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节读《在流放地》,我曾经写过一篇笔记,还记得里面有这么一句:用真实的砖块堆砌起荒诞的大厦。这篇《地老鼠》就缺少那种荒诞背后的真实,没有写出真实的生存困境,以及掷地有声的叩问与反思。
女主看到地上自己鼠状的影子,抱怨“我好讨厌这副模样”,这点就很没有说服力。人物的行动需要动机,人物的命运安排需要“非此不可”的理由,这两点《地老鼠》里面的男女主都没有,作为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完全没必要跟天安门与复兴门这样的核心区域死磕。没错,他们拥有选择的自由,而真正震憾人心的悲剧,往往源于那种身不由己的无奈。
还有些细节,比如“人为隔成的一间间小房间,门洞里黑门洞里黑黢黢的,状如鼠洞”,也极不真实。北京地下室由人防工程改造出来的,跟群租房不一样,不可能随意地“人为隔成”,白天也有照明,没有“门洞”,也不可能“黑黢黢”。
至于那个女主给三个小孩喂方便面的细节,也经不起推敲,如果连方便面都成了奢侈品,那对河南夫妇为何还要拖家带口在北京的繁华地带住地下室?老家无法安放孩子?这对夫妇也要像男主女主学习,让他们的孩子在北京这个“神圣”、“自豪”的地方长大?
为了烤熟三个小地鼠,小说制造出一场突然的火灾,为了合理性,作者倒也老谋深算,提前埋下伏笔:“那个门口也太狭小了,可能是为了安全,房屋所有者把大铁门锁了,平时留一个只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大家只能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只是,这种别致的“小门”,现实里面恐怕极少存在,首先消防部门就不答应。
当这些失真的细节在眼前依次呈现时,哪怕这篇小说多次闪过“状如老鼠”、“鼠状”这样的字眼,也不过是披着荒诞主义的貂皮在招摇过市,依靠浅薄的煽情去收割廉价的同情。
最致命的地方,还是小说主题的不伦不类。从题目上看,“地老鼠的春天”,文中也引用雪莱那句名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本意是要写出一种不屈的抗争,熬过严冬迎来春暖花开。然而,因为一场突发的火灾,男主女主放弃抗争选择了逃避。我说过,别说地下室,就是林生斌的千万豪宅也会发生火灾,所以小说人物并没有得到升华,也不配享有所谓的“春天”。
麻子引用杜甫的《促织》,觉得《地老鼠》里面的北京城,使他想起盛唐的长安:“这座雄城就只剩下牛门的肉臭味,和行尸走肉般的貌似庄严的祭礼大礼。如果没有贩夫走卒注入人间的烟火,这将是一座腐朽之城。”
可惜我并没有看到《地老鼠》类似的叩问。
相反,《地老鼠》开篇就歌颂北京这个“全国中心的中心”,男女主“无比地崇敬”,“为他们贴近这个地方而感到自豪”。在后文当中,女主向男主介绍了故宫、中南海、大裤衩以及鸟巢等处,“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进过那些建筑里面去”,“但他们为他们能够与这些地方离得这么近,而感到荣幸”。女主还给母亲打电话,“妈妈,我看见天安门了,我地铁也坐过了”。
在小说结尾,作者还借着女主的嘴巴唱赞歌:“北京,不是你不好,你是那么好,那么美,但你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属于这里”。
也许愚钝的缘故,反正我没能像麻子那样,从中看出“作者虽笔力不如杜圣远甚,然而,情怀已经越过了二十桥明月,直指人心,直问长安,啮臂出血,为生民顿首愤叹。”
既然北京那么好那么美,而男女主却无法拥有,产生不了归属感,那么只能在人物自身上寻找原因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最后说说《地老鼠》有点唬人的荒诞手法。
前文指出,该作只是披着荒诞主义的外衣罢了。荒诞主义属于西方现代主义,那是西方伴随“上帝死了”出现的精神危机的产物,无论萨特还是卡夫卡,都在表达那种被异化后的集体无意识,人生存在的无意义,人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余华早期的那些先锋小说也是如此,一篇《活着》象征着余华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是一种经历异化后的返璞归真,看山还是山。
但《地老鼠》一文,男女主角在前面被莫名其妙的政治荣誉所控制,支持他们甘愿化鼠的驱动力,竟然是那种可笑的“自豪”与“荣幸”;后面这一对选择回老家种地,“我想我们还是能活下去的”,像余华的《活着》那样,只剩下单纯的生存需求。
是的,小说里面的人物有着很清晰信仰与目的,知道趋利避害,并非荒诞主义所描述的那种麻木与异化。所以说它披着一层唬人的外皮,实在没有冤枉它。
说到人物,女主塑造得特别拉垮,因为家穷交不起学费,大三辍学竟然要跳河自杀;被农民工周志军所救,竟然就同居怀孕了;在北京看过天安门坐过地铁,竟然也要打电话向母亲炫耀……让这种脆弱而虚荣的角色,去承担麻子所说的“为生民顿首愤叹”,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女主跳河自杀时,作者指出地方是“在湖南长沙一座大桥上”,我怀疑其实是湖北武汉长江大桥。周志军与刘丽云这对老地鼠,从武汉东湖路而来,往北京长安街而去。
那些多年不看《知音》红男绿女,尘封已久的泪腺忽然井喷,“太好了”,人们一边泪流,一边狂赞。
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