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二顺给我打来的电话,我知道到了该我出山的时候。
二顺刚从某铁厂退休,月薪五千,这待遇却闲不住,在某小区当了一个休闲保安,看我赋闲在家,便介绍我到他们小区收垃圾。按他的描述,活不累,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着都轻飘着,原来装垃圾的老头一天能收两个来回,三千六加上卖纸壳钱,最少对付四千多块。
我没理由不答应,二顺在厂里是坐办公室的,那条件都出去当了保安,我这没有任何收入的人,还能说啥?年关将至,虽然不至于像杨白劳那样到处躲债,年底朋友们交往一场,总不能和貔貅一样,只进不出,这时节,我也是真需要钱。
原来,冬天可以这么冷,和酒友们在一起喝着小酒,和麻友们一起搓着麻将,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只是随口赞一声,该下雪了,杀杀病毒,根本不用经过什么脑回路。隆冬时节,沐浴在这凛冽的寒风里,不知怎么的,竟想起了遥远记忆中那卖火柴的小女孩。
这垃圾是真臭,以往扔垃圾都是隔着三丈远,做下抛物线运动,不管准头如何,绝不多看第二眼。这次是立体,全方位无死角密切接触。戴两层口罩都能闻出垃圾的腐臭气息,干的稍微快些,呼吸不畅憋闷的上不来气,摘下来换换气,那臭气又沁入支气管底部。
保安把死身子,挣得少,有时候还受气,我不屑于去干,二顺的条件行,脾气好;收垃圾看着脏累些,没人管,挣得多,理论上如此,干起来却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手指冻得像猫咬,平时还算分瓣,好不容易装好一袋子,袋子嘴儿半天却挽不上一个扣。装了几个垃圾箱,腰有些直不起来,也不去管那垃圾桶的味,凛冽的风,在屁股下垫个纸壳,坐下来抽支烟提提神。
一个保安小老弟凑过来,看我忙活了一阵子忍不住问道:“大哥多大岁数了?什么单位退休的,这活多累啊!我要是退休了,买个大音响,天天上公园唱歌去。”
“我啊!五十八,是不是看着像七十多岁?”说完我拉下口罩,让他见识一下缺了几个上牙,显着干瘪瘪的嘴。见他有些发窘,也不想再去逗他。
“我哪有个单位?从小到大就没上过班!”
“你家在哪住?不是本地人?”
“前进,坐地户。”
“市里人怎么会没工作哪?哦!你以前开过舞厅。”
二顺这个朋友哪都好,就是存不住话,我的光荣历史,几乎没过两天就被物业人员所熟知。
开舞厅不是我的高光时刻,只能算是我生活轨迹的一个节点,再往前,连二顺都不知道。
三十多年前的样子或许算是高光,那阵子年轻有闯劲,家庭背景好,我又有头脑,肯吃苦,挣下了人生第一桶金,买了几个门市房,市内最好的商场置了几个档口,不说日进斗金也差不多,直到遇见了生命中的小冤家。
她是朋友们帮着介绍的,年轻漂亮,口才好,是某企业的团委书记,见惯了庸脂俗女,我是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在别人眼中,我自然也是不赖,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互相欣赏中,结婚生子。这应该是良好的开端,在所有人都认为的美满良缘中,却有了不幸的伏笔。
工作的不同,经历的不同,或者是性格,或者是学识修养的不同吧,与她心生嫌隙起来,不知是脑子坏了哪根筋,还是犯了邪,我竟找了别的女人,空虚?压抑?心灵扭曲?在她面前刷存在感?不知道。
我应该对得起她,把所有的门市房和商场里的档口都给了她,我净身出户,尽我最大的力量弥补她,我还有手,有头脑,我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再闯出一番事业。
从离婚后,我走入了低谷,生意再没有什么起色,这算不算是老天的惩罚?这段时间应该是酒喝的最多的时候,甚至有着自我毁灭的想法,后来干脆去当了两年建筑工人,几十斤一块的铁模板在手中来回搬运,只有在汗水中,在酒精的麻醉中,我才能入睡。
妻子与别人成了家,每次看到我都要往我兜里塞钱,叮嘱我,别再干这丢人的活了,孩子一天天大了,别给他丢脸。我不收她的钱,再换个地方,不出现在她眼里。
这脸丢得很大,朋友走失了很多,有能耐时,身边奉承问安的很多,落配时只能找些酒肉朋友,起码能陪着你喝下去。有人说人要往高处走,结交比自己层次高的朋友,对事业有帮助,我比别人低等了许多,他们又能看起我是谁。
开舞厅也算是符合我的性格,在纸醉金迷中,可以麻痹我的灵魂,杯盘交错的时候,证明我还有些爱好。歌舞厅挣得不算太多,我根本没指望挣什么钱,有个营生支撑我的这点信念就够了,三年疫情,我是停了又开,开了又封,我终于坚持不住关门大吉。
几十年啊,这不规律无节制的生活,掏空了我的身体,顺走了我的牙,长起了满脸的褶子增加了满脑子的忧伤。
香烟缭绕了一会儿,寒风把身上的微汗吹打的又湿又冷,赶紧又端起锹伸向垃圾桶。
身边有几个哥们已经中招,白了两个,走了一个,人生太脆弱,在疫情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能在这里支巴两下,起码比他们强一些。
和前妻基本断了联系,孩子基本不朝面,愧疚什么的,也说什么都晚了,有钱了就出格,好像没几个逃过这规律,至于我们两个,也算是太认真了。像这疫情一样,轻松之间就认真起来,到这痛彻人心时才开始感悟。
小区内数十个垃圾桶,堆放在小区各处,一天天兜兜转转间又回到原点,这些年,每一次的沉痛麻醉,有没有放纵堕落下去的痛楚?希望这自虐中,当做我一次次的救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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