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惨烈一叶：长春围困战】

山东游刃

战争当然免不了殃及无辜，但仁义之师总是要设法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牺牲。不可否认，在国共战争期间，共军总的来说是纪律严明，得到老百姓支持的。但如果我们透过党化历史的表层，潜入它的幕后，就会发现这个“解放”的过程并非一片阳光灿烂。

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其中说：“（共军）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大公报》一向标榜“不党、不私、不盲、不卖”，极有公信力，抗战期间是大后方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其发行量之大，是重庆各报的总和，1949年以后还作为“进步报纸”在新政权下一度存在下来，因此，这段社论中提供的信息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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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残忍”和“可耻”决不止于一处。比如极其惨烈（当然是对国军士兵和当地市民而言）的长春围困战。

在讲述长春围困战之前，先介绍一个时间更早规模更小一些的永年围困战。永年县位于河北省南部，京广铁路沿线。共军对永年的围困早在1945年8月就开始了，到1947年10月，被共军围困了两年多，到“解放”时，永年3万多居民仅剩3千人，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两腿和脸上格外明显。那时人们还没有1959-1962年大饥荒时的经验，对因饿饭而“发胖”感到奇怪。树皮被剥光了，能咽下的草也被拔光了，门板和木床也被当柴烧光了（6，P166）。城陷以后，国军中排长以上的军官都被杀掉了，国军首领许铁英的三弟三官儿（三黑子）因“作恶多端”，由领导亲自出面主持，被“愤怒的群众”活剐了。原永年县委书记、围城指挥部政委李新，因反对杀俘，而被派往它处（7，P26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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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困战是著名的辽沈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至此成为被共军及其根据地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1948年4月，林彪与毛泽东关于东北战略决战的首攻方向发生分歧。因伪满洲时期日军曾大力经营，长春城防“坚冠全国”（6月22日中央社语），国军又重兵固守，共军屡攻不下。为避免攻城重大伤亡，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6月7日，毛正式同意这一久困长围方案。

围城最关键的是断绝外部的粮食和弹药供应，将敌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6月28日的围城政工会议上，萧劲光、萧华领衔的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1，P441）。萧华在会议上说：“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然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1，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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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之初，由于顾及民心士气及面子，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开长春，但由于城中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命令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要求平民离开长春。老百姓当然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但却遭遇了共军的“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困长春满三个月后，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等人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的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引起死亡”。他们还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1，P469）。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这是毛在不便明确否决时经常采取的“默否”伎俩——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和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向毛请战，都曾遭遇过这种“默否”。林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下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真正实行，原因可能是毛否决了它(2，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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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8月，段的夫人和儿子因家里断粮，也曾到真空地带（“卡空”）呆了几天，自然也逃不出去，回来后母子俩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无言。后来，儿子对段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尸臭难闻，真吓死人(3，P112-113)。

尽管老百姓不许出城，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却被放出。长春市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回忆：“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呆了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国军持械投诚。携枪逃亡的国军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的于连润说：“吃……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1，P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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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的日记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佐证。6月27日，胡记道：“有很多徒步赴沈（阳）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来。听说还有许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这面不让进，那面不让走，没有吃的，饿都快饿死了”。7月1日：“苗太太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声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难道八路军从此就不争取民众了吗？确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7月2日：“从卡子外面回来的退职军人也莫不叫苦连天，称道八路军的‘蜀道难’”。胡也提到“谁有枪就放谁出去”。7月23日：“今天早晨送于副营长，他是同一个被俘放回的步兵营营长，一个传令兵一块走的，对八路放行的条件是一枝卡宾小自动步枪”。7月16日的日记，还提到被俘放回的38团刘副团长等人的逃亡。20日的日记又记载：刘副团长自九台发来电报，逃亡沿途“至为顺利，可勿念”。胡接着感慨：“想不到八路军如此仁义，管接还管送”（《一名“国军”少尉的日记》，见5，P175-225）。何以如此？虽然日记作者未提，但想必刘团副们免不了要提供枪支、望远镜，或者什么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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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空投能力本就有限，再加上共军高射炮封锁，城里很快断粮，成了人间地狱。粮价飞涨，高梁米卖到2亿元一斤，豆饼卖到1.5亿元一斤，山货行存的牛皮、驴皮、马皮之类卖到2、3亿元一斤。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3，P113-114）。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他回忆：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曾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着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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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前任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的宋占林回忆：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长春困城之中的惨状，我们还可以从几个当事人的回忆窥其一斑：
朝阳区东朝阳路居委会主任李素娥回忆：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的挺好吃。后来什么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
“每天都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国军空投的大米，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抢走了一些），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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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给我保媒。什么‘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要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有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张淑琴回忆：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么饿死了。吃奶的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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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占林回忆：
“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4人，4个妯娌，3个孩子。我们……在贫民区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人对闯关东的河北人的称呼），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炕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更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着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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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润回忆：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唉，别说这个了，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着的，躺着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地呆着。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着烂着，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不乱。
“……不少死人身边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着，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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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着发，先绿后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发。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什么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
“有钱的到什么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什么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1，470-479）
真是一个人间地狱啊！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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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在新政权狱中曾交代说，长春饿死约16万人。长春人口本有50万人左右，中共进城时仅剩17万人（1，P467）（段文说仅剩6、7万人，疑为文字错误，其中围城初期由于封锁不严逃亡20万人左右，见3，P116）。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死12万人（后来尚传道回忆录里提供的也是这个数字）。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1，P482）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死了（3，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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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性战争巨片”《大决战.辽沈战役》在演到长春“和平解放”时旁白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7个月的围困后，“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下来”（大意）。是的，若从“战争指导艺术”来说，长春之战确实称得上高明——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经过日伪和国民党多年的经营，城防异常坚固，再加上有国民党第一兵团10多万精兵，若强攻，必致共军重大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高超的战争艺术”。后来，长春围困战竟然成了共军加以推广的“长春模式”，粟裕大将就曾说这一模式后来在“若干城市采用过”，但他没有说是哪些城市（2，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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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类似的围城战不绝于书。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围困宋国首都河南商丘9个月，致使城内百姓“易子而食，析骨为爨”。公元757年唐将张巡困守睢阳（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妇女小孩两三万人，被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骂作“禽兽”。长春围困战与这两次历史上的商丘围困战也有一个不同之处：长春守方对难民放行，而处于主动地位的攻城方却出于让这些百姓耗费敌方粮食，和制造大规模饥荒以瓦解敌军士气的目的，却不许人们逃难！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当作克敌制胜的筹码，那么以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样的手段不可以采用呢？如此看来，1948年长春城内的灾难，与一二十年后的“大饥荒”和“文革”是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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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拙作：《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有改动）
参考文献：
1． 张正隆著：《雪白血红》，香港大地出版社1991年版。
2． 张戎、哈利戴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6年版。
3． 郑义编著：《四大战役真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4． 赵勤轩编著：《黑土狂飙——辽沈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张志强、王放主编：《1948.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和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6． 龙应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湾繁体版。
7． 李新著：《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 张颂甲：《王芸生在1949年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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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贝

两次长春之战都很惨烈，围城之战老百姓也跟着受苦

罗兰

未人知的历史！

罗兰

人海战术，可怜的老百姓！

昊哥

翻阅世界战争史，平民都是战争最大的伤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