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如何强大,我是不配发表意见的,但是就历史来看,在最短时间让汉族爆发巨大的凝聚力与勃勃生机的办法就是解决聪明人。
遥想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朝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被蒙人奴役压榨,水利荒废、旱涝成灾、粮食减产、耕地萎缩、官吏腐败、百废不兴、盗匪横行......。然而朱元璋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又重新将华夏民族捏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威震东亚、四夷拜服,蒙古残余势力彻底肃清,百姓安居乐业。
朱元璋没读过书,但是他在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当了皇帝后对于官员的铁血手段空前绝后:胡惟庸案、空印案、蓝玉案、李善长案,是洪武时期的四大案,每次案情都造成上万人的人头落地。真到严重时官员带着手铐脚镣办公,各种严刑酷法层出不绝。有人说朱元璋残忍、矫枉过正,那请问:“为什么别人不能如此快的恢复大汉荣光呢?南宋对官员仁慈,可惜最后换来什么?”
朱元璋为什么杀那么多人?除了主谋和他的亲戚,剩下的是什么人?实际上剩下的人都可以用三个字评价:聪明人。什么是聪明人呢?很简单,就是知道用共赢制造法不责众。构建利益蛋糕,大家利益均沾。这样上面一旦查下来就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抵抗力量,最后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不了了之。可惜这些人遇到了朱元璋,我们分析一下:胡惟庸案、空印案和李善长案。
一、胡惟庸案:
胡惟庸建国有功,具备免死铁卷。其本人又善于结交,在胡惟庸做大的时候,深信法不责众,拖所有人下水,实现雨露均沾。朱元璋并没有惯着他,不仅是胡惟庸,还有那些亲属朋友,一起掉了脑袋。因为胡惟庸案,造成上万人陪葬。朱元璋也用实际行动告诉聪明人:法会责众。
二、空印案:
空印案没有主使,而是一个制度上的漏洞。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从大明朝疆域的边境到京城最远需要一个半月。在地方的钱粮税额呈报的印信中,给六部审核就会出现误差分歧,经过修改后的呈报单据是作废的,需要从新回到地方修改数据,二次加盖公章再回来走一遍流程,这样可能会耽误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多官员会拿着公章和空白的印信过来,六部审查敲定数据后,盖章提交,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朱元璋非常反感这种违规操作,警告无效后直接举起屠刀,又是上万人头落地。
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是制度问题造成的官员违规。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空印信不具备官方的法律效力,换句话讲没有盖章就代表没有审核,数据可以由官员随便填写。留下了作假的空间,别扯什么职业操守,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第二是即便制度有漏洞,官员的任务应该是忠言直谏,而不是阳奉阴违。如果这个口子不严肃处理,那就会造成政策执行无法到位的隐患。这也是前朝的遗留问题,对此朱元璋毫不犹豫的举起屠刀。人头落地的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孝孺并不认为朱元璋是错的。
空印案,朱元璋告诉聪明人,职责不可推卸变通。
三、李善长案:
李善长案和胡惟庸案有些相似,但是也有不同。同样是开国元勋,但是李善长为人低调,不会做风口浪尖讨食得操作。可惜李善长低调,他的儿子和弟弟不懂事啊。先是他儿子犯了错,被朱元璋警告。不久他的弟弟犯了死罪,躲避在李善长家里,李善长没有告发,同时因为李善长位高权重,树大根深,很多人遮掩包庇李善长。对此,朱元璋毫不客气,李善长全家包括朋党又是上万人的人头落地。
李善长的问题在哪里?树大根深,依草附木之徒不需要李善长有任何明确的表示就帮他把事情抹平。朱元璋用实际行动告诉聪明人,依草附木本身就是找死。
除了明朝四大案,还有个不起眼的小案子。某县令身边有个姓潘的师爷,脑子灵活,私下给百姓定了个规矩,凡是告状的人需要手持一根竹棍上堂,竹棍的粗细大小有含糊的规定。这事就操蛋了,规定是人定的,我说你合格就合格,说你不行就不行。那怎么办?交钱啊!拿一根竹棍,涉及不到索贿。至于交钱,是你愿意交的,行贿在前,你可以不交啊。去找合适的棍子啊!所以百姓有苦难言,向上反映,上面觉得这个师爷有脑子,事情做的完美,打官司也不怕,于是官官相护。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没什么废话,把师爷全家、县令、知府、刑部的一干官员300多人全部屠杀殆尽。我们总说要靠制度法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聪明人,人治是离不开的。
实际上从中国历史看,要想解决中国问题说复杂也复杂,因为用什么方法都是无解的,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但是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找到真正的敌人给予消灭或彻底压制,那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个不易找到的敌人,往往就是各种各样的高情商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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