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有两个事件始终以传闻的形式在历史中影影绰绰地左右互搏，其一为真，则另一事必然为谬。但是，从当时到后世，这两个事件或者说是传闻最终未能做出让人完全释疑的结论。
斧声烛影——太宗弑兄篡位。
这个事最早见于宋朝僧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壬午夜，太祖赵匡胤大病，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做，好做”。当晚太祖驾崩，太宗即位。
太祖为何在一个雪夜忽然召自己的兄弟进宫喝酒？据说是，你看，又是据说，曾有道士语言太祖某日命有劫数，如果是晴天，则能安然续命，如果是阴天，就不好说了。那天本来月朗星稀，谁知后来天阴，骤降大雪。太祖就疑虑惶恐，召兄弟进宫，或是为自己宽心，或是临终托付，没有人知道太祖当时真正的想法。
但是远观者却看见烛影晃动，且有斧声顿地，特别是两句“好做”引人遐思，“好做”可以理解为好好干的勉励之意，也可以理解为气急之后说的“你做的好事”这样的反语（到了《宋史纪事本末》中，这个“好做”就被包装成了“好为之”，更有些鼓励的味道了），反正是后来太祖挂了之后，先进宫的是赵光义，当了皇帝的也是他，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最大嫌疑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赵光义得位不正，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了。
何况，从笃信因果报应的民众舆论来看，你赵匡胤欺负孤儿寡母，得国不正，那么，赵光义从你手里篡夺皇位，那也算是报应不爽。
并且，从一些正史记载的细节来看，这种说法也是合乎逻辑的。
首先，太祖驾崩后，宋皇后第一时间派太监王继恩急召太祖四子赵德芳进宫，赵德芳就是后来民间传说中的那位有权力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八贤王，为何不召见继承顺位更靠前的长子赵德昭呢，从宋皇后的经历来看，她应该和共同生活过几年的赵德芳更有感情，而且德方更年幼，便于使唤吧。
对于惶恐无助的一个中年妇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符合皇位继承基本法则父死子继的选择，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召的是赵德芳，来的却是小叔子赵光义。毫无疑问，王继恩一出门，就直接到了晋王府了。可见，王继恩是赵光义早就收买的内线。
大臣交好内侍历朝历代都是大忌，赵光义为何愿意冒这样的大不讳，宁愿引起猜忌也要布下这首暗子，仅仅是为了自保下的一步闲棋吗？
二、按照一般的规律，新皇帝即位之后，总会到第二年才会采用新年好，但是太宗即位几乎是马上抛弃了太祖开宝这个年号，等不及剩下的十天半月，直接改元为太平兴国，这吃相好像有点太难看了。
三、太祖在位的最后几年，和兄弟关系并不和睦，多次因为赵光义的荒唐行为（比如强买民女）敲打告诫兄弟。
四、对于自己的侄子赵德昭、赵德芳和兄弟赵廷美始终心怀猜忌，迫使他们或者病死，或者自尽。如果他有明确的合法的继承资格，比如官方认证的传位诏书，何至于如此心虚。而各种官方记载，从未见过类似的诏书。
既然没有这样的法理上的诏书，还要证明自己即位名正言顺，这就仿佛成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金匮之盟》——太宗即位合理合法
好在宋初还有一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书记。赵书记这称呼可不是我的戏说，赵普曾为军中掌书记，曾在太祖父亲宣祖赵弘殷患病时主动到军中侍候，出入家中如同家人一般，因此太祖的母亲杜太后经常称之为“赵书记”，可见对其之亲近信重。
在《太宗实录》中，就有了赵普赵书记献上的“金匮之盟”。这个盟约的背景是在建隆二年，也就是赵匡胤当皇帝的第二年，杜太后病重，将香孩儿（太祖乳名）唤至病榻前，告诫他后周之所以失天下，关键在于皇帝年幼，才让你有机可乘，为避免重蹈覆辙，你应该百年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长君即位，天下可安，不至于让外人钻了空子，然后等到你儿子德昭长大了，再让你兄弟把皇位传给他侄子。这样在叔侄之间反复传递，至少皇位永远属于老赵家。
太祖答应后立下誓言，由赵普记录见证，三人在场，并无他人。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都会把这个建议看做是一个乡村老太太善良而愚蠢的念头，如果是真的存在这样的盟约，那就真的是后代的祸乱之源了。
并且，请注意，当这个盟约被赵普献给太宗的时候，已经是太平兴国六年了，为什么当时朝野惊疑的时候拿出来呢？
于是早已经被边缘化的赵普，从此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第二春，重新做起了太平宰相。
如果金匮之盟确实存在，赵光义拥有明确的继承资格，那么斧声烛影只能是传闻。
如果斧声烛影是史实，那么赵光义必然没有金匮之盟这样的继位资格证书。
儒家被称作名教，历来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没有这个名义，那就制造一个。
后晋节度使安重荣所说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虽然坦率，但是更接近于我们不齿的丛林法则。我们文明人还是讲究名分的。
时光又过去了百年，南宋开国皇帝赵构无子，只好从宗室中选中了自己的堂侄赵伯琮（后改名赵眘），提前禅位做了太上皇，赵眘就是太祖的第七代后人。
历史就是这样兜兜转转，大宋江山又回到了赵大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