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 by 唐文立

蟾宫折桂

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
唐文立
【内容简介】
　　1811年，内有忧，外有患，天朝大厦将倾。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中的大清。1898年，甲午海战，大清再摔一个四脚朝天。1900年，仰仗义和团的慈禧向西方列强叫嚣，却再次被羞辱。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族终于在趔趄中爬起。这一百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涅槃。


序
    人类非常有意思，学习先进的东西非常慢，而且很难见效果；但对落后的糟粕东西就不一样，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很容易就学会，而且往往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文明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这么艰难，几乎每迈进一步都是一项惊世骇俗的工程：因为人类文明的前进，不仅仅涉及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文化以及国民性，还取决于这个族群的政治政策和制度。所以，每每一个民族的文明更上一层楼，都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纪念碑、里程碑。
    1911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件有点意外的大事——武昌起义，几千士兵突然发动起义，最后成功了，是为辛亥革命。因为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人因此对这一年青睐有加，甚至有些崇拜。
    而1911年的前一百年，即1811年，因为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则几乎没有人记得。同是一样的纪年符号，差别为什么这样大呢？其实，尽管1811年有些平平淡淡，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史学家注意不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是后来许多重大事件的症结所在，在历史的走向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逻辑，所有的人和事都有前因后果，一切行为的产生都是必然，即使那些看上去偶然的事情，一旦剥去表面上的那层皮，露出的依然是逻辑——必然。
    1811年，在中国为清嘉庆十六年，论干支则为辛未，羊年。这一年，注定很好玩，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果按照影响力排位的话，第一件事当属嘉庆收容遣送洋人。堂堂大清朝的皇帝和几个洋人较上了劲，本身就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问题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把洋人当回事，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
    第二件应该是满人的“旗二代”问题，这一年嘉庆帝训谕八旗，并颁布了诏书，认识到统治的危机。自从入关以来，已经170年了，这么多年的优裕生活，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八旗子弟已经成了脱毛的凤凰，不仅不能战斗甚至不能养活自己，有的开始赤贫，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分子。
    第三件是吏治败坏，满朝的文武竟然连小小的赌博案都办不了，最后嘉庆皇帝只得亲自抓赌。
    第四件事，当属林则徐中进士，这位“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始走进官场，他的一生和洋人密切相连。
    第五件，就是曾国藩出生，他的影响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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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件，就是经历五代皇帝的积淀，嘉庆皇帝开始编撰《大清一统志》。这部总志虽然不像《太平寰宇记》《寰宇通志》那么牛气哄哄，但还是自大了一番。把当时派使臣来中国的所有国家，统统称做“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末，事实上根本不是这回事，纯属自欺欺人。尽管总志叫做《大清一统志》，但还没有修完的时候，就是在《大清一统志》完成的前两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来清政府战败，也正是在《大清一统志》完成的那一年香港就被割让了，哪里还有一统啊。
    在1811年之后的一百年，就是一百年的耻辱，一百年的凌辱。于是，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德国人也来了，比利时人来了，荷兰人来了……太多了，最为让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日本人也来了，按照先前的惯例，他们是“进贡”的，但这次他们是“进攻”的。那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的那场中日战争。
    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我们的皇帝和朝臣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如此，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君主立宪”为什么一一失败，为什么最后必须革命？
    柏杨说过：“人类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国历史能不能创造新猷息息相关。”我们的文明传承几千年，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但从未中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诚然是其优点，同时也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继承这样一种文明本身就需要智慧，加上人类对文明糟粕的天然亲近性，所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继承了糟粕。
    林则徐开始正眼看世界了，可他看到了什么呢？洪秀全的基督水平也就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不能也不可能找到新方向；卫道的曾国藩的最高水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就有，早就知道，但从一再重复的历史，甚或仍将重复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吸取教训。
    其实，治史如治病，常言道，治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待历史也应如此。实际上，西医治病就是头疼要医头脚疼要医脚，中医治病讲究头疼医脚和脚疼医头。对待历史，就要采取类似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既要像西医一样就事论事，对一件事进行细致彻底放大并找出病毒，也要像中医一样辨证施治,弄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是说不仅仅追求找到病灶进行手术，还要探求是怎样形成的，进行防微杜渐。
    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历史的窠臼，摆脱周期律，拆掉历史的藩篱，走向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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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一、平淡而不平常的1811年/1
    1811年注定很好玩，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情：第一件是经历五代皇帝的积淀，嘉庆皇帝开始编撰《大清一统志》，第二件是林则徐中了进士，第三件是洋人成了问题，第四件是满人的“旗二代”问题，第五件是嘉庆皇帝抓赌，第六件是曾国藩出生。再就是，这一年承前启后，向前推二百年，就是1611年，这一年，满人努尔哈赤除掉了明朝的在自己内部的代理人也是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彻底扫除了障碍，踏上了入主中原之路；往后推一百年，是1911年，满人结束了在中原的统治。
    1.嘉庆收容遣送洋人3
    2.洋人：大清朝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6
    3.传说中的康乾盛世9
    4.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11
    5.洋人的难题：跪还是不跪14
    6.中国人的中国式出路17
    7.林则徐中进士19
    8.旗二代的麻烦20
    9.嘉庆皇帝第一次抓赌23
    10.嘉庆皇帝第二次抓赌25
    11.1811年，曾国藩出生27
    二、一代不如一代的大清皇帝/31
    中国历史，一言以蔽之，荒唐和悲怆。就是当政者荒唐，老百姓悲怆。荒唐之后，就是悲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细细梳理一下，大清朝的皇帝，自从康熙之后，好像遗传了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基因——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康熙有九斤的话，儿子雍正应该有八斤，孙子乾隆起码还有七斤，曾孙嘉庆只能剩六斤，到了玄孙道光充其量也就三斤，到了咸丰只有区区半斤八两了。至于同治、光绪和溥仪，连上秤称的资格都没有了。
    1.两个皇帝同朝33
    2.蝗虫不食庄稼35
    3.鸦片能吸食37
    4.天理教的天理40
    5.皇宫被攻袭43
    6.道光是过日子的好手46
    7.皇帝也受欺负48
    8.没想到禁烟会带来战争50
    9.为了银子的战争53
    10.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看到了什么56
    11.阻挡不住的溃败58
    12.道光：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60
    13.“奕詝”成了道光的“遗嘱”63
    14.咸丰没有“咸庆丰年”66
    三、科举路上死磕的曾国藩和洪秀全/69
    科举考试是中国的首创，这种制度是为了选择官僚队伍，以此来巩固皇家政权，其实就是权力分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切蛋糕。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只是一种社会价值再分配，而不是社会价值创造，用儒家的思想来解读，科举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多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内讧、内斗、内耗，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发展之道，是改善民生的锁钥。科举制度直接引导了中国青年才俊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热衷于科举，因为科举成功之后暗含着权力寻租的机会，而一个民族的青年价值取向代表了一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取向，如果这个导向出现了偏差，这个民族的前景不堪设想。
    1.科举也算一大发明71
    2.当科举成了八股72
    3.曾国藩的科举之路75
    4.突围的曾国藩76
    5.洪秀全也是科举路上的一员78
    6.我爸是上帝，我哥是耶稣81
    四、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战争/85
    自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加强集权之后，中国的儒生就变得无所适从了。按照孔子的观点，儒生应该是“内圣外王”，尽管“内圣外王”是庄子原创（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但后来经过朱熹的进一步整理，成为儒家的理论基础。这样一来，读书之人首先向内追求“内圣”，然后再向“外王”进展。这的确很合理，也能满足儒生的追求。但这么美好的人生愿景却被集权吞噬了，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儒生自然就没有了政治权力，没了政治权力，“外王”就成了空中楼阁，“内圣”也就好比太监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1.“孔门弟子”投靠了上帝87
    2.洪秀全说：我要造反88
    3.上帝啊，救救我们90
    4.曾国藩踏入官场92
    5.曾国藩十年九升迁94
    6.两个书生之间的战争97
    7.没有胜利的结局100
    8.曾国藩没想做皇帝102
    9.天下有湘军的一半104
    五、憋屈的李鸿章/107
    李鸿章，一个和中国近代历史屈辱捆绑在一起的人，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事件，李鸿章都是当事人，负有直接责任，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几乎成了国家落后的象征，成了“投降派”和“卖国贼”的经典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疑问，为什么总是李鸿章去办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表面上的那样，李鸿章不是一个卖国的人，也不是国家落后的罪魁祸首，相反，他一直想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所在。
    科举和科学，李鸿章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科举的社会里搞科学。
    1.李鸿章去上海109
    2.淮军在上海崛起112
    3.李鸿章和洋人114
    4.师夷长技以自强118
    5.有科举无科学120
    6.现代文明在变通中前进124
    7.海防、塞防和潜规则126
    8.建一支海军有多难129
    9.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133
    10.内斗之殇135
    11.甲午之败137
    12.马关之耻140
    六、为了苟活的维新/145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一个民族必须把自己生存的尊严和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它应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其尊严和自由……一个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豪迈战斗的民族，大多是不可征服的。”
    1.慈禧的家长里短147
    2.垂帘听政149
    3.光绪也是皇帝152
    4.不想当家的皇帝不是好皇帝154
    5.没有赢家的内斗156
    6.草根圣人要指点江山159
    7.康圣人要做救世主161
    8.大清朝要活下去164
    9.光绪不是好领导167
    10.变法成了夺权总动员170
    11.慈禧先动手了172
    七、风雨飘摇中的晚清/177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曾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就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1.义和团保护大清朝179
    2.满族亲贵玩火182
    3.现代文明，这么近，那么远187
    4.权奴慈禧189
    5.多灾多难的晚清192
    6.慈禧的“新政”195
    7.慈禧的最后时光198
    八、黑白通吃的袁世凯/203
    袁世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翻开历史，袁世凯式的历史人物不说多如牛毛，起码不绝于史书，项羽、刘邦、曹操、朱温、赵匡胤、朱元璋，他们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绿林文化的结合体，说白了就是儒家和墨家的结合体。这样一种人很难用正和邪、好和坏，抑或流氓和圣人评价。
    1.李鸿章的祠堂205
    2.袁世凯的偶像是李鸿章206
    3.袁世凯的发迹之路208
    4.袁世凯组建新军211
    5.李鸿章的再传弟子215
    6.贵族和跪族的较量219
    7.袁世凯笑到了最后222
    九、素食的医国者孙中山/227
    治国之大事，本来是“肉食者谋之”的，但历史上，肉食者往往却都是光顾着吃肉而忘了“谋之”，这样一来，素食者就会很难过，甚至吃不上素。这个时候，国家就会危险，就会出现动乱。既然肉食者不能谋国，素食者就会当仁不让，主动承担起谋国的重任，但肉食者又不愿意让素食者谋国，于是就有了矛盾，而且还是不能调和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吃不上肉的素食者，谋国之事本来和他是没有关系的，但大清朝的失职，使得和他一样的素食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既然肉食者不能谋国，那就由他参与谋国吧。
    1.洪秀全第二229
    2.上医医国231
    3.孙中山打算拜见康有为234
    4.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237
    5.重病用猛药239
    十、没有大腕的革命/243
    中国的历史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轮回，最初的“禅让”民主就是通过武力革命变成了“家天下”，后来的政权轮替是从“汤武革命”开始，而中国真正的共和就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
    1.从“禅让”到“世袭”再到“皇帝轮流做”245
    2.当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１）247
    3.当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２）250
    4.革命也联盟252
    5.革命成为一种潮流255
    6.没有大腕的革命257
    7.革命成功了，黎元洪被逼做都督259
    8.天下为公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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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嘉庆收容遣送洋人
    1811年，也是清嘉庆十六年，论干支则为辛未，羊年，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成了羊。这一年的五月，嘉庆皇帝颁布一道圣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
    这是一项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说，那些在京师居住的外国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术人员，其他不懂天文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外国人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稳需要，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排查，在天文部门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国。就是在天文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也要严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来，以免带坏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圣谕，却蕴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面前的优越感丧失。也说明，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从此改变，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个问题了，而且不得不关注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不久西洋堂依据嘉庆的这道谕旨对在京西洋人进行了普查。两个月后，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把调查结果上奏嘉庆帝，提到西洋人贺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毕学源尚能通晓算法，此三人请令留京；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应遣送回国。
    接到奏折后，嘉庆同意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有一技之长，颁发留京居住证，但要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西洋堂。至于高临渊等四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被遣送回国。为了确保彻底遣送，政府对他们一路护送，要求步军统领衙门派人送到良乡，交由直隶护送，直隶再交给下一个行政区域，一直到广州，然后等有方便的船只，把他们四人送回家。并且要求他们四人无论在沿途还是在广东居住期间，严禁与内地人们来往，担心他们破坏了淳朴民风。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颁布法令：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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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庆收容遣送洋人（2）




    真是有点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竟和区区几个洋人较上劲了，又是严定科条，又是大加惩治，又是遣送回国……的确有失体统。不是嘉庆不要面子，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
    连皇帝都把洋人当回事了，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离不开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国和洋人的交往极具特色，仅仅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从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进而变成洋鬼子，之后又称为外国人——老外，外国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这些称呼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兴衰史，中国人向来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国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称，那时中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当做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托祖先的努力，我们的优越领先了世界两千多年，因而我们称外国人为“夷”，也就称呼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一直都是别人到我们天朝求学问道，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当我们还在夜郎自大的时候，而“夷”们却强大了，而且超越了我们。
    “夷”们不像我们天朝那样矜持，等着别人上门取经，他们是送来主义，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们认为的“救世良药”送了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据考究，“夷”们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开始来“救世”了，那时称为景教。不过，那时候我们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们，后来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也顺带捎走了基督教，该教故此从中原消失。元朝时，西方“夷”人热情不减，基督教再次被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当元朝统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撵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随风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来有宗教徒般热情，百折不挠，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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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庆收容遣送洋人（3）




    利玛窦的确有本事，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他对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改革，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让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利玛窦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上帝”称号。再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还可以拜孔子、祭祖先。经过努力，利玛窦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完成了天主教梦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们内部产生了不和谐意见，引来一些其他来华教士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偏见，引发了“中华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台阶，开始平视西洋，改称“夷”为“洋”，从夷到洋，绝不是字面含义的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微妙的变化。这里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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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洋人：大清朝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康熙禁海没有别的因素，主要就是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地位，但这种行为就好比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顺带给倒掉了，可谓得不偿失。
    看看康熙的禁海令就知道了，为什么东西洋贸易不禁，只禁南洋？这里面有文章，南洋是哪里呢？就是今天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一块，从明朝开始那里就聚居了众多的汉人，再就是南洋地理位置重要，是“红毛（荷兰人）”与“西洋”来中国贸易的中转地。南洋汉人已经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当地人关系密切，如果与西洋各国勾结，结成利益同盟，形成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来与清朝抗衡，那就麻烦了！
    说白了，就是康熙提防汉人。其实自从满人进入中原那一天起，他们就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所以康熙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务。”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不重防边，却非常重视防海的原因，其实就是防着海外的汉人。
    康熙自己也这样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渊薮也。”“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不可不深思远虑。”
    康熙皇帝生怕哪一天，那些南洋的汉人杀回来了，一看龙椅上坐着的不是汉人，而是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异族，那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坚决禁海。
    如上所述，禁海不仅仅涉及那些南洋的汉人，还涉及“红毛（荷兰人）”和“西洋”，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
    “西洋”中以英国人最为棘手，英国人为了利益不守规矩，为了销售纺织品和接近中国产茶、丝地区，力图打破清朝只在广州贸易的限制。为此，英国人洪仁辉多次带领英国武装商船私自跑到浙江定海、宁波一带，试图进行贸易。洪仁辉私自带领武装商船北上，朝廷极为不安，决定整肃浙江海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尽管清朝宣布了西洋各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根本不理这茬，不把天朝放在眼里，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东印度公司的洪仁辉从广州出发到宁波做生意，结果在那里被拒绝进港。清政府官员要求“日不落帝国”的洪仁辉率船回广东，洪仁辉反而继续北上，直奔天津，而且还声称到京城告状。洋人到京城告状，这可是头一回啊，这可吓坏了直隶总督方观承，立即奏报乾隆皇帝，同时转呈洪仁辉的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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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洪仁辉的诉状，乾隆也吃了一惊，立即派人到广东查办，严厉处置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之后，乾隆也满足了洪仁辉的合理要求，这样做，并不是软弱怕事，实是以“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对洪仁辉进行了处罚。此后，乾隆再次重申，一口通商，也就是中国和外国的贸易只能在广州一地。
    洪仁辉进京告状，虽然没成功，却极大地震撼了大清朝。大清朝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洋人的威胁，为了消除威胁，大清朝决定把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同时加强对广州外来夷人的管理与防范。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共有5条，因此又称《防夷五事》。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二、夷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夷资本及受雇于外夷；四、割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夷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一口通商”只是乾隆皇帝一厢情愿，30多年后，也即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大英帝国终于等不及了。这年，英国政府派出了历史上最大使团，任命当时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佼佼者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马戛尔尼曾利用非凡的外交技巧和英俊的外貌博得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欢心，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此后又先后担任过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对东方世界很是熟悉，英国政府希望马戛尔尼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副使斯当东也是英国政府精心挑选的，是马戛尔尼的好友，也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其他随团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诸如医生、哲学家、航海家、机械专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些军官，他们担任着刺探情报和随时作战的重任。
    既然是使团，礼物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给大清朝皇帝。只是英国的这份礼物比较特殊，不仅仅是为了皇帝高兴，还有更深层次政治意味，那就是向大清朝显示英国的科学技术成就，诸如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英国人当然不会做赔本买卖，他们巧妙的在这批礼物礼品中塞进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进广州。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
    英国虽然是当时世界上强国，但他们也知道清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英国不敢对中国贸然行动，而是采取稳妥方式，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
    所以英国这个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访问中国，这可把乾隆给乐得够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不但破例让使团的炮舰从天津进入，并且命令沿途官员以礼相待，护送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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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大家都很期待的时候，矛盾产生了，那就是礼节的问题。按照清朝政府想法，既然你大英国来进贡，就应该像藩国贡使觐见皇帝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不乐意，堂堂日不落帝国的特使怎么能向一个东方的皇帝下跪叩头呢？他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不同意。
    大清朝这边也不让步，几千年来，来进贡的都是这样。双方都不愿意让步，这次觐见差一点就告吹了，但英国特使有任务，清朝这边有皇帝，谁都不敢彻底拒绝。最后，经过双方的努力，勉强达成协议。
    1793年金秋，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英国使团，笑纳了马戛尔尼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为了显示天朝的恩施，乾隆也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至于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出入很大。英方记载，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　在奏折中却记载：“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
    按照中国接见“番邦”的程序：接见—吃饭—赠送礼物—回去。就这样，英国费尽心机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到清朝几句话就打发了：特使先生，您好，欢迎！特使先生，吃好喝好！特使先生，再见！
    但马戛尔尼不愿走，因为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得继续和清朝交涉。清政府于是将英王国书翻译出来，才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急切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一、请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二、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三、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四、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六、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不能说英国的这些要求都很过分，比如改善贸易关系就很正常，但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的割让岛屿一事，就太过分了。这一下子惹恼了乾隆，小小“外番”竟然要和天朝讲条件，于是把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全部拒绝，断然关闭谈判的大门，令英国使团离京回国。
    清政府这样做，无非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也唯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连生意都不愿意和英国做，自然不会割地给英国，于是乾隆明确宣布：“尔使臣称，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及存放物资。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就这样，马戛尔尼郁闷地离开了中国，尽管使团没有实现打开中国门户、扩大贸易的目的，但使团却顺路搜集了大量大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相关情报，对后来的侵略作资料上的准备。通过和清王朝零距离的接触和观察，马戛尔尼看出了清王朝的真实面目：大清朝“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打败大清朝不是太大的问题。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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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传说中的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了不起的，这一点，从嘉庆皇帝的体型上就能看出。嘉庆皇帝很胖，有点“三高”，其实康乾盛世，不只是给我们留下了胖胖的带点“三高”的嘉庆皇帝，还留下了“三高”的政府——高奢侈、高腐败、高内耗。
    据《清宣宗实录》记载，嘉庆皇帝“天体丰腴”，啥意思呢？就是说嘉庆皇帝比较胖，但作为臣子后代要避讳，为尊者讳，皇帝怎么能胖呢？只有王二、张三、李四等小小屁民吃多了，能量消耗不完了，积累成堆了，才叫胖。皇帝胖了，那是天下之福，是太平盛世的明证。按照董仲舒先生的观点，皇帝是上天的儿子，皇帝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皇帝的身体因而叫做天体，所以皇帝胖了不能叫做胖，要叫“天体丰腴”。
    嘉庆皇帝虽然“天体丰腴”，但身上的这堆脂肪没多少是靠自己能力挣来的，嘉庆之所以这么胖，是因为他的爸爸乾隆皇帝太富有了，也就是说嘉庆这一身膘主要是啃老啃来的。
    数数爱新觉罗家族的牌位，可以发现，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第一位登上历史舞台的努尔哈赤起，第二代皇太极就超越了老爹，不仅建立了清朝，还做了皇帝；第三代顺治，也超越了父亲皇太极，他进了北京，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第一位入主中原的皇帝；第四代康熙更是功勋卓著，平定三藩、征服漠西蒙古、台湾、西藏；第五代的雍正虽然不如老爸康熙但却很好地收拾了老爸留下的烂摊子，设立会考府，整治各省钱粮奏销中的贪腐问题，吏治上实施高薪养廉制度，税赋实施了“摊丁入亩”；第六代乾隆也算得上不辱家门，有“十全武功”。
    嘉庆有一位好爸爸乾隆皇帝，有一位好爷爷雍正皇帝，有一位好太爷康熙皇帝……但同时决定了他必须生活在这些人的光环下，除非他能超越这些先祖。但这些人的成就犹如一座座大山，要想超越，对嘉庆来说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嘉庆帝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乾隆留下的局面太乱了。
    正如嘉庆的胖不能证明嘉庆身体健康一样，所谓的“康乾盛世”同样不能证明大清王朝太平盛世。
    “康乾盛世”，一个史学家沾沾自喜的口号，已被无数次引用，以证明天朝的繁荣昌盛。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否认，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取得的成就，确实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达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这里绝对不包括政治，仅仅是“文化和经济”。就是“文化和经济”也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一族之利益，是为了万世一表，也就是说那仅仅是皇家的瑞气，和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关系是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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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说中的康乾盛世（2）




    “康乾盛世”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吗？事实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是有水分的。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乾隆时期诗人魏来朋，在其诗作《鬻子行》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如果说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可信，涉嫌利害关系，那就引用亲身经历康乾盛世的马戛尔尼的记录来例证。关于“康乾盛世”，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的记载。这件事影响深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英国都是如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7月3日，马戛尔尼使团乘坐“克拉伦斯号”使节船到达舟山。9月14日，乾隆皇帝正式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了天朝，马戛尔尼亲身体味了我们顶礼膜拜的“康乾盛世”，这位老外的感受是什么呢？很出乎意料，这位老外给我们“抹黑”了，和我们自己人的感受一样，马戛尔尼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记载，他对大清朝的印象是：“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按照史学家的界定，“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这一年还应该是盛世，盛世就是这样的，而且是巅峰时期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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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
    康乾盛世对嘉庆来说，除了吃一身肥膘外，还留下了一些遗产，诸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当然最好的就是留下了一个白胖胖富得流油的和　。
    康乾盛世的两个关键人物康熙和乾隆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穷奢极欲。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就是在康乾盛世时缔造的，其实这个称号很不好，应该叫做“万恶之园”或者“耻辱之园”，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地方，难道要对外人说，看看我们执政者多么会享受生活、多么会创造享受生活的奇迹？
    据史书记载，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时期，雍正进一步扩建，乾隆时期终于完工。圆明园的奢华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所以只能从大小上来做比较了。这圆明园有多大呢？就拿大家熟悉的故宫做参照物吧，从面积上比较，圆明园相当于五个故宫那么大，而且里面建筑设施的奢华程度绝对超越了故宫，至于修建圆明园到底耗费多少银子，那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就是承德避暑山庄，这个山庄至今仍在，只不过成为展览品了。避暑山庄就更邪乎了，它占地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环绕山庄的宫墙接近万米，比“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还大出两百万平方米，同样始建于康熙，成于乾隆。这个山庄又花费多少银子呢？这个就更没有办法考据了，只能从故纸堆里找到一鳞半爪，窥豹一斑。《清史纪事本末》中就有一处提及修建避暑山庄的信息，修建避暑山庄之初，“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只是一个概数——“所费约计亿万”，可以肯定的是这笔款子肯定还不包括拆迁补偿这一笔费用，不过当时也没人敢向皇帝讨要。皇帝是舒服了快活了，那些被“圈地数十里”的百姓怎么过啊？
    或许应该感谢康熙、乾隆，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骄傲的资本和震撼世界的文物，但我们在感慨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当时、当地的老百姓的心情是这样的吗？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都爱好旅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驴友，只是这俩驴友出行的排场忒隆重忒场面。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并且改编成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乾隆下江南……把他们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美化成微服私访了，为他们歌功颂德，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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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2）




    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康熙朝借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名义上是关心民众疾苦体察民情，实际上就是蝗虫过境，土匪下山，老百姓自然被搜刮空空。
    皇帝这样，弄得民不聊生，当时有大臣看不下去，于是上谏乾隆。《清史纪事本末》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乾隆皇帝大怒，就你尹会一知道体察民情，难道朕就不知道吗？我不就出去玩玩乐乐吗？有那么严重吗？还什么“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你倒给朕“试指出何人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也就是你个人想出风头，想青史留名，于是“谪戍”。所谓“谪戍”，就是发配边疆守护国土。但问题到这里还没结束，后来尹会一去世后，他的儿子尹嘉铨想给老子讨个谥号，毕竟爸爸好歹为大清朝奋斗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本来也不是个事情，但乾隆的积怨未消，不但没有给尹会一谥号，还趁机制造了一桩文字狱，把尹会一的儿子绞死。
    在上谏方面栽跟头的不止尹会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大腕——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就是在电视剧中经常让乾隆难堪下不了台的那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看到这段话之后，只能无语，堂堂的大文豪纪晓岚在乾隆眼里——实不过“倡优蓄之”。仅仅一个劝谏，就被骂成妓女，纪晓岚哪里还敢让皇帝难堪。别的不说，把大臣比做妓女，乾隆皇帝估计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皇帝如此，政风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而政风的好坏，则关乎天下兴亡，朝代的更替。在这方面，爱新觉罗家族应该有切身体会的，如果不是明朝老朱家的政风不好，他们哪能入得了关，定鼎中原。
    由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清朝入关初期曾经任用了大量明末官吏，这些明朝的官吏自然就会把明朝的政风带到清朝，所以清朝初期的政治风气一直不好。但康熙通过个人魅力，亲作表率，同时进行多方政治教育，宣传儒家学说，以此提高官吏的道德素养，效果很不错，出现了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
    尽管如此，康熙时期的腐败依然很严重，尤其是康熙末年。这主要是康熙本人为了给人们留下“仁爱”印象，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使处罚也是象征性的。因而，在康熙朝就出现了明珠、索额图等巨贪，明朝的严嵩一直被认为是大贪官，但明珠、索额图他们所贪污钱财是严嵩的数十倍，由于他们和康熙的特殊的关系——明珠是康熙的大舅子、索额图是康熙老丈人的弟弟，所以康熙对明珠、索额图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于是乎，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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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3）




    康熙驾鹤西去，接手的是雍正，暂且不论雍正的皇帝位子来路是否名正言顺，雍正在反腐败方面还是大有作为的。面对老爸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雷厉风行，实行铁腕反腐。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解决问题，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所谓“火耗”，其实就是一种税收，在明代万历年间，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取碎银熔化重铸银锭的损耗费用。在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之间的差额就归官员了。清朝初期，政府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火耗”自然落入了官员的口袋。
    为了解决贪腐问题，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就是将“火耗”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征收，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剩余的作为“养廉银”,用来提高官吏的收入。这样，一方面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廉政的推行。所以雍正不无自豪地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也是雍正一朝吏治一直较好的原因所在。
    其实，即便在雍正对贪腐高压时期，还是出现了多起因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而到了乾隆时期呢，老子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成就，乾隆却不好好珍惜，到乾隆中期以后，官员的腐败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个时候，不仅中下级官吏贪污腐败，就连大学士和　也是如此，这可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连他都腐败，那局势可想而知。
    终于自食其果，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义被镇压后，乾隆非常高兴，在功劳簿上又添一笔，除了“武功十全外”，再添“巨功”。
    一年后，乾隆皇帝去世，但却给他的旁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局面，毕竟，乾隆不是康熙，嘉庆也不是雍正，所以面对乾隆留下的这个局面，嘉庆是承受不了的。
    从汪中求先生和王筱宇先生合著的《1750—1950的中国》为我们提供的GDP走势图上就能看出，179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就直线下降，往后几乎没有再上升过，直到1949年。也就是说，大清朝从1793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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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洋人的难题：跪还是不跪
    马戛尔尼并没有无功而返，他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探明了中国的虚实，知道了中国几斤几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中国军队的真实情况。
    正当没有完成使命的马戛尔尼准备从通州登船离岸的时候，清政府传来消息，说是特意欢送一下，而且是用清朝特别能战斗的八旗兵，估计是乾隆老人家想向“红毛英吉利”展示一下肌肉。这正合马戛尔尼的胃口，正愁回去无法交代呢，正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探探大清朝的军事实力。
    就这样，一支八旗子弟兵开始在一座庙宇前进行表演，八旗子弟兵表演得很是卖力，赢得了不少喝彩声。不过，这喝彩不是赞扬他们的威武，而是他们太像一个马戏团了。在马戛尔尼他们看来，这些身穿五颜六色制服的清朝兵，哪里是打仗的战士，简直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副特使斯当东揶揄道：“他们穿的是打裥的短衣和短裙，脚上穿一双厚底的缎靴，既笨重又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随即挖苦道，“好在这座庙宇有贴在大门上的神像来保护，外面鬼怪不得进来，这比这些士兵似乎还更可靠些。”
    尽管我们今天读这段文字仍然有些心酸，但这确实戳中了问题的要害，只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没有人看到这些，或许是看到的人也无法改变什么。
    乾隆皇帝没有答应马戛尔尼的要求，但对马戛尔尼这种不远万里前来给他祝寿的人还是很照顾的，为了保证马戛尔尼的安全，乾隆专门派一个皇室宗亲带兵一路护送他们到广州。
    关于这次中国之行，马戛尔尼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许多书本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个权力的诞生地。”他还调侃道：“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毫无疑问，马戛尔尼看清楚了清政府的死穴，大清朝的皇族仅仅在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没有丝毫的国际视野。在那个地理大发现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一个把自己本国臣民视为最大敌人的皇帝与国家，哪里是志在称霸地球的女王与国家的对手，所以当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大清朝正在夕阳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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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洋人的难题：跪还是不跪（2）




    马戛尔尼在《纪事》中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满洲鞑靼征服整个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这些话很刻薄，扫尽中国人的面子，却句句击中大清国要害，使“乾隆盛世”在世界面前变得暗淡无光。
    接下来的情况，谁都能想象出来，那就是收拾大清朝。
    十年后，即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以防止法国侵占澳门为由，开进伶仃洋面，准备登陆，被两广总督劝阻。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军又借口对抗法国，恣意侵入我国领海，并强行登陆，占领澳门的东望洋、娘妈阁、伽思兰三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英国兵船撤离，并用停止贸易手段来逼迫英国兵船撤离。英军不吃这一套，不仅不撤，反而派兵船三艘闯入虎门，停泊黄埔。同时，英印总督续派舰船，有13艘先后抵达澳门，登陆上岸的士兵也增至760名。
    洋夷来到家门口撒野，嘉庆知道后很生气，明确指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有了皇帝圣谕，吴熊光立即调动军队，先封锁澳门，同时在黄埔等地布防。一看大清朝来硬的，英国军队知难而退，撤离黄埔。
    英军强占澳门，进驻黄埔，引起清廷极大震动。为了抵制英军入侵，朝廷除了调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广东加强领导，同时加强防范，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嘉庆十四年（1809年），朝廷批准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拟定的《民夷交易章程》，章程进一步加强对在澳葡人的管理，严禁各国护货兵船擅自进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否则即行驱逐；外商销货归本后，要按照规定期限回国，确实有行欠情况的，止准留司事一二名在澳过冬清理，并将姓名造册申报。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广总督又议定《酌筹整饬洋行事宜》（《整饬夷商贸易九事》），进一步强调各国护货兵船不许驶入内洋，护货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抵抗，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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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洋人的难题：跪还是不跪（3）




    军事试探失败之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出了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主要任务是：给英国商人争取更大的权益；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益；英商有权自由与当地商人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公司商馆；英人有权雇用华仆；允许让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或者以中文缮陈意见；商馆人员有权以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等等。
    由于嘉庆帝已经知道了英国人上次来访的目的，加上目睹了近年来英国人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因此很是怀疑阿美士德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对阿美士德采取了防范措施。嘉庆令直隶总督：“一闻贡船抵津之信，即行驰往照料，如该贡使向该督言及有恳请赏给口岸贸易，如上次请于宁波互市等事，该督即先行正词驳斥，以天朝法度森严，不敢冒昧奏请，绝其妄念。”
    使团刚到天津，觐见清朝皇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由于对英国人有成见，嘉庆要求英国人见自己的时候，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有了前车之鉴，英国政府在出发前曾指示阿美士德根据情况可以便宜行事，但副使斯当东却态度强硬，坚决反对给嘉庆行跪拜之礼。记住，这次的斯当东不是上次那个斯当东，他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那一次他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不能不说，这孩子有点自作聪明，而阿美士德不明就里，于是听从了斯当东的意见。
    英国人不愿意跪拜，接待使臣的人担心把事情办砸了，只得谎称英国人同意跪拜。听说英国人同意，嘉庆甚是兴奋，穿好衣服，摆好阵势，准备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人。清朝官员原以为在英国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行事，英国人就会跪拜，不料，英国人也不傻，看破了大清朝官员的小把戏，坚决不进殿行跪拜之礼，而这时候，嘉庆在大殿里正等着接受英国人的跪拜。这下子，耍心眼的清朝官员十分狼狈，嘉庆更尴尬，一怒之下，嘉庆下令把英国使团遣送出境。
    阿美士德的访华仍然以失败告终，比马戛尔尼还失败。不论怎么样，马戛尔尼还见到了皇帝，而阿美士德虽然到了北京甚至进了圆明园，却连皇帝都没见到。不要说完成自己的使命了，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得到。都是面子惹的祸，两个好面子的国家，从此为了面子而撕下了面子，中英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同时英国政府也认为大炮才是和中国对话的最好方式，14年后，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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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人的中国式出路
    “康乾盛世”，一个我们骄傲无比的时代，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时代，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时代，而在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眼里是什么样的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这样描述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是什么？是“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也就是说，我们在为自己的“天朝尽善尽美”盛世模式欢呼雀跃、山呼万岁的时候，马克思却认为这是“幻想自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中国农民进行了解剖，由于他本人没有来过中国，所以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对中国农民进行了素描。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这样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一个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在《欧洲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中国市场的特点：“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
    在叙述中国政治体制概况时，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如此写道：“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源就是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但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皇帝所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整个国家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任何个人都没有所有权。这样个人只有土地占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于是乎个人就被捆绑在以皇帝为代表的这个共同体上了。除了土地因素之外，再就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户籍，土地和户籍结合，使得这片土地上民众被永远地捆绑住了，只能按照固有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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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人的中国式出路（2）




    在这种基础上，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描述的情况，“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有一句俗话，叫做“闺女穿娘的鞋——老样子”，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所以在这土地体制下，有些东西几千年以来都不会改变，其实只要模式不变几万年也不会改变。因而，我们只能穿娘的鞋、穿祖宗留下的衣服沿着他们的老路走下去。体制不变，接着是生活不变，接着是出路不变。
    所以从大秦朝以后，中国的出路就那么两条，一是做暴民，二是做奴才。做暴民很容易也简单，只要胆子大不怕死就行了，但世界上又有几个不怕死的呢？而做奴才就不容易了，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是有条件的，只有符合条件之后才可以。尽管做奴才很不容易，但是比做暴民安全得多，所以大多数还是选择了做奴才，竞争很是激烈。
    从大秦朝到大清朝，这种局面依然如此，只是其间选拔方式做了改变，两汉时期是推举制度——举孝廉，隋唐进行改革实行考试制度——就是科举。
    在大清朝，尤其是出生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最好的出路是什么？不用问，肯定是做爱新觉罗家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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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林则徐中进士
    1785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年，天朝帝国的福建侯官一户林氏人家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对世界和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林则徐。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私塾老师，而且是有过功名的——贡生，但日子并不好过。
    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生在私塾之家的林则徐，读书走科举之路自然成了他必须也是唯一的选择。
    不能做皇帝，就得做臣子，就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做不了领导就要做下属。领导做好领导的分内之事，下属要有职业道德，这叫权利和义务。
    可能是基因遗传，林则徐天资聪颖，4岁时就进入私塾学习。由于年龄太小，林则徐的父亲则是“怀之入塾，抱之膝上”，然后教受“四书五经”。本来天资就不错，加上好老师的精心培育，林则徐进步很快，早早就读完了儒家的传统经典。
    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14岁，参加县试，一举成名，中了秀才。为了进一步培养林则徐，其父亲把林则徐送到福建著名的鳌峰书院读书。正是在这里，林则徐遇到了具有实学的郑光策和陈寿祺两位老师。这两位可是当时了不起的大人物，一个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一个是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引导下，林则徐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做了积淀。
    正是在这两位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林则徐的学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到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和王安石一样，林则徐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也是忙着娶媳妇呢，人生的四大喜事，一下子占了两个——“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也许是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林则徐接下来的日子就坎坷了许多。嘉庆九年（1804年）底，新婚不久的林则徐前往京城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落榜的滋味不好受，落榜日子更难受，回家后，已经成家的林则徐开始独自谋生，由于没什么手艺，只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补习班，边工边读，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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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则徐中进士（2）




    作为举人，按照礼仪，过年要给当地的父母官写贺启（相当于贺年卡），在过年的时候，林则徐就给福建省当时的一把手张师诚写了一封贺启。翻阅贺启的时候，张师诚发现一个叫林则徐的人，贺启写得最好，心生爱才之意。举人要给巡抚写贺启，而巡抚则要给自己的上司皇帝写贺启，而且要在除夕之夜写。张师诚一看到林则徐有这本事，于是在除夕之夜把林则徐召来代草拜折，而且在这过程中故意刁难林则徐。这张师诚为了考察林则徐，先是整夜在他居所外连放爆竹，后来又故意改动拜折，要林则徐重抄一遍。
    其实这是考察林则徐的耐力和修养，林则徐没有任何怨言，认认真真按照要求，重新誊写一遍。观察了林则徐的涵养和举止后，张师诚认为林则徐是不可多得之才，于是邀请林则徐做自己的幕僚。
    张师诚非常器重林则徐，就把熟知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以及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
    为了锻炼林则徐的实际能力，在嘉庆十四年八月（1809年9月），镇压海盗时张师诚也带着林则徐，林则徐间接参与镇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林则徐一直在张师诚幕府做幕僚。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殿试的时候取得了二甲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林则徐也从此走上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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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旗二代的麻烦
    马戛尔尼使团的副特使斯当东对八旗子弟兵的印象是：“他们穿的是打裥的短衣和短裙，脚上穿一双厚底的缎靴，既笨重又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好在这座庙宇有贴在大门上的神像来保护，外面鬼怪不得进来，这比这些士兵似乎还更可靠些。”
    这洋人也太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天朝上国的军人威严岂容尔等说三道四的，可惜这些文字没让“十全武功”的乾隆知道，否则的话就等着吃不完兜着走吧。尽管洋大人这话不中听，但事实就是如此。
    其实这情况乾隆自己也知道，早在乾隆元年的一道上谕中就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
    第二年（1800年）秋，乾隆皇帝为了清除白莲教的危害，开始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这次行动不仅没有彻底清除白莲教，反而引来了更大麻烦，两年后，白莲教举行大规模起义。
    有人造反了，这还了得，“十全老人”乾隆很是不明白，不知道我的“十全武功”吗？不怕死吗？那好，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于是，就把那些给马戛尔尼、斯当东他们表演的八旗子弟兵派上了战场。有道是“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这一遛，真要命，这八旗子弟兵还真不如跑江湖玩杂耍的（白莲教首领齐林他们都曾以江湖卖艺为生），江湖卖艺的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而八旗子弟兵呢，则是畏缩不前，勇于在后。
    据记载，在战场上，将领们把临时招募来的乡勇放在前面，八旗子弟兵跟在后面。死伤是临时乡勇的，功劳是后面有编制的八旗子弟兵的。
    八旗子弟兵不怎么样，大清王朝依赖的另一张王牌——绿营兵也不咋地。绿营兵还不如八旗兵，军纪严重败坏，军营中，酗酒、赌博、窝娼、吸食鸦片之风盛行。平时几乎不操练，哪来的战斗力，从官到兵都是如此。
    的确像斯当东所说的那样，这些八旗和绿营兵连庙前的神像都不如，神像还能吓唬吓唬鬼怪，他们呢？除了吃喝嫖赌玩乐，除了缺点还是缺点，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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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旗二代的麻烦（2）




    就这样，普普通通的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费劲了九牛二虎之力，历时9年才镇压下去。为镇压起义，嘉庆先后调集了全国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4年的财政收入。在镇压起义中，20多名提镇等一二品高级将领战死，400多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战死，清政府的武装力量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清王朝受到自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清政府从而元气大伤。也正是这次起义的影响，使得清王朝不得不在湖北、四川等内地部署大量军力，使得后来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来袭，清政府几乎调不出军队应战，遭到彻底失败。
    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镇压了农民起义，这时八旗子弟生计问题也愈发困难，摆上日程。嘉庆真是为难啊，打仗时你们不行，要吃要喝一个比一个积极，但也没什么办法，毕竟自己坐的这龙椅有人家祖先功劳。
    按照祖上规矩，所有八旗子弟全部由国家供养，但八旗子弟的义务是“以清语骑射为本务”。这种想法本身没什么不妥之处，我皇帝出钱养你们，你们好好练习骑射，保卫我的皇位。问题是，他没有竞争啊，没有优胜劣汰啊，进而就没有积极性啊，长此以往，只能是腐化堕落，一无所能。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既然你们不能打仗了，那我就不再养你们了，你们自寻出路吧。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八旗子弟裁员和下岗，但嘉庆没有这种魄力和手腕，嘉庆帝也只能延续祖先的做法，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实在没辙了，嘉庆还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劝书。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十二日，嘉庆帝训谕八旗：
    八旗子弟，国之世仆也，百有余年，英才辈出，不可胜纪。但是，由于生齿日众，其间也有失于教训的子弟，又遇见一些不肯为国家作养人才、只知道食禄保位的都统、副都统，再加上作奸犯科，开局哄骗的不良百姓，所以一些八旗子弟逐渐趋于下流，甘为卑污，如蛾投火，不知改悔。这些人只图片时逸乐，不考虑一世身家，实在是很可怜的。奸匪棍徒多方引诱，最可恨的就是聚赌。那些开局的恶棍，用意只在敛钱，一些八旗子弟受愚弄，昏迷不觉，实在可哀。好赌的人有五大弊害：食禄国家，不知节俭，妄希图泽，终至困穷，其弊一也；上不能供父母甘，下不能顾妻子饥寒，其弊二也；学习文武，俱缺资本，终为无用之人，其弊三也；一入赌局，有败无胜，典卖物品既穷，偷窃之心顿起，其弊四也；偶为鼠窃，未犯国法，胆益放恣，最后导致身败名裂，其弊五也。这五种弊害，贤都必不犯，不肖者必不改。特书此数语，诞告八旗，务令家喻户晓。
    嘉庆帝还说：八旗都统、副都统七十余员，何忍视国家有用之子弟，半为无用之匪徒，为什么不对他们加意训导呢？诸臣中能尽一分心力，国家受一分之福。如果一些八旗子弟能翻然改悔，日引月长，恢复旧习，成为良才，这实在是国家的福分；如果诸臣无一人尽心心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这是国家的大不幸。
    嘉庆真聪明，他预料到了结果，果然是“诸臣无一人尽心心力，八旗子弟无一人翻然改悔”，所以只能大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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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嘉庆皇帝第一次抓赌
    正如嘉庆在训谕八旗时所言，“最可恨的就是聚赌”，但对那些久疏战阵安逸已久的八旗子弟以及臣子们来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对他们来说，赌博比披甲上阵更安全更刺激，因而他们对赌博的热情远比冲锋陷阵高涨。
    所谓怕什么就有什么，还真是这样，刚刚训诫完毕。嘉庆十六年（1811年）五月，御史韩鼎晋密奏嘉庆，说内城有人开场聚赌。接到密奏，嘉庆很是生气，这也太不像话了，赌场都开到内城了。这些大臣真不拿我皇帝的话当回事了，难道他们已经忘记9年前的那次整治了。
    其实，赌博这事不光大清朝有，不光嘉庆皇帝主政时有，其他时候也有，而且有的皇帝本身就是好赌，诸如刘邦及其子孙、李隆基以及明朝的多数皇帝。也正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所以几千年来，赌博之风世世不息代代相传。
    有句话说“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在赌博这事上真是如此，尽管历朝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喜欢赌博，但历朝历代都禁止民间赌博。比如汉朝的律令中已有赌博罪。唐朝就不用说了，所以《唐律?杂律》规定：博戏、博财物，各杖一百。作为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宋朝的赌博之风肯定不输于汉唐，因而宋太宗御令：凡坊市有赌博者，俱处斩。邻比匿不闻者同罪。元朝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照样有赌博，故而元世祖也下令：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据记载，为了禁赌，明太祖朱元璋造一座“逍遥楼”，专门拘禁赌博的、养鸟禽的游手好闲人士，让他们尽情在楼里赌、玩，但不给吃喝。后来，朱元璋再下诏：凡赌博者斩断手腕。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也就实行了三十多年，准确地说是三十七年，皇帝便又带头赌起来，带头人就是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以至于后来明朝的不少皇帝都嗜赌如命。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制度上基本仿照明朝，所以《大清律》关于禁赌的内容，与《大明律》的规定基本一样。尽管清朝《大清律》明确规定满族比汉族享有司法特权，但在赌博处罚方面对满人比汉人严厉，而且还取消了赌博的“折赎”（花钱消罪）特权。
    这一点，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做得还是值得赞赏的，有清一朝至今没发现有好赌的皇帝。皇帝是带了好头，但下边的人并没有以皇帝为榜样。其实在乾隆时期，赌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汉人就不说了，旗人就非常厉害了，什么斗鸡、什么斗鹑、什么斗蟋蟀……其中又以赌博为害最深，许多旗人都因赌博而债台高筑、卖地卖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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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嘉庆皇帝第一次抓赌（2）




    在嘉庆看来，旗人赌博不是小事，事关整个大清朝的存亡，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就有了嘉庆七年（1802年）的那次抓赌行动。
    嘉庆七年（1802年）初，袁锡等人在家斗鹌鹑聚赌被查获，所有参赌人员都受到严肃处理。嘉庆在处理这起赌博案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根源，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有官员包庇，就是有保护伞。嘉庆知道后，非常生气，决定对其中涉案官员给予严肃处理。
    于是，步军统领明安就进入了视野，“步军统领”简单地说就是卫戍部队，身兼公安和国安职责，权力可想而知。还有就是明安的叔叔颜达赉可是嘉庆面前的红人，正是有这层关系，嘉庆才重用提拔明安，可以想象他们家的实力和影响。
    嘉庆六年（1801年）底，内廷卿员鄂罗锡叶勒图拜见步军统领明安的时候，说自己的朋友袁锡在家斗鹌鹑聚赌，手下兵役想敲诈袁锡，请求明安给予关照，事后报谢。明安应允默许。鄂罗锡叶勒图随即到袁家，指着自己的亲戚说，这是步兵统领明安的家人，我们都要明安大人罩着，只要明安大人高抬贵手我们就有饭吃。袁锡经常在道上混，当然明白这其中的道道，二话不说，立马从家中取出一千两银子交给鄂罗锡叶勒图的亲戚。
    这个时候，应该都是鄂罗锡叶勒图的问题，和明安关系不大。但明安后来的行为，的确让人大跌眼镜，鄂罗锡叶勒图从袁锡家索取银两还没到家，明安就遣家人刘升到家等候，于是就把五百两银子让刘升带回，其余的自己留下。看来这明安更高，肯定是敲诈的老手了，太熟悉程序了。
    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久麻烦就来了，嘉庆七年（1802年）初，明安听到皇帝要抓赌的风声，于是将原银退还，但鄂罗锡叶勒图并没有把银子还给袁锡，还挪用一百五十两。在这个案子中，明安对自己辖区内聚赌之事毫无所知，有失察之责；事后经鄂罗锡叶勒图牵线，让家人刘升出面接受袁锡的五百两银子，只是获知风声太紧，才把贿银交出。
    出了这样的事情，嘉庆很没有面子，自己看中的人才，堂堂步兵统领竟成了赌局保护伞，而且收保护费。但也没办法，只能下令将明安革职拿问。嘉庆帝正月二十七日指出：明安听情受谢，虽先侵后吐，实与得赃无异，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鄂罗锡叶勒图身列卿员，供职内庭，竟为开围聚赌之袁锡请托，索贿银一千两，先截留一半，其后明安吐出的五百两，亦蓄意侵吞，情节尤为严重，实属卑鄙无耻，著于刑部内先枷号两个月，满日发往伊犁赎罪。除了明安和鄂罗锡叶勒图，嘉庆也对失察的左右翼总兵恭阿拉和国霖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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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庆皇帝第二次抓赌
    嘉庆第一次抓赌，干脆利落，赢得了不少掌声，也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照嘉庆皇帝的观点，以后谁还敢再次赌博呢？可就是有不怕事的人，这不，韩鼎晋又密奏赌博之事了。
    嘉庆获悉后，当即命军机大臣询问韩鼎晋，密奏中聚赌都是一些什么人。
    于是，韩鼎晋再奏一折，原原委委把内城有人设局聚众赌博之事告诉了嘉庆。嘉庆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立即密令分管此事的大学士兼步军统领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
    按照韩鼎晋的举报线索，果然一查一个准，这次行动先后拿获赌局十六起，让人蹊跷的是其中有八起提前散局。也就说，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参与行动的人中有人泄露，二是有人获悉韩鼎晋的密奏内容。
    其中，当场抓获杏花天赌场那一起，经审讯，获悉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居然是赌场的股东之一，再就是看场子的居然是衙役，这些衙役还收受保护费，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事发时有明亮家人去现场通风报信。
    又有官员涉案，上次是步兵统领做保护伞，这次是兵部尚书，而且级别更高。
    有人在玩无间道，这胆子也忒大了吧，竟然敢在皇帝面前耍花枪，后果很严重啊。获知此事后，嘉庆真是龙颜大怒，竟然有人当着自己的面耍花枪，看来事情绝对不止轿夫聚赌那么简单，幕后肯定有文章。嘉庆愤怒地对内阁大臣们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近日探听朝政之风甚烈，令人痛恶。这种人如不改过，决不轻恕。”
    嘉庆皇帝决定亲自过问此案，遂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
    在明亮看来，不就是赌博嘛，至于吗？一看皇帝来真格的，明亮的确很害怕。所以明亮虽然一方面表示认罪，但另一方面并不以为然。关于如何获知抓赌消息的，明亮狡辩说，他对御史参奏轿夫赌博之事，是在朝房窗外听人传说的，具体是什么人的声音，没有能辨清。
    嘉庆没问出什么实质性东西，于是就让军机大臣再度传讯。这个时候，明亮终于扛不住了，说出了原委。原来，最早开场聚赌的是禄康的轿夫，而明亮的轿夫是被禄康的轿夫给带坏的，问题在禄康轿夫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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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嘉庆皇帝第二次抓赌（2）




    军机大臣把结果告诉了嘉庆。这就让嘉庆坐不住了，禄康也有问题啊？嘉庆还有些怀疑，他知道这事如果不迅速查个水落石出，确实难以服众。于是不再让禄康负责此事，而是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先把开局轿夫头徐四调查清楚，查明确有其事，嘉庆感到大为震惊。
    朝廷官员的轿夫开局聚赌，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对身边的人管教不严，谁犯事惩治谁就得了。但这次开局赌博的不一般之处是，涉及了明亮、禄康这样身居朝廷高位的大员、要员，他们竟然把皇帝的禁赌令当耳旁风，任凭身边的人开局聚赌，而事发后又千方百计予以掩饰、包庇，这是嘉庆绝对不能容忍的。
    事实摆在那儿，还什么好说的？明亮还百般抵赖，嘉庆很不高兴，认为明亮陋态未除，授意军机处革去明亮所有官衔，只保留军功所得爵位。嘉庆在惩处明亮时讲得很清楚：“若仅止失察轿夫聚赌，自行据实陈奏请罪，不过交部议处，即议革职，亦必加恩留任。乃于轿夫开场聚赌，得信后竟授意家人进城送信，致令该轿夫等闻风逃逸，种种回护欺饰，殊失大臣之体，已不胜协办大学士、尚书之任。”
    关于禄康的问题，嘉庆认为你禄康一个大学士，同时又兼任步军统领、专司缉捕，而在查办京城开赌事件时，仅把杏花天赌棍及明亮轿夫两起案件上报朝廷，但隐瞒了自家轿夫开赌之事。经过英和、桂芳查实，禄康家轿夫头徐四很早就开局聚赌，而且供认每天分给禄康管门家人张四、内监杨二等人几十千钱的好处费，这些事禄康竟然一无所知，没有管好自己身边的人，所以嘉庆认为禄康“无能已极”。如果禄康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是管教不严，议处时充其量是革职留任。问题是，禄康知道后并没有如实上报，而是文过饰非，说已将徐四看押审办，英和派人将徐四押走云云，所以嘉庆很不高兴，指斥禄康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
    所以，嘉庆决定革去禄康所有职位，而且投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接着，嘉庆乘胜追击，明令英和进行彻查，又连续查获十三起赌博案件。英和查办赌局，虽然表现不错，“但他系户部诗郎、京营左翼总兵，而所获赌犯却以左翼地面者居多，故难辞平日失察之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此外，嘉庆对所有涉及赌局的有关大员进行了处理，诸如兵部尚书恭阿拉、内阁学士和世泰、右翼总兵本智等，都受到降革的处罚。在大清朝，为了赌博集中一次性地处分这么多大臣，在嘉庆之前还是鲜见的。
    官员处理之后，嘉庆又把所有做赌场的房屋棚座全部收归官府，并规定此后若再有以开赌场赚钱者，不仅没收房棚，还治房主的罪，如果用公家的房屋开办赌场，则要查明经管之人并严厉惩治。
    最后，嘉庆处理了聚赌头号人徐四、张三，对他们除了永远枷号，而且游示九门，警戒赌博之人。禄康的管门家人，因受贿包庇赌博，被处以三年枷号。其他所有参赌人员，枷号一年，之后发配边疆从军。
    这样，嘉庆的抓赌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嘉庆为了抓赌，风风火火忙了一阵子，撤的撤、关的关、流放的流放、枷号的枷号……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涛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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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11年，曾国藩出生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的曾麟书正在产房外焦急紧张地等待，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作为传统的中国人，曾麟书希望是一个男孩，其实整个曾家从老到小都是这样希望的。
    正当曾麟书焦急等待的时候，他的爷爷曾竟希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巨蟒从天飞降下来，环顾自家庭院，这条蟒蛇先在他家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梦中的曾竟希一时惊悸，醒来后，正在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刚生了个大胖小子。听到曾长孙的出生消息，这让老人家兴奋不已，他忙把儿孙们招来，惊喜地告诉大家刚才做的梦，并说：“此乃祥兆，他日此子必定光大我曾氏门庭！”
    关于这点，我们还真不知道曾竟希哪里来的自信，凭什么呢？老人肯定回答不出来，但他就是这样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湖南还没有人敢这样想，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那时候，湖南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地理上，都没有这个底气，湖南在地理位置上，东南西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不能南下，不能东征西进，只有北上，北上也不容易，那么大洞庭湖，能不能出去还是未知数。
    早期的湖南，历来被称为“蛮荒之地”，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相隔甚远，是典型的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因而就有了“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的说法，这种情形一直到清代前期，湖南都是如此，既不是风水宝地，也不是国家财赋充盈之区。在偌大的中国，湖南一直是籍籍无名之辈。正如毛泽东所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能是湖南人聊以自慰的口号，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
    所以，这曾竟希老人的梦虽好，充其量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说说而已，当然不是说绝无可能。但这个孙子到底能不能光耀他们老曾家的门庭呢？甚或光大湖南的门庭呢？还真不好说，因为这不是曾老头说了算的事，而是这个重孙子说了算。
    这个重孙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乳名叫宽一。
    大凡中国的帝王将相的出身，古往今来，都离不开中国式的神话传说。曾国藩也是伴着太爷爷神奇的梦出生的，打开史书一看，可以知道此种生贵子梦兆之事，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这些都是故事，传说而已。
    曾国藩这事，充其量只是他的太爷爷“望孙成龙”之情过于急切，做了一个巨蟒绕庭的美梦，仅此而已。虽然是传说，但对曾国藩来说就意义重大了，也许就是这个传说给了他心理暗示，使得曾国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了。据说曾国藩从小就有“大人相”，很可能就与这个传说相关吧。

蟾宫折桂

11、1811年，曾国藩出生（2）




    不得不说的是，这曾家的后来的发迹和崛起，正是做梦老头奠定的基础。为了曾家子孙，曾竟希自己66岁那年带领全家十余口人离开祖辈居住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照常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位曾老头却带领家人放弃宽裕的生活环境，搬迁到一个偏远艰苦的山区生活，实在让人费解。
    但曾老头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相对于宽裕的生活环境，艰苦的生活环境更能激发人的斗志，自己的二儿子曾玉屏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经过曾老头多年的辛苦努力，曾家的家境有所宽裕，就有让儿子们读书一改曾家面貌的想法，于是就送曾玉屏到湘潭读书，不料，这曾玉屏有书不读，却喜好嬉戏游玩，骑马跑到湘潭解闷，和湘潭的一些纨绔子弟打得火热。家族长辈都看不上他，笑他轻浮浅薄，是一个败家子。听到这些指责与评价，曾玉屏很是惭愧，于是“立起自责”，卖马步行回乡，从此每日天不明即起。
    也正是曾玉屏改过自新这一年，曾竟希举家迁徙白杨坪。曾老头让儿子们读书一改曾家面貌的想法成了泡影，但曾老头并没有放弃，儿子不行不还有孙子吗？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出人头地，实现“耕读传家久”，便带领家人来到这个更为艰苦的地方，开始了以“耕”养“读”的发家之路。这一年，曾玉屏35岁。
    到了白杨坪后，改过自新的曾玉屏跟随其父曾竟希在高嵋山下白杨坪开荒创业。高嵋山的地形“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开展生产很不容易，因而生活条件很艰苦。35岁的曾玉屏不怕吃苦，“凿石决壤”，硬是把十几块小田连接成一片大田地，“然后耕夫易于从事”。从此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他的子辈曾麟书、孙辈曾国藩等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的太爷爷虽没为曾家贡献什么，但对曾家后辈却起了极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比曾国藩年长37岁，年轻时没有抓住机会读书，没有取得功名而“深以为耻”，时常感慨。虽然读书不多，但他颇有见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曾家的第一个读书人。曾国藩长到5岁便开始随父亲识字、读书，9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了。曾国藩虽然人小，但天资却很高，加上父亲循循善诱的引导，到了14岁时便去长沙应童子试，这时的曾国藩在当地读书人中已小有名气。曾玉屏看到了曾家的希望……
    有一句话说：“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中国，习武也好，读书也罢，只要能成功，总得要和国家打交道。曾国藩自然不例外，在光大门庭的使命下，最终将为国家服务。
     

昊哥

我们天朝真是多灾多难，虽然神舟能上天，却根治不了吃喝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