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下]看戏续 - 北斗六星网

说起雅典城邦的戏剧，首先无疑是受到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古希腊人生活与神话信仰已经密不可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创作形式上荷马史诗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这两者合流才造就了雅典悲剧的兴盛。那么，神话和史诗对古希腊民族性格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方面面呢？

这里要大致交代一下古希腊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彰显了一个个神祇鲜明的个性。说到古希腊神祇一个特点就是不像神，庄严伟岸，更像是小屁孩，性格多变，肆意妄为。自私、好斗，敢爱敢恨，完全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一个表现是他们谈情说爱与生殖繁衍无异于禽兽，在人伦上简直是一笔糊涂账。木心说希腊神话因糊涂而美丽，实在是过誉。

阮炜先生总结希腊人性格，说他们因生存环境恶劣，故而从事海上劫掠，轻视宗族血缘关系，好勇斗狠，这也有几分道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半人半神）珍视名誉和友情，快意恩仇，睚眦必报。当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是英雄人物，越是短命。布克哈特在《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书中就指出，希腊人注重养生，力求长寿，但骨子里却轻贱这样的人生，而在文化里推崇英年早逝，英雄人物完成其惊天伟业后无不是死于非命魂归天府。荷马史诗相比神话传说，英雄人物也开始关注自身族群、城邦的利益，命运这个悲剧永恒的主题如一道乌云开始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之上。

学者魏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古希腊悲剧人物从普罗米修斯到俄狄浦斯再到美狄亚人物心理的转变，这里可以拿来引用一下。先要交代一下弗洛伊德本我与超我两个概念。本我，较多是潜意识的东西，充满野性的欲望和冲动，对比本我作为感性生命的体现，自我则代表了理性，更多是现实社会中伦理道德等条条框框。超我则是理想化了的自我。如果做个比方，本我算是上帝对你人性的预设，像是个毛坯房，自我则算是搞了点精装修，更加宜居，超我则是理想中的别墅豪宅，算是对前两者的优化，但基本还存在于蓝图之中。

古希腊神话与史诗中神与英雄的精神品质，类似于本我，自私、嫉妒、滥情、好斗等等，更多表现出原始生命力的种种本能。而希腊悲剧中的男女主角更多近于超我，一种理想化了的城邦公民形象，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美狄亚等，在强大的无所逃遁、无所抗拒的命运面前所表现出克制、坚毅、勇于自剖，敢于担当的品格。悲剧中的人恰似那个湘水之滨的屈大夫，仗剑行吟，上下求索，人绝不甘心做命运的玩偶。古希腊悲剧从三大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悲剧人物就是经历了从屈服命运到直面命运再到反抗命运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就是在人与命运的冲突中，展现出人类崇高、悲壮的精神画卷。木心把艺术家比做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迷恋上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最终不慎落水而亡。本我正如那喀索斯，而超我是他在水中的倒影，他猛然发现水中的自己更加纯净、帅气，神话里的诸神听任本性中欲望的支配，率性而为，横行无忌，而悲剧中的人物更提炼出人类优秀品质，善良、勇敢、不忧不惧，敢做敢当，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古希腊悲剧作家们如三大代表基本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这正是雅典城邦民主政治从繁荣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他们一生阅历丰富，埃斯库罗斯参加过希波战争，索夫科勒斯在政界担任过要职，还做过将军。他们都是城邦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他们一生中创作宏丰，其悲剧写作当然不是闲笔，其中蕴含着作家对于传统文化和城邦政治的个人理解。比如埃斯库罗斯就反对过于提倡体育运动，他说老是练掷铁饼有什么用，敌人来了难道用铁饼攻击人家？这里有个问题，古希腊作家们创作了那么多的戏剧，常常参与戏剧竞赛，那么他们的作品是不是都能上演？当时城邦戏剧有没有专门的审查制度？古希腊悲剧表现命运-厄运，而厄运在现实中并没有什么载体，创作悲剧绝不是叫观众看完后，一个个揭竿而起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曾经有一位戏剧家叫普律尼科创作了一部悲剧《米利都的陷落》，表现波斯侵占米利都城邦，观众看后都痛哭流涕，结果被五百人议事会裁定过于悲情，伤害了四个自信，罚款一千德拉马克，禁止此剧上演。可见当时戏剧上演还是有标准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戏剧终究要弘扬正能量。

这就让我想起传统京剧如《铡美案》，看似包大人敢于为民请命，刚正无私，“宋王爷来了也不饶”，其实这种角色不过是统治者抚慰人心，舒缓民怨的一种手段，包大人本质上跟老国太穿的是一条裤子。城邦悲剧表现人在厄运面前的种种挣扎、矛盾、煎熬以及抗争，也并非是教你狂顾顿缨，以头抢地，而是培养你成为一个自律、克制、团结的理想化的城邦公民。

我们过去小县城有两个电影院，八十年代前，看电影是人们生活中挺像个大事一样的文艺活动。那时一家人都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老家的电影院作为县城的电影院自然比乡镇的影院体量上要大得多，加上门前的广场（广场很大的，后来自行车普及，门前都成片摆放自行车），几乎就是这座县城的文化中心，相当于欧洲的那些个著名的广场。当然具体播放的电影，无非是样板戏、黑乎乎的革命电影，再后来慢慢有了彩色电影，但译制片很少。

后来改革开放，慢慢有了录像室，里面可以看到美国大片和港台电影，大块肌肉的史泰龙、施瓦辛格，身材绰约的林青霞，飞檐走壁的成龙渐渐为我们所熟知，再后来录像机、vcd、dvd，家里就有了小影院，人们直接在家中就可以看电影。八三年起过年就有了春晚，每到年三十，家里年夜饭都没心思吃，放过鞭炮烟花，早早地就在电视前坐下，跟着嘻嘻哈哈的乐着，就这样过了除夕。后来春晚规模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奢华，人们也渐渐明白所谓春晚不过是娱乐版的新闻联播。可以肯定现在人们在年三十吃年夜饭时电视是放着春晚，但也就是图个热闹的气氛而已。谁还会傻傻地盯着屏幕看春晚过除夕？可那时，谁会想到不过才四、五十年，电影院竟然会有衰落的一天，春晚也开始不断有人呼吁停办（我老家的两座电影院早已拆除了）。

说起雅典城邦的兴衰，现在看来在年代上可以把前五世纪称为“战争的世纪”，因为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波斯帝国就不断侵扰希腊地区，此后波斯帝国相继三次入侵希腊，再后来公元前431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跨了个世纪才打完。但在此之前的公元前六世纪，还算平稳，从开头的梭伦改革，到僭主庇西斯特拉图统治，萧规曹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再到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上台推行改革，可以说，公元前六世纪几乎就是“改革的世纪”。

自公元前594年起，雅典在贵族与平民的争吵声中，经过梭伦和庇西斯特拉图的改革，城邦经济开始有了起色，海上的贸易有了发展，通往西亚、北非的海上贸易开始打开了销路，雅典制作的精美的陶壶等商品开始销往海外。雅典城邦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基础建设上便大兴土木，兴建公共设施，建造了许多神庙。文艺上就开始繁荣起来，在公元前566年是庇西斯特拉图兴办了泛雅典娜节日和酒神节，戏剧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风行起来。

古希腊的戏剧本来源自小亚细亚关于酒神的祭祷活动，到了雅典后来发展成为戏剧的艺术形式。因为雅典每年在春秋两季举办酒神节，于是也就在这两季同时举办戏剧竞赛活动，得奖者可获取高额奖金。城邦当政者鼓励民众看戏，伯里克利还给平民发放看戏津贴。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这些戏剧大腕，原本并非是专职的作家，但他们基本上一生创作都不下大几十部戏剧，索福克勒斯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并参加了三十多场戏剧比赛。在雅典，有的剧场能容纳两万人，雅典民众对戏剧的狂热也由此可见一般。

不过雅典民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整日价游闲地在剧场里看戏，从公元前566年开始算起，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打为止，中间经历了三次希波战争，满打满算，他们安安静静看戏的时间并不长，顶多不过一百年的时间。戏剧毕竟是一种艺术，不像是古罗马在斗兽场里看角斗士，那个老少咸宜，而能看懂戏剧则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当时雅典民众普遍文化水平怎样，有多少人看戏是看出了门道，这个似乎还不得而知，只怕是更多人不过是看个热闹。朱光潜就说他们看不懂。说真的，要培养公民形成对城邦的归属感，增强城邦的向心力，让人看戏剧还不如一场希波战争来的更直接，在强敌面前古希腊各城邦一致对外打跑了强敌，印证了古语“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

所以在古希腊城邦，对于公民，看戏不仅仅是文艺活动，往往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城邦当政者鼓励平民看戏，主要还是期望通过戏剧培养公民勇敢、团结、坚韧的优良品德，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增强城邦的凝聚力等等。他肯定不指望公民看戏，一个个哭湿十几条手帕这样的结果。但是戏剧这颗树苗，一旦落地生根，他的成长，未必就能和统治者所期望的一样。戏剧要靠人写的，那时剧作家们可不象我们文革中时兴集体创作，笔下的革命英雄个个红光满面如出一辙，古希腊剧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融入自己对人生、宗教和城邦政治的理解、感受。

埃斯库罗斯有强烈的宿命论，他戏剧中的帝王、英雄在命运面前一筹莫展，哭着喊着：天呀，我该怎么办？到了索福克勒斯已经模糊地认为厄运的根源不在于神，恐怕更多的要在人的身上找寻。欧里庇得斯创作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已经衰落，城邦暴露了很多问题，老欧痛心疾首，已渐渐失去对神的信仰，笔下已经不怎么谈神了，雅典统治者最终将他逐出城邦，他的剧作自然都成了大毒草。同时期智者派在城邦里搞得教育培训一时兴盛起来，他们教授青年辩论的技巧。但他们都似乎天生反骨，城邦是拜神的，但他们怀疑神话宗教，城邦要培养集体主义，他们却讲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城邦提倡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们这边说要学杨朱拔一毫利天下而不为，这如何使得。智者派的老大普罗泰戈拉在晚年被控“不敬神灵”，最终也是被城邦焚毁书籍，驱逐出境，到这时，城邦的戏剧已经真的没法再编下去了。