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同学合影(后排右四是我) 昔日天津七中校园门口
2019年8月中旬,一个周日的上午,蓝天飘着白云,阳光像金线一样洒向大地,我骑着橘红色的摩拜单车,行进在天津中环线上。
天津中环线,绕长34.49公里,宽50米,于1986年7月1日全线通车。中环线通车时,我还在上大学,那年暑假,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正和他从武汉放假归来的恋人贾莉,在烈日炎炎之下,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汗流浃背而又内心充满虔诚地绕行中环线一周,以示庆贺。如果说中环线是一条彩练,那他俩就是彩练上流动着的两颗珍珠。
中环线上有座蝶式立交桥,1986年8月的一天,神采奕奕的邓小平同志站在这座桥上,接见了大桥的设计者胡习华,次日,只有中专学历的29岁的小胡同志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
大概也在那一年,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短发圆脸的小个子女生辛明怡在《今晚报》的醒目位置,发表了一篇新闻习作:天津一对农民夫妇住进凯悦饭店。
现在回想,那真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发向上的年代。
扯远了,还说我那天骑着橘红色的摩拜单车,行进在中环线上。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红了很长时间。就在我单脚着地、东张西望时,右侧一个同样骑着橘红色的摩拜单车的中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男子前额很宽阔,穿着蓝色运动衫,车把上挂着一副装在兜子里的羽毛球拍,显然正要去某个体育场馆健身,他的蓝色运动衫的后背处,清晰地印着四个白色大字:天津七中。
“哇,校友!”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这时,路口的红灯变成了绿灯,我和这男子并肩骑行,边骑边聊。他叫张晓阳,虽然小我几届,但因为母校这个共同的话题,彼此一见如故。当我说我是1979年上初一、1985年高三毕业时,他问:“你认识马莉吗?我们在一起打球。”我说:“当然认识了,她是我初中同学。”他当即拨打马莉的手机,让马莉和我通话。
马莉是我班的班花,她的父亲是教化学的马大图老师,她家就住在七中校园,北教学楼的后面、挨着校办工厂的一个小院子里,马莉有个妹妹叫马菲菲,姐俩成了校园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每当中午或放学后,许多男生会痴痴地朝那个小院子里张望,盼着出现马莉、马菲菲的身影,有时没等到,却等到了身材高大魁梧、两道浓眉的马大图老师从院子里健步而出,马大图老师经常穿着灰色的四个兜的制服,胳膊上戴着深蓝色的套袖,他的目光像明晃晃的刀子一样犀利,吓得企图偷窥姐妹花的男生抱头鼠窜。
“马莉,我还记得你,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昕,当年在班里写作文还不错。”
“记得,记得!”马莉在手机那端并没有让我尴尬,当天下午,我和马莉加了微信好友,当天晚上,马莉让另一位男生蒋东把我拽进了初中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
蒋东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初中同学,他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像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记得初中一年级开学报到的那一天,校园里绿树成荫,彩旗飘飘,我在南教学楼门口的甬道上,发现了一个穿着湛蓝裤子、雪白衬衣,胸前戴着鲜艳红领巾的小胖子,正被众多新生围拢着、簇拥着,一打听,原来正是我的同班同学蒋东。
当蒋东把我拽进初中同学的微信群里,我感觉时光一下子倒流了,看着群里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我调动所有的脑细胞拼命地回忆着。
我有点激动。三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联状态,这一段很长很长的少年、青春时光,于我来说,已成了一壶常年封存在地窖里的老酒,我知道它酱香依旧、芳香扑鼻,但始终没有打开过,甚至,没有触摸过。
我有点兴奋。有几个同学在微信群里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女生李曦、吴文,大气又热情,我看到她俩的微信头像,马上想起了她们青春年少时的模样,原来,三十多年的时光并不是多么遥远的距离。
微信群里的同学并不全,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只聚集了二十多个。晚上11点,男生徐力发出了一张有些褪色的黑白照片,那是昔日班里同学在七中校园门口的合影。那时候,一进七中校门,迎面是一个花坛,花坛中央是一座石头堆成的假山,假山顶部有喷泉哗哗流下,仿佛诉说着流水年华的往事,我们的合影,背景就是花坛和假山。我用手指头挨个点了点,发现合影的人数也是不全的,只有13个男生和17个女生,还差了十几位。不过,这张带着小小花边的方形照片,对我来说却弥足珍贵,要知道,我阴错阳差地缺席了小学、高中、大学的全班合影,这算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张合影了,这还要感谢班里的浦青同学,是她从家里把照相机“护送”到学校,那时候,有照相机的家庭凤毛麟角。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张合影时,心里扑通扑通地跳,我并不确定我在不在照片里,看了好半天,终于认出后排右数第四个,那个直愣愣站着、不苟言笑的,原来是我。我终于认出了我,我看到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模样,那种感觉好奇妙。我咋没有笑容呢,至于那么少年老成吗,我埋怨着三十多年前的自己。
夜深人静了,我有些失眠。三十多年前的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碎片了,我竭力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想还原当年的人、当年的事、当年的情、当年的景,怎奈,拼命回忆的结果,只是让那些记忆的碎片更加闪亮而已,过去的时光,真是回不去了。
连日来,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们在微信群里慢慢回忆着,捕捉着一幅幅的画面:
曾记否,一开学全班同学就在操场上拔草,仿佛在田间地头里劳作,干得热火朝天。
曾记否,语文课上女班长罗斌大声朗读《周总理你在哪里》,声声含情,泣不成声。
曾记否,中午学校的大喇叭里播放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还伴着树上的蝉鸣。
曾记否,冬天早上教室点炉子,乔霖同学把煤灰抹在人中穴,扮成日本鬼子剖腹自杀。
曾记否,体育课上,张福有同学在双杠上弄折了胳膊,放学后默默地揣着伤胳膊回家。
曾记否,课间休息时,男女生一起在偌大的阳台上玩丢沙包的游戏,出局者黯然神伤。
曾记否,男生在小操场上踢足球,两块砖头是球门,踢完球嘴对着自来水管就一通猛灌。
曾记否,校联欢会上,钟君同学跳印度罐舞,一袭彩裙,腰间、腕上的铃铛哗哗作响。
曾记否,还是校联欢会,我班的林晖同学,十指纷飞,用手风琴拉响了《鼓浪屿之波》。
曾记否,我们三五成群,徒步、骑车、坐车,还要坐摆渡,去看电影《生活的颤音》。
曾记否,我们给老师起外号,“王老虎”、“叶大胖子”,还偷偷地学老师的声音和神态。
曾记否,一位女老师有眼疾,监考的时候一人顶俩,因为同学们不确定她到底看没看你。
曾记否,政教处主任徐文进,高门大嗓,一本正经,被同学们誉为“左派代表式人物”。
曾记否,班主任范玉荣老师,慈祥而严厉,她用邱少云的故事教育我们要严守纪律。
曾记否,教政治的施洪德老师,脸色黝黑,爱在黑板上写省略语,资本主义就是资—义。
曾记否,教外语的赵老师,夏天穿着碎花裙子,突兀地问过一句:“男生谁最漂亮啊?”
曾记否,教物理的杜老师,眼镜似瓶底,第一节课就一语破的:“物理物理,说物讲理。”
曾记否,还有一位杨老师,也教物理,嘴角含笑,能用粉笔头精准抛在调皮同学脸上。
曾记否,教《白杨礼赞》的刘晔老师,身材瘦小而挺拔,喜欢站在讲台下面滔滔不绝。
曾记否,教几何的李希泰老师,佝偻着腰,腋下夹着三角尺,一节课下来粉笔末满身。
……
往事如烟,似梦似幻。如今,班里的同学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各自为了生活和事业而忙碌奔波;而我们的老师,大多已经作古,留下的只有往昔的音容笑貌,而我们对老师也只剩下了深深的怀念。
一天,我在微信群里晒出了我的“宝贝收藏”,有初一到初三的记分册,有初中的作文本,还有一大叠明信片。每年我都要扔许多东西,唯有这些宝贝没有“断舍离”。
我用手机把当年写的作文《他像雷锋那样》一页一页地拍给同学看,刘志勇是我班的体育委员,还是校级三好生。我在作文里记载了他的一段往事: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刘志勇被高年级同学踩伤了踝骨,当时就被送进了医院治疗,没想到,转天他便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他来到了校园,当刘志勇以顽强的毅力,架着双拐,吃力地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的眼睛里都滚动着激动的泪花……在作文的最后一段,我继续抒情:啊,刘志勇,你就是八十年代的活雷锋啊,你那热爱劳动、刻苦锻炼、努力学习的精神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在学雷锋、树新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道上不断进步。
看,这就是那时的我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为了早日实现“四化”,我们也是拼了。
我还在微信群里晒出了好多明信片,那是上大学时,一些初中同学还保持着联系,我们会互相写信,互寄明信片。刘志勇、乔霖、李刚、李伟、陈彤、商思源……三十年前的字迹,把三年同窗的友谊凝固成了永恒,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旧日朋友怎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在我的初中同学里,大脑袋的商思源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小时候我俩是“发小”,小学时我俩同校,初中时我俩同班,高中时依然同校,上大学时我俩是“近邻”,经常互访,联络频繁。可工作以后,我俩渐渐失去了联系,再一次的“相聚”竟是三十年后在初中同学的微信群里,可是,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未来的某日,最好是个下雨天,我俩在某个小酒馆里相聚,相视一笑,共举酒杯,向朋友、向青春、向岁月、向人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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