没人理你，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或魏延指责是杨仪、王平等人害死了诸葛亮，那就更没人逃跑了。
      王平这话即使经过修改，也暗含了反证：诸葛亮发丧被人所知是在魏延死之前，不在之后。这不是暗合《魏略》所指：“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吗？
      另外，魏延如烧栈道，阻拦蜀国大军撤回汉中，必然要激怒全军官兵同仇敌忾！魏延军与全军相比，兵力悬殊几近一个数量级。即使魏延军能够全力以赴也必败无疑，根本杀不了杨仪。依据魏延的军事认知能力，和对蜀汉国的忠诚，根本没有这种决斗的历史可能性！
      魏延要杀杨仪等人，是朝廷判决本案时对魏延意图的推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 [1]。本论否定了魏延有此想法的政治、军事认知的合理性。这只不过是杨仪的羽檄和杨仪等人杀死魏延事后编造的谎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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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处疑点 ： “性狭侵疑，为人自轻”
      第五个重要的疑点仍在王平将军身上。据《三国志·王平传》记载，王平将军：
      “然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11]
      王平将军立军功多次，一向被后人看好，怎么是个“性狭侵疑，为人自轻”的人？
      来看杨仪与魏延之战的记载：
      “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1]
      “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1]
      “十二年，亮卒於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11]
      从以上史料中应当看出：王平是杨仪率军攻击魏延的主要军事责任人。朝廷把打垮魏延军的首要军功授予了王平。
      王平怎么会得到“平叛”的首功？
      诸葛亮早年曾“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於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6]。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街亭之战后，“（王）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11]。
      原来，诸葛亮给王平所统领的“五部”，约五千人，是蜀军中最厉害的步军：声称“所当无前”，号为“飞军”。“飞军”多由武艺娴熟、好勇斗狠的南方、西方少数民族将士组成。
      王平成长于军旅，是蜀军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军之一。虽然不识字，但人很聪明，有勇有谋，并且掌管着诸葛亮的军营部署安顿“兼当营事”。与在前线管理诸葛亮府事、军事后勤的杨仪一起长期共事。
      然而，王平的性格有“性狭侵疑”的舆论，——因性情狭隘，常导致无端生疑。这就易于被人挑拨是非。又有“为人自轻”的评判，——“为人自轻”者更怕被别人小看，看重他则感激你，轻视他则憎恨你。这就易于被人捧抬说合——哄得住。
      王平这样的人，对于不大懂军事而想在军队里寻找硬靠山的杨仪来说，是求之不得。巧了不是，杨仪与王平在诸葛亮府中长期共事！杨仪能够杀死魏延的关键条件之一，就在此人身上：魏延一战而败，平之“功”也。
      诚所谓：“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

      第六处疑点：  “吾若举军以就魏氏”
      《三国志》关于魏延事件的第六个疑点，线索在《杨仪传》：
      “……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杨仪）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1]
      杨仪谋杀了魏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回到成都后，却因无官可做，牢骚极大，竟说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的话，以至被费祎告发后流放，最终因为诽谤朝廷下狱而被迫自杀。
      若按《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把杨仪在前线接管军权当成真事，则杨仪的牢骚话可以有几种推测：
      1、在前线想投降魏国（魏氏表示魏国）；
      2、在前线想投向魏延（魏氏表示魏延）；
      3、根本没在前线想过投谁，仅是杨仪后来的假设。
      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此各有各说法。没有史料能“确诊”杨仪到底是在何处所想，说的是哪种意思。
      若是认为《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的史实准确，则杨仪的牢骚，便有能准确时空定位、符合事理、证据充分的“确诊”：
      杨仪在褒口发动兵变，表奏魏延谋反，谋杀了魏延、灭其三族以后。那些跟随杨仪谋杀了现时蜀汉国一号军事重臣、又族灭魏延全家的兵将们清醒过来时，知道朝廷如果调查清楚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处罚：反坐（诬告魏延）投敌叛国罪！
      杨仪明白如何利用不知实情的众兵将的恐慌心理，威胁、说服大军干脆投敌叛国：魏军主帅司马懿率大军此时就等在褒斜谷道的赤岸，离褒口不远：“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5]。司马懿正在赤岸等着魏延、杨仪这场战斗的后果、变数。
      杨仪此时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率军投降司马懿、联合魏军再返身灭掉蜀汉国，众人仍可回家团聚，自己也有大官做！陈寿评价“杨仪以当官显”[1]。此人“有奶就是娘”，毫无忠诚度可言。
      因此，杨仪和至少部分将士都有被迫投敌的客观原因、主观因素和实施投敌的有利机会。
      然而杨仪等人为什么又没有投敌而回到成都？因为：
      蒋琬率兵靖难，才走出成都几十里，听到杨仪所发信使告知了魏延的死讯后，并没有继续到褒口来，而是马上返回成都了。
      杨仪信使报告蒋琬回城的信息，给杨仪等人造成了良好感觉：魏延一死，蒋琬就不来调查了，这说明朝廷相信了杨仪编撰的指控魏延叛国投敌的檄文奏章！——即除去了政敌，又不受惩罚，回去还能立功受赏，一举数得！
      杨仪自以为功勋大，才能高，资历深，只要在对己如此有利条件下把魏延案件真相糊弄过去，必能执政。这比投敌谋官风险小，官又大得多，何乐而不为？于是率军回到成都。
      杨仪回到成都，见许多官员都从魏延被杀事件中得到种种好处，提职的提职，提薪的提薪。而谋杀魏延功劳最大的自己呢？却光拿干俸、毫无实权，如同退休一般，期盼与所得落差太大！因其“狷狭”的性格，觉得实在冤枉，于是见人就发牢骚：“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又碰到无须设防的老友费祎，于是乎杨仪牢骚太盛而不防“肠断”，在汉中杀死魏延后所想之事脱口而出，后悔当时没有投敌谋反：“吾若举军以就魏氏（魏氏表示魏国），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以上《三国志·杨仪传》记载杨仪的自我暴露之言，又成了《魏略》记载的杨仪谋杀魏延一案的史料证据。


待续

闻所欲闻

      第七处疑点：  “疑似掌权法”
      第七个疑点分析。
      蒋琬、董允怎么会在看到杨仪、魏延互指叛逆的羽檄后，就全都保证杨仪是好人，怀疑魏延谋反呢？
      这是朝廷上了杨仪等人的当了。诸葛亮发丧后，魏延被打死，那还不任由杨仪等人编故事：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1]
      “亮适卒，密不发丧，仪令费祎等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署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1]
      “因与袆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袆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1]
      “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1]
      “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1]
      “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1]
      像这样短小精悍的“讲故事法”，有完整的“情节框架”、有活灵的“性格描画”、有活现的“话语细节”、有“众口一致”的“起因根据”。甚至到如今还有动人的“历史效果”：历史学者们纷纷按此故事情节展开、论说魏延案件、魏延和诸葛亮的关系、魏延和杨仪的关系。
      杨仪不仅运用以上“讲故事法”讲述“魏延谋反故事”，而且在“讲故事法”里又嵌进了“话语权法”：
      杨仪先把移交军权给自己一班人的责任，揽到了诸葛亮身上：“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接着杨仪找人来，旁证自己握有军权：“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之后，杨仪更“挪用”已经死亡的对手魏延的嘴巴，说自己真地在掌控全军指挥大权：“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杨仪用此二法——“讲故事法”和“话语权法”——一下子便给自己弄了个“疑似掌权”状态！
      “疑似掌权”就是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要——官职大小无所谓；“假节”有无没关系；诸葛亮手令莫须有！——仅用包裹着“话语权法”的“讲故事法”，层层递进、权权互证，就使人以为他实际接管全军指挥大权：不但诸葛亮、费祎等认可，连谋反者魏延都认为我杨仪在职掌军权，你朝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什么叫“花言巧语”？这是典型个例。
      这是为《三国志》所采纳的魏延案件官方材料的最大疑问之处！
      大致写有这样“真实故事作品（杨仪太有才！）”的羽檄不断送到蒋琬、董允手里。文人喜看曼妙文章，蒋琬、董允哪有多少军事眼光、临场急智去细辨其理？
      再看魏延。一个军人，部曲（私募家兵）出身，作文技巧自然要比杨仪差得远。又，杨仪在诸葛亮发丧地褒口突然兵变，魏延只能仓促应战，发出羽檄信使就够幸运的，恐怕二次信使还未发出就被杀了。再，战事暴发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当时魏延连命都来不及保，哪有时间、证据写什么长篇大论、有理有据的羽檄？
      杨仪等人不仅以王平的军事才能突袭了魏延，而且以杨仪的文章才华“突袭”了朝廷——两方檄文一比对：杨仪的篇篇“生花妙笔”，故事紧凑，集集精彩，直发到魏延死而止；
      魏延的一篇却“理屈辞穷”，怕是仅有八个字：“杨仪叛逆  请兵增援”。不从檄文内容质量，仅从檄文数量上来说，魏延就输了。蒋琬、董允怎能不倾向杨仪？
      加上魏延常常在汉中南郑的议事大厅对杨仪舞刀弄枪，杨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8]。以往的“事实证明”：——这回十有八九又是魏延干得“好事”！蒋琬、董允当然不会担保舞刀弄枪又檄文“理屈辞穷”的“这一个”，而是力保鼻涕、眼泪混在一起，并且檄文讲得“生花妙笔”的“那一个”。
      怜悯之意人人都有；现象推论个个都会。朝廷当时就犯错误了，即偏听偏信杨仪的羽檄奏章，又不到出事地点调查真相，就听杨仪、王平、马岱等人回来汇报各人的“平叛功劳”？
      《三国志》对于魏延被杀案件的记载，不仅自身多处有漏洞、矛盾百出，而且多处的记载证明了《魏略》所记述的魏延案件过程的准确性。由于记载的是同一事件，只要是事实，必有相互印证、相互合理补充之处。如果不是事实，不仅会与对方的记载相矛盾，而且会与自己记载的真实相冲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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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魏延被杨仪、王平、马岱等人政治谋杀
      以下对于魏延被杀过程，以《魏略》的记载为基本史料素材，参考其它史料，详细论证《魏略》记载的合理性：
      “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1]

       1， 从五丈原开始
      诸葛亮病重，对以魏延为首的高级官员交待后事，说明诸葛亮移交代理军权时，魏延在场。
      或有此疑问：
      “魏延是先锋，在前线走不开，所以不会在场。”
      当时魏、蜀军队除了开始有些小接触，几个月都未开战。
      诸葛亮是因过度操劳得病慢性死亡，并非死于急性病。且诸葛亮病重时，曾给朝廷来人交待过国家大事。几个月来诸葛亮病了不止几天，直到诸葛亮死时，前线并无战事，哪一天魏延走不开？其他将军在没有敌人进攻时都无法守住营寨？因此此论不合理。
      又有一疑问：
      “诸葛亮有意避开魏延。”
      《三国志·魏延传》说诸葛亮不拘军制，给杨仪等人口谕行事，在诸葛亮认为魏延会莽撞坏事时，亦无不可，但须有魏延在场。否则诸葛亮当有手书魏延、或之前取消魏延的主要官职、特别是“假节”，因为“假节”是镇军宝物、杀人利器！
      魏延不是鲁莽之人，诸葛亮看好魏延的军事才能，我在本文第一章讲解根本问题“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实质”时已经论证，无须重复。
      言归正传。由于敌情紧迫，诸葛亮移交代理军权时，要求保密，所以只有极少数在场的蜀汉国高级官员知道，前线绝大多数人不知此情。《三国志·魏延传》所说的魏延不在场，如本文第二章的多处综合分析来看，只能是杨仪的檄文所编造、和事后杨仪等人在朝廷审查本案时的单方指认。
      由于诸葛亮知道自己有与优势敌军大兵团阵地决战的指挥能力，而别人并不具备如此能力，如今自己一死，人心混乱，蜀军的大兵团决战能力将大为下降，难以有和魏国主力军团决战决胜的把握。所以嘱咐魏延代理自己的主帅职位，和其他将领们“密持丧去”——秘密撤退。今后作战要谨慎从事：“慎勿复来也。”
      魏延明白，诸葛亮一死，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于蜀军，蜀军将领包括魏延自己，均没有有把握的决战战术能力去打败司马懿。
      魏延明白，诸葛亮是魏延关中战略的战术基础，诸葛亮一死，魏延的关中战略没有战术优势支撑，将彻底失效。
      魏延明白，诸葛亮一死，缺少了与他互补军事才能的诸葛亮，今后一段时期无法在北伐中取得重大战果，必须回汉中等待时机。
      这三条关于魏延对当前敌情的军事认知力的推论根据，见本文在第一章的第一节“1，北伐时魏延与诸葛亮的军事关系”之中的论证。
      魏延遵照诸葛亮遗命，统领全军悄悄撤退，符合魏延对当时战场环境、敌情、我情的把握。作为具有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头脑的魏延，当然不会在即失去了诸葛亮的军事技术优势、又没有占领长安的情况下，带领全军和司马懿相对优势的军力硬拼，那不是魏延的军事认知水平，而是军事疯子！这也可以拿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追击蜀军的种种情景反证。司马懿追击蜀军，被蜀军假装反击，以为诸葛亮未死而被吓跑后，“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5]。司马懿认为只要诸葛亮这个“大兵团决战战术天才”已死，并不惧怕其他任何人，马上一直追到褒斜谷赤岸，等待攻击机会。
      魏延被诸葛亮口头授予全军指挥权，这个交接仪式是正常、合理的。撇开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不谈，诸葛亮几年前就为魏延做好了接班自己军事大权的军制准备，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职务、职权、职称都具备了军事接班人的条件（详论请见分论文章《杨仪的鼻涕  魏延的刀》）。
      大敌当前，军队尤忌临阵换将，人心惶惶、指挥错乱、自乱阵脚，易为敌军所乘。因此，诸葛亮去世和魏延接任全军指挥权，除极少数高级将、官以外，并不为全军所知。此时包括杨仪在内的将领、官员，统军职责未变也不能变。因为要在敌军追来时，保持原有部队的队形、阵列，以迷惑老谋深算的魏军主帅司马懿，让他以为诸葛亮还在场而不敢打。而且各位将军带领自己的部队作战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即使打起来也比临阵换将易于指挥得多。
      除魏延而外其他将、官职责不变，和诸葛亮叫魏延领军秘密撤退，是蜀军最高决策层早有谋划、应对强敌追击的有效军事部署。

待续

闻所欲闻

       2，经过褒斜谷栈道
      后司马懿果然追来了：“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仪结阵而去”[4]。
      依据“姜维令仪反旗鸣鼓”，有人认为印证了《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是对的：魏延在前线造反已经先跑掉了，所以现在由姜维下令叫杨仪回军反击。
      我认为这不过是史书作者知情多少或取材详略的问题。
      杨仪办事能力强但经历战事少，在战场的作用主要是作为诸葛亮调动、部署军队的传令兵。姜维是诸葛亮教练中军阵法战术的诸葛亮中军将领，也是诸葛亮身边人。诸葛亮死后，什么时候该当反击，姜维把握战术时机要比杨仪准确得多。由诸葛亮身边人杨仪挥旗鸣鼓，是为了显示蜀军一切情况正常如前，诸葛亮好像还在，因此才瞒过了司马懿，魏军退而不敢逼。谁是诸葛亮死后的统帅，在此根本不能表现。如有表现，魏延露头在中军指挥杨仪或他人进退，不就被司马懿看破诸葛亮已经死了，那不出大事了？（不是作为诸葛亮的传令兵，杨仪能指挥全军数万人马与司马懿决战？）
      性情狷狭、升官迫切的杨仪，见魏延做了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又以为魏延回去以后会“冀时论必当以代亮”[1]，怕他在诸葛亮死后抢夺了自己今后的高官地位（详论请见《杨仪的鼻涕  魏延的刀》），自然就有了谋杀魏延的设想（早就有此心理也未可知）。由于当值司马懿大敌在前，为敌情、环境所迫，又在行军途中，谋者未聚、谋略未定，因此不便发作。
      在全军通过褒斜谷道，回到褒口之后，重大敌情便基本解除。
      至于史书记载魏延途中烧栈道一说，有这样两种存在的可能性：
      （一）魏延率全军通过栈道后，为防止魏军追来，魏延曾下命令烧毁几段栈道，以阻挡魏军进入汉中，被杨仪后来“借坡下驴”、混淆视听，说魏延在前线先走，烧栈道阻拦大军的回路。
      （二）杨仪在杀死魏延后，找手下亲信秘密烧毁几段栈道，既能阻挡敌军、又能当作糊弄朝廷说魏延在前线烧栈道谋反的证据。
      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因朝廷蒋琬带兵出城不远马上又回城，未能及时上前线详细调查，皆一时无法搞清真相。
      因此，魏延“所过烧绝阁道”，成了杨仪诬告魏延谋反的“王牌证据”！

       3，褒口杨仪兵变
      诸葛亮是死在秋八月天气尚热之时，回程多日，遗体渐腐，因而在全军走出栈道、行至褒口开阔地时，魏延决定立即就地为诸葛亮发丧。
      而魏延决定诸葛亮遗体就在褒口发丧，让杨仪等人发现了一个谋杀魏延的绝好机会：
      首先，欲行兵变者因要为诸葛亮发丧而聚集在一起，兵变策略、军事部署易于讨论定夺。从《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来看，主要有杨仪、王平、马岱三人为主谋。杨仪是军中最高文职官员。诸葛亮死后，为欺骗司马懿的追兵而由他和姜维直接统领诸葛亮原所在中军。王平多年统领着蜀汉最强步军“五部”（“五部”又声称“所当无前”、号为“飞军”）。马岱是投靠刘备的马超手下的原骑兵将领，现在亦领骑兵营（推论马岱应领骑兵营，在于他敢从褒口追击骁勇的魏延直到南郑虎头桥）。
      杨仪等人拥有的总兵力要超出魏延先锋军很多，且都是蜀军精锐部队，军力强大。
      显然，魏延不能在为诸葛亮“密不发丧”、敌情紧迫、自己的统帅身份还不为全军所知的行军途中调兵换将；也来不及在急需为诸葛亮渐腐的遗体发丧时的褒口整军调职。因此，杨仪、王平、马岱等人各自所掌握的部分兵权目前尚牢固，兵变“天时”条件极有利。【这个对于当时的历史时空具体情况下的“兵权关系”分析结论，为绝大多数研究魏延案件的历史学者、军事史家所忽略！所以就有了“一个下属文官怎么可能打败统帅全军的上级将军？”的历史不解情结。】
      其次，全军在从褒斜谷栈道撤到开阔地褒口而为诸葛亮发丧，必然要聚集一处。各营驻地相距不会远，地形条件极易实施军事突袭，使得对手来不及应付，如此则“天时”加“地利”。
      再有，在五丈原前线，诸葛亮去世、魏延临时接手全军指挥大权之事秘而不宣；回到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时刚刚被全军所知（或甚至魏延接手全军指挥权，于此时并未广而告之）。蜀军军心不稳：“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8]。魏延当然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的极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军事权力机制和在全军马上树立个人威信。“人和”未到。
      此时此刻，“天时”、“地利”、“人和”都对魏延非常不利。这是向魏延发动兵变的唯一大好时机！
      杨仪等人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短期优势，利用魏延为诸葛亮在褒口发丧而出现的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采取了政治、军事非常手段发动兵变：
      （一）政治攻心计。
      因为全军兵将已有大半年在外行军打仗，都企盼回家团聚，忽听诸葛亮去世，发丧时人心恐慌：“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8]。杨仪等人利用魏延刚刚掌权还未孚众望之际，蛊惑人心，突然宣布魏延要率众叛国投敌，并向朝廷发出早已谋划好的诬告魏延谋反的羽檄。
      此时双方兵将同样毫无心理准备。
      杨仪等人的攻击方兵将，因受蒙蔽和裹胁而战：有人叛国，回家不成，愤愤不平，敌友难分。
      魏延的被攻方兵将，突然听到政治恐吓，莫名其妙，行、思恍惚，军心瓦解。
      此一计不需要魏延谋反投敌的实质性证据，也不需要指证魏延谋反投敌的长期宣传效果。只要能在一两日内糊弄双方兵将，引起己方兵将短期内愤怒压倒理智；引起对方军人将信将疑、心情恐慌就达到了目的。（司马懿很快追来，让杨仪能找到更好的污蔑魏延谋反的口实。比如：1，宣扬司马懿追来到赤岸是魏延勾引来的。司马懿不是“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吗？司马懿早被吓跑了，怎么这么快又追来了？魏延既然受命于诸葛率领全军，则只有魏延有权力指派人去联络司马懿，司马懿才会很快追来，这不是魏延和司马懿有勾结吗？2，魏延要拿汉中做投降见面礼，哪里要向北跑到关中去投降？所以魏延向南走。3，按照魏延口气伪造一份“魏延手笔”的投降令、书之类，宣读一下后愤愤撕毁，这对杨仪来说没什么难度。）
      此计主要应当是杨仪杨长史的“政治才干”所为。
      (二）军事突袭计。
      杨仪、王平、马岱等人，乘全军在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时云集、双方营地相距很近、魏延军毫无军事戒备时，政治攻心配合军事突击：“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1]。
    王平率领号为“飞军”的蜀汉国“五部”精锐步军，首当其冲，一齐大喊魏延要胁迫全军叛国投敌，很快冲到魏延营地。由于为诸葛亮发丧时各营驻地相距不远，魏延的兵将们措手不及，即来不及问明情况，也来不及部署反击，刀便砍到头上来了。
      事件突然发生，情况不明，自然众人心情恐慌、手脚发软，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之理？谁又愿意因叛变投敌的罪名死在自己人手下？只能留待今后弄明情况再说。因此，魏延兵将混乱中稍事抵抗后，大都逃走。
      魏延兵将是因受到政治恫吓而恐慌“不战”；“军走”是因为杨仪等人以高明的政治、军事手段突袭而逃走。
      此一计可称为“猛虎掏心”：瞬间抵近，猛击要害，对方无力还手。
      此计主要应当是王平王将军的“军事才干”所为。
      由于杨仪等人：1、军力强大；2、政治、军事谋略高明；3、捉准时机，文武攻击双管急下，因此杨仪兵变一发作便打散了魏延军，魏延军队很快便失去战斗力。
      作战经验丰富的王平王将军，在魏延案件中的军事作为比杨仪更关键。杨仪以政治污蔑加军事突袭手段谋杀魏延的成败，主要以王平和其所率“五部”精锐部队的兵变首发关键突击作用为转移。所以蜀汉朝廷糊涂掌权者，在事后授予王平“平乱”首功，并使其连升数级：“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
      魏延并没有为争夺政权而杀杨仪之心（详细推论请见本文分论文章《杨仪的鼻涕  魏延的刀》），因而毫无与自己人作战的准备。现在魏延就是有杀杨仪之心也来不及了。于是魏延匆忙向朝廷发出求援羽檄，奏杨仪等人反叛。二人羽檄由此同日到达朝廷：“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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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虎头桥魏延被杀
      因部队很快被打散，魏延再无反击手段，不走便是等死，于是从褒口骑马逃走：“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南郑）”[1]。
      由于王平是步军统领，马少，王平不敢去追骁勇的魏延（王将军也有两腿站不直的时候）。
      于是杨仪急派马岱带领骑兵营大队人马，追到汉中南郑虎头桥旁（据《南郑县志·乾隆版》记载：“汉中府城（南郑）北门外里许，有虎头桥，平地列数石，其下并无沟渠，殊不成桥，而流传久远，且立碑焉。询之居人。云：三国时魏延死处。”）。魏延数人跑得人困马乏，无力对付马岱的大队人马围攻，于是被杀授首。
      当马岱把魏延之首交给杨仪时，杨仪多年的积怨难解难消，又在死人头上践踏一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1]。怕魏延后人申冤、报仇，杨仪紧接又派人到南郑杀死魏延全家，“遂夷延三族”[1]，斩草除根。
      蜀汉国忠臣、应成名却因种种历史情况被当时人以及后世人极端误解而不能成名的名将、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被杨仪、王平、马岱等人谋杀并且绝后！
      当蒋琬率兵靖难，才走出成都几十里，听到杨仪所发信使告知了魏延的死讯后，蒋琬认为：如果是魏延统帅全军，一个下属文官杨仪怎么可能在一、二天内这么快就能杀掉魏延？事情只有像杨仪羽檄所说的那样，是杨仪掌权统帅全军才有可能。魏延之死证明自己先前的判断：在后主面前“咸保仪疑延”是对的，所以无须再去支援、调查，于是蒋琬马上就返回成都了。
      同样，后世许多学者论及魏延案件，大都抽象性地认为：论其能力和权力，一个下属文官怎么可能打败统帅全军的上级将军？事情只有像杨仪羽檄所说的那样……。
      本文以及分论文章综合分析至此，则可以明白，在具体历史情况分析下的具体历史人物分析：一个下属文官杨仪，是如何杀死统帅全军的将军魏延的。
      这一战，由于《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长期被否认是历史事实，鲜有人去分析它、研究它。因此，此战也不入于三国有名战役之列。实际上本战役极具特殊性，出乎一般史学家和军事史家的意料。其中的军事经验、政治教训对于今人来说很有汲取的必要，题外之事，就不再详说。
      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法”，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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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蜀汉朝廷对忠臣魏延的政治诬陷
      如果以上对于本案的论证，和三国时期蜀汉朝廷关于魏延案件的判断和结论具有相似性，则本案研究到此结束。
      然而，据《裴注·三国志》记载：
      1，“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7]
      2，“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1]
      3，“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1]
      4，“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12]
      5，“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13]
      从以上史料中可看出：
      1，在魏延案件远未发生之前，魏延便被世人误解，将其等同杨仪之性，认为魏、杨争斗是互相泄私愤。
      2，蜀汉朝廷主要官员，从得知魏延案件爆发起，就一边倒地倾向于杨仪，认为魏延谋反的嫌疑极大。
      3，魏延死后，朝廷判案者判定魏延案件的起因不是杨仪带有政治目的谋杀魏延，而是魏延要杀杨仪、取代诸葛亮执政。
      4，后主定性魏延案件是内讧：魏延、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
      5，后人由此认为，魏延虽然过去曾经有功，死因却是“实惟厥性”、“咎由自取”。

      经过本文以及分论文章对于种种有关史料内容进行深入挖掘、认识以后，颠覆了后人对魏延案件以上的事实逻辑、理性逻辑的认识：        
      1，杨仪过去引发同魏延的矛盾、争执，具有无法告人的个人政治目的追求（见本文分论文章《杨仪的鼻涕  魏延的刀》的证明）。
      2，蜀汉朝廷主要官员从得知魏延案件爆发就倾向于杨仪，是因为被杨仪所欺骗（见本文第二章第七处的分析）。
      3，朝廷判案者以“诛心之论”判决魏延案件，因不能及时到现场调查，案情事实不清，推测有误。
      4，朝廷定案魏延案件为内讧，等于是对忠臣魏延的政治诬陷。
      5，魏延案件成为一场三国时期鲜为后人所知的千年政治冤案！
      诚如是：
      有人能蒙骗所有人于一时；有人能蒙骗少数人于一世，但无人能蒙骗所有人于一世！

      结尾说几句关于本文应有之义的题外话：
      对于《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魏延案件，就我所知，最早有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提出疑问（《三国史话“为魏延辩诬”》）；后来有网友燕京晓林先生找到突破口，证明《三国志·魏延传》对于魏延案件的记载有重大错误。
      非常感谢这些在我研究魏延案件之先的历史研究者的启发！
      还得加上裴松之先生和《魏略》的作者鱼豢先生。不是裴老先生把《魏略》有关魏延案件的史料从“历史的桌子”底下搬到桌子上面，魏延的政治冤案将永远石沉大海。
      还有《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先生。陈寿先生在记载杨仪等人的谎言和蜀汉国朝廷对魏延案件不公正判决的同时，留下了与蜀汉朝廷对魏延案件断案相矛盾的种种历史具体情况的描述，提供了本文对《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进行种种推论的证据前提，如谯周奔丧等等。
      感谢裴松之先生、鱼豢先生、和陈寿先生在我剖析冤案魏延案件中的历史性帮助！
      于此同时，也感谢曾经与我讨论商榷魏延案件，致使我不断修改本文形式、充实本文内容的网友们。也希望网友们继续提供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2]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魏书, 诸夏侯曹传
[3]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魏书, 武帝记
[4]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诸葛亮传
[5] 房玄龄·晋书: 宣帝记
[6] 常  璩·华阳国志: 蜀志
[7]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董刘马陈董吕传
[8]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蒋琬费祎姜维传
[9]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庞统法正传
[10]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11]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黄李吕马王张传
[12]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后主传
[13] 陈寿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蜀书, 杨戏传

续完

指尖弹出盛夏

老兄好文，赞一个！
过去读三国演义就觉得，诸葛亮对待降将太刻薄了点，关羽怎么不为魏延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当然曹操对待降将也是两面派，对宋宪魏续是借刀杀人，对张辽张郃却能委以重任。当然这都是三国演义。

徐公孰

写得很长，还没看完。

不过呢，魏延与诸葛亮攻魏的军事路线上，我不看好魏延。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3 11:12
写得很长，还没看完。

不过呢，魏延与诸葛亮攻魏的军事路线上，我不看好魏延。

关于魏延与诸葛亮攻魏的军事路线，我还有几篇文章未写，特别是两篇《诸葛亮的八卦阵》和《魏延的关中战略》，将会彻底解决魏延与诸葛亮攻魏军事路线的对错，暂时没有时间去写。
《诸葛亮的八卦阵》是我的历史发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写完准备拿诸葛亮的八卦阵，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公孰

闻所欲闻 发表于 2024-3-3 11:19
关于魏延与诸葛亮攻魏的军事路线，我还有几篇文章未写，特别是两篇《诸葛亮的八卦阵》和《魏延的关中战略 ...

这牛吹的，吴佩孚。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3 11:12
写得很长，还没看完。

不过呢，魏延与诸葛亮攻魏的军事路线上，我不看好魏延。

本文里也大略分析了魏延战略，mm可以在此讨论是非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3 11:21
这牛吹的，吴佩孚。

在我不算吹牛，我在N年以前就已经算定诸葛亮的八卦阵是什么个东东了。

闻所欲闻

闻所欲闻把孙尚香回帖从文章《魏延糊涂“任命”杨仪为主帅》里乾坤大挪移，移到介里博弈。因为介里才是正宗擂台。博弈孙尚香回复如下：

【读我写出上面这一杠，摆事实，辨贤愚，条分缕析，基本上可认清魏延所犯政治错误。闻大杠精也眼睁睁无反手之力，只是碍于大杠精的荣誉而不得不硬扛，又提出两个毫无杠力的问题，今也再顺手杠击回去：
❶“《魏略》记载魏延是诸葛亮在前线榻前交代的军事接班人。”
闻大杠精试图用这个事情证明魏延的合法性，并不成立。因为：
魏延接不接诸葛亮的班，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魏延和诸葛亮有不同的军事方略路线：
诸葛亮走“全军为上”的政治战略
魏延采取冒险的纯军事路线
魏延如果率自己一部人马去冒险击贼，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诸葛亮早已料定，所以安排姜维第二梯队殿后，若魏延反身击贼，姜维殿后；可是魏延并没有反身击贼，却忽然跑到班师回朝的大军前面烧桥断路，企图迫使全部蜀军都回头击贼，这就走上错误的军事路线，公然挑衅诸葛亮生前既定军事部署和政治安排，犯下重大政治错误。
闻大杠精略过魏延政治错误的严重性不顾，斤斤计较于“杨仪许多思维逻辑漏洞”，详见】

      闻所欲闻截取《被政治谋杀和政治诬陷的蜀汉大将魏延》段落如下：

       第二处疑点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
      “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1]
      按《三国志》的记载而论，在北伐前线时，如果魏延抢在杨仪大军未动身时便立即率军先走，所过又烧断多处栈道，接着双方互发檄文至朝廷，指责对方叛逆。那么杨仪送羽檄的信使是怎样越过烧毁多处的栈道和魏延部队，与魏延的信使在同一天到达朝廷的？
      陈寿在形容羽檄来往频繁时，用“羽檄交驰”一词[8]。而陈寿在这里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之语的意谓很明确，是指双方檄文到达朝廷时的时差表：一天之内。
      杨仪的信使与魏延的信使，能在到达朝廷时的时差相隔很短——“一日之中”——有这样三种情况可论：
      （一）杨仪的信使从其它路走。
      褒斜谷道是五丈原前线的诸葛亮大军与后方联络的通道。敌人已经从陈仓、北原、渭南三面包围，蜀汉大军的通信文书和人员、辎重就靠褒斜谷道来往。
      杨仪的信使要从另外路走，左、右近处有陈仓道、傥骆道，远处有陇道、子午道。但其它道路入口都在敌方境内，道即远，而且战争期间都有敌军巡逻把守，敌人岂能容你过去？
      通信文书的传送方式，在秦汉以前就有“驿站”这种形式，负责公务人员与官方通信的便捷、高速传送。没有驿站传送，五丈原到成都一千六百余里路（汉里，一汉里大约四百余米，后同），双方信使即便同日出发也难以同日到达朝廷，何况杨仪的信使被魏延先撤的部队阻隔。
      建驿站也符合当时褒斜谷道稳定的军事后勤路线环境，与诸葛亮谨慎、周密的行为特点。
      驿站每隔二三十里便有。在前边驿站送公文的信使人马跑得筋疲力尽以前，后一驿站有预置人马接过公文再向下一站跑去，接力跑直达朝廷。其它道路敌人岂能容你建立驿站？杨仪的信使即使冒险偷越了敌人防线，因道远，而且数百里路无驿站，不知何日何时能转回原路，怎能与魏延有驿站传送的羽檄同一天到达朝廷？所以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二）杨仪的信使自劈小路走。
      几个信使在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劈山开道？驿站在哪儿？能及时追上魏延的信使而“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吗？事理不通。
      （三）杨仪的信使抢先越过魏延部队。
      《三国志·魏延传》说的清晰明白：“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是抢在杨仪动身之前先撤，走过栈道后烧毁栈道，然后各人发檄文。而并非说双方先互发檄文，然后魏延抢先回撤，再烧毁栈道。未有根据，不可倒叙。
      文理如此，事理呢？杨仪能在魏延军未发动、未破坏栈道之前就先知先觉地预感到他要谋反而先派人上表，奏魏延谋反？这不是诬告吗？只有见到魏延烧毁的栈道，阻挡大军回撤，这才坐实魏延谋反的证据而发文上表。理当如此，则杨仪的公文使者便无法越过烧断多处的栈道和魏延部队，及时赶回朝廷。更谈不上同日到达朝廷。
      当然，有人会无视以上文理与事理的协同性，进而强调：杨仪预知魏延不会听令，不听令就叫谋反；或杨仪这人本来就不怀好意，所以杨仪预先告发魏延叛逆的信使，先于魏延行动以前就溜过栈道去了，自然会和魏延的信使通过驿站同日到达朝廷。若如此，那么“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与“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1]这两个通信史实记载之间，构成了通信时差。可用这两个史实记载的“通信时差”来验证魏延案件发生的初始地点：
      从五丈原前线经褒斜谷道到南谷口（约即褒口）约六百余里。南谷口距朝廷所在地成都约一千余里，是马匹可行的大道。特急公文“羽檄”在有驿站马匹传送的道路上，一般决不少于昼夜日行五百里。栈道上不适于马跑，道路虽窄却平坦，驿站用人接力跑也达到昼夜日行二百里以上。
      如果在五丈原，杨仪的信使在魏延行动之前先行溜过栈道去，两人的信使同一天到达朝廷：“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羽檄经驿站速递传送，以人跑褒斜谷栈道（约六百里长）三天（日行二百里）、马跑汉中至成都的大道（约一千里长）两天（日行五百里），需要约5天时间到达朝廷。
      朝廷紧急议政、磋商并无异议耽搁：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1]。
      朝廷出兵也无长时间等待：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1]。
      “宿卫诸营”既皇城卫队，蒋琬立即在城里集中宿卫诸营后赴难北行，当然很迅速。为此共用时间1~3天足矣，5+1~3，总天数在七天左右。
      进而：
      “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1]。
      咦？蒋琬在接到杨仪表奏魏延在前线谋反的羽檄七天后，才出城数十里便遇到杨仪信使，收到信使送来的魏延已死的信息，这怎么可能呢？
      分析如下：
      魏延的“子午谷战略战术计划”曾说到：“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长安）”。说明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经褒斜谷道到长安，快速行军约为二十日许。褒斜谷道约占汉中到长安总路程的一半左右，但路狭难走。约有七、八万人的原诸葛亮部队加上辎重，即使栈道不被烧（注意，《三国志·魏延传》说是褒斜谷栈道被魏延烧断，杨仪大军是劈道翻山越岭回来，那么回程时间更长、更长！）、路况好时，快速行军至少也要走12天以上。
      再加上双方在褒斜谷道南谷口的战斗时间、魏延逃回汉中的南郑、杨仪派马岱杀死魏延后回到南谷口的时间，共约1~2天左右。
      杨仪从南谷口发出魏延死讯的信使，到达蒋琬出城处（约一千余里），驿站信使传送要2天。
      总共加起来：12+（1~2）+（2）=15天。就是说，杨仪从前线发出羽檄——杨仪回到汉中杀死魏延——报信魏延已死的杨仪信使到达蒋琬出城处，最低需在十五天以上。
      五丈原与朝廷羽檄通信、朝廷议政、蒋琬出城等紧急事务加起来的时间为七天左右。15-（5+1~3）=6~8，十五天减去七天仍有七八天时间。如果蒋琬是在出城七八天之后接到杨仪信使发来魏延死讯的，那么蒋琬赴国难带兵向前线急行军，最少要离城走出四、五百里地！怎么离城才“数十里（一天内的路程）”就能接到魏延的死讯？
      如魏延在五丈原前线造反七八天后，蒋琬便收到杨仪信使所发来的魏延死讯，七八天减去杨仪的报魏延已死的驿站信使从汉中到成都跑路时间2天，剩下只有五六天。
      杨仪从前线回返汉中五六天时，还在褒斜谷“槎山通道”，离他在汉中要杀魏延的时间还有七天以上！杨仪会隔空打血？
      魏延从前线回返汉中五六天时，还在褒斜谷“烧绝阁道”，离他在汉中被杀死亡的时间还有八天以上！魏延会诈死骗人？
      有了《三国志·魏延传》中蒋琬接到魏延死讯的具体时间、地点等等情况的记载，说明魏延、杨仪在五丈原前线互发檄文——以至双方信使羽檄在同日到达朝廷——到蒋琬出城几十里就接到魏延的死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以上对魏延案件中有关“通信时差”的分析说明，《三国志·魏延传》的史实记载错乱、自相矛盾。
      另外，如果以当时没有驿站、通讯慢而回军快速这种可能性很小的情况来分析，则：
      双方羽檄通信通过褒斜谷道用时五天，双方通信从汉中到成都用时四天，则朝廷在杨仪大军回南谷口第九（5+4）天时，接到双方羽檄。杨仪大军从五丈原“槎山通道”回南谷口、包括杀死魏延时间在内，用时十三天时间（？太快了！）。报魏延死讯的杨仪信使从汉中到成都城外几十里用四天时间传到蒋琬手中，（12+1~2+4）-（9+1~3）=6~7天，则从朝廷议政、蒋琬出城到碰见杨仪信使而收到魏延死讯时，仍有六七天时间——蒋琬带兵出城应该离城几百里地，而不是离城几十里！
      现在反过来推论：
      如果魏延、杨仪双方羽檄同日到达朝廷是真实的通信时差，而以上分析又证明了魏延、杨仪是不可能在五丈原前线互发檄文的，那么双方又可能在“何处”发出檄文——因而导致“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而蒋琬带兵出城几十里就能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的死讯呢？
      来看看鱼豢的著作《魏略》是怎么记述魏延事件的：
      “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1]。
      《魏略》说的是诸葛亮在前线授予魏延全军指挥权，（注意：魏延与杨仪在前线和一路回程中相安无事！）在魏延带领全军通过褒斜谷道回到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时，杨仪在褒口发动兵变，主动攻击魏延，魏延案件爆发。而魏、杨双方在这时互发羽檄到朝廷，指责对方叛逆，是合乎当时其情其理的通信应对。两天或四天（有驿站算2日，无驿站算4日。）后，双方羽檄便可同日到达朝廷。
      从杨仪在褒口发动兵变使魏延案件爆发、到杨仪杀死魏延、战事结束，所用时间仅一至二天。除去相同的二次通信时间（杨仪首发羽檄到朝廷时间和杨仪发魏延死讯的通信时间互减），这一至二天便是朝廷议政、蒋琬出兵几十里的时间段。
      朝廷接到双方羽檄，没有任何因异议、调外地兵将而耽搁时间的记载。如果蒋琬连夜或用一天时间在皇城整军调粮，第二天就率宿卫诸营出兵前线，离城几十里便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被杀的死讯，通信时差非常吻合！
      魏延、杨仪、朝廷三方通信时间的大致吻合，证明了魏延、杨仪双方是在何处首发了檄文：褒口！——因而导致“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而蒋琬带兵出城几十里就可以接到杨仪信使所报魏延的死讯！
      以上对于“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这一魏延案件中通信史料的种种推理分析，证明了《魏略》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时间和地点的准确性：就在魏延和杨仪回到褒口以后！而不是在《三国志》记载的五丈原前线！
      《三国志·魏延传》记载的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与“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两段史料，现在成了《魏略》所记载杨仪等人谋杀魏延的证据之一。


      大杠精文章里芥末长滴段落，证明魏延事件是在褒口爆发，前线是诸葛亮交代魏延当头儿带领大军回到褒口。妮竟然木有看见，孙尚香mm抱滴娃娃遮挡了妮的视线咋滴？

闻所欲闻

【❷“讽刺杨仪给朝廷那篇羽檄的演讲，找出杨仪许多思维逻辑漏洞，特别是杨仪指认魏延在前线应该如何思考的错误性。”
杨仪的错误不能洗白魏延的政治性的方向错误。杨仪，只是程序性地执行诸葛亮的命令，魏延表面上反杨长史，实际上在反诸葛亮；杨长史反对魏延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在维护诸葛亮的政治使命，在努力保护蜀国的本钱。杨长史仓促之间恐怕未必领会得透诸葛亮的命令和战略，所以难免有些瑕疵，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诸葛亮允许魏延军事上有自己的坚持，所以安排他殿后。杨长史执行诸葛亮遗命，程序上不接受魏延的政治路线错误。
诸葛亮活着时，魏延跟诸葛亮争论用兵策略，这是军事会议讨论，很好；诸葛亮尸骨未寒，魏延就用烧桥的非常手段破坏安全撤军的政治任务，极坏。杨长史即便不懂军事，执行诸葛亮政治使命的程序也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诸葛亮殁，魏延欲违背诸葛亮生前既定的退兵计划，杨仪坚持行政程序不妥协。一来二去，魏延回顾诸葛亮生前一直压着魏延用奇的军事策略一直不得施展，积郁难忍，一发不收，由军事策略上的不服闹成政治路线上的不从。
就是这么简单。别想多了。】

闻所欲闻截取《被政治谋杀和政治诬陷的蜀汉大将魏延》段落如下：

      第三处疑点 ：“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
      在《三国志》的《谯周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亮卒于敌庭，（谯）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10]
      谯周是陈寿的老师。陈寿对谯周这一段往事的记载，对于剖析魏延案件的案情非常重要。从以上文意联系紧密而无插叙他事来看，这一段记载显然指的是谯周奔赴前线去参加诸葛亮的丧礼。有认为谯周不是向着前线奔丧而是到诸葛亮家去的，请看我分论文章《“谯周奔丧”在魏延案件中的意义》中的驳论。
      谯周于诸葛亮领益州牧时，成为诸葛亮手下的学者类文官“劝学从事”，家住成都。谯周在家闻听诸葛亮的死讯传来以后，立刻奔赴前线。谯周是作为诸葛亮下属、好友等私人关系而奔丧，并非朝廷公派行为。因此，朝廷后来用以禁断前线各关口，不许人众往来前线所发的诏书对谯周有效。谯周庆幸自己赶路快，在持有朝廷禁断诏书的使者到达诸葛亮发丧地的最后一个关口之前闯过关卡，在向前线奔丧的官员中，只有他一人得以赶到诸葛亮的发丧地。确认这一段史料的基本含意，是认识谯周奔丧一事关联魏延案件的种种联系的前提。
      诸葛亮的发丧地在何处，可以证明是《三国志》还是《魏略》所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地点（五丈原还是褒口）的准确性。偏偏《三国志》里没有记载诸葛亮的发丧地点！不过仍可从以上史料中推论出在哪里，现剖析如下：
      先按《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论理：
      诸葛亮一死，如果杨仪当时主军，从五丈原往朝廷发出诸葛亮死讯的羽檄。接着杨仪叫费祎去探魏延的口风，魏延大怒造反，抢先烧断栈道回汉中，双方都发檄文互指叛逆。那么，通知朝廷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和魏延、杨仪双方互指叛逆的羽檄相继到达朝廷，时间间隔也就在一天或半天以内。
      羽檄是驿站通信速度的最高级别。如果诸葛亮之死的信息是最高级别羽檄，到达朝廷的之后一日，延、仪各相表奏叛逆的羽檄也应当相续到达朝廷：“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由于朝廷为前方叛乱所发的禁断关口诏书不容耽搁（以防哗变军队抢夺关防，影响国家安全），而为禁断少数官员往前线吊丧诸葛亮的诏书并不紧急，或在朝廷得知有人奔丧前线后再发，则为两个不同目的而发的禁断诏书可以合而为一来看待：诏书使者至迟比迟于朝廷得知诸葛亮死讯的谯周迟一天而出发。由于朝廷用于前线通信的驿站信使使用驿站通道，每站换乘马、数站换信使，速度极快，要比一个小文官谯周所能拥有或搭乘的交通工具行进速度快数倍！半天内就能赶上、超过谯周而禁断关口。谯周将被通往前线的某关卡拦住，因此不能“以速行得达”诸葛亮的发丧地。
      这又是一件与魏、杨双方在前线互指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的通信时差矛盾相类似的矛盾。两个通讯时差对比验证的矛盾性，把杨仪等人诬告魏延在五丈原前线谋反的说法彻底揭穿，那只能是杨仪等人单方所说而为朝廷认可的谎言！
      再来看《魏略》记载魏延事件的说法：
      诸葛亮死前把全军指挥权交给魏延，死后魏延在前线主军。魏延发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到达朝廷，谯周听闻后立即奔赴前线。
      如朝廷发诏书卡断关口是因为诸葛亮的死亡，则前往禁断前线关口的朝廷信使，同样应是和听到诸葛亮去世消息的谯周前后脚出发，谯周很快会就被收到禁断诏书的某关卡拦住，不可能到达诸葛亮发丧地。即使朝廷发诏书是因为诸葛亮，而且迟发了三~五日，因驿站信使速度极快，谯周也会被收到禁断诏书的最后几个关卡拦住，不可能到达诸葛亮发丧地。因此朝廷禁断诏书应不是为诸葛亮之死而发。
      谯周在成都得知诸葛亮的死讯而向前线走之后，魏延带领全军从五丈原前线回到褒口，为诸葛亮发丧。此时杨仪等人突然发动兵变，双方爆发战斗，各派信使互表叛逆。现在朝廷在收到魏延、杨仪双方羽檄时，已经距离收到诸葛亮死讯的羽檄到达朝廷的时间，至少落后七或九天（前面论证过魏延率军从前线到褒口快速行军需要12天，减去报诸葛亮死讯信使跑路9（慢）或5（快）天时间，加上双方从褒口到成都信使跑路4（慢）或2（快）天时间），此时谯周已经向前线出发有七到九天了。这时朝廷派信使以诏书禁断到达汉中最后一关“阳安关”（约一千里，再加4或2天时间），持禁断诏书的朝廷信使到达阳安关的时间，已经落后谯周从成都向“阳安关”出发的时间十天以上。十天的时间差，眼看谯周抢在朝廷信使之前越过阳安关（犹如寓言“龟兔赛跑”），到达诸葛亮的发丧地：褒口。
      “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说明朝廷的禁断诏书是因为魏延、杨仪双方互表叛逆，以防叛军抢夺关卡，影响国家安全而发；而且信使来往所需时间，与《魏略》记载的诸葛亮发丧地点和魏延案件爆发地点“褒口”所具备的信使往来所需时间条件自然性吻合！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赶往诸葛亮发丧地的这段史料，揭示了具体时间、地理、通信条件的客观事物逻辑性，不但指证出诸葛亮的具体发丧地点是褒口，而且印证了《魏略》所述魏延案件爆发地点在褒口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则否决了《三国志》本身记载的魏延案件爆发地点是五丈原！


      大杠精文章里芥末长滴段落，证明魏延事件是在褒口爆发，前线是诸葛亮交代魏延当头儿带领大军回到褒口。妮竟然木有看见，孙尚香mm抱滴娃娃遮挡了妮的视线咋滴？

徐公孰

   “大杠精文章里芥末长滴段落，证明魏延事件是在褒口爆发，前线是诸葛亮交代魏延当头儿带领大军回到褒口。”


事实上呢？


事实上魏延率部下截断班师回朝的栈道。


所以，魏延不遵循诸葛亮生前部署，而是要逼迫全军反身击贼。


这是路线错误。


相当于张国焘分裂中央。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13 12:44
“大杠精文章里芥末长滴段落，证明魏延事件是在褒口爆发，前线是诸葛亮交代魏延当头儿带领大军 ...

大杠精文章摘录如下：

第七处疑点：  “疑似掌权法”
      第七个疑点分析。
      蒋琬、董允怎么会在看到杨仪、魏延互指叛逆的羽檄后，就全都保证杨仪是好人，怀疑魏延谋反呢？
      这是朝廷上了杨仪等人的当了。诸葛亮发丧后，魏延被打死，那还不任由杨仪等人编故事：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1]
      “亮适卒，密不发丧，仪令费祎等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署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1]
      “因与袆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袆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1]
      “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1]
      “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1]
      “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1]
      像这样短小精悍的“讲故事法”，有完整的“情节框架”、有活灵的“性格描画”、有活现的“话语细节”、有“众口一致”的“起因根据”。甚至到如今还有动人的“历史效果”：历史学者们纷纷按此故事情节展开、论说魏延案件、魏延和诸葛亮的关系、魏延和杨仪的关系。
      杨仪不仅运用以上“讲故事法”讲述“魏延谋反故事”，而且在“讲故事法”里又嵌进了“话语权法”：
      杨仪先把移交军权给自己一班人的责任，揽到了诸葛亮身上：“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接着杨仪找人来，旁证自己握有军权：“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之后，杨仪更“挪用”已经死亡的对手魏延的嘴巴，说自己真地在掌控全军指挥大权：“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杨仪用此二法——“讲故事法”和“话语权法”——一下子便给自己弄了个“疑似掌权”状态！
      “疑似掌权”就是什么真凭实据也不要——官职大小无所谓；“假节”有无没关系；诸葛亮手令莫须有！——仅用包裹着“话语权法”的“讲故事法”，层层递进、权权互证，就使人以为他实际接管全军指挥大权：不但诸葛亮、费祎等认可，连谋反者魏延都认为我杨仪在职掌军权，你朝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什么叫“花言巧语”？这是典型个例。
      这是为《三国志》所采纳的魏延案件官方材料的最大疑问之处！
      大致写有这样“真实故事作品（杨仪太有才！）”的羽檄不断送到蒋琬、董允手里。文人喜看曼妙文章，蒋琬、董允哪有多少军事眼光、临场急智去细辨其理？
      再看魏延。一个军人，部曲（私募家兵）出身，作文技巧自然要比杨仪差得远。又，杨仪在诸葛亮发丧地褒口突然兵变，魏延只能仓促应战，发出羽檄信使就够幸运的，恐怕二次信使还未发出就被杀了。再，战事暴发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当时魏延连命都来不及保，哪有时间、证据写什么长篇大论、有理有据的羽檄？
      杨仪等人不仅以王平的军事才能突袭了魏延，而且以杨仪的文章才华“突袭”了朝廷——两方檄文一比对：杨仪的篇篇“生花妙笔”，故事紧凑，集集精彩，直发到魏延死而止；
      魏延的一篇却“理屈辞穷”，怕是仅有八个字：“杨仪叛逆  请兵增援”。不从檄文内容质量，仅从檄文数量上来说，魏延就输了。蒋琬、董允怎能不倾向杨仪？
      加上魏延常常在汉中南郑的议事大厅对杨仪舞刀弄枪，杨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8]。以往的“事实证明”：——这回十有八九又是魏延干得“好事”！蒋琬、董允当然不会担保舞刀弄枪又檄文“理屈辞穷”的“这一个”，而是力保鼻涕、眼泪混在一起，并且檄文讲得“生花妙笔”的“那一个”。
      怜悯之意人人都有；现象推论个个都会。朝廷当时就犯错误了，即偏听偏信杨仪的羽檄奏章，又不到出事地点调查真相，就听杨仪、王平、马岱等人回来汇报各人的“平叛功劳”？
      《三国志》对于魏延被杀案件的记载，不仅自身多处有漏洞、矛盾百出，而且多处的记载证明了《魏略》所记述的魏延案件过程的准确性。由于记载的是同一事件，只要是事实，必有相互印证、相互合理补充之处。如果不是事实，不仅会与对方的记载相矛盾，而且会与自己记载的真实相冲突。


      孙尚香上了杨仪滴当了，和朝廷蒋琬、董允等人一样，都是上了杨仪的当了！
      杨仪鼻涕、眼泪混在一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最容易获取mm们滴同情。

徐公孰

     “ 杨仪不仅运用以上“讲故事法”讲述“魏延谋反故事”，而且在“讲故事法”里又嵌进了“话语权法”：
      杨仪先把移交军权给自己一班人的责任，揽到了诸葛亮身上：“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
      接着杨仪找人来，旁证自己握有军权：“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之后，杨仪更“挪用”已经死亡的对手魏延的嘴巴，说自己真地在掌控全军指挥大权：“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杨仪用此二法——“讲故事法”和“话语权法”——一下子便给自己弄了个“疑似掌权”状态！”




你表面上在反对杨仪，实际上剑指陈寿，说三国志这一节不可信。


那么，请证明陈寿这一段史记不可信。

徐公孰

如果不能证明陈寿不可信，那就不能洗白魏延的政治性错误。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13 13:15
“ 杨仪不仅运用以上“讲故事法”讲述“魏延谋反故事”，而且在“讲故事法”里又嵌进了 ...

【你表面上在反对杨仪，实际上剑指陈寿，说三国志这一节不可信。
那么，请证明陈寿这一段史记不可信。
如果不能证明陈寿不可信，那就不能洗白魏延的政治性错误。】
孙尚香mm有点眼力。
我就是指陈寿记载有错误！
以前我专门写过一篇论述陈寿记载魏延事件错误原因的文字，附在本文最后发表。后来博弈者不鸟，说只要把魏延事件翻案没问题，不管陈寿怎么说，我们都认。我就把这一段删了，因为文章本来就够长了。
历史研究应该是这样：找到历史真相更重要！——管他哪个说啥？大师、领导、权威说啥你就说啥？
不过孙尚香mm想听，我就把以前的删文找来读给你听。

徐公孰

闻所欲闻 发表于 2024-3-13 14:44
【你表面上在反对杨仪，实际上剑指陈寿，说三国志这一节不可信。
那么，请证明陈寿这一段史记不可信。 ...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证明陈寿此处不可信？

闻所欲闻

徐公孰 发表于 2024-3-14 07:11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证明陈寿此处不可信？

我发现，孙尚香满脑子权威思想。陈寿对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击败司马懿一句多话不敢说，——看不见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是诸葛亮赢还是司马懿赢，而《汉晋春秋》把司马懿惨败情况一清二楚记载下来。为什么？——陈寿身处晋朝。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刘禅为君，陈寿为臣，即使陈寿知道魏延冤枉，也不能推翻蜀汉刘禅为魏延事件所定案——内讧。否则投鼠忌器，晋朝以为陈寿是个不臣之人。
孙尚香啊孙尚香，……

徐公孰

闻所欲闻 发表于 2024-3-14 08:52
我发现，孙尚香满脑子权威思想。陈寿对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击败司马懿一句多话不敢说，——看不见 ...

把你的质疑和证据呈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