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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茉莉女 于 2009-11-20 21:24 编辑
我没有戴首饰的习惯,只留着几件纪念性的首饰,其中有只贝雕别针,大约2X5cm,雕着两朵绽放的牡丹。虽精美,但确切说已算不得一件首饰,因为别针托没了,再不能佩戴。
这是儿时一个叫费庄的女人给我的。
费庄与我父母年龄相仿,我执意喊她姐姐,却喊她父母、兄弟为爷爷奶奶、叔叔。她与所有人曾软硬兼施,但我死不改口。最终,双方各让一步,我在姐姐前加上个“大”字,称她“大姐姐”。
大姐姐父亲是早年的留洋博士,当时任纺织部总工,母亲曾是上海一所女子学校的音乐教师。人家说她父亲月薪302元。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是当时普通工人月薪的近十倍。
她读大学二年时与一个浴池工人恋爱,遭父母强烈反对。正当她与家人苦战时,对方知难而退了。她受不了打击,患了神经官能症。
人家都说她是神经病。其实,平日她比常人还正常。不光是正常,身上还透出自然清新的书卷气。而犯病时不过是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有时能一连几天。
每当犯病,她母亲就来接我,一路上教给我斥责她的话。但一到她家我便忘得一干二净,而是蹑手蹑脚溜进她房间,突如其来地窜上床,大笑着去呵她痒痒。她便笑着与我打闹起来,一切都烟消云散。
后来,她以攻为守,呵的我大笑不止,直到她母亲进来说:“小孩子不能这么大笑”她才作罢,然后下床吃饭。
经她引领,我听了平生第一张西乐唱片,还穿上芭蕾舞鞋,立起脚尖。不知今生对西乐与芭蕾的迷恋是否缘于那时。
一次,我俩去北海。我闹着要划船,她不允,说:“万一你在船上跳芭蕾怎么办?”
我保证我不会。她又说:“人家都说我是疯子,疯子不能划船。”
我说:“你才不是疯子。”
她俯下身说:“你爸妈信任我,不当我是疯子,我一定要小心。”
最终,她带我去坐画舫摆渡。到岸不下船,来来回回坐。
她带了一小瓶水,在摆渡上只倒了一瓶盖吃药,说:“剩下的留给金同志喝。”
我听着有趣,便要她再叫我“金同志”。每叫一遍,我都仰头大笑一番。
她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人家都说我是疯子。其实你才是个小疯子,我真冤枉。”
我常听大人们商量给她治病的事。都说心病还得心上医。他们觉得让她出去工作也许会好些。于是,他父亲舍了面子,与一家部署厂说好,假装录用她,所发工资由家里支付。
第一个月发薪,她很高兴,下班让我去接她。先给家里买了许多菜,然后,在回家路上,给一个拾破烂的老人10元。大院门口有个修鞋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又给了她5元,还把扁豆抓给她好几把。
大姐姐说:“我最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共产党最好,主张人人平等。”
别的事情我忘记了,总之,一个月的工资没到家就打发光了。
后来大人们又认为她应该结婚。不久,大姐姐真结婚了。我不喜欢那男人,觉得他也不喜欢我。她父母兄弟从没说过喜欢我,但他们的眼神和嘴角的笑意从来掩饰不住喜爱。那男人也没说过不喜欢我,但眼神掩饰不住冷漠。我虽是小孩,却能够敏锐感觉到这些。所以,大姐姐婚后她家我便渐渐去得少了。
结婚并没使她病情好转,她与母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在分娩时腹痛难忍,她曾大喊:“妈妈,亲爱的妈妈,快帮帮我。”
亲爱的妈妈,这是她生病后唯一一次这样称呼母亲。
这次婚姻的结果是她生了两个男孩儿,但病情一天天加重,最终不太认得人了。
我曾心如刀绞地问父母,为什么要让她结婚。
他们说,父母和其他人都不能陪她一辈子,她需要有个人陪伴。
我说,可那男人对她不好。
父母说,这不重要,因为她有孩子,将来孩子会对她好。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都迁走了,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大姐姐与我父母年龄不相上下,如果她还健在,她的孩子应该能够对她好了。
这只贝雕实在很精美,有人劝我去首饰店做个托,就能佩戴了。但我没去。
没有托的贝雕是不能佩戴的,不能佩戴还有什么用呢。可是她多美啊。
人家都说大姐姐是疯子,疯子有什么用呢。但我知道,她多美啊,内心和外表都很美,就像这支坏了的贝雕别针。我从小就知道。
我知道,她原是一株仙葩,上天把她移植人间,但不太成功。
在我心里,她从来不是疯子,而是我亲爱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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