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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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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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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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5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定为青年节。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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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五四运动
外文名May Fourth Movement
发起时间1919年5月4日
性    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中    心初期北京，6月5日后转移到上海
起    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经    过学生罢课示威，全民罢工
结    果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
影    响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成    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口    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初步胜利北洋军阀释放被捕学生
完全胜利罢免卖国贼，拒签凡尔赛条约
参与群体初期学生，后演变为全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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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原因

新思想与社团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团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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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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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情绪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914年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即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2.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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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背景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洋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同时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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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激起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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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约。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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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过

北京学生运动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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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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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 [2]，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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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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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罢工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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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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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界响应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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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回主权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 及其附约。条约规定：
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
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
青岛海关归还中国；
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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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矛盾

矛盾表现
一方面，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方面，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齐出笼，打油诗带有极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1919年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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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兰州大学校长。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在长征中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借机出逃投靠蒋介石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从事**活动。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大学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江南村人，世代居住于泸水河边。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大学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大学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大学学生。全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大学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在昆明发表完演讲之后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身亡。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临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道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作家。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战斗中遭敌人伏击，不幸身亡。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大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1898-1975），号石僧，贵州织金人。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谌志笃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沙主培（1902-1978），天津人。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南京
张闻天（1900-1976），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外交第一代领导人和开创者之一。
阮真（1896-1972），浙江绍兴上虞人，著名教育家, 中国第一位语文教材教法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创了"先总论后分论"的教材编写方法。
沈泽民（1902-1930），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党员之一，作家，翻译家，茅盾的弟弟。
武汉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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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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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团体

北京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
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
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
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
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
五、力争关税自由；
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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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由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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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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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上海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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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数量约等。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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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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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列表

1919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1919年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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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年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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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复课。
1919年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