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再折长亭柳 于 2024-5-31 22:31 编辑
1948年秋,我受组织委派,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天佑律师楼律师。
一日中午,化妆成餐馆外卖小哥的交通员小李,拎着食篮来到了我的住处,待他走后,我打开食篮,取出一只糟卤老鸭,从鸭屁股里抠出一个芦苇管,折断后,在桌上磕出一堆八角、香叶等调料和一个蜡丸,捏碎蜡丸,里面露出一张油纸条。我赶紧取来碘酒,把纸条涂抹一遍,上面立刻显现出一行蓝色字迹:阿目叛变,须即锄之。
我拿出火柴将纸条烧掉,顺手点燃了香烟,深吸了一口,眼前浮现出阿目的身影:不高,白净,大脑袋,双眼凸出,有点像甲亢患者,原本在十里铺码头倒卖假船票,后经原交通站负责人代号王伯伯的王幼君同志介绍、考验,吸纳为地下交通员。由于阿目在上海曾加入过青帮,地头人头都熟,交通工作做的很是通畅,因此,他也非常了解整个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和几位重要负责同志的身份,如果他叛变了,那将会给整个地下组织造成莫大损失!
阿目叛变的原因,我是应该有所察觉的:近段时间,他经常出入赌场和妓院,与一个叫“菲菲”的女子交往密切,且经常以老母生病等借口向我借钱,并流露出对侦缉队熟人高薪水的羡慕。现在组织上下达了锄奸令,肯定是通过其它渠道查证其叛变属实了,可能正在与敌特机构谈判出卖同志的价码,必须尽快除掉。但是,怎么除掉他呢?在上海,杀掉一个人,还能不沾嫌疑,干净脱身,这可有点难度呀!我思考良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不久前,我曾代理过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两个抢劫犯误杀了一个路人,由于死者是外地人,没有苦主盯着,警方证据又搜集的不足,我的辩护比较成功,加上两犯亲友行贿,这俩货居然被无罪释放了,对我是感恩戴德,经常请我喝咖啡喝酒。那就让他俩为革命事业做点贡献吧!
次日,我约了阿义和阿根他俩来到一家咖啡馆闲聊,故意愁眉不展。阿义忙问:“柳哥,侬好像心情不快呀,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啦?说出来,看看阿拉和阿根能否帮上忙?”阿根连连点头:“就是、就是!我们一直想报恩的咧,侬晓得伐?”我摇摇头:“不开心的事情是有的啦,但是,你们帮不上忙的。”阿义噌的一下跳到椅子上,蹲下问:“是什么事情,我们还帮不上侬的?”我从衣兜里掏出阿目的照片递给他,阿根赶紧也伸过脑袋去看了看,问:“这个小瘪三,做啥让柳哥不开心了?”
我摇了摇头,故作痛苦状,道:“唉!说不出口哇!” 见我欲言又止, 阿义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前说:“嘘----!明白了,一定是这个小瘪三勾引了柳哥喜欢的女人!”阿根把桌子一拍:“妈妈的,阿拉去敲断他的一条腿!”阿义咬牙道:“感情这种事情,你敲断他一条腿,他就是拄拐蹦着,还是会去干的!柳哥,放心吧,我们会替你连根剪断的,你告诉我们他住哪吧!三天后会有消息的。”
三天后,阿根打来了电话:“柳哥,看报,第三版头条。” 我急忙下楼,去报亭买来了《申报》,找到第三版头条,一行标题大字赫然写着:十里铺码头货场发生命案。新闻内容是:昨夜,十里铺码头货场发生一起命案,死者系附近居民,现场散落有零钞和钱包,警方分析,可能是抢劫杀人,目前正在缜密侦查,由于此类命案无直接因果关系,查破难度较大,破案尚待时日。望广大市民警惕,夜间尽量不去偏僻场地逗留。
虽然,阿义阿根他俩主观上并没有帮助革命事业的想法,但客观上还是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后,我四处打听他俩的下落,想给与他俩一些回报,却至今渺无音讯。
今天,又是五月底了,特写此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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