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树昏鸦 于 2010-1-15 15:19 编辑
狗儿伯
狗儿伯死了。
他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静。有人看见,前一天的后半晌他还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乘凉呢,第二天早上就死了,要不是电工水根到他家里去收电费,谁会知道他的死呢。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光棍儿,他的死远不如村支书家里丢了条“黑背”那样具有轰动效应。
据说狗儿伯曾经有过两个女人。第一个女人因为忍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在一个月黑夜里跳进了村南的赵王河;第二个女人实在忍受不了狗儿伯的贫穷,就在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年,她也带着孩子悄悄地投降了另外一个男人。
最后一次见到狗儿伯,大约是在半年前。那天他正在墙根下晒暖,看见我,就满脸陪笑地问:象他这样的人能不能入上村里的五保户?我说闹不清。他显得很失望,连连摇头:“没的事呢,你们县里头的工作人儿,能不知道这事儿?”我知道无论如何跟他说不清楚,赶紧敷衍几句走人。
后来偶尔跟村支书提起这件事,支书不以为然地说:“甭理他,这号败家子玩意儿,不招人可怜。”
听上年纪的人们说起来,狗儿伯真的是个“败家子儿”。
相传狗儿伯小的时候,他们家算得上村里的首户,深宅大院,骡马成群,光地就有好几百亩,县城里还开着买卖。只可惜老财主命硬克子,四个孩子先后夭亡,直到年近花甲,才保住了狗儿伯这棵独苗。于是娇生惯养,百般呵护,那真是顶着怕吓着,含着怕化了,要红的不敢给绿的,要月亮不敢给星星。狗儿伯十几岁上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二十来岁迷上了耍钱嫖娼,父母死后没几年,就把万贯家财折腾了个底朝天。眼见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一咬牙跟着人一块闯了关东,直到家乡闹土改,才拉着条打狗棍儿回到村里当上了老贫农。
然而狗儿伯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言谈举止总是有些不同凡响。过日子大手大脚,有了连三顿,没了敲锅底。瓜棚柳下,常与人说起当年的歌楼妓馆,逸事奇闻,兴至所至,还会摇头晃脑地来上一段字正腔圆的“二黄散板”。不过狗儿伯的见闻只能吊一下孩子们的“胃口”,大人们对他终是有些鄙视,他们常用白眼翻翻洋洋自得的狗儿伯,撇着嘴角轻声说,还有脸白话呢,真不知道丢人现眼多少钱一斤!
狗儿伯的“白话”有时也能派上用场。“文革”时期,有一回村里召开批判会。会前,照例要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村里的老贫农倒是不少,但多是拙嘴笨腮的“睁眼瞎”,就象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倒不出来。权衡再三举棋不定之际,不知谁插上一句,狗儿伯吧,那老家伙忒能白话。支书对狗儿伯本没有什么好感,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点头同意。于是,狗儿伯被请到了大队部,一番耐心细致的“导演”之后,狗儿伯就一脸得意地走上了主席台。说起闯关东时受的那份罪,狗儿伯喉头哽咽,泣不成声,台下也有人跟着抹眼泪。民兵连长反映机敏,不失时机地带领群众喊起了震天的口号——“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许是让这种场面冲昏了头脑,狗儿伯说着说着竟说起了“低指标”“瓜菜代”时的苦日子。这一来非同小可,直把个村支书吓了个灵魂出窍,心说真是狗肉不能上席面,解放后的苦你也能诉?惊慌中只好在台下冲狗儿伯挤眉弄眼。狗儿伯却目不斜视,越说越来劲,村支书没办法,只好跑上台去将狗儿伯硬拽了下来。
从那以后,狗儿伯再也没有干过什么出头露面的事情,村里的老老少少,跟他也没有什么来往,他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直到他去世,连个五保户也没有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