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秦川梦回 于 2024-4-20 18:40 编辑
天荡山东南二十来里,褒斜古道南口偏西点儿,有个地方叫黄沙,我曾多次路过那里。由此向东沃野百里,盛产籼米、粳米、香谷米、黑米。 郦道元以为黄沙之为屯,首肇于诸葛亮先生。翻翻《三国志》,不难判断黄沙做为蜀汉北伐后勤基地的鼎盛期,应在建兴十二年先生举全蜀之力最后一次北伐之前。 当是时也,先生屡屡亲临此地劝农、屯粮、演兵。同时集中能工巧匠,批量生产木牛、流马。 老谋深算的诸葛先生自然知道,战争很大程度上打的是后勤供给。如何穿越秦岭,把大宗粮秣运到与曹魏争锋的关中,是他晚年的一块心病。 “木牛”是种装有刹车、锁住系统的手推车,“流马”是种货运小舟,二者都是先生根据褒斜古道的水文地理,为穿越秦岭设计的运粮工具。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两个设计都不甚成功。不是先生不够聪明,实因秦岭崎岖的山路和险恶的水文条件,使得任何倚赖人力、水力的交通工具难得胜任荷重致远的作用。 《三国志》记录的这段史实,未必靠得住。《三国演义》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木牛、流马更靠不住。两害相较,宁信《三国志》。 读《三国志》,便会发现先生北伐也罢,制作木牛、流马也罢,与他一生主要作为一样,属于注定失败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做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先生刚占据五丈原,便马不停蹄地实施此前曹孟德广泛推行的分兵屯田,以期补救木牛、流马解决不了的后勤保障。甚至顾不上考虑他在曹魏必争的五丈原前线能否呆得到下一季麦熟。 《三国志》对先生评价极高,说他“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没漏掉“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的优点。他治下的蜀国,“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建兴年曹魏如日中天,三足鼎立的局势岌岌可危。其时先生年迈多病,六年间连续七次北伐失败,已再明白不过地证实所谓“光复汉室”犹痴人说梦,普天之下人心思安。 先生深感日暮途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急功近利、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措施,这不难理解。但若说蜀中百姓欢天喜地、坚决拥护的“畏而爱”、“刑峻而无怨”,便牵强得很,给人一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印象。 俯察先生一生,一直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贯穿,对此《出师表》已有总结。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客观上更像无视历史潮流的蛮干。陪他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少不了万千蜀中百姓。这与吊民伐罪、除暴安良的行为不宜混为一谈。 统一中国,同期比他更有能力的另有人在。割据西南,成为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敌国?难度与统一不相上下。他若托生欧洲,保不齐能一逞其志,成为俾斯麦一类人物。 然则欧洲与中国的背景完全两码事。先秦时代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已渐趋同,到了秦朝便基本定型了。其后两千年大一统的中国便是由这共同的、大一统的华夏文化确定的。文化兴则国家、民族兴,反之亦然。 与穷兵黩武的诸葛武侯同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同,一门心思克己复礼的孔夫子在政治上犯的错误与他在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功大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